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话说第四届一次人大会议结束后，因周恩来病重，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安排，由邓小平主持了国务院工作，并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上任伊始，就紧紧抓住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方针，开始大刀阔斧在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 从1975年2月开始，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布置“全面整顿”工作。邓小平说：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在“全面整顿”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组织的整顿，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的整顿。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通过整顿，解决有些班子“软、懒、散”的状况，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邓小平又提出，要落实政策，快些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把他们叫做臭老九。要重视教育。学校教育总的要求以学为主，中心是教育。 邓小平的这次全面整顿，一直持续到了1975年l0月份。详情容后再叙。 且说1975年2月上旬，毛泽东圈阅了王洪文2月6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半年工作计划的报告。 报告中说：四届人大结束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多次讨论了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一）主要是学习好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二）关于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三）工、青、妇3个组织准备争取5月份成立起来，现已着手筹备。全国政协也想在年内搞好。（四）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一部分干部的工作安排问题，关于解决云南、浙江、山西等几个省的“老大难”问题，根据主席多次指示的专案对象的清理和清理战犯的问题，劳动工资问题。以上各项工作政治局已初步作了分工，正在落实中。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社论中还写道： “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次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2月10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按照这个计划规定的指标，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预计增长11%左右。中央在转发通知中提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2月中旬，毛泽东圈阅了姚文元送审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对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这个通知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通知中写道：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各级干部要带头学好。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的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印发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如下：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笔者注）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的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2月19日，毛泽东圈阅了外交部关于国务院副总理访问伊朗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送审的报告中，建议由李先念于4月上中旬率团赴伊朗访问。 2月2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 关于团中央筹备组此后的工作，谢静宜曾回忆说：“我被任命为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当中央组织部帮助选各地团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团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我提议要有‘可教子女’（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当时的叫法）代表参加，我们北京市开团代表大会时就有。于是我请北京团市委的于崇浩、赵俊贞、李进华书记、副书记帮助推选‘可教子女’代表名单。他们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成的名字送给了我。我同意，因为一般干部的子女影响不大，若是薄一波的孩子也选上了代表、委员、影响就大了。其他可教子女也就不会有什么压力、顾虑了。上边带个头，下边也就好办，也是想以点带面。这件事，我请示了吴德，因为这是从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吴德是第一书记，自然先请示他。吴德听我汇报后，心里没底，担心地说：‘是不是他爸爸的官太大了，可否找一个小一点的干部子女?’我说：‘小干部的子女没什么影响啊!’吴德却没说话。我当时分析吴德并不是不同意，而当时把薄一波说成是叛徒，他有些不敢做主罢了。他只是笑笑，没表态，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于是，在我为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筹备之事请示主席意见时，也同时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当代表，并想推荐为委员候选人的想法，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了，眼神朝着我，他笑了。说：“好！好！好！我完全赞成。”接着说“他叫什么名字啊？”还没等我回复，主席幽默地说：“他爸爸叫薄一，他是不是叫薄二啊！”主席和我都笑起来。当我答复说“他叫薄熙成”时，主席连说：“好，好，他参加好，我赞成。”于是我报告了吴德，吴德很高兴。他也赞成主席的意见。 2月22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近两年来，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与其建立关系，向其总部派驻代表。 后来在5月8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 2月22日这一天，由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三十三条》。在33条语录中，有列宁的23条。这23条中的20条是张春桥、姚文元1975年1月29日报送毛泽东审阅过的——笔者注）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并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审阅公安部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报告中说：“拟给释放的每名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他在批示中写道：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是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送审的特赦在押战犯的名单——笔者注）？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后来在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2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27日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293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 再说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要求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他还说：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3月1日这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文章中也提出了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写道：“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3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同葡萄牙政府建交谈判的请示报告。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经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商议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笔者注）。决定中说：1、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2、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3、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4、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5、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 邓小平在决定中加写了一句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是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要把那些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的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为所长。”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它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 3月6日，周恩来作肠胃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的部位有一核桃大肿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4人小组研究，决定施行手术。 3月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准备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名单。 报告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由中央专案第1、第3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林彪一案有关人员拟放后一步处理，不包括在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现拟释放和安置90%以上人员，剩下的约40余人。