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大约用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而不是10 年或者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 话说1952年8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前有几次电示，最近政务院已批准了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所作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各级党委应认真布置并推动政府机关切实执行。 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改造和反对旧法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应将二者结合进行。但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乃是长期的思想斗争，而对法院的组织整顿，特别是清除那些坏的无可救药的旧司法人员，调换那些旧审检人员，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则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运动中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必须是从清算旧法观点入手，最后达到组织整顿之目的。法院的改革不宜用改造一般旧人员的办法来逐步地改进和提高，而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组织办法，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成分。对于法院中罪行重大且有民愤的坏分子，还须给以刑事处分，以严肃法纪教育干部和群众。但在组织处理中，必须严防草率从事，轻易开除的毛病，以免造成失业或难于转业安插。因此，除了应受刑事处分者外，即使对于那些恶习较深的分子，也必须妥善安置，给以生活出路。现在司法机关的旧人员，原则上由司法部门尽可能地留用，将原任审检工作的旧司法人员调作技术性的工作，将不宜作重要工作的调作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门的，也必须经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审查，或分配其他工作，或给以劳动就业机会，或送还乡生产，务使各得其所。 此外，各地还应利用这次机会，把大学政法院系的教授组织到司法改革运动中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继续担任政法教授，对于这一部分人尤须妥善安置，或改教其他的课程，或改任中学教员，或帮助其转业改行。同时选拔适当的教师加强政法教育工作，以利政法院系的整顿和改造。 中央 这年秋季的一天，毛泽东把程潜接到菊香书屋，招待他吃午饭。饭后，毛泽东说出去走走，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南海边。毛泽东提议划划船，游览一下中南海。警卫员扶着船，照顾毛泽东和程潜上了船。毛泽东坐在艄公的位置上，程潜说： “我来给主席划船吧？” 毛泽东说： “岂有此理，你是客，还是由我来划。” 毛泽东看看程潜已经坐稳，便轻轻的摇动双桨，漫游在水面上，他边划船边说： “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之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会心的笑着，不住的点头，说道： “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1952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全国高等、中等学校经过这次结合“三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极需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过去由于普遍缺少足够称职的政治理论师资，以致这些课程的教学水平一般都不高。为了加紧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特作如下指示： 一、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研究期限1年至2年。1952年秋季开始实行。 二、在高等学校的助教和高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助教或助理，经常地指导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逐渐培养他们成为高等、中等学校新的政治理论师资。这是现阶段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以重视，并应指定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领导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学习中的各项问题。 三、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 四、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各该地区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学校政治教育的领导，指定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经常亲自领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应选派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及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教课（专任或兼任），领导政治助教的政治理论学习。在目前各高等、中等学校原有的政治理论师资量少质低，新的师资尚待培养的“青黄不接”时期，尤需大力动员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中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兼课，或设专题讲座，帮助政治理论教师备课。 五、各行政区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计划，由各中央局负责拟订；华北5省2市高等、中等学校政治教师培养计划，由华北局会同中央教育部党组负责拟订。 上列计划均须在9月20日以前报告我们。 中央 9月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把他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泽东审阅。 