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 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 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 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 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话说1951年11月30日，北京城寒风凛冽，大雪纷飞。 午夜时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灯光依然亮着，毛泽东皱着眉头，认真的翻阅着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11月29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都曾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出身雇工、年仅15岁的刘青山，在1931年就参加了革命，参加过1932年的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此后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了狱中的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后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部长、十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盗窃、受贿和肆意挥霍公款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其中有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人，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的损失；动用专区地方粮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费1.4亿元；贪污防汛款盘剥治河民工工资等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贷40亿元等等；情节十分恶劣。他们甚至派人伪装解放军到东北盗运木材牟取暴利，用侵吞的巨款到香港购买高级轿车。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并且在政治上成为独霸一方的恶棍。这样就完全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了。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的款项，按当时的币值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在1951年秋末毛泽东开始倡导的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于11月21日开始的河北省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了。 毛泽东再次翻阅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材料，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1951年11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 央 尔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的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1951年12月1日清晨，毛泽东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他放下笔，伸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踏出门槛刚走了一步，便立住了脚，显出异常惊喜的神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他激动，他睁大了眼睛，仰天凝视，目光从天空缓缓移向树梢，屋顶，再移向像铺设了白色毡毯一样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 卫士张木奇抓起一把扫帚去扫雪，毛泽东急切地喊道： “不要扫！” 他皱起眉头说： “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张木奇怔怔的立在原地。黎明时，他刚扫过一次，现在又落了薄薄的一层雪，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步下台阶，小心翼翼，走出两步，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留在雪地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童一般的惊喜！他再看看面前的雪地，这位叱诧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位被亿万人欢呼为万岁的领袖，竟然犹豫了。他不忍心再把脚踏向那洁白无瑕的雪地，把已经抬起的脚缩回去，慢慢的落在原来的脚印里，两只脚始终保持着一前一后的姿势，站立不动。他伸出右手，用手背和衣袖去接那些飘落的雪花，欣赏着宇宙这最伟大的创造和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的。” 张木奇依然站在原地，远远的提醒说。他不敢过去，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地。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他手背上的雪花在融化，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他用舌尖轻轻的一触，那水珠便不见了。毛泽东轻轻的咂咂嘴，像饮了甘露一般微笑了。 毛泽东终于慢慢的退了回去，站在廊檐下绕着庭院观雪景，久之，步出小门，沿中海散步。他不走已经扫过的道路，而是踏着积雪走，倾听着脚下那咯吱咯吱的声响，似乎是在欣赏一首特别美妙的音乐，时而回头望望自己留下的脚印，时而停留在松柏树旁，观赏枝丫上那千姿百态鬼斧神工的琼枝银花。 雪使毛泽东流连忘返，忘却了时间，忘却了一切。李银桥见他在外边呆久了，就追过来劝他说： “主席，该回去了。” “银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道：“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 李银桥坦然回答。毛泽东又问：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让糖衣炮弹打中。” 毛泽东说罢，继续在雪地上走。他边走边问： “你喜欢雪吗？” “喜欢。” 李银桥回答。毛泽东说：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1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3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的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决定》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号召，要求全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与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一场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12月3日，毛泽东给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了一封信，随信送上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的《双鹤瑞舞赋》墨迹。他在信中写道：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的一件王船山的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正如信中所说，《双鹤瑞舞赋》是毛泽东的友人、著名爱国画家姚虞琴交由陈叔通转赠给他的稀世墨宝。姚虞琴，浙江余杭人，近现代著名画家。日本侵华期间，他画兰不带土，寓国土沦丧之意。 12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批转北京市委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速即转发所属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和各县委；各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并请速即转发所属政治、军事、后勤各部门，直到团级为止： 一、中央批准1951年12月4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3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 三、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须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 央 1951年12月4日20时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 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福建省委办公厅12月7日15时电询问，可否将中央12月4日发来之北京市委反贪污运动报告和中央的批示以绝密文件印发至县委，以便统一展开反贪污运动和统一执行关于反贪污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制度等语，兹答复如下： 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这是半公开的文件，不是“绝密文件”。 