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来，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辰，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 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然后，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 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话说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要山东分局协助办理访苏的礼品。他在电文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3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4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泽东用“有困难的，有办法，有希望的”这3句话概括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他说： “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还说： “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次会议还制定和通过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通则规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 省市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负责听取和审查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和通过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和与之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组成各级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这次会议及以后还分别任命5大行政区、10个省、自治区和市的人民政府委员，由他们组成该行政区、省、自治区和市的人民政府。 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了各地的军政领导，他们分别为： 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其武、马明方、邓宝珊、赵寿山、潘自力、杨勇、张云逸分别为绥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人民政府主席； 傅作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兼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军区副司令员； 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聂荣臻、陈毅、贾拓夫、陈锡联分别为北京、上海、西安、重庆市市长。 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的任命书发表后，毛泽东约他去谈话，毛泽东说： “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 毛泽东考虑到在延安时期邓宝珊和彭德怀、习仲勋有过两次榆林之战的疙瘩，就特别关照他说： “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会经常打交道，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没有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你看怎样？” 邓宝珊对毛泽东的关怀非常感激，他说： “我没有想到的，主席都为我想到了。我一定照办。” 第二天，邓宝珊给彭德怀、习仲勋发去了电报。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彭德怀、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宝珊表示祝贺和欢迎，辞意恳切，邓宝珊很受感动，原来的一些担心也就释然了。 此时的张治中鉴于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便写成了数千言的书面意见呈送给毛泽东，介绍了新疆的一般情况，就今后的长治久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推荐张治中到西北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彭德怀合作共事。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 “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后来，张治中在西北与彭德怀合作得很不错。彭德怀率军去了朝鲜后，张治中又与习仲勋合作得很好。 张治中虽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他主要是在北京人民政府任职，这就需要在北京解决一处常住寓所。毛泽东、周恩来交代主管部门妥善解决。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里原来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仅餐厅就能摆几十桌。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可谓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次，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马上叫江青带了他的亲笔信，到张家去慰问张治中。 1949年冬，张治中向毛泽东建议，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毛泽东赞同张治中和平解放台湾的意见。 且说12月5日，毛泽东为了落实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对军队提出的“飞鸟尽，良弓变”的方针，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歼残敌以竟全功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训，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训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1950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驻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在师、军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40%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做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于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伙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须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 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他选定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他到山海关。负责中国段沿途保卫工作的有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冯纪等人。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沿线每1公里都设置了1个哨位。周恩来给各地党政军1把手打招呼说：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毛泽东此次的随员有：中央候补委员、政治秘书陈伯达，翻译师哲，叶子龙、汪东兴、欧阳钦和陈秉承、沈剑心和卫士李家骥、厨师田树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联在中国的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一起陪同前往。 行前，毛泽东向随行人员和其它有关人员宣布了3条纪律：1、此次出访，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2、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的党政军领导2人到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3、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前来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 毛泽东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3部分组成。前卫车由5个车皮组成，上边乘坐的是50个警卫战士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卫车也有5个车皮，乘坐着50个警卫战士，装载着给斯大林的寿礼：山东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还有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及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上海的名烟等。主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有10节车厢，1个连战士在前几节车皮内警卫。毛泽东和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乘坐一节有4个房间的公事车厢，前边1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在中间的一间，其他几人用后边2间。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同车送行的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同用一节公事车。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中间的车厢里。主列车还有餐车行李车等。 专列经过天津时，沿途警卫发现铁路上有一颗手榴弹，罗瑞卿下去调查处理。 下午5时，毛泽东的专列缓缓的停靠在山海关车站。毛泽东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深深的呼吸了几口气，想下车看一看。他身穿呢大衣，脚蹬方口布棉鞋，手里拿着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奇清跟前，笑容可掬地说： “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杨奇清说： “半小时。”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 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说。杨奇清便对一旁的汪东兴说： “外面风大，你帮主席加点衣服！” 