分类名单将分批上报中央审批。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了具体处理的意见。 据纪登奎回忆说：“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杭州——笔者注）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 后来，被解除监禁的许多人都安排了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中旬，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洪皓的《江梅引》、汤显祖的《邯郸记.度世》（节选）。 3月20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他还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身体情况不佳，同时又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嘱咐她说：病变的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3月下旬，毛泽东听张玉凤读周恩来3月20日关于他病情的来信。 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总理的“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3月21日，毛泽东圈阅姚文元3月17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篇社论。社论中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3月24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中外关系。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毛泽东说： “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不能让步。如同意不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苏联高兴，不要上苏联的当。日本朋友正在为争取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而积极活动，我们让步，就不好了。中日之间主要是联合声明，中美之间主要是上海公报。” 关于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毛泽东说： “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影响台湾。” 王海容、唐闻生说，中国艺术团到美国，美方不许他们演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曲，艺术团同美方进行了斗争，但不拟对美方报复，拟允许美国田径队如期来华访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 “不要报复。” 3月27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水电部、国家体委关于同突尼斯总理努伊拉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努伊拉4月1日至8日来我国访问。据突外长告，努伊拉希望就国际形势和国际经济问题同我交换看法，同时商谈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问题，并了解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经验。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晚的提议写成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批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文章中说：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这一天，噩耗传到杭州，毛泽东听了非常难过，因为不能亲自去为老战友送行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让工作人员把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放了整整1天。张元干这首词的内容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千村落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镂。 毛泽东借用听唱片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悲痛，悼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友。他时而躺着听，时而以手击节，声情悲痛，并将词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一句，改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君且去，休回顾。”他说，这词中的“更南浦，送君去”太伤感了，应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他改了词以后，还让录制组重新录了一个新片子。 也就是从这4月份开始，毛泽东诵读了很多的宋词，他不但自己吟诵，有时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详细讲解那些作品的内容。4月上旬，他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了大字本的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陈亮的《念奴娇》以及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还有蒋捷的《梅花引》、《虞美人》、《贺新郎》，萨都刺的《满江红》、《念奴娇》《百字令》、《木兰花慢》。后来在4月中旬，他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了大字本的张元斡的《贺新郎》。 且说在4月5日，江青召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成员座谈，她说：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10条经验等材料。 4月5日午夜，89岁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等毛泽东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他。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 “知道了。” 此后几个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 4月8日，江青找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谈话。江青说： “四届人大前，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动脑筋发表意见，以后为什么不发言了？要敢于思想交锋。” 苏振华说： “我进政治局当小学生。” 江青提出，要苏振华编辑一套共产国际史料和马恩列斯语录。 此后，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揭发江青。这封信经过邓小平修改后，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一看，忙说： “不要送主席，不要干扰主席。” 后来，这封信虽然没有送给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当面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结果，弄得苏振华连后来的批邓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苏振华，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76年，苏振华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发生的“一0.六政变”中，受叶剑英委派到上海镇压所谓的“四人帮”余党，大展身手，终于一抒胸中之怨气。此乃后事，就此打住。 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不予理睬。 4月13日，毛泽东因为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决定启程返京。 他从2月8日至4月13日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为了向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外文学史，他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借过《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讲解辛弃疾词中的两句“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期间，文化部还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为他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的《渔家傲》、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洪皓的《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刺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59盒。在杭州期间，他还要了侯宝林录制的10段相声，包括《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等。 再说4月13日晚8时许，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出1号楼。杭州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赶来的负责人列队站在楼厅内外，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环顾了一遍众人，无力的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不少送行者看着容颜苍老的毛泽东慢慢登上前往火车站的车子，禁不住泣不成声。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9个月——272天的南方之行，回到了北京。 从1973年开始担任列车长的岳素花回忆说：“我和前驱专列的同志们先期到达北京，新同志因为没见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同意他们躲在主席下车对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车时看上一眼。这次主席几乎是被人们从车上抬下来的。站在汽车门前的主席连收缩身体的动作都难以自控了，最后还是张玉凤用手按了一下主席的头，才算把他送进了汽车。躲在列车后面的同志们也只是远远看到了主席这样一个背影。” 4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贺电中说： “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的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的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4月1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应邀来到北京，当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邓小平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问候，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尔后，金日成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同乘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 这天下午5时许，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走进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好啊！” 