二、中央于12月4日转发的北京市委报告，12月5日转发的中央贸易部党组报告，12月7日转发的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报告，以及尔后转发的各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概照上条办理。 三、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这点已在中央12月4日指示中说清楚了。 四、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中 央 12月11日，毛泽东在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中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给毛泽连、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12月12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举行，会议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土地改革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请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南局1951年12月10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地改革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1952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二、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 央 12月间，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3师，再战美国空军，击落美机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 毛泽东看罢战报，欣然命笔，他写道： “向空军第3师祝贺。” 12月15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他在通知中写道： 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12月17日，毛泽东给王震复了一封电报。 王震是在12月14日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提出，准备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看罢王震的报告非常高兴，他在复电中写道：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10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坊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做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的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展，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说： “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华东局的这个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12月20日，华北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原来在12月14日，河北省委已经向华北局报告了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 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材料，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华北局的意见是： “为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还附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 地委8名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中，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 毛泽东为了慎重起见，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了他们对量刑的意见。 12月23日，江青从武汉回到北京，她又病倒了。 据李家骥回忆说：“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而且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说有病的事，怕产生影响。她还让我别担心，说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所以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 江青带病整理完在湖北搞土改工作的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他们干得好。 12月23日，毛泽东在给孙嫂陈玉英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中央邮电部党组： 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1年10月下旬向毛主席所作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报告上所举的件数，仅是寄给毛主席的，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其他同志所收到的，数字尚不止此。在秘书室作这个报告以后，又收到湖南的长沙、常德、会同、沅江、来阳、宁乡和川东的忠县、辽西的阜新寄来一字不写的白纸信共94件。有的群众来信说：写信是“接奉上令”，是“奉农会指示”。各地的邮电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的统一布置下，从今年“五一”以来，采取发广告、作讲演、挨户劝说、下乡宣传等方式动员群众拍庆贺电报。有的群众反映说：“经费困难，请免了吧!”有的群众认为“这是变相的敛节礼”。这样动员群众来写信拍电，不仅非常勉强，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的情形。送礼物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动不动制送锦旗，更是铺张浪费。各地党委对于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必须养成朴素节省的风气，必须制止任何一种浪费民力、物力的事情。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写信发电。这种事情一定要出于群众的自动与自愿。机关团体一概不许送礼。非有隆重大事，不得送锦旗。过节不许送食品。对于要送礼物的群众，应作适当解释，劝其不这样做。鉴于这一问题虽然中央曾经提出过，但未引起各级党委注意，特再电达，望即经过党组用适当方法通知当地机关团体，切实遵行。 此报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共中央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 据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2月22日内部情况报道说：“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订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均已开过党代表会议。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西康及重庆市已作了一般号召。其他各地也将进入动员阶段。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萧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支借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等语。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中央 是年冬，胡志明在罗贵波陪同下秘密访问中国。 一天下午，罗贵波陪着胡志明来到颐年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迎出门外，他们先后与胡志明拥抱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切。 胡志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带有广东味的汉语，可以不用翻译。