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 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 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话说1927年5月13日，驻守在湖北宜昌的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南京方面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表《讨共通电》，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5月17日，夏斗寅率部偷袭武汉，进逼距武昌城南30公里的纸坊车站。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大多已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激战，无法回援。形势万分危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恽代英建议说，组织“农工及学生两千人，编为义勇队”，开赴前线讨伐夏斗寅。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以武汉警卫团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为骨干，整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开赴前线平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毛泽东，要他组织农讲所学员协助独立师防御。毛泽东欣然应允，说： “如果能较好较快的镇压夏斗寅，湖北大致不会出什么岔子。” 他迅即在农讲所学员中选出400余人枪，编入叶挺中央独立师第2团第3营。 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和恽代英率领下，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 哪知这一波刚过一波又起，按住葫芦起来瓢。 5月21日晚，驻守在湖南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35军军长何键策划下，率部下1300多人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突然发起进攻，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叛乱。 湖南各地反动武装得知许克祥在长沙已经动手，便纷纷向工农武装发起进攻。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全省被屠杀的工农群众就有1万多人。因“21日”在电报中的代日韵目是“马”字，故而历史上把从“21日”开始的这一场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陈独秀主张以武力解决许克祥等反革命武装。汪精卫却说这一场反革命叛乱只是一次“军民冲突”。他还幸灾乐祸的讥讽陈独秀说： “你们在湖南的10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1个团。” 汪精卫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 陈独秀马上改变了态度，向党内发出指示说：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 5月下旬的一天，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来向毛泽东紧急求援，请求农讲所学员增援湖北麻城农民协会。 原来在不久前，从湖北麻城逃往河南光山的一些土豪劣绅和当地地主武装相勾结，结成反革命同盟，对麻城农民协会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制造了反革命惨案。他们还纠集当地的红枪会2000余人，围攻麻城县城，企图一举消灭城里的农民协会和共产党组织。麻城县委特别支部派农民自卫军队长王树声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立即召开会议，组织了一个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由王树声做向导，赶赴麻城。委员会到达麻城后，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坚守麻城；经过六七天激战，暂时击退了敌人。红枪会众撤回其北乡的巢穴，伺机反扑。查案委员会成员回到武昌向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感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彻底消灭这一股反革命武装，便来找毛泽东，向他求援。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一个书香世家，1903年考中秀才；1914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他作为武汉小组代表与毛泽东初次相识。 毛泽东和董必武紧急磋商后，立即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以湖北籍为主的学员300余人，组成学生军，与湖北省政府警卫团3营一起，前往麻城增援，追剿红枪会。 5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以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揭露了蒋介石、许克祥和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的罪行。《训令》中说：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均反对工农运动，并非工农运动果真有“过火”问题。 《训令》同时也承认在农运中“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训令》还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制造造谣、挑拨离间的借口。 《训令》号召各地农民协会，为不使反动派借名滋事，捏词诬陷，要“严密农民协会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堡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宴请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毛泽东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 毛泽东还强调说，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收到了5月30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紧急电令”，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2、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5万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3、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专政的政党。4、组织革命法庭，惩办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 这个“紧急电令”是否可行呢？据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调查，此时湖南有农民协会会员600余万人，湖北有250万人，河南有24万人，陕西有70万人，广东有70万人，江西有38万人。此外，在四川、福建、山西、广西、安徽、热河等省，农协会员也日益增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各省特别是两湖，尚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紧急电令”还是可行的。但一直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陈独秀，在接到“紧急电令”后，却一反常态，说莫斯科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拒绝向全党传达。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也认为，“紧急电令”一时无法执行。鲍罗廷要陈独秀立即复电给共产国际，罗易却以未和政治局商量为由，表示反对，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6月3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人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对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必须“命令讨伐，肃清乱源”。否则，反革命将“日益凶横，愈难制止”，革命的前途就要遭受严重之打击。 6月5日，对汪精卫尚抱有幻想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未和任何人商量，竟擅自将国际电报向汪精卫出示，并给了汪精卫一个副本。他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设法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汪精卫看到电报，大吃一惊，立即召集心腹，商量对策。