9月5日，毛泽东看了黄炎培的讲话稿，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毛泽东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还在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有可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改完了讲稿，又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9月4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 毛泽东 当晚，黄炎培就给毛泽东写信说： “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的感谢！” 9月5日这天晚上，原第3野战军第23军军长钟国楚、政治委员卢胜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笔者注）。 此后，原第3野战军第24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于9月12日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9月15日，原第4野战军第46军军长肖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19兵团）。 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于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会后，黄炎培的讲话稿又印发给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在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后，李达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9月11日寄给毛泽东审阅，同时请求毛泽东为爱晚亭题字。 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3个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8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2版时，已将这8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9月18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联合国军”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接着，第12、68、65、40、38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使“联合国军”大为震动。 9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协商，争取苏联的支援。周恩来在访苏中，就苏联帮助中国今后5年如何进行经济建设问题，与斯大林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就“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大约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而不是10年或者10年以后才开始过渡。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其参加。”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振奋。他们认为我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这是全党梦寐以求的大事。同时，也认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有利形势做出的新判断，为全党指明了方向。 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就此向政法委员会和公安系统的干部作了传达。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发现了罗瑞卿的做法后，对他进行了批评。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后来于11月13日在给周恩来等十几位领导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此是后事，请看后边详述。 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送审稿时，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划去，他又在旁边批示道：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有一天晚上，大概在7点左右，正是机关里晚饭已过的时候，毛泽东要吃“早点”了，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去陪毛泽东进餐。王鹤滨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见毛泽东正在洗漱。 餐桌的中央放着一个火锅，木炭已经把火锅里的水煮沸了，放在火锅周围的蔬菜中，最惹眼的是一碟子洁白如雪的长长的菊花瓣。王鹤滨感到很新奇，心想： “菊花瓣也能吃吗？” 毛泽东从起居室走了出来，用手示意王鹤滨坐下，他见王鹤滨不住的用目光好奇的瞟着那碟菊花，就说： “王医生，吃吃看，咱们不赏菊花了，来吃它吧。” 王鹤滨用筷子夹起一些菊花瓣，在翻滚的火锅里一蘸立刻就软了，吃在口中嫩而可口，清香中稍带一点甜中有苦的菊香药味。 “王医生，怎么样？还可以吧！咱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知道吃菊花了。” 毛泽东说罢，也夹了一筷子向火锅伸去，煮了一下，放在嘴里慢慢的品味着，说： “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个时代吃菊花，大概寓意着高洁、清贫之举。我们也来个夕餐秋菊之落英。这菊花瓣是工人同志从栽培的菊花上特意采下来的，咱们也来个清贫之举！” 毛泽东说着，又夹起一些花瓣伸向火锅的沸汤中。 1952年10月2日，毛泽东因堂弟毛泽连来信说他家生活困难，就给东茅塘的堂兄、少年时代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100万元为六嫂葬费，200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200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 康吉 毛泽东 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苏联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10月3日是中秋节，下午，中南海派来一辆小轿车，把毛泽全夫妇和3个女儿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共度佳节。 毛泽全是在前些时候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来北京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他的爱人徐寄萍也调到总后工作，居家迁到了北京。 