他把越南抗法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他还对毛泽东说： “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显然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了，他站起身来动情地说道： “我和越南同志们，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吃饭的时间到了，周恩来因有其它外事活动提前告退。毛泽东、胡志明、刘少奇、朱德、罗贵波一起走向餐厅。餐厅与会客室只用一道屏风隔着，一挑帘就进去了。这间餐厅并不大，只摆着一张餐桌。胡志明看到端上来的一盘辣椒，对毛泽东说： “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不能下饭？” 他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就接着说： “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长得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 “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利害。”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罗贵波：“他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 胡志明说： “我们是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笔者注）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 毛泽东说： “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在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哩！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饭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把罗贵波留下，继续谈话。他说： “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补充说： “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报告中央。” 毛泽东接着问罗贵波： “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罗贵波回答。毛泽东说： “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3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12月27日，李家骥跟着毛泽东去散步，毛泽东问他： “这次参加土改有什么感想？” 李家骥说： “很受教育。” “哪方面受教育最深刻？” “关于阶级斗争。” 毛泽东点点头，说： “土改，在农村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他们都必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利益对立，就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尖锐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还特别问江青表现怎么样？李家骥如实作了汇报。 原来在9月25日，江青和土改工作团就到了武汉。接待人员将他们安排在中南局交际处。这是一所刚盖好的房子，条件还算可以。江青正想去拜访一些老同志，没想到邓子恢等人马上就来看望她了。她笑着对邓子恢说： “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 此后，在延安时期就和江青熟识的老同志们也络绎不绝的来看望江青，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还有人来，工作人员们都感到有点儿应接不暇了。没办法，江青只好向湖北省委负责人李先念求援。李先念让江青和她的卫士们第二天就搬到他住的大楼里去。省委主要领导住的地方警卫更严格，江青才消停下来。 9月29日，土改领导部门安排江青的工作地点是武昌县新屋乡。这是一个处于武汉市南部的一个郊区乡。江青想早点介入工作，进入角色。李先念劝她说，别着急，省里安排准备过了国庆节再进点。 此时，中南局来人说，要接江青去中南局过国庆节。李先念为了让江青好好休息一下，就说： “不麻烦你们了，省里已经安排好了，就让江青同志在这里过节吧。” 10月3日，江青已经看完了不少有关材料，就与李家骥等3人听取了武昌县委办公室主任和新屋乡负责人关于他们那里的情况介绍。 此时，进驻这个乡的土改工作组的人员尚未确定，省里参加的人员到4日才能定下来，同时还要在武昌县抽几个人参加工作组。整个工作组共十几个人，主要负责人由省里的人担任，江青是负责人之一。后来省里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干部有4个：左光真、任玉磊、夏炎，还有一个姓韩的。 武昌县委办公室主任汇报了新屋乡的自然状况：多少湾多少人口，其中男女各占多少，有多少土地，现在占有情况，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多少及阶级斗争情况等。 10月11日，李家骥和李德华、贾士兴跟着江青正式进驻姚家湾。这里是全乡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大湾，又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 10月初的武汉和北京不同。在北京早晚已经明显感觉到秋意，而以火炉著称于世的武汉这时还是很热。我们穿单衣单裤，农民们很多仍穿短裤、赤脚光膀子。在农村跑了一天，汗流浃背，全身泥土。我们深感武汉的“秋老虎”比北京的利害多了。 进湾的第一天晚上，李家骥、李德华、贾士兴就听到了枪声，三个人有些紧张，害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湾里又谣言四起，有人传言说：“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有人叫号：“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 江青感到形势是严峻的，她对李家骥等人说： “我们必须继续深入下去，摸清情况，这样才能分清敌我，明白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否则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动作，不仅被动，而且必定犯错误。” 江青决定：继续深入下去，广泛接触群众，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这样才能掌握全面情况。 江青用了3天时间，采取开座谈会、请上来、走下去的方式，接触了附近几个湾的多数群众，基本搞清了敌、我、友。她通过调查，发现了原乡长和反革命恶霸地主黄麻子黄金龙有勾结。这个黄麻子，有钱有势，人高马大，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这个乡长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敢招他，还和他勾勾搭搭，一起干坏事，群众很气愤。 由于江青和工作组的同志深入群众，耐心听群众意见，大家逐渐熟悉了，也愿意向她反映情况了。群众开始相信工作组，相信党的政策，也认识到了土改是为了广大没有土地和土地少的农民谋利益的。他们开始愿意接触工作组，拥护工作组，表示积极参加土改。工作组又召开不同类型的会议：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也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 “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例如像黄金龙这种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江青和工作组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 “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三种态度，一是坚定的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的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会后她又与重点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个别谈话。这些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党员干部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大家都表示一定在工作组指导下，积极参加土改，把新屋乡的土改工作搞好。 江青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一起分析形势，整理情况，研究下一步工作。她还经常把李家骥3人叫到她的房间或在路上讨论问题。 有一天，她和几个卫士一起研究问题，李德华说： “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江青问道： “哪几个挡道？你说说看。” 李家骥说：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原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 江青为了搬掉这两个绊脚石，带着李家骥3人到县公安局了解全县阶级斗争情况，进一步了解了黄金龙和原乡长的情况。公安局的负责人陈光义热情接待了他们，他认为黄金龙的活动和全县的阶级斗争，和新屋乡与其他乡交界的另一个地方出现的阶级斗争动向是互相联系着的。江青向公安局提出互相配合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她分别与乡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组织，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那些被黄金龙打死、受到他迫害和欺辱的农民或他们的亲属谈话，启发、动员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黄金龙的罪行。