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 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 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 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话说1934年5月3日，博古、李德和朱德离开广昌前线，于5日回到了瑞金。 李德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主张，并电告共产国际批准。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并明确规定：“三人团决定一切”，负责筹划战略转移问题。“三人团”的具体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并分管干部的处理问题；军事上由李德负责计划的设计与制定；周恩来则负责军事计划的具体实施。 5月16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部在北路军和空军的配合下，攻击建宁。中央红军开展了建宁保卫战。 1934年6月1日，国民党军占领连城，中央红军被迫退往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 此时，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一反他4月3日在给中革军委的建议信中，曾经认为短促突击是“零敲碎打”的观点。 林彪何以会转这么大的弯子？据李德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他约林彪写一篇文章。李德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迷惑敌人。林彪毕竟年轻，竟然答应了。 林彪在《论短促突击》中写道： “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略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林彪还在文章的末尾引用了李德的一段语录，作为结束语。 6月上旬，毛泽东骑马从文武坝来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22师。他住在老乡一间不大的堂屋里。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见红22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询问敌情、战士们的生活和心情、地方群众、地方工作、作战经过等情况。 稍后，毛泽东在李官山召开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说： “反第5次大‘围剿’的失利，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则问题，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一定要坚持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后回到文武坝，参加了粤赣省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深知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所以陈济棠在南线战场上，对红军采取的是“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没有积极的向苏区发动强势进攻。他在会议上详细分析了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说道：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以派一些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部管区，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济棠的军队停战抗日。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的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毛泽东这些指示，对消除南线的两军对立，为促进陈济棠和红军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的突围顺利突破第1、2道封锁线，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 6月22日，毛泽东就中革军委准备将红7军团南调，以加强南线的防御一事，同刘晓、何长工等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复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情况说： “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建议红7军团可不南调，“寻淮洲部以在瑞金待机为宜”。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 6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6个师由泰和地区渡过赣江，向沙村、兴国推进。 1934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6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 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派出两支远征军打到外线去。这两支远征军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负责探路的这第1支远征军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把红7军团60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男，1942年壮烈牺牲——笔者注）率领，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皖南，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率领的新红10军会师。中央代表曾洪易随军行动。由曾洪易和乐少华、寻淮洲3人组成前委会，以曾洪易（后叛变投敌——笔者注）为书记，全权指挥先遣队的行动。 7月6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此一去也有分教： 艰难困苦百战多，壮士鲜血沃山河。 可怜粟裕少年将，几次生死多蹉跎。 7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向赤水、驿前、小松、石城推进；另有6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同时，南路军的3个师也由筠门岭向会昌佯动。 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毛泽东带领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部分干部及警卫员，从文武坝出发，游过绵水，经黄坊从半山寺右侧的羊肠小道，登上会昌城外的山峰岚山岭，视察阵地。 毛泽东站在岚山岭上，极目四望，感触颇深。他回到文武坝后