接着，汪精卫以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紧急电令”为借口，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做出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的全部职务，驱逐回国。 后来在6月22日，共产国际以罗易将这份“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看而“犯了一个组织性错误”为由，决定将其召回莫斯科。 就在6月5日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转向了反动，在江西公开叛变革命。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出江西；同时捣毁了工会、农会。 6月5日晚，中央农讲所学生军从湖北麻城凯旋归来。 此前，中央农讲所学生军300余人和警卫3营在麻城工农武装配合下，大举向反革命武装和红枪会反攻，一直打到河南新集附近，取得了平叛斗争的重大胜利。 6月6日，学生军照常上课，同时在毛泽东指导下，和其他学员一起开始了一场捕捉从外省外县逃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活动。携带巨款潜逃到武汉的湖北松滋县代理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当了两个月的知事就搜刮人民血汗几十万元。他被农讲所松滋籍学员捕获后，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游街示众，尔后送给湖北省农民协会处理。 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答复共产国际5月30日“紧急电令”，在汉口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人。 陈独秀在宣读国际电令之后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关于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加强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关于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陈独秀也认为有一些困难，他说：“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关于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他说：“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也发言说：“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莫斯科的电报。”他还说：“本部没有自己的政策，它服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他表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做充分准备，仅有响亮的口号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还主张解决土地问题，那就更糟糕了。”他还认为：“建议向国民党输送新的领导人是对的。现在的国民党是中央执委会没有进行革命的胆量。改组国民党是必要的。”“建立武装力量非常重要。湖南有30万起义农民，困难在于如何获得武器。” 陈独秀最后“建议在收到莫斯科对中共电报的答复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6月11日，陈独秀发表《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陈独秀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悔恨尽管已经迟了，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惜的是，在“马日事变”发生后的严峻形势下，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已经悄悄临近，他却尚在迷途中，毫无察觉，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大革命岂有不败之理？ 此时，湘鄂赣3省已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从事工运、农运、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已经无法立足，便逃来武汉或在原地隐蔽起来转入地下活动。 毛泽东和蔡和森、李立三、郭亮一起，多次接见从湖南逃来的工农干部们，向他们详细了解“马日事变”前后的情况。 原来，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早已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共情绪。早在5月17日，何键的心腹余湘三就召集一批反动军官在小吴门外许克祥的团部开会，决定以武力摧毁工农武装，由许克祥为指挥，在5月21日晚发动叛乱。不久，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说是长沙驻军已经在街上堆沙包，显然是准备巷战，一定会有突然事变。省委接到情报后，书记夏曦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到中央汇报去了”，便不辞而别。省委其他领导人坐在一起开会又开会，讨论又讨论，拿不出办法。5月21日白天，他们看到没有出事，又乐观起来，照常举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说形势已经好转了，不过仍然需要应变。可他们又没有具体措施。当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又秘密开会，商量了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散会时已是11点钟，外面突然枪声大作，除了领导人转移之外，各种应变措施都来不及采取。许克祥率领1300名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和工人纠察队发起了全面进攻，黄埔军校三分校内的反动师生也对革命师生开火，实行血腥的清洗。在长沙市内虽然有一千多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但他们是白天上班，晚上把枪集中锁起来回家，结果在突然袭击面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有几十个值班人员进行了零星抵抗。一夜之间，许克祥一个团竟然封闭了革命机关70多处，长沙城全部被反动武装控制。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汇报，这才明白，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轻易得手，问题就出在党内，根子在中央，表现在省委。但他不好对这些基层干部明说。就在这时候，他的“上山”思想开始萌发了。据袁任远回忆说： “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里，召集湖南工会、农协干部会议。干部们汇报了革命者被残害的惨状，请示未来的行动。毛泽东要求大家说：‘回到原来的岗位，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在从湖南来的干部当中，有一位名叫何坤，就是本传第一卷中已经提到的赴法勤工俭学成员何长工，其他的还有蔡协民、程学敏、欧阳健等人。 何坤，湖南华容人，1900年出生，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蔡协民，又名蔡杰，1901年7月出生于湖南华容一户农家，幼年读了11年私塾，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后因病辍学回乡任小学教员；1924年考入长沙湘江中学农村师范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赴广州入第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2月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南县、华容、安乡，沅江4县农民运动特派员，不久任中共华容县支部书记并兼国民党华容县党部农民部部长。1926年秋组织3000余人农民义勇队配合北伐军作战。 毛泽东对何坤、蔡协民等人说： “现在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总会有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高潮时，需要武装力量；低潮时，更需要武装力量，而且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你们已经暴露，要改名字，尤其是何坤，反动派已经将你列为‘大暴徒’之一。” 蔡协民笑着说： “我不改，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何坤的‘坤’字，本来就不雅，要改就往‘公’字上改。”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想了想说： “那好嘛，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你们两个人来一个工农联盟！” 何坤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从此就改名叫何长工了。毛泽东安排他去武昌警卫团工作。