江青和乡干部又专门把黄金龙叫来，向他交待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否则绝不会有好下场。为了保证不出意外，江青还和县公安局联系，请陈光义派人参加。 会议由土改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讲话，她讲话只有十几分钟，用简短的语言阐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的翻身做主人。她的讲话把这次批斗会推向高潮。 批斗会结束后，一些地主、富农、一贯道、土匪，纷纷主动向工作组交待问题。李先念对江青的工作很满意，他说： “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李家骥3个人当然高兴了，他们在屋里没事时议论起这段时间的工作，都认为江青是有能力的，从内心佩服。李德华说： “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李家骥说： “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新屋乡有40多个湾，每个人口不等，相当于北方的自然村屯，很分散，加之农村道路很不好走，湾与湾之间距离不一样，远的湾离江青住的地方有二三十里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他们在哪湾工作就吃住在哪里，无论在哪里住都不搞特殊，到普通农民家吃派饭。李家骥考虑江青身体不好，还考虑这个乡情况复杂，阶级斗争激烈，要对她的安全负责，劝她别下去了，让她在乡里或我们住的姚家湾听汇报。江青听了很不高兴，她说： “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我个人安全也不要考虑太多，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李家骥觉得江青说得有道理，又是领导，只好按她的意见办。但他提出由他陪江青一起行动，她同意了。 这样，李家骥和江青到几个湾去抓落实，进一步动员，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搞清各湾土地、人口以及占有的具体情况。甚至把这里一头牛与多少粮食交换等具体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每个湾的人员情况，包括成分、历史、表现，特别是一些情况复杂的人，搞得一清二楚，而且专门安排人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向。江青高兴地说： “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现在心明眼亮，心里踏实，对以后工作充满信心了。” 江青脸上常常笑容满面，她那轻盈的身影，得体的一举一动，带有山东味的普通话，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进入11月份，按工作计划应该进行分田了。工作组和乡、湾干部、贫下中积极分子在一起进一步核清各湾土地和人口及占有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及本地实际情况开始作分配土地的计划。做计划必须准确，为了准确，还要一一丈量，这些工作很具体，很麻烦，又必须做好。江青和地方干部有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一个湾一个湾的往前推进。 11月间，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土改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都或多或少的与他们有联系，新屋乡的恶霸地主黄金龙就是与他们有联系的。黄金龙虽然挨了批斗，表面上老实，暗中仍造谣言，甚至参与“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活动，根据他的表现，报县公安局，最后把他枪毙了。 江青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还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培养和发现新的积极分子，酝酿建立新的乡、湾两级领导班子。积极分子曹洪宽和一名妇女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被吸收到乡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不少积极分子入了党，后来有的还当了省市劳动模范。 12月17日，江青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进行工作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新屋乡土改工作组的工作成为全省土改工作的典型，并介绍了经验。 毛泽东听完了李家骥的详细汇报，高兴地说： “好，你们做得好。” 12月28日，毛泽东就陈毅等人在12月25日和26日电报中汇报的华东军区进行“三反”的情况，复电陈毅等人，他写道： “接到你们12月25日长电及12月26日短电后，认为很好，望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起来，并力争于3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领导上抓得紧，并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果‘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微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泽东神色凝重，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说道： “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的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的、毫不手软的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剥削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会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时，郑重批示： “应于30日见报。” 后来在公审大会召开前，曾经担任过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说：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薄一波只好将黄敬的意见如实的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12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在其中写道： “可以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的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盼望你们的捷报。”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1952年1月1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1月1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邀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茅以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到颐年堂聚会。 6时半，毛泽东又和上述那些应邀者一起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他发表元旦祝词说：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1951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1952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团拜会结束后，还有一场晚会。演出开始了，灯光渐渐的暗了下来，刚刚入场的华罗庚跟随服务员正在寻找座位，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华罗庚，到这里来坐。” 他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见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便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发愣的华罗庚微笑着说： “华先生，你好啊！” 华罗庚赶紧说： “好，主席好！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来得晚了。” 毛泽东让华罗庚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一边看演出，一边和他聊天；坐在旁边的梁思成也不时插上几句话。毛泽东聊到高兴处，伸出手拍着华罗庚的肩膀说： “华罗庚先生，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多培养些好学生。” 