毛泽全一家来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身着旧衣和布鞋，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泽全老远就叫了声： “主席！” 毛泽东见叶子龙领着客人来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看着他们全家人，笑盈盈地说： “泽全，你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赶紧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孩子们也走到毛泽东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们好！” 毛泽东高兴的应着，引着客人进了客厅，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员端上茶水，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泽东问起徐寄萍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徐寄萍说，她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带着母亲在上海工作。毛泽东听了，连连说： “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他话头一转，又问道： “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泽东就说： “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毛泽东又指着徐寄萍说： “看上去你身体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说： “没大病，只是常头疼。” “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疼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抢着说： “我在十一小学读3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们知道接我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笑了，说： “那你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 此时，叶子龙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又从中联部招待所接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民的遗孀王淑兰。 王淑兰和儿媳韩谨行这一次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媳治疗支气管扩张。韩谨行出院后对婆婆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主席大伯。” 王淑兰说： “那就写封信说一下吧” 于是，韩谨行以婆婆的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王淑兰的近况，又说： “现在儿媳韩谨行来北京治病，已经出院。我准备过几天和儿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我们很想见见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见一下吗？” 毛泽东接到王淑兰娘俩的信，很高兴，就派叶子龙去接她们。不巧的是，韩谨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举办的“改造伏尔加河”展览去了。王淑兰四处寻找，均未找到。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的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见王淑兰来了，问她说： “你儿媳怎么没来？” 王淑兰还在生着气，说：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客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他是受韶山乡人民政府委托，来请毛泽东为新建的韶山学校题写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泽东幼年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也是邹氏的胞弟、毛泽全的亲舅舅；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京叙旧并汇报乡情的。 毛泽全、王淑兰见乡亲们都来了，十分高兴。毛泽全这才明白毛泽东是要他们在佳节里和乡亲们会会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谈笑风生，十分热闹。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毛泽全一家、弟媳王淑兰和几位乡亲。叶子龙进来说： “进屋吃饭吧。” “慢。”毛泽东指着毛远慧姐妹3个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他特别交代秘书说： “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众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厅围坐着，毛泽东抽烟，客人们吃苹果。5岁的远玲天真活泼，自报奋勇对毛泽东说： “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好。”远玲一边跳一边唱，毛泽东轻轻的拍着手，和着节拍。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的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看着大人们。毛泽东笑着指一指远平，说： “你们看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 说话间，远平就睡着了，徐寄萍连忙对毛泽全说： “远平睡了，先把她抱进汽车里吧。” 王淑兰急着要回招待所。毛泽东问道： “怎么你就走？他们都不走哩！” 王淑兰说： “我要去寻儿媳妇，因为她还没见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泽东就派叶子龙送王淑兰回招待所找人。毛泽全便趁机向毛泽东和其他客人告辞。毛泽东吩咐叶子龙将桌上的鲜果和糖块拿一些给娃娃们带回去吃，并起身送客，忽然问： “怎么少了一个娃娃？” 徐寄萍笑着说： “远平睡了，已先抱进车中了。” 叶子龙送了毛泽全一家，带着王淑兰来到中联部，正碰上韩谨行从外面回来，王淑兰赶紧叫儿媳上车去了中南海。后来韩谨行从中南海回到招待所时，王淑兰问道： “你是怎么称呼主席的？” 韩谨行说： “喊主席。” “你这憨子，怎么连伯伯都不晓得喊？” 