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佛说"？所谓佛说，特指释迦本师“从得道夜至涅槃夜"一代时教中所有的声教，亦即佛陀语业“正教轮"；同时，凡经佛陀亲加印可的弟子说、仙人说、诸天说、化人说等，亦可视为“佛说"。除此之外，古今一切符合三法印标准的微妙善语，统归“佛法"范畴，非属“佛说"之列。故不得混滥于广义的佛说。大乘佛说、非佛说的不同主张，有谓早在距佛灭一百十六年顷，即可见其萌芽。如嘉祥《三论玄义》卷下载： 百一十六年外，有舶主儿，名摩诃提婆，端正聪明，作三逆罪，后入佛法。凡有二事：一者取诸大乘经，内三藏释之——诸阿罗汉结集法藏时，已简此义（按：指大乘经义），而大众部用此义，上座部不用之，因而起诤，遂成二部…… 这被认为是部派佛教根本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至佛灭二百年际的大众部中，上述不同的观念业已形成鲜明堡垒。如真谛《部执异论疏》记载： 佛灭二百年的大众部第一次枝末分裂，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对大乘经的信受与否：其中信受大乘经者，称“一说部"；不信大乘经者，称“说出世部"。3 这种分歧，向后转而成为区别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重要标志之一。 佛灭九百年以降，坚意之《入大乘论》、弥勒之《大乘庄严经论》、无著之《显扬圣教论》、护法之《成唯识论》等，纷纷以雄智锐辩对破非难，光显“大乘是佛说"的正见；至玄奘法师游学印度，造《制恶见论》，重申此义，遂成定量。在号称“北传佛教中枢"的我国，时节因缘造就了大乘摩诃衍法主导教界、浸润八方的格局，同“小乘是佛说"一样，“大乘是佛说"的观点历来不折不扣地为我国绝大多数汉藏佛教学者所接受。从汉至清，这种观念几乎从未受到任何动摇。4 日本江户中叶的延亨元年（1744年）八月，富永仲基著《出定后语》二卷，倡大乘非佛说，打响了翻案性的一炮。继之以“明治时代，西方的佛教研究法渐渐传入我国（日本），西洋人所研究的佛教以南传佛教为主，这即是仅传诵原始佛典的‘小乘佛教'。……日本佛教学者受了这一风潮的影响，遂开启汉译小乘佛典与巴利圣典综合研究之风，并且称之为‘原始佛教'。”5于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村上专精所著的《佛教统一论·大纲篇》，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姊崎正治出版的《根本佛教》等，都典型地表达了富于南传、欧化思想的大乘非佛说论。进入大正、昭和时代（1912-1988），这种学风更以一种“领导现代佛学新潮流”的态势，澎湃于整个东西方学术界，并突出表现在一个时期以来的佛学著述均极其肯定地宣称： 大乘佛教约公元1世纪前后产生于印度南方大众部中的某些支派，并经龙树、无著等论师的整理、阐扬，乃至受到印度教等神教思想的影响，而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显教、大乘密教的历程渐次演进完成。大乘经典作为佛教新兴思想的产物，最早亦成立于佛灭五百年左右，故其既非出之佛世，更非阿难诵出，当可断言。 对此，我们不妨再引证日本田村芳朗、梅原猛合著《天台思想》6中的一段叙述：释迦的智慧产生佛教，不久，释迦的智慧成为形骸化的时代也来临了……大乘佛教否定形骸化的传统佛教，是使佛教得以接近民众的佛教革新运动……在这个革新运动中，运动的指导者们实行了大胆的尝试，那就是经典的创作。他们用释迦之名表现自己的思想。这些佛经的作者是与伟大的叙事诗7之作者同时代的人，他们断然的利用了诗的想象力来创作经典。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具有强烈戏剧性格的大乘佛典。 我国佛教界有识之士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曾就此引发过多次抗辩。如1923年初，支那内学院王恩洋居士针对当时部分国内学者附和东洋论调，“咸谓大乘契经皆后世伪作，佛法教理实由思想进化次第发展，非佛一人所创立”，特著《大乘非佛说辨》，“正彼非是”。又如1988年6月，《上海佛教》季刊编委游有维居士，本着太虚大师“一切佛法皆源从释尊菩提场朗然大觉之心海所流出”的原则，为阐明大乘“非从小乘进化发展而来”，依据天台五时说，发表《关于大乘是佛说的论述》。但其立论，往往只注重理论探究，忽略于史学考据，因而多不为一般学者所采信。相比之下，日本佛教学者所作的抗辩，则要有力多了。如著名的伊藤义贤博士（1885—1969年），立足史料，广证博考，通过二十余年的研究，著成煌煌佳构《大乘非佛说论之批判》，颇为学者见重，惜乎迄今尚无完整的汉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