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 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 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话说在1923年4月底，即在赵恒惕下达通缉令半个月之后，毛泽东这才从安源秘密前往上海。 1923年5月初，毛泽东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安排他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会同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自上海提前到达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大”的筹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陈独秀主持了“三大”预备会议，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及马林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第三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了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人选和起草“三大”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小楼里开幕。出席“三大”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张太雷、项英、孙云鹏、何孟雄、谭平山、王荷波、邓培、向警予、林育南、王仲一、罗绮园、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陈潭秋、徐梅坤、朱少连、冯菊坡、袁达时、陈天、张德惠、刘天国等40人。他们代表着全国423名党员。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他总结了在党的“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他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湖南几乎拥有30000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分歧。马林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说： “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 马林坚持全体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要加入国民党，他说： “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 陈独秀、张太雷是这一意见的主要支持者。张国焘则强调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 “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共产国际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疑义了。” 蔡和森、刘仁静是这一种意见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产业工人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内去，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毛泽东也作了重要发言。他依据在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他说：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种局面。” 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既不赞成马林、陈独秀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同意张国焘等独立的劳工运动观点，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观点及农民运动的主张极表赞成。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他被确定为“三大“《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张国焘曾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农民的问题，是他“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月20日，“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还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党纲；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第二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9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5人组织中央局。其余4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第三条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3人，其职务如下：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大会根据《组织法》之规定，选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他们是：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王荷波（工人、34票）、毛泽东（34票）、朱少连（工人、32票）、谭平山（30票）、项英（工人、27票）、罗章龙（25票）。 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李汉俊 徐梅坤 邓中夏 邓培 张连光 据马林在1923年6月2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张国焘只获得40票中的6票”，因而名落孙山。 笔者在这里也不得不交代一下李汉俊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一大”后不久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合离开上海到了武汉，从事革命工作。他曾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他既没有参加“二大”，也没有参加“三大”，在缺席情况下被选举为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李汉俊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也须先交代清楚，他就是李达。在“三大”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后，李达对这一重大转变“想不通”，不同意“党内合作”，“不愿意做国民党员”。1923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他的话还没讲完，陈独秀便大发雷霆，并威胁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呸”，李达也生气了，他说：“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他心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从此便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脱离了党组织。 再说“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5人为中央局委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暂留广州。蔡和森负责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瞿秋白担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瞿秋白，谱名懋淼，号熊伯，乳名双，学名瞿双，后又改瞿爽、瞿霜，改号为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受到列宁接见；1922年11月，担任参加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等人回国工作；1923年4月，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 且说此后不久，李大钊和毛泽东专门到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家中，与他商谈了两党合作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常到谭延闿家中拜访。谭延闿是在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后到了上海，此时在广州担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谭延闿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一方面为湘区委联谭倒赵创造条件。 6月25日，毛泽东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建立一支国民革命军。 1923年7月1日，毛泽东以“石三”为笔名，在广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文中还总结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成就，他说，从去年8月到12月，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人；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工人的运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 1923年8月初，毛泽东委托中共“三大”湘区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捎话给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建议他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并说张国焘在“三大”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到湖南活动，要他注意。 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湘区委。 后来李维汉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与何叔衡、夏曦、刘少奇等人同邱维震共商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并决定成立一个筹备组，由何叔衡负责。 8月5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兼区（江浙）执行委员会召开第6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指导工作。