王淑兰忍不住把儿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泽东给齐白石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期间，齐白石邀同几名著名画家，共同绘出一幅《普天同庆》图，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复信中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出了一幅毛体珍品。他写的是：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10月6日，志愿军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获悉美李军队调防的情况，决定发动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第一梯队第65、40、39、38、15、12、68 军7个军参战。 这一天黄昏，当紧张防守了1天的美李军正在休息之时，志愿军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40多个目标，向美李军1个班到1个营兵力的防守阵地，发起了攻击。 10月8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 这一天，克拉克又批准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美李军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参与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由于美国单方面中止谈判而奉命归国。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西藏致敬团代表，他的谈话要点是经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引述的，抄录如下：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 10月10日，毛泽东因收到宋庆龄的赠书，就亲笔复了一函，他写道：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0月14日，“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地区开始发起空前激烈的所谓的“金华攻势”，目标是夺取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再夺五圣山。 10月17日，中央批转《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大中小学教育和扫盲运动等问题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中央教育部党组8月23日的《六、七月份综合报告》，8月20日《关于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的报告》，8月24日《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问题的报告》，8月25日《关于实施小学五年一贯制问题的报告》转发你们。中央同意这4个报告有关大中小学和扫盲运动的方针和计划，望各地党委及宣传部仔细研究，指导和监督下级党委和政府文教部门贯彻执行。从报告中，特别是从初步拟定的教育建设五年计划要点中，可以看到今后党在领导文化教育方面的任务之繁重，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支的教育（不包括文化卫生）经费，将年达30余万亿元。这样大的计划，花这样多的钱，如果没有党的严格监督，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负责实行计划的比较健全的政府文教机构，那将是毫无保证的。因此各地党委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应与抽调经济工作干部同时，把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加强起来，使宣教部门和经济部门一样能够明了实际情况，制定精确的计划，控制计划的进度和保证计划的完成。国家的教育建设计划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计划不能准确地完成，必将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宣教机构是很难担负这样重大任务的，所以立即注意加强宣教部门是很重要的。 中央 10月20日，刘少奇在苏联受毛泽东委托，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征求意见。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赖若愚《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赖若愚同志、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区财委及工会党组： 一、中央批准赖若愚同志《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认为这一报告中所规定的各项政策是适当的。望各级党委督促工会工作同志及财经工作同志掌握实施之。 二、在大企业中一律实行8小时制是正确的。但根据国营纱厂改行8小时制的经验，在实行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去实施，反对冒然从事。 三、规定在25人以上的工厂和5人以上的商店均须实行监督，作为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目前马上普行的办法则不妥当。因为目前各地监督生产的经验，均不成熟，相反，有些城市有些厂店，由于不适当的“监督生产”，过分地打击了资本家的生产情绪，反而对生产不利。所以目前对监督生产一事，还应多做典型试验，俟取得成熟的经验后，再行逐步推广。 四、此指示及附件登党刊。 中央 10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的电报，对持久阵地战进行了总结。他写道：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25000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后来在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发起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到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 在43天的争夺上甘岭的战役中，志愿军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使投入总兵力4万余人的“联合国军”，付出了近20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毁伤270余架飞机以及伤亡25000余人的代价，也未能达到夺取上甘岭地区的目的，“金化攻势”这才不得不作罢。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自此以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发起过什么像样的攻势了。这是后话。 