华罗庚十分激动，他连连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镇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他读完初中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由于交不起学费，读了一年半只好辍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一边自学数学，1930年写出了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刊登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轰动了中国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请还只有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深造；后来，华罗庚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和深造。1938年他回国后被聘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写下了《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客籍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归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这一次，他是来中南海参加全国政协一届2次会议的。 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聂荣臻提出的计划是：工程部队一共21万人，屯垦部队是19万人。 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他在批示上写道： “以40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大有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 1月间，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批准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军事整编计划》，把全国的武装力量划分为国防部队和公安部队，要求从1952年到1954年，国防军步兵部队从258万减为135万人，军兵种部队由61万人扩大到84万人，总部和各级机关由112万人减为38万人，军事院校由10.8万人扩大到12.8万人，全军总定额保持在300万人左右。地方部队95万人改编为公安部队。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百万大裁军，裁军人数超过了150万人。 从1952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从事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威，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解放军赶出西藏。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对此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他指示说：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央代表张经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达赖喇嘛撤销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曹职务，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 张经武等人同时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10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1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3天至5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4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指示》中所说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是指他1952年1月3日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私商勾结，使国家受损失，私商肥起来。二、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有机关生产的部门的通病。三、财经机关最可怕的还是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四、中财委发动群众的主要一条经验是首长彻底作自我检讨。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目前“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现在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和贪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有利条件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骗国家财物的行为；有各种浪费和违反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 批准北京市委1952年1月5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3年以来在此问题土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3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 三、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元旦寄来的贺年信。罗元贞在信中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七律 .长征》诗的看法。他认为，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把“悬”字改为“云”好。 毛泽东觉得罗元贞的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把他原诗里的两个字改了过来，又给罗元贞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元贞先生： 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 毛泽东 1月14日，毛泽东在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上批道：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15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 1月17日晚8时，毛泽东约请朱德、聂荣臻、粟裕，一起谈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生产和“三反”的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向各大军区转发陈毅的报告的同时，又复电给陈毅。 陈毅是在1月16日致电毛泽东，汇报华东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必须亲自到群众中去进行煽动，将毛主席指示交给群众，使他们从积压之下起来呼吸民主新鲜空气，我们在这方面是大胆的这样做了。”“从这次‘三反’初步斗争中证明了军中群众民主运动极可宝贵，证明了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如何找一个形式来经常保持群众民主的锐气，替部队防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三反’纳入经常性的军中民主运动，和华东部队‘三反’是否可以如此分阶段做，不敢擅专请指示。”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3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2 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这个建议极好。” 1月18日晚8时半，毛泽东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一个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此时的1万元旧币折合后来的人民币1元——笔者注）。 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北局1月11日所发西北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发你们参考，并就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中，应注意之点，指出如下： 一、西北局指出目前一切宣教部门均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无论党的宣传部，政府的教育、文化、卫生、出版、新闻部门，教育系统的学校行政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员，文化系统的电影厂、电影公司、影剧院、放影队、文工团、旧剧团、图书文物机关、美术机关、对外联络机关，卫生系统的药厂、卫生材料厂、医药公司、医院、卫生院、医学院校，出版系统的印刷厂、书店、出版社，新闻系统的报社、广播台，通讯社，以及科学机关、科学团体、文艺团体、中苏友协分会、抗美援朝分会等，其中均有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西北局电中所说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尤其有大批经费和私商、外商有关的方面，例如修建、企业管理、医药器材经营、电气照相器材经营、广播印刷器材经营、机关生产等方面，均可能有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大老虎”）。 