他又与滕代远、冯纪打了招呼，第一个走下列车。 后来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请当地的负责人上车，做调查研究。在沈阳，高岗上车汇报工作后，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谢绝了。 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满洲里市，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所以在这里需要换车。苏联迎候毛泽东的是一辆设备很好的高级专列，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 列车在苏联境内行驶30分钟后，停在赤塔州奥特堡尔车站上，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苏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拉夫伦捷夫致欢迎词，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 列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毛泽东望着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了弹香烟上长长的烟灰，口里喃喃自语： “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拿来西藏的资料，认真的翻看着。他不断抖落烟灰，构思着给中共中央电文的内容： “为不失时机的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就把毛泽东的电文传到了西北军区彭德怀手上。 毛泽东与担任苏方翻译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了中国古典文学。他在谈到屈原时说： “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但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2月9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起义。 当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过共产党方面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宣布川西、西康起义。刘、邓、潘部师级以上军官也在彭县联名发出拥护起义的通电。 不久，毛泽东、朱德便复电刘、邓、潘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他们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8章”和第2野战军的“4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新秩序而奋斗。 12月9日深夜，云南省主席卢汉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通过广播电台正式宣布起义，并发出通电报告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解放军边界总部。 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电文中说：卢汉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电文中还要求卢汉接受第2野战军刘、邓的指挥，并指示他们说： “1、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2、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2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4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听候接收；3、逮捕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4、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毛泽东、朱德以真诚的态度向卢汉建议说： “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拟另发一通电，对过去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复电，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 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指示，起义通电于12月20日正式发表。 且说毛泽东的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他照例由师哲陪同下车散步，刚刚走到月台上，他忽然觉得头晕目眩，随即满头大汗，那高大的身躯即将倒向地面。师哲和其他身边的人急忙上前扶住他，将他搀回到车厢内。 12月15日，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从莫斯科乘车到数百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毛泽东。 12月16日中午12点，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除斯大林以外，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维辛斯基、孟希科夫、葛罗米柯、西尼洛夫等都在车站迎接。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当当当”地敲响了，表示对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崇敬。 毛泽东在苏方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书面演讲，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最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莫斯科的天气实在冷得厉害，令人难以忍受。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罗申把毛泽东一行送至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的原斯大林战时别墅里，说了声：“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 斯大林的战时别墅并不大，地上有3层，1、2层住人；地下室有住房、厨房、作战设备等。毛泽东和叶子龙、师哲住在1层。毛泽东的住房是1个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是会客室，中间是办公室。陈秉承、孙维世、李家骥、田树彬等人住在1层西边的3个房间里。陈伯达住在2层东面的1个大房间里，汪东兴和沈剑心住在2层的1个房间里。2层的其它房间留给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伸手按了按摆放着的一张高级弹簧床，皱着眉头说： “我睡不了这种床。” 卫士说： “主席，我们把垫子掀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 毛泽东说： “好，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 卫士建议说： “我们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 毛泽东同意了。不久，大使馆就派人送来了一块木板，大家一起动手，撤掉了弹簧床垫，换上了木板，摆上了毛泽东的书籍和用品。 毛泽东一到苏联，就想起了斯大林要在中国建菠萝罐头厂的事。原来，斯大林有一次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即指示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马林科夫说： “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尼.谢.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说： “斯大林同志，那里以前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泽东自然也不会忘记：1949年1月米高扬在西柏坡要吃活鱼的傲慢神态。本来吃东西并不讲究、连死鱼、剩鱼都吃的毛泽东，现在却对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说： “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出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的鱼全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给挡了回去。苏联人慌了，找来翻译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苏联人只好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马上抓活鱼送来。自此，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晚6时整，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进入敞开着的门厅，斯大林便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上前去，毛泽东也快步走过来，同斯大林紧紧握手。斯大林说： “你好！欢迎你的光临！” 毛泽东也热情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 斯大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会面。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端详了一下，高兴地说： “欢迎你来苏联访问。想不到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壮嘛。” 毛泽东说：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们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回过头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内围成一圈，互相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他说： “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说：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在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而深感内疚，他赶紧截住毛泽东的话头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宾主在大会议桌两旁落座，双方会谈开始，一边是苏联有关领导及翻译费德林，坐了一长串，斯大林坐在中间。一边是毛泽东，还有翻译师哲。斯大林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的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的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含笑说道： “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的感谢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斯大林关切的问道： “中国的战事是否会很快结束？” 