蔡协民则去了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 6月13日，毛泽东出席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孙科等人及从郑州赶回来的唐生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湖南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以大量的事实驳斥反动派散布的“军民冲突”的谰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 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农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主张以强硬手段对付反革命派，但会议最后仍决定以和平方法解决马日事变，“不用武力解决湖南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 6月13日晚，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人议决，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由毛泽东执笔起草一份《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训令”还号召各省农协，“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 6月15日、17日，《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刊载于汉口的《国民日报》上。 6月18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了毕业典礼。 此时，农讲所的学员们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战斗，已经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了。邓演达在典礼上勉励他们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农村革命斗争。毛泽东等人向农讲所全体学员颁发了刻有“农民革命”4个字的铜质五星证章。 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民协会举行了“欢送农讲所学生毕业会”，尔后，学员们大部分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奔赴各地农村。 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农讲所学员随同贺龙、叶挺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分江西籍的学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后面将要讲到的学员陈慕平回到家乡井冈山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汇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了江西于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军挺进赣南，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员刘苹非在开创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再说6月19日，冯玉祥到达徐州与与蒋介石会晤，在第一次会谈中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向武汉进兵消灭“反动势力”的请求。他认为，宁汉双方应消除隔阂，集中势力继续北伐。 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第二次会晤，欣然接受了蒋介石要他在军队及其管辖的区域内“清党”的建议，决定与南京政府联合反共，“礼送”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出境。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 6月下旬，毛泽东送走完了奔赴各地的毕业生，结束了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便立即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鉴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湖南省委领导成员遭通缉追捕，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应该重新组织湖南省委。他同时也提出请求，自己回湖南去工作。 6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重新组织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9人组成新省委，以毛泽东、贺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5人为常委，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接到命令，立即离开武汉，赶回湖南。 6月25日，蔡和森告假住在毛泽东家里养病，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他根据湖南的局势的变化，在信中建议说： “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此前，原本曾经主张讨伐许克祥的唐生智，已经受命回到了湖南，调查解决“马日事变”以来的湖南问题。可他到长沙后不几日，就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的怂恿下转变了立场，悍然反对工农运动。 6月26日，唐生智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 “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们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 唐生智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5人；并企图加害毛泽东。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新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的旗帜。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一份《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方针和行动纲领： 第一，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支部建设，洗刷动摇分子。第二，恢复省总工会和各级工会，酌情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第三，恢复省农协及各级农协，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着重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的形式： 1、工农武装已不能公开存在，要设法在下面3个形式之下保存武装。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于土中。2、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取得武器（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枪支），秘密从事武装训练。3、设法打入团防局，有组织的投入军队。4、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5、有计划的从事红枪会运动。从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与我们“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来看，说明将来他们可作为帮助土地革命的一种力量。他们中间已输入“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现在要输入“反帝”、“反军阀”、“反唐拥农”的口号及通俗的革命学说、革命纪律到他们里面，使之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赞助土地革命。6、健全省的军事部。 欲知毛泽东制订的工作计划如何实施，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从夏斗寅叛乱到许克祥“马日事变”，再到朱培德公然反水，反革命事件接二连三，革命阵营中的祸乱就像瘟疫一样在蔓延，反革命分子纷纷投入到蒋介石的南京阵营里，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此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紧急电令”，不失为一剂去疾之方，如果照此办理，尚可一搏。奈何陈独秀抵制在先，罗易泄密在后，他们将阶级异己汪精卫当作良友，岂不是蠢之又蠢！如果说“紧急电令”是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的借口，倒不如说它是“七.一五”大屠杀的催化剂更确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