> 【原文】国家所恃以为治者，不过赏罚二端。明刑弼教，儒术之所以当广行也。然赏罚所能及者，不过千百中之一耳。若欲究其幽独之所为，念虑之所动，则虽家设一孔子，户置一皋陶 *〖皋陶（gāoyáo），虞舜时的司法官，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而有所不能。故世人畏王法，恒不如畏天谴，盖王法可逃，而天谴不可逃也。能广行释道二教，使因果之说，昌明于世，则世人方寸之间，自然有所畏惮。比之孔子作春秋，其功不在下矣。 > > ［按］刘宋文帝谓何尚之曰，范泰谢灵运尝言，六经本在济俗。若求性灵真要，则必以佛理为指南。使率土皆感佛化，朕则坐致太平矣。尚之曰，渡江以来，王导，周顗（yǐ），庾亮，谢安，戴逵，许珣，王蒙，郗超，王坦之，臣高祖兄弟，莫不归依。夫百家之乡，一人持五戒，则一人行善。十人持五戒，则十人行善。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后儒以佛为讳，徒欲藉君子小人四字，以佐赏罚之所不及。吾见其术之疏矣。 【译白】国家所采用的治理方法，无非就是奖励、刑罚这两种。国家需要赏罚严明并且以教化作为辅助，这就是儒家需要广泛推行的原因。然而赏罚所治理的范围，不过是千百分之一而已。如果希望考察人们独处时的作为，起心动念，那么即使是家家设立一位孔子，户户设立一位司法官，也是做不到的。所以世人畏惧刑罚，不如恒久畏惧因果报应。因为王法可以逃脱，而因果报应却是逃不脱的。如果能广行佛、道二教，使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道理，广泛推行世间，那么世人在心地上自然会有所畏忌。比起孔子所作《春秋》的教化作用，效果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按］南朝宋皇帝刘义隆问尚书令何尚之：“范泰、谢灵运曾经说：《六经》目的在于救世济俗，如果寻求真心本性，就必须要依止佛法。让国家大众得到佛的教化而断恶修善，我就能很容易让天下太平了。”何尚之说:“晋室东渡以来，王导、周顗、庾亮、谢安、戴逵、许珣、王蒙、郗超、王坦之、我的高祖兄弟，没有一个不是皈依佛门的。百家的乡村，一人受持五戒，则一人行善。十人受持五戒，则十人行善。行一善就会去一恶，去一恶就会去除一种刑罚。一家去除一种刑罚，国家就会去除万种刑罚。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天下太平。”后儒讳忌谈论佛法，想借以“君子、小人”四字来填补赏罚所不及之处，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是疏漏浅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