再说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三反”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全国仅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3种处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5人，地、师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廖鲁言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五反”运动正式结束。后来在1954年，中共中央曾对“五反”遗留问题再一次进行了调查处理。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同行的领导人有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还有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此外，还有王敬先、罗光禄和李树槐、李银桥、孙勇、马武义、张木奇几个卫士，以及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及其夫人。 毛泽东一行住在天津市委第一招待所。他们到天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街上包子铺里吃的“狗不理包子”。 天津这一名吃的名称，源自包子铺老板的雅号“狗不理”。 原来，在解放前的北方，被父母冠以“狗不理”乳名的人很多。那时候，穷人家的小孩子死后，埋葬很简单，大多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许多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成活，就给他们起一个“狗不理”的小名。没想到这位“狗不理”果然是狗不理，不但长大成了人，而且还因为他做的包子好吃成了一个大名人。 毛泽东到天津时，天津市市长黄敬正患病，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黄敬的夫人范瑾出面接待了毛泽东，向毛泽东介绍了黄敬的病情。 毛泽东此次天津之行，招待所里一张有关他们伙食标准的记录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下： 客人名称 职务 日伙食标准 毛泽东 干部 15斤小米 随行人员 干部 10斤小米 毛泽东在天津期间，由化学家、国家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陪同，参观了天津轻工业展览，视察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 毛泽东一行驱车到了秦皇岛市一个玻璃器皿制造厂，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 工作间内，光线很暗，毛泽东仔细观察工人的操作，工厂领导不时在旁边介绍。只见工人双手持定一根近3米长、拇指粗细的钢管，将钢管的一端伸进融化玻璃的钳锅里，像用筷子粘糖稀一样，用管头粘起一团红红的玻璃熔球，用口含着管子的另一端，将气吹进玻璃的熔球内。随着气体的吹入，玻璃熔球逐渐膨胀起来。再将吹大的玻璃球移入模具中，转动管子造型，并用长长的火钳把器皿折出所需要的皱褶的边缘或其它所需要的形状。下一道工序，则是一些工人用砂轮在玻璃器皿上雕刻花纹。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工厂领导介绍说： “英国皇家有名的高脚玻璃杯，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英国人花不多的钱，把我们制作的高脚杯买去，再在杯口上加上金线，就变成英国出品的皇家名牌酒杯了。” 毛泽东听后，不由得沉思起来。 接下来，毛泽东又参观了厂里的玻璃器皿成品展览。 之后，毛泽东一行人从天津出发，要南下视察黄河，李烛尘也应毛泽东之邀随行视察。 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山东，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2次去山东。途中。他全神贯注的读一本小说。直到深夜1点了，卫士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他却头也不抬，仍然在看书。卫士把饭碗摆在他面前，又把筷子放在他的右手里。毛泽东光顾盯着书看，筷子插在碗里不动。他左手按着厚厚的书本，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 “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毛泽东根本没听见，继续翻着看。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 卫士伸手就去端碗。 “嗯，不要。” 毛泽东说着，嘴慢慢靠近碗边，眼睛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此时，毛泽东因几个字靠近书脊看不到，就用左手一边握着书，一边让书展开些。卫士看在眼里，赶紧上前帮忙。他不明白，什么书使老人家这么专注。他趁机扫了一眼，噢，原来是作家周立波的名著《暴风骤雨》。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在济南车站停留，他计划见见山东有关领导人就继续走。 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毛泽东要来济南，十分高兴，早早和省公安厅长李世英及省市领导在火车站等候。罗瑞卿向毛泽东通报后，即请众人上车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里与许世友等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毛泽东说： “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不想下车打扰地方同志。” 许世友说： “主席，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山东的指战员盼你来，山东人民群众想见见你。你路过济南，应当下车看看。听说你还没来过济南，更应该看看，这里有很美的景观，有趵突泉、大明湖，还有北极阁。” 许世友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他与谭震林、王建安直接指挥攻城。毛泽东听许世友说起北极阁，自然就想到了济南战役，问道： “北极阁，就是王耀武指挥部的那个北极阁吗？” 许世友说： “是的。” 毛泽东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笑着说： “许司令这样留我，我就盛情难却了。好吧，许世友同志，明天我们看北极阁、大明湖。” 于是，许世友就扶着毛泽东下车，乘车到了省交际处招待所。毛泽东简单吃过晚饭，就让许世友去给他借地方志。许世友很快就给毛泽东拿来了好几本书。 10月27日，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车，他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谈笑风生，他说： “你们知道山东、济南的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吗？” 