至于浪费与官僚主义，更不消说。 二、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依学校情况作不同处置。在干部学校中，学生是离职学习和带职学习的干部，应与学校行政工作人员同样进行坦白检举。在普通学校中，对中学和中学以下的学生一般不要进行坦白检举，以免发生偏向，但应向他们进行适当的“三反”的教育，他们如自己犯过贪污（如贪污捐款和团费、会费，偷窃学校公物等）或知道家长有贪污行贿等行为亦应坦白或向政府检举，但不可要求造成群众运动。各级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均应进行坦白检举运动，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但学校校长、教师何者应当众检讨，何者应当着全体学生检讨，何者应由学生和工作人员当场质询或斗争，则应由当地党委事先加以研究和控制。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对他们自己或对今后工作都是有利的，但应看各人缺点错误或罪行大小如何以及各人政治态度如何给以不同的帮助，除少数过失很大、态度恶劣者外，原则上都应帮助他们“过关”并予以适当的照顾。 三、“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在其他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中，在“三反”的实际斗争告一段落后，亦应认真地有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一检讨。 四、本电及西北局宣传部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 央 1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大老虎”的批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 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15个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1月18日以前查出的1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18名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1月18日，认为可以再查出50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这一经验务请你们注意。要向同志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愿意包庇大贪污犯，以致将来查出来（总有一天会查出来）自己要受指责和处分，就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下面是空军党委1月22日关于布置搜寻大贪污犯的报告，可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空军党委在报告中布置的搜寻大贪污犯的办法是：一、重新调配组织力量，一面从问题大体上弄清楚的单位调一部分干部去增援问题较多的部门，另一方面各部门内部亦进行调整。二、要进行“搜山”，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发现线索然后跟踪深入。在普查中，后勤部着重注意以下4个方面：1、查加工订货的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2、查订单与货物的规格数目是否相符。3、查银行存账，4、与商人对账，从外面寻找线索，以便内外夹攻找“老虎”。已经逮捕的大贪污分子也要组织力量审讯，从中发现线索。三、确定重点，领导干部分工包干。 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3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6%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1%至2%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1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 央 北京市委在给毛泽东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说，北京市在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和反盗骗国家资财的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经过艰苦和复杂的工作，靠拢我们的工商户已占多数，中间状态的是次多数，对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是少数，约占工商户总数的6%。在违法工商户中， 约有占工商户总数1%至2%的须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处分。报告说，经验证明，在工商界反行贿等斗争中，必须注意分别对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政策。 1月27日，薄一波将“东北一党员”的一封信转给了毛泽东，信中揭露高岗和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的问题。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恼火，他认为薄一波故意给他脸上抹了黑。 1月底，毛泽东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指示周恩来亲自安排西北军区调集解放军2000余人，征用马匹、骆驼4000多匹（峰），护送班禅回西藏。 不久，毛泽东又特派习仲勋专程到西宁为班禅送行。他还致电班禅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边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到达目的地。”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命令中说： 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 2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他写道：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2月1日14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2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饶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2月2日上午2时 此前，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军区政委。陈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兵团党委、军党委： 一、中央同意中南局组织部《关于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井转发各地参照仿行。 二、事实证明：“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尽情的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 三、“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与此同时，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四、本指示和中南局组织部的电报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2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所有国营、公营工矿企业，都必须认真地开展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彻底揭发并消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彻底揭发并消灭国营企业中资产阶级的经济侵蚀、组织渗透和思想影响。这是胜利地完成增产节约迎接国家建设的中心关键。 二、工矿企业的“三反”运动，必须以检查业务，即检查行政管理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重点。特别要着重检查基本建设，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仓库物资，成品推销，会计出纳等项，要在这个运动中捕捉大贪污犯和经济内奸，检举不法私商，惩戒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克服严重的浪费现象。 三、在斗争中要注意防止和纠正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工人群众方面的错误倾向。在各个厂矿企业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工人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的贪图小便宜，使用公家的东西，旷工、懒惰、浪费原材料等等。