沈雁冰来到会议室，毛泽东起身跟他打招呼： “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 沈雁冰，笔名茅盾，时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魁伟的中年人，心情异常兴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 毛泽东说： “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邓中夏，一共5个人。会议讨论了江浙区军事等4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救援在狱同志问题，决定派沈雁冰通过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丰林设法保释；还有一个问题是讨论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退党问题。他们是因为看不惯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求退出共产党的。前面已经说过，邵力子3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上海的年轻党员对他们提出退党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说他们本来就是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还说他们退党就是叛徒。毛泽东发言说： “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要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派沈雁冰去向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做一下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3人做工作，有困难吗？” 沈雁冰说： “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 第二天，沈雁冰去找陈望道、邵力子，劝他们不要退出党。邵力子当即表示愿意留在党内，陈望道却坚持要退党，他说： “雁冰，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沈雁冰不好再往下讲，便说： “那好吧。我去看一看沈玄庐同志。” 陈望道说： “不必去了，劝也没有用。” 沈雁冰还是去找了沈玄庐，说希望他认真考虑退党问题。沈玄庐虽然发了一通牢骚，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沈雁冰的劝说，答应不再退党。沈雁冰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 “能完成三分之二，就很好嘛。” 可没想到沈玄庐后来在第二年春天还是退出了共产党。 8月15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6期上发表了《省宪法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两年以来戴着省宪法的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8月间，毛泽东惊闻陈子博在长沙牺牲了，心情非常沉痛。 陈子博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孤身一人用炸弹去炸赵恒惕，未果。他在全城戒严时躲入粪池，不幸中毒牺牲。文化书社为革命烈士开了3天的追悼会，“各方送哀挽联300余幅”。 毛泽东也忍悲含泪为老战友、老党员撰写了一副挽联：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8月29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8期上发表了《英国人与梁如浩》和《论纸烟税》两篇短文。前者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水租”威海卫草约，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后者揭露北京政府屈从于英美两国的压力，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他在该文的结尾部分写道：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设在闸北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夫妇，还有罗章龙，一同住在中央局机关里。 毛泽东为促进第一次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经常通宵达旦审阅和起草党内各种文稿，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全国各阶层各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心协力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写道：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 毛泽东在文章的末尾呼吁道：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9月1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他这次长沙之行，是接受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职务的林伯渠委托，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专程到长沙指导湘区委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工作的。 毛泽东一忙完公务，便回到家中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久别重逢，杨开慧却没有了往日的热情，跟丈夫没说上几句话，扭头做家务去了。 原来，毛泽东这一年来为革命日夜奔波，很少顾及妻儿老小。杨开慧不禁满腹愁绪，几次写信向毛泽东细诉苦衷，希望能和他比翼齐飞，到上海和他一起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今后能抽出点时间帮助照料家庭。毛泽东并不理解妻子的心，他在回信中说： “大都会生活费用大，我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 毛泽东又抄录了唐朝元稹一首诗《菟丝》，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是想借此劝告杨开慧要自强，不可太依赖丈夫。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性格孤傲的杨开慧看了丈夫的来信，大失所望，又感到无比的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甚至一度赌气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 毛泽东见杨开慧如此冷淡，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还以为她是为家务所累，没有情趣，也不以为意，兀自忙他自己的工作。 9月27日，毛泽东同夏曦商谈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问题。 9月28日，毛泽东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写了一封信（原件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号：环4469——笔者注）。他在信中写道：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16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赵恒惕——笔者注）于23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谭延闿率领的南方革命军——笔者注）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张福来击败赵恒惕的湘军，最后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停战议和——笔者注），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国民党——笔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曦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即徐苏中，时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笔者注）二同志来信并《通信》4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2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9月28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23年10月初，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10月间，毛泽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毛泽东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 1923年深秋，毛泽东来到衡阳，夏曦向他汇报了湖南省立三师在春夏间爆发的轰动全省的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情况。 夏曦召集三师百余名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开会，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肯定了学潮的成绩，同时也总结了学潮的缺点，就是没有团结大多数同学和教师把顽固势力孤立起来。他希望党团员要多看进步书籍，要深入群众，要注意斗争策略。他还要求党团员回乡发动农民革命。 毛泽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三哥的教诲。 兄妹二人在衡阳重逢，自然都十分高兴。毛泽东亲切的询问了小妹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情况。 前边已经讲过，毛泽建是在毛泽东安排下来到夏明翰家里，由夏明翰指导复习功课的。这年秋期，她改名为毛达湘，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此时的三师，学生入校除交一些学杂费外，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学校各种设施齐备，图书馆藏书3万余册。更重要的是三师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还招收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可谓是人才荟萃，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毛泽建进入三师后便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如醉如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自修室里，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里，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除了紧张的学习，她还担任着三师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两个重要职务，积极的开展着革命工作。