许世友虽然熟悉山东和济南的地理位置及现状，但他对其历史却是一窍不通，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见没有人回答，就说： “山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生息的地方，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建都‘亳’，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也就是在今天的藤县住过。商代早期的活动在今天山东的西部，河南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20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行了大分封。在山东地区分封了曹、藤、齐、鲁等国。但主要是齐鲁，这就是山东也叫齐鲁的原因。齐国的首领就是姜太公，鲁国的首领就是周公的长子伯禽。齐鲁古时候还称‘邹鲁’或‘齐青’、‘山左’。 齐鲁因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古代‘山东’有时指齐鲁，但有时山东的概念比齐鲁大。到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大国争雄了。人们以函谷关为界，西边的是秦国，东边的则是山东六国。 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在金代开始的。山东这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了炎黄子孙和众多的名人志士，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他们为山东争光添彩，也为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毛泽东侃侃而谈，许世友听得直眨眼。他是一员猛将，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这些历史知道的并不多，毛泽东所讲的这些历史，在他听来，很是新鲜。趁着毛泽东吸烟的功夫，他问道： “那济南又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济南也是个古老的地方。为什么叫济南？原来古代这里有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王屋山，从山东半岛入海，名叫济水。古时候济水、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中国4大江河。后来，济水上游发生变化，下游叫大清河，但仍然称为济水。清朝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河水流入大清河，夺河床入海，以后并称为黄河，济水的名称也就没有了。现在济南北郊的黄河，就是古代的大清河，用的就是济水的旧河床。因为济南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所以从汉朝起就叫济南。 汉代的济南国所在地叫平陵城，就在今天济南市东郊龙山镇东北。 西汉时，济南一度改为郡，后来又复国。曹操曾任济南相。到晋朝，济南郡的治所才由平陵城转到历城，就是现在济南市内的旧城区。现在的济南市区从此才正式成为郡所在地，经扩大修整成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而原来的平陵城逐渐衰颓。东晋时，济南郡隶属青州。隋文帝时，济南改为齐州，不久又改回来。唐朝济南属于济南道。宋朝把政区分为路，济南属京东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出任齐州知府，对城市建设有过卓越贡献。明朝初年在山东设省，省会在济南府历城县。而后济南一直是省会城市。”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 “济南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北方重镇，也是文化名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济南南部，她哭的是齐长城，不是秦长城。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来过济南，而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则长期生活在这里。所以，济南自古就有‘诗城’和名士多的美誉。”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补充道： “要说济南名称的来历，其实在称济南之前就有别的名称了，它就是历下，由历山而得名。历山就是千佛山，在秦时，这里叫历下邑。济南郡由东平陵搬到历城后，历下就成为济南的一部分了。历下就是济南老区，很多著名景观，如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等，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重要的文化区。”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趵突泉。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园内，主人用煮沸的泉水，招待了毛泽东一行人。之后，又安排导游人员引导众人一边参观，一边为他们讲解。讲解员： “《老残游记》中说，济南‘家家有泉，户户垂杨’，确实如此。根据泉水出露的集中情况，出露处的地形，流出的特点和汇流的状况，可分为4大泉群，即趵突泉群，五龙潭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 讲解员指着马跑泉说： “传说这个泉，与宋朝济南名将关胜有关。在金兵攻打济南时，知府刘豫准备投降，其部将关胜则主张出战。关胜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他的马看到主人死亡，仰天长啸，前蹄刨地，于是刨出一湾清泉，就是这马跑泉。” 毛泽东来到号称“第一泉”的碑刻“泺源堂”前，仔细看了那几个雄劲的大字，问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这泉水古代叫什么吗？” 一位地方领导人说： “叫泺水。” 毛泽东说： “对。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齐襄公曾相会于泺，就是这个地方。泺，是个水名，这是2600多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又看了漱玉泉，这个泉是为了纪念诗人李清照的。毛泽东称赞李清照不仅词写得好，而且很有爱国思想。 毛泽东一行人离开漱玉泉，驱车到了济南四里山黄祖炎烈士的墓地。 本传前边已经讲过，黄祖炎是在1951年3月13日晚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身亡的。毛泽东为此在一个月内连续作了3次批示。 毛泽东面色凝重，站在墓前向黄祖炎烈士默默致哀，又深深鞠了一躬。良久，他俯下身子，轻轻的抚摸着墓碑和碑上“黄祖炎”3个字，深情地说： “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说着，泪水顺着脸颊慢慢的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缓缓的对许世友和其他陪同人员说： “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中午，毛泽东返回住地，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和罗瑞卿、许世友等人聊了一会儿。