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 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话说1966年8月，邵华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邵华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发表在《少年文艺》上。 此后，邵华在工作之余，相继发表了为姐姐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撰写《刘谦初传》和为自己的父亲撰写的《陈振亚传》。 邵华依然喜欢写抒情散文，她和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8月1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刘少奇把1943年6月28日由刘少奇起草给续范亭的讨论人性、是非、善恶的那封信稿，找出来送给他看。 本传在第四卷中已经详细说过，毛泽东曾在刘少奇的信稿上作了66个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 这一天，刘少奇遵嘱将这一信件送给了毛泽东。 8月16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群众、学生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大“伟大”，他说：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陈伯达讲完话，领头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8月1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他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提出要穿军装。 8月1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了县团一级。 8月18日，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安排，50万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 毛泽东身穿草绿色的军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1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此前，“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一个鲜红的红卫兵袖章献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的让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自己的左臂上，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个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他亲切的问女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女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微笑着将手一挥，说： “要武嘛！” 宋彬彬从此就改名为宋要武了。 这时，林彪穿着军装，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了大会。他宣布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林彪接着讲话，他说：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的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还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 “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的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先后发了言。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50万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整整6个多小时内，他一直坚持在场。他高兴的对林彪说：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看见了茅以升，就走上前去，与茅以升亲切握手。他又走到程潜面前，拉着程潜的手说： “我想了几年，才想出这个办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程潜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程潜在301医院住了3个月后，向毛泽东提出要回家住，毛泽东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保护好程潜的安全。没想到，这一次会见，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这一天，新华社通讯及时报道了大会的盛况，播音员激情的广播道： “今天清晨5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说：“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30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后依然十分兴奋，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通讯，标题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报道中说参加接见百万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董必武 陈毅 贺龙 李先念 谭震林 徐向前 叶剑英 薄一波 李雪峰 谢富治 刘宁一 萧华 杨成武 江青……” 这就把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调整后刘少奇被排在第8位的重要信息，首次公布于全中国人民面前。 报道中还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这一天，各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发表了从陈伯达和林彪讲话中归纳出来的口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自8月19日起，红卫兵首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搞起了“破四旧”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砸烂封、资、修的东西。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在这个时期，康生有一个小故事，在此权作一个小插曲。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8月间开展了破四旧运动以后，一度曾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后，他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一面又亲自到销毁市场去，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他说： “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 就这样，康生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康生对书法和古画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书法本身就是很珍贵的东西。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且说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由《解放军报》编印、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在与会者们的发言中，毛泽东插话说： “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啦？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 有人说，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毛泽东说： “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8月21日这一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十六条》。毛泽东对李雪峰说： “直到8月22日，少奇还对我的大字报上揭露的问题缺乏认识，认为他推行那条错误路线是无意的，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立场上错误。他说他在这些问题上从来没有搞背后活动。我一直让他联系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是他的觉悟上不去。你是怎样认为呢？” 李雪峰说： “反革命也会讲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当前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4个月再说。过去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8月25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司令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孔丹，副司令是陈毅元帅的三儿子、八中高三学生陈小鲁。 “西纠”的成员之一、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曾谱写了一首《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此后在8月27日至9月4日北京举办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期间，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向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给他出主意说： “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 他还说： “李××（一李姓高干之子）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 于是，国际兵乓球邀请赛警卫处就把“西纠”的成员们请来维持秩序。 后来在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出版了第2期，内中有一篇题目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文章，文章中说：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且说8月28日，全国各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毛泽东召见刚到《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唐平涛、胡痴，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针对北京大中学校部分学生开始到各地进行大串联的新情况，毛泽东说： “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谈到外地学生也来到北京，毛泽东说： “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 谈到一些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 “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脱逃。