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佛教界各大院校开始兴办佛教教育。由于此时大陆佛教界从人力到经验各方面的准备尚不充足，重新编写教材的条件有限，为全力以赴地以最快速度收集教材，包括向台湾地区进行借鉴。此后，大部分大陆的佛学院都开始尝试沿用现成的印顺长老的《印度之佛教》《中国禅宗史》《摄大乘论讲记》等著作，使印顺长老的一系列“大乘非佛说”思想，对近30多年大陆佛教产生了长远影响。如闽南佛学院等实际上成为受印顺长老“理性的大乘非佛学说思想”影响的重灾区，另从现象上看，众多沿用印顺长老著述作为教材的佛学院和丛林中的出家人还俗率居高。 此外，开放搞活国门一开，大陆在客观上经受了西方现当代思潮的又一轮“洗礼”。“理性”这一在西方哲学体系中都褒贬不一、单薄寡淡的概念，却让很多学识浅近、知一不知二的国人趋之若鹜。而印顺长老的思想也因匹配了这一潮流，而坐地生辉，颇入人心。 事实上，印顺长老著述中过重人本经验理性、偏离甚至违被中国化大乘传统的色彩，明眼人无不能鉴能知，却一直以“人人心中有，各个口中无”的沉默方式存在着。不少佛学院学生因为反感印顺长老“大乘非佛说”的结论，而直接阅读大乘佛教经典，但在佛教界主导的教育机构中仍不乏使用印顺长老教材者。众所周知，教育领域的“教材”取舍是关涉教育主权的重大问题。教材潜移默化地型塑未来一代的思维模式。在接受教育时大家不以为然，但到了教育成型、教团担起弘传重担时，才发现思想所受的影响，已经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