在党内，她教育党员要选择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借机启发她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并及时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在同学中，她把自己平日喜欢阅读的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呐喊》等介绍给大家，鼓励她们阅读这些书刊。她还先后发起组织了“旅衡同学会”、“品学励进会”等组织，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新思想，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 毛泽东了解了小妹的学习、工作情况，非常高兴，说： “你小小年纪，就做了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 毛泽建谦虚地说： “这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真担心做不好。” 毛泽东勉励她说： “只要你努力学习，能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依靠群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1923年11月间，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新时代》在出了第4期后，亦被迫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自创办以来，历时2年零3个月，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其它省4个县的200多名革命知识青年，为他们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其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分子和著名革命家，如夏明翰、郭亮、蒋先云、黄静源、贺尔康、柳直荀等等，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1月20日，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领导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的部分教职员，重新成立了湘江中学。大家公推毛泽东为名誉校董，先后参加校董会的有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夏明翰、夏曦、陈章甫、曹典琦、廖锡瑞、熊亨翰、熊瑾玎、谢觉哉、王凌波、华鄂阳、李六如、庞人侃、董维健、邱维震、邓寿荃、易培基、仇鳌等人。 原补习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转入了湘江中学。学校设置初中班1个，学制3年；补习班2个，学制2年。 湘江中学是以私立学校面目出现的，为防备赵恒惕再加摧残，校董会推举“不着色彩”、“长于交际”、与共产党关系极为融洽的罗宗翰任校长。后来在1924年夏时势有了好转，由于罗宗翰担负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工作，校长一职便先后由中共湘区委员易礼容、何叔衡担任。1927年1月19日，校董会作出决议，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推定何叔衡、夏曦、徐特立为行政委员会委员，姜梦周、董维键、易培基为经济委员会委员，隶属于校董会领导。1月21日，行政委员会决定设行政委员会主席，由何叔衡担任，下设教务、党务、事务员，分别由廖锡瑞、曹典琦、姜梦周担任。1927年春，湖南农村大革命急需派一大批干部去指导，而湘江中学的300余名师生正是得力的农运干部，湘区委认为湘江中学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便决定把师生们全部派下去。3月19日，全校师生举行同乐会，宣告学校正式收束。何叔衡向师生们致临别赠言，他说：湖南自修大学、附属补习学校、湘江中学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希望这些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 再说11月23日，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毛岸青，谱名毛远义。 此时，毛泽东又不在杨开慧身边，他受命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已经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 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8人出席了会议，谭平山因故缺席。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进一步贯彻“三大”决议，部署开展国民运动。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总结了“三大”以来党在政治、宣传及党务等方面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状况，其中谈到了“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报告》还介绍了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各执行委员分别报告了北京、上海、长沙等7个地区的活动情况。 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议决案》、《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等文件，提出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就是进行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及校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政治上要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组织上要努力扩大国民党，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则为之建立起来。 会议还确定，“我们必须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端不宜强行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莱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木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是与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及时指导分不开的。他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份；强调团组织置于党员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党员发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发展的原因。 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13号通告。 此前，孙中山在11月间发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决心依靠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执委会在第13号通告中说：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我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能当选1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清楚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的错误观念；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此后，毛泽东奉命到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行前，他与杨开慧敞开心扉，一直谈到夜深人静。杨开慧含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这才了解了妻子的心事，妻子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自己不仅没有予以重视，没有安慰，反而在以前的信中责怪她儿女情长。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责。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毛泽东在清冷的月色下走出家门，乘火车赶赴上海。这一次，杨开慧因产后不久，破例没有送行。 在向南疾驰的列车上，毛泽东回想起婚后的生活，想起昨晚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离愁别绪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满腹苦情顿时凝聚成了一首千古绝唱《贺新郎》（毛泽东在1961年将这首词抄给卫士张仙朋保存，在词牌后加“别友”二字，并将最后6个字改为“山欲坠，云横翥”）：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后来杨开慧接到毛泽东寄给她的《贺新郎》后，一遍又一遍的读着，不禁泪如泉涌。“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她知道丈夫已理解了自己的心意，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这正是：天降大任难顾家，四海飘萍走天涯。 一曲新词催人泪，人间知己心花发。 欲知毛泽东上海之行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自古乱世出英雄。群雄并立，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一时难分伯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如此，单从“三大”上就可以看出一斑。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占据了大会的主导地位。他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吸取杭州特别会议的教训，不得不同他保持一致。张国焘则与他们正相反，坚持主张劳工运动的独立性，结果落了个名落孙山的下场。毛泽东是在服从组织纪律的情况下，一方面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所以他的意见能够被多数人所采纳。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却在“三大”后一怒之下脱离了党组织。谁是谁非，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的。毛泽东曾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用于个人也完全适用，后来的革命者在众说纷纭、“群贤”毕集、“领袖”争雄、鱼龙混杂之乱世，不可不汲取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