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红卫兵揪斗工作组成员及造反派与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之间的对立问题。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会上，我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注）把‘老红卫兵’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的事都具体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説，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説，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说： “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什么都好了。” 毛泽东说： “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6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李富春说：对中央8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10条意见。毛泽东说： “1条也不要。何必10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 毛泽东还说： “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毛泽东的话：“要文斗, 不要武斗”。 后来，这篇社论就发表在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8月30日，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奉周恩来之命，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给学生们做工作。他说：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账、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的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8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打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8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因陈伯达在8月下旬患肺炎住进了医院，不能主持文革小组的工作，于是就发出了《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通知中说：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此时，关锋、王力和戚本禹这些人，都是企图和林彪联系的人，林彪也不同程度的要和他们建立关系。这些都被江青识破了。于是，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条纪律，她说： “小组内部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传到外面去。不管什么人，即使是好人也不能对他们透露里面研究的问题。路线斗争很复杂，现在的好人也许会在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同志们所料不及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后来，林彪对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 毛泽东觉得林彪说得有道理，就对江青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内容不能对周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彪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起因。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9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查抄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章士钊待红卫兵走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新北大红卫兵”在29日晚抄了我的家，并带走了一批书籍及信件。“以钊荒毫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请公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批示道：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8月31日晨，周恩来办公室给章士钊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总理还指示说，从今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章老家里值班。” 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其他的人员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周恩来在名单中写的还有：“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副（政协副主席）、国副（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8月31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2次接见红卫兵百万大军。江青主持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记载了这一天的盛况： “清晨6点钟，红卫兵们已经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形成了一片绿海。随着一阵由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的奏响了，百万红卫兵眼巴巴的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毛主席！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红卫兵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的奔向天安门城楼前！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他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的拼命的喊：‘毛主席万岁！’ 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他们高喊着，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流下来，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微笑。 后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消失了。正在人们朝着城楼张望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着敞篷车，正徐徐向红卫兵们驶来。人群突然神奇的闪开了一个缺口，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他立在敞篷车上，像一座雕像，是那样的高大。毛泽东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致意，还不时的和前排的红卫兵握手。随着毛泽东手掌的挥舞，红卫兵们感觉有千万道阳光向他们洒过来，洒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渗透在他们的心里。” 关于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的情形，武汉测绘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这是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接待站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傍晚时分，天安门上响起了《东方红》，大家都兴奋起来了，毛主席要来了！没多久，杨成武乘敞篷车从通道里走了一圈又回到天安门。不多时毛主席要检阅红卫兵了。毛主席乘敞篷车，左右两边站着贺龙和杨成武。领袖们都穿军装，毛主席臂戴红卫兵袖章，贺龙和杨成武都戴着红卫兵纠察袖章。周总理乘敞篷车在毛主席前边开路，林彪紧跟着毛主席，刘少奇等也乘敞篷车跟在后面。全场沸腾了，人们跳跃着，欢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汇成了震天巨浪。 起伏的人潮恰似稻菽千重浪，8排解放军难抵似潮涌力，只听到广播里喊：红卫兵小将们，你们不是要保卫毛主席吗？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大家都想往前看毛主席，听到喊声，又很担心会挤到毛主席，大家都使劲向背着毛主席的方向抵抗，怎奈这排山的力量抑制不住，毛主席的车子终难通过，没能检阅完就转回去了。接下来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佩带着红领巾、红袖章，红光满面，摇动着手臂，和一百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见面。这些朝思暮想要见毛主席的人们，见到了毛主席，个个热泪盈眶，跳着喊着，嗓子喊哑了，手都拍麻了，只觉得是无限幸福，别的什么都忘了。” 这一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说：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 此前，在林彪的讲话稿定稿时，康生翻了几本外文词典，认为“导师”最重要，应放在第一位，林彪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四个伟大”就这样定型了。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毅，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习惯的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亲切握手，又挽起陈毅的胳膊一起照了相，然后拉着陈毅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他说： “陈老总，最近怎么样？” 陈毅不安地说： “主席，我有错误，历史上我反对过你两次。我……” “哎！”毛泽东不等陈毅说完，摆了摆手说：“你就是第3次反对我，我也同你合作！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坚定地说： “请主席放心，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毛泽东点点头，满意的笑了。陈毅又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吸着烟，高兴地说： “好嘛！” 自从江青这次主持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她在办公室设置了一个由戚本禹直接领导的专门处理群众来信的小组。