毛泽东也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 “欢迎你！” “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 金日成动情地说。毛泽东也诚挚地说： “很欢迎！” 金日成把陪同他来访的吴振宇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金日成回答说：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WeIcome（欢迎）！”毛泽东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接着，他向金日成介绍了中美关系，说道： “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 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金日成谈到了朝鲜的3项中心工作，毛泽东说： “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南朝鲜、台湾麻烦，美国人霸住不走啊！它不想走啊！现在柬埔寨、越南好。” 毛泽东又向金日成讲了他和周恩来的病情，指着自己身体的几个部位说： “这个不好（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这个不好（指腿），这个好（指耳朵）。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 “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诙谐地说：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靠你们了。” 说罢竟忍不住笑了起来。金日成也笑着说： “还早。” “还早啊？你不叫我去呀？” “我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说： “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 毛泽东转换了话题，说道： “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不谈政治，”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邓小平说： “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金日成说： “我们也欢迎他。” 工作人员进来报告毛泽东说，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代表团中还有3位成员没有与老人家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来！” 金日成忙转身向吴振宇交代了几句，又关切的对毛泽东说： “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 说着就要起身告辞。 “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微笑着问道：“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笑着说： “我们吃饭用筷子。” 说话间，那3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并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祝同志们好！” 毛泽东说完，就要起身送客人。金日成担心他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毛泽东只好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贵宾走出了书房。 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毛泽东和金日成可能都没有料到，这次会见竟成为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诀别。 邓小平送走客人后，又回来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4月20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纪登奎在座。毛泽东说： “我外国都没有去过，只去过两趟莫斯科，见了斯大林，还见了赫鲁晓夫。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好的，高级领导人不那么好。我劝你们欧洲要注意啊！一面讲缓和、和缓，一面拼命搞扩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打你们，现在德国怕苏联了。现在的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你们不要怕我们，我们不会侵略到你们欧洲去。我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好，现在是打舌仗。他们现在还不敢侵略中国。我看他们主要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中东。我不是吓你们，我是希望你们注意，不然会吃苏联人的亏。将来怎么样，你们可以看，可能我说得不对。” 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毛泽东说： “我还能想，能吃饭，能睡觉，就是说话不行，走路不行了，还有眼睛也不好。我已经82了，上帝要叫我去呢。很对不起，不能跟你长谈了。”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于4月20日起草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的那种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4月23日的批示。与会者就反对“经验主义”问题再次发生争论。叶剑英、邓小平先后发言，指责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提法。邓小平还说： “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等人则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会议结束后，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说：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12月会议的案。” 4月29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副主席索姆斯会谈的请示报告。 4月30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阮友寿、黄晋发、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西贡解放。贺电中说： “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的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1975年5月1日，毛泽东圈阅王洪文这一天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7日讨论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说：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1959年写的“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一提法。有的同志对1973年11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的“第11次路线斗争”问题，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迅速的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 5月初，江青给毛泽东住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毛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他们的情况；并说这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接了电话，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据张玉凤记载：“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1975年5月。” 5月3日晚10点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他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会议一直开到5月4日凌晨1时才结束，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长时间的和政治局委员们谈话。 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问： “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毛泽东握着叶剑英的手说： “老帅呀。” 他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小平呀。” 又握着陈锡联的手说： “你要挂帅呀。” 纪登奎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毛泽东握着吴德握的手说： “吴德有德呀。” 他握着陈永贵的手说：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吴桂贤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泽东说： “我不认识你啊。” 吴桂贤说： “我1964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泽东说： “不知道。” 吴桂贤说： “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泽东问： “你是延安人哪？” 周恩来介绍说： “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毛泽东握着苏振华的手说： “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说着，他伸出一个小拇指。苏振华说： “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 他用无名指比划了一下。毛泽东握着谢静宜的手说： “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谢静宜说： “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试试看吧，不行就——”毛泽东说着作了一个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说道：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笔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 毛泽东望了一眼身边的王海容、唐闻生： “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笔者注），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5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共产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 他看着周恩来：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众人： “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指着邓小平：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10年、8年、20年、30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毛泽东转向王海容、唐闻生（王海容为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为外交部一副司长、部党组成员——笔者注）： “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 张春桥说： “见过一面。” 