消灭这些现象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这些问题，一般应该推到“三反”后期以坦白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面向将来，不咎既往。对于工人群众最重要的是通过“三反”运动，大大地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教育工人改正旧社会遗下来的恶习，在自觉的基础上加强劳动纪律，保护国家利益。有些厂矿企业把斗争锋芒集中在工人群众方面，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 四、在“三反”运动中，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发动工人群众，发扬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企业，必须以“三反”为中心，完成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不彻底的厂矿企业，要在“三反”运动中补足这一课。民主改革已经彻底或补足之后，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生产方面的改革，开展合理化建议和生产竞赛，创造和推广先进经验，进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切实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制。 五、工矿企业的“三反”运动，一律由当地党委统一领导。有不服从领导的，以违纪论处。 六、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中央 2月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一、中南军区党委2月1日电所报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请中南军区督促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迅速订出自己的“打虎”计划，报告中央。中南军区的计划发给各地参考。 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其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3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三、省级和地委级做此项预算时，可以包括县区乡3级可能打出的大小“老虎”数字；但全国各地2月份实行“三反”和“打虎”一般应限于到处委一级为止，一般不要发展到县区乡3级去。应待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诸级的“三反”基本完毕，“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配备骨干，组织大批“三反”工作队，加以明确的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如同派遣土改工作队或整党工作队下乡土改和整党那样，派遣下去开展“三反”，才是适当的，否则可能发生大错误。此点务请同志们加以注意。有些省区已在县级及区级展开“三反”的不必停止，但2月份重点仍应放在省地两极，兼及部分的县级。3月份应完成县级的“三反”，并准备好去区乡帮助县级领导区乡“三反”的干部，拟以4、5两月基本上完成全国区乡两极的“三反”工作。果能如此，就是一个大胜利。东北局规定“县区两极目前只以本身力量发动坦白检举，待省市搞完后再抽出力量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华北局的方针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凡已经完成土改的地方或正在整党的地方，应即将原来的土改工作队中的若干人和整党工作队调至省城加以训练，转变为“三反”工作队，凡有贪污嫌疑的人都不许参加，待命（待各中央局和省委之命）下乡进行“三反”。 但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目前即派出少数工作组选择少数区乡进行贪污浪费的调查和进行“三反” 的典型试验，则是完全必要的。你们对于此项工作步骤有何意见，盼告。 四、平原省武陟县县级机关已初步清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 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72%，少者占13%，平均为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中8个贪污。其中有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的 （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 六、接高岗同志1月26日的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昨日（2月3日） 据报，已增加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了150只，共计250只。连同中央一级其他系统的300只，共计550只。此外尚有已经通报你们的华北的经验。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 虎”一二千只至3000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 “大老虎”10%以上。这些都包括党政军民学的工作人员在内，但不包括私人工商界和私立学校。东北、华北和中央一级的经验，可供你们做“打虎”预算的参考。 毛泽东 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中加写了一句话：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这天中午，毛泽东突然对卫士李家骥说： “我的腰不舒服，今天晚上不下雪明天肯定下雪。” 李家骥听毛泽东说得这样肯定，心中免不了是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天上果然下起雪来。毛泽东一边观赏着院子里的雪景，一边和李家骥开玩笑说： “小李，如果我们打赌，是不是你输了？！” 李家骥只好点头称是。毛泽东又问他说： “你知道雪花有几瓣吗？” “我没有数过。” 李家骥如实的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数数嘛！” 2月8日，李敏因为放寒假过春节，她对爸爸说： “我想到上海看望妈妈。” 毛泽东说： “好嘛，你去吧！” “我怎么走呀？我还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 “买票，坐火车走嘛！” “那，我就一个人去呀？” “那么多人乘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 “你是大孩子了。莫要人送，自己走。” 李敏知道爸爸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上海。李敏该动身了，毛泽东又一再提醒她别忘了带上药，还特意让李敏把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香烟带给妈妈。 以后，每一年放寒假，李敏都要去上海看望妈妈。临行之前，毛泽东不光让别人帮助李敏准备收拾打点行装，还亲自出马，为女儿前前后后的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的特产品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人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直到李敏拿不动为止。毛泽东知道女儿从不爱吃零食，这都是为贺子珍买的。 毛泽东还让李敏带足往返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和零花钱。因为贺子珍在上海的房间太小，加上李敏就太挤了。毛泽东每次都让女儿吃住在一个宾馆里，其它时间就和妈妈在一起。 再说2月9日下午1时，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稍微松弛一下，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毛泽东自元旦晚会以来的第一次娱乐活动。 2月9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党委和军师党委： 鉴于贪污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4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5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50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70%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1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1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2月1日审判7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 中共中央 继之，毛泽东又在草稿上写道：“刘、朱、周、陈、彭真、林彪、聂荣臻各同志：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毛泽东 2月9日。” 