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江青除了私人信件外，没人给她写信，她也没有专职秘书。从“文革”开始以后，她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开始给她写信，一般每天有几十封，她也就自行处理了。可是从8月31日以后开始，群众的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这样，江青才不得不成立了这个处理信件小组，由阎长贵任组长，每天挑选一些重要信件，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她审阅，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转给了有关部门处理。 1966年9月1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毛泽东 9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要求他们尊重和保护宋庆龄，不允许有人冲击宋庆龄的住宅。周恩来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5.1’、‘10.1’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3人姐妹3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劝阻。” 原来宋庆龄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于1963年由上海迁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的。这里原来是清朝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官邸，庭院之中有山水、树木、花草，亭台楼阁回廊，环境幽雅宜人。宋庆龄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幸福的晚年。 且说也就在9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指示解放军三0一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从9月6日起，红卫兵们举着红旗，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肩挎绿军包，身背背包，手持语录本，开始徒步“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开展了全国“大串连”，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带向全国，带入了各个行业。 9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首都三司”。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青岛、长沙、西安等地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任重、江青：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请以中央名义发指示，不准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调600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照办。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指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笔者注）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9月8日，由4名美国人写的一张大字报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只见大字报上写道： 为什么在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专家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对外国人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样的“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生活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1、使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口头上说说。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孩子成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弟兄隔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待遇。我们认为，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强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我们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弟兄对待我们，而绝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鼓励我们紧密的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要求。7、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美国：阳早 史克 寒春 汤反帝 1966年8月29日于北京 大字报中署名为“寒春”者，是著名国际友人韩丁的妹妹，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农牧业研究。阳早是寒春的丈夫，和韩丁是同窗好友，1947年随韩丁到延安投身中国革命。史克乃韩丁的前妻。汤反帝即汤姆森，后来回了美国。闲言少叙。 且说毛泽东看了这张大字报，很是高兴，立即提笔在上面批道：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9月8日 9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陈毅送来的一封署名为“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的来信。 陈毅在这封信上的批语是： 请主席审查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 陈毅 1966年9月9日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道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绸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具有必要吗？ 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尊敬的并且迫切的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1966年8月30日 维也纳 毛泽东看罢此信，当即提笔批示：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 1966年9月9日 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做出了一个决定，经毛泽东核准，发往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决定中规定： 1、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对学生。 2、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认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3、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4、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农民，不要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9月13日晚，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卧病3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14）或后天（15）上午10时或下午5时，在天安门开70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9月1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主持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上作了批示。 这两个文件是在9月8日制定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毛泽东批示道： “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找贺龙谈话，他先把吴法宪的揭发信拿给贺龙看。 原来，林彪认为贺龙是他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要整贺龙。他指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毛泽东写信告状，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要篡党夺权”。还说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 据吴法宪在几十年后回忆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 再说贺龙指着吴法宪的揭发信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3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问毛泽东： “那我去找吴法宪谈一下吧？” 毛泽东说： “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4日晚，毛泽东在刘少奇呈报的检讨草稿：《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情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此一批示和刘少奇的检讨提纲会引出一桩什么公案？请看下一章内容就会明白。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天安门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其间又支持红卫兵大串联，可以说这两个决策都是颇具匠心的战略部署。本传在第一卷中曾多次叙述了毛泽东在学生时期“游学”的故事，而如今毛泽东安排红卫兵大串联，正是他所期望的学生时代那种“游学”活动的再现。所不同的是，他是把他个人的和与同学、与朋友间的少数人的行为，变成了千百万学子的大行动。全国各地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为避免莘莘学子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乞讨挨饿，都在当地的道路上每隔五六十里设置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让那些南来北往者一律免费吃住。南方学子到北方不耐寒冷者，还要赠衣赠被，一律免还。浩浩大军，穿梭如织，其规模蔚为壮观！红卫兵大串联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被人讥讽为荒唐的大举措，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毛泽东要造就千百万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