毛泽东说： “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说： “是吴冷西。” 毛泽东接着说： “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它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插话说：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泽东“嗯”了一声，因视力和听力不好，问张玉凤： “那是谁？” 张玉凤说： “江青同志。”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绝大数的时候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过。这个情况我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毛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你不要总是和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你们的一些作法连陈永贵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的脱离群众了。江青呀，我已经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义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 且说毛泽东继续对众人说： “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3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3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1920年、1921年、1922年，这3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他随口念出了无锡锡山和长沙天心阁下白沙街“白沙古井”的两幅著名楹联：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吟罢，又说：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接着，他要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叶剑英诵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指指叶剑英： “此人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后来有人评价毛泽东这一段讲话说：“吴法宪、刘震、曹里怀是3大空军将领。毛泽东在赞扬刘震和曹里怀的同时，以吴法宪之“吴”，代指吴国，借喻当今。以“当今惜无孙仲谋”，委婉的批评他的接班人不如意。这实在是古今仅见的一种批判艺术。” 周恩来见毛泽东已经打住了话头，便说：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与会者与毛泽东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还是3句话。” 王洪文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你不要——” 他边说边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江青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听主席的。” 张春桥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握着毛泽东的手也说： “照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 “司令官呢。” 吴桂贤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主席保重。” 5月4日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研究毛泽东5月3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5月8日，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他在会议上说：把钢铁工业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还说：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这3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 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边，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就说： “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到你了。” 小李临走时，毛泽东又送给她两句话，说：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5月17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5月16日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附件，他在请示报告上作了旁批和批示，在对贺诚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词处旁批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还批示道：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 毛泽东由此想起了被林彪迫害致死的傅连璋，又写道： “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贺诚，原名贺宗霖，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建国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同时还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 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邓小平在会议上说： “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敢字当头。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给你们‘尚方宝剑’。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 他还不无解嘲地说： “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5月21日这一天，周恩来就事先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的意见，致信在京政治局委员，说明前一时期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全过程，点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并且说：“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5月22日，张春桥在周恩来的来信中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5月23日，毛泽东审阅苏振华5月22日关于海军建设的报告。报告中说：5月3日晚，主席对海军指示：“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我们拟将主席的重要指示向海军部队和有关工业部门传达。主席早在1953年就指示，要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建设一支强大海军。但是，海军建设经过20多年的时间，现在仍然很小。我们力争在10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努力奋斗，10年达到目标。” 5月25日，毛泽东阅白云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政治部干事——笔者注）5月22日的来信。信中建议，对粮食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请先念主持办理。” 后来，毛泽东的批示和白云涛的信，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5月27日，周恩来又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诚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是日，张春桥看了周恩来的来信，在上面写道：“不再改了。” 周恩来在接到退件后，便将21日信的原件报送毛泽东审批。 5月27日这一天，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邓小平在会上说： “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 关于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说： “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 他还强调说： “有3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12月会议上提出‘第11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我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江青等人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 “毛主席最近有3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3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3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欲知毛泽东此后能否安心养病？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晚上的讲话，说得非常明白，后来的历史工作者实有认真研究的必要。老人家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做自我批评的习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对同志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批评，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对于他所说的“四人帮”问题，明确指示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他同时还强调：“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可后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采用篡改历史的一贯手法，删去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这上半句话，只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下半句话公布于众，借此说明毛泽东早有打倒“四人帮”的指示，这不是典型的断章取义的范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