此时，已是下午2点半，毛泽东说： “走，我们看大明湖，看北极阁，看王耀武的指挥所。” 毛泽东等人分乘轿车朝大明湖驶去。毛泽东对同车的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很重要，粟裕和你都指挥的不错。你们提出的‘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很好，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 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挥得好，思想明确，方针对头；二是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 毛泽东说： “你许世友也是有功的呀！听说最后攻城门时很激烈？” 许世友说： “9月23号晚，我们对内城发起总共。内城是济南军事的核心阵地，城墙又高又厚，又设有明碉暗堡。东西两大集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内城发起突击。各部英勇作战，相继突破城墙，但守军依托坚固的城墙阵地顽抗。我9纵队第25师第73团，在团长张慕伟带领下冒着炮火越过护城河，连续爆破，曾4次登城受挫，但他们越挫越勇，终于在24日凌晨占领突破口，首先登上城头，击退国民党军敢死队多次反扑，又在突破口左侧炸开约6米宽的豁口，为友邻部队开辟了向纵深发展的道路。这个团攻入城后大胆穿插分割，又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问： “是不是授予称号的那个团？” “对，我们马上上报这个团的事迹和整个战役的情况，中央军委当天即授予该团为‘济南第一团’的称号。那个团的7连，被纵队领导机关授予‘济南英雄连’的称号。” 毛泽东问： “听说王耀武差一点跑了？” 许世友一激动，摘下帽子，说： “我们在9月24日下午，全歼内城守军，解放了济南，却没抓到王耀武。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下令全军必须严密把守，认真查询。不久，来了报告，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化装混进难民群里，准备沿胶济铁路逃向青岛。28日早晨，王耀武在4个卫士保护下，到了长剑桥头，被我公安人员查获。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经审讯才供出了自己的大名，并请求送往华东军区。”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你们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了！整个战役歼敌10万，不简单！这次战役，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创造了经验和条件。” 说话之间，小车已经到了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济南市的偏东北方，它的西北岸，是明清两代城墙的遗址。由于这一带地势低洼，众多泉水大都流向了这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水域。在这一水域的旁边因建有大明寺，所以，北魏时这里就被称之为大明湖。 毛泽东一行荡舟大明湖，登上了湖心岛，观看历下亭，匾额“历下亭”3字是清代乾隆所书。服务人员介绍说： “历下亭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即北魏的‘客亭’。以后历下亭数易其地，宋朝以后，亭阁已经迁到大明湖畔。到了清代康熙32年，才在此地重新修建而成。 历下亭闻名天下，主要是得益于大诗人杜甫的诗句。745年，杜甫到齐州临邑看望其弟杜颖，而后他到了济南，与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相遇，二人宴饮于历下亭下。杜甫挥笔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其中的名句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此后，杜甫的这句诗就成为历下亭的联语。现在的这副联语，又改成‘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了。” 毛泽东看过历下亭，便前往斜对岸的北极阁。北极阁耸立在大明湖北岸的高台上，在整个大明湖园区内非常显眼。毛泽东来到北极阁前，笑着说： “我们来到王耀武的指挥所了。” 毛泽东又介绍说： “这北极阁又叫真武庙，是道家的庙宇。据说，在金元之际，济南道教兴盛，全真教的祖师邱处机就曾在济南传教。北极阁始建于元代，上下有百级石阶，内有真武帝塑像。” 不知谁人插了一句话： “全真教也没有帮上王耀武的忙。” 众人一听忍不住哄笑起来。罗瑞卿问毛泽东： “主席，还看什么？是否到此为止？明天再看千佛山、金牛山？” 毛泽东突然说： “我们去看泺口大坝。” 罗瑞卿闻言不由一愣，事先没有这个计划，怎么做保卫工作？于是他就劝毛泽东不要去，无奈毛泽东坚持要去。他只好对司机说： “走，去泺口大坝。” 车队向泺口大坝驶去。毛泽东问许世友： “你知道为什么叫泺口吗？” 许世友说： “不知道，我没读过多少书。” 毛泽东说： “泺口也叫洛口，泺和洛通用，当湖水讲。泺口在黄河南岸，济南市北边。市内的泺水由此入黄河。” 许世友说： “对，主席的记忆真好。” 毛泽东在泺口大坝脚下下车，兴致勃勃的登上大坝，看看泺水入河口，远眺着滚滚的黄河，问道： “你们知道黄河在山东段的情况吗？” 众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研究黄河的第一站，加之大家对黄河都不甚了了，只好说： “关于黄河问题，回去请水利专家专门汇报吧。” 此时，天已黄昏，毛泽东只好默默步下大坝，回到住处。毛泽东立即叫来了一位负责水利的领导人，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一边吃一边谈，谈了很长的时间。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视察何处，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关于济南的人文环境，许世友和其他的地方领导人，只要看一看地方志，是不难了解的。特别是在泺口大坝上，当毛泽东问及黄河在山东地段的情况时，他的部下们竟然一无所知，还要让毛泽东去问问水利专家。毛泽东在济南让许世友借来地方志，实际上就是为了备课，他作为一位导师，也是需要不断的充电，不断的补充、丰富、扩大他的知识面。毛泽东不厌其烦的讲述济南的人文知识，并不是有意炫耀自己，而是有意识的启发他的部下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济南是这样，到其它地方也是这样。他始终认为：作为一方“诸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对你自己管辖的地方什么都不了解，又怎么能够治理好这个地方呢？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倡导调查研究是他的一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