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陆上的作战非常顺利，很快就会把国民党军彻底逐出大陆。只是在海上岛屿作战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斯大林取下叼在嘴上的烟斗，笑着问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你这次远道而来，很不容易，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不能空手回去，你有什么要求？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委婉地说： “我这次来，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辰，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然后，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和苏方人员不懂毛泽东这种富有哲理又很幽默的语言，一个个目瞪口呆。毛泽东不愿意亲自与苏联人谈具体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想叫周恩来同志来一趟。”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惊讶的反问道： “周恩来是什么人？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请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他的意思，不高兴地说：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的总理。他来了，就可以商量一些事情了。” 双方会谈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想得到你的著作，可以把你的著作译成俄文。” 毛泽东说： “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推荐了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哲学博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他还说： “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毛泽东说： “这样的人最好。” 双方会谈进行了2个小时。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详细介绍了他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的情况： “1、我们一行于16日上午12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10时谒见斯大林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4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二人当翻译。 2、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 3、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30年多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 4、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鉴定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 5、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 1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由中央转给林彪的关于“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的复电，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中央转）： 10日14时电悉。 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 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 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2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3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3个半团9000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即邓华、赖传珠——笔者注）及40军、43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四、湖南省政府可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组。但程潜除任中南副主席外，其湖南军政委员会仍应存在，即使无具体工作，留一招牌亦有作用。此点程在京时，我已向他当面谈过，请加注意。 五、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同志向你转达，有何意见，望告。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口后统筹办理。 六、整个中南6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1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毛泽东 12月18日于远方 此时，林彪已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员，由他与15兵团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组成了渡海兵团指挥部。 担任渡海作战任务的是15兵团以李作鹏为军长的第43军、以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的第40军，另外还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总兵力达到10万人。 12月20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18日的电文精神，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21日凌晨才结束。 12月21日凌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联名致电毛泽东说：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12月21日，这一天是斯大林70大寿诞辰，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里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 毛泽东在王稼祥陪同下，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他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向斯大林敬献了绣有“福如东海”的横匾；送上了中国精美的陶瓷、湘绣、茶叶、竹笋和山东出产的5000斤大黄芽白菜、5000斤大萝卜、5000斤大葱、5000斤大梨。 在庆祝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居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前，紧挨着自己并肩站在一起。按照祝寿活动的安排，在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后，将有13个外国领导人讲话。在这13个外国领导人中，毛泽东被排在了第一个。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及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的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与会者两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 毛泽东最后高呼：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致辞一结束，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把大会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是日晚8点，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了各国来宾。毛泽东、陈伯达、王稼祥、朱仲丽、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孙维世都参加了宴会。 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菜肴、酒水和点心摆满了一桌子，凉菜很多，热菜只有3道。毛泽东首先向斯大林敬酒，各国代表也轮流向斯大林敬酒。 席间，穿插着各种文艺节目，有音乐、舞蹈、杂技等。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意，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全场的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时才结束。 毛泽东不习惯苏联这种马拉松式的宴会方式，宴会一结束，他感到很累。王稼祥安排他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办公楼上休息。这是一栋旧式洋楼，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毛泽东住在2楼，他说： “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一人一份，他们的服务员真太辛苦了。” 12月22日5时，毛泽东回到驻地休息。 12月22日下午4点30分，王稼祥夫妇来到毛泽东下榻处。王稼祥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表示，想和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说： “好啊，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3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和我们做。” 毛泽东立即约见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来谈话，并要求他把这次谈话记录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商谈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还有拟请周恩来到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12月2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 “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 12月23日下午6时，王稼祥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苏共中央政治局及斯大林同志从明天开始同我们会谈。” 