是日晚，毛泽东针对个别单位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现象，在给高岗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在古城保定2万多名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上，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说： “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材，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受贿……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在空阔的保定东关大校场刑场上，行刑人员奉命向刘青山、张子善宣布说：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对你们行刑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行刑之后，你们的家属可以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你们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你们的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刘青山、张子善听了，无不放声大哭。这哭声，不知是悔恨还是感激；那泪水，浸泡着两个已经腐烂的灵魂。 就在此时，两声枪响同时爆出，两名曾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罪犯，从此结束了他们才30多岁的年轻的生命。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第66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2月14日下午，天刚下过大雪，位于建国门内路北一个新建院子里的海军司令部接到空军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到了空军司令部，马上就到海军司令部来。萧劲光司令员放下电话，令警卫员到门口看看情况。警卫员刚下到楼梯口，毛泽东就到了。萧劲光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赶到楼梯口，见罗瑞卿、刘亚楼随侍在毛泽东左右，立即恭恭敬敬的敬礼问好，尔后把他们迎入司令部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毛泽东兴奋地说： “瑞雪兆丰年，看样子今年是个好年景。” 接着，他先问了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情况，又说： “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来计划了2亿卢布，准备再给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条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国内的钱有，不成问题，就是外汇不够。” 萧劲光和刘道生当即表示说： “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空军、海军都是党的军队，就这么办，把有限的外汇先给空军买飞机吧！” 王宏坤和罗舜初也都表示同意。 “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就这样说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过去不是造过一千多吨的船嘛。” 萧劲光他们说，江南厂，还有其它一些造船厂，都可以造，先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已造出了几条小艇，今年打算让江南厂再试制几条大一点的。毛泽东听说国内船厂可以造小艇，就连声说： “很好，很好。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也不多，还能起作用，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2月17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报告的批语中，告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说： “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1个月至多1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同意2月19日中南局关干“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 二、将这个报告发各中央局参考。 三、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 四、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 五、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石家庄，苏州、衡州、汉中、遵义等处如何进行“五反”，日前尚无经验，请各省委区党委令各地委精心研究，请示批准，有计划地去做，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2月23日，毛泽东就陈毅的报告复了一封电报。 原来在2月中旬，毛泽东鉴于上海“三反”、“五反”运动比较落后，就把陈毅从南京调回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20日，陈毅在上海召开2000多人的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上海运动开展不力的现状，当场宣布对一些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和停职反省的决定，逮捕法办了少数人。2月21日，陈毅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将工作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市委2月21日报告收到。你们2月20日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相信你们的打虎作战会开展起来。希望你们从2月25日至3月10日，分为3期，每期5天，共15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3月11日起阵容整齐的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2月24日，毛泽东亲临海军司令部办公驻地，他指示说： “要让国内的造船厂来建造军舰，逐渐把我国自己的海军造船工业搞起来。”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强调说：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2月26日，毛泽东从一份电报中得知，美蒋特务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破坏“五反”运动。 原来，陈嘉庚在1950年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献了出来，准备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新校舍。几个月后，他回到祖国在家乡集美定居，决心把他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发展起来，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毛泽东十分关心陈嘉庚的安全，他立即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 周总理： 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 毛泽东 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写道： “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3月10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4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10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4市的10镇，也是中等城市，待4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10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 2月29日，毛泽东根据中央的调整部署和派去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给中央的汇报，复电同意上海关于“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以后进行的请求。他还在复电中写道： “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3月20日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关于对贪污分子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又写道： “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且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做贪污而算做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 2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说，贪污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个指示。 欲知“三反”、“五反”运动的斗争结果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