毛泽东决定，由王稼祥、陈伯达参加谈判，师哲为中方翻译。 12月24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2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其中写道： “昨（24）日晚11时半第2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5小时半，到今晨5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7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关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事，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 “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 斯大林不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没有实际外交经验，所以，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事先未做具体研究和准备，苏联方面也不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就无法安排下一步活动。此后，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打电话到毛泽东住所，询问毛泽东的生活是否安适，但他始终也没有提到签新约的事，也没有再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此次访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签订新约，没想到竟然受到了如此的冷遇，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12月27日，莫斯科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雪，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毛泽东起床后见雪下得很小了，就边穿衣服边往外走。卫士们提醒他别感冒了，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径直走到外面去了。 毛泽东轻轻的踩在雪上，顺着墙根走，裤腿上鞋里全是雪。他走了几步，便驻足观赏起来，完全沉醉在美丽的雪景之中。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几个卫士和俄文翻译们像孩子一样打起了雪仗，一个卫士用雪团打中了女翻译孙维世，孙维世一边笑骂他坏，一边抓起雪团还击。毛泽东扭头一看，孙维世简直成了“白雪公主”，便也笑嘻嘻的加入了战团，从侧面袭击她，竟然正好打在她的衣领里，在场的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2月30日，印度继缅甸之后承认了新中国。 此时，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12月30日下午2时，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他说： “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泽东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稼祥说： “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 “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再说西北局的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指示后，立即着手调查入藏的道路问题，结果使他吃惊不小。 12月30日，彭德怀根据西北军区联络部长范明的调查结论，向中央和毛泽东据实禀报： 中央并报毛主席： 1、前电示准备1950年夏秋配合进军西藏，据调查由哈拉木伦山口，经奇里湖塔木萨齐到日喀则之线，以西属后藏，以东属前藏，全藏人口不到200万。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农业为主，畜牧次之。后藏多属游牧区，住居不固定。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甚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须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 2、由青海大河坝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经唐古拉山口（即青康藏3省交界上系雪山，须5天才能通过积雪），黑河至拉萨，此道步行须2天半，除接近拉萨之3天系农业区外，全系游牧区。 3、由青海玉树经西康、恩达、嘉黎、太昭至拉萨，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唯大河坝、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昌都嘉黎、太昭系农业区，可就此取部分粮食。 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很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唐、科青，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均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4个月（即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4、兰州、西宁两处，现在藏民训练班共约300人（系甘、青两省藏民）。松潘、懋功亦派有代表数十人，到兰州致敬。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2野随军入藏。 彭德怀 1950年1月1日，越南胡志明主席致电毛泽东说： “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元旦这天下午，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此时，他来到苏联已经十几天了，前来为斯大林祝寿的其它外国领导人早已都走了，而他还在这里坐冷板凳，实在窝火得很。他说： “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的。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干，我们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睡觉的吗？我现在的任务是3个：吃饭，拉屎，睡觉。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马上将毛泽东的谈话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后来经过王稼祥的联络和说明，斯大林这才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实意图。马上同意让周恩来到苏联，进行中苏之间的谈判工作。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北京，他在电文中写道：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接到北京转发来的彭德怀12月30日的电报，连续看了几遍，心事重重。他相信彭德怀的调查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 1月2日凌晨4时，警卫撤走第2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他又问汪东兴说： “2楼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说： “还有1间主房。” 毛泽东说： “这间房留给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2楼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从人员住。” “照主席的意思办。” 工作人员马上把毛泽东起草给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上写道：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伯承、小平、贺龙3同志： 1、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3同志研究。 2、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3、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西藏。为此，建议： 甲、请刘邓贺3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乙、迅速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4月中旬以前共3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旬开始入藏。 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戊、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己、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4、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1月2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在王稼祥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征求毛泽东对中苏新条约的意见，并安排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等具体事宜。在谈到中苏签订条约的事情时，毛泽东说： “中苏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固定下来，这样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 莫洛托夫说： “是新的条约，周恩来总理可以来莫斯科谈判签约。” 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致电给中央，通报了在莫斯科出现的新情况，他写道：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3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3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 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 三、以上是否可行，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1月2日下午11时 1月3日凌晨4时，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他写道： 中央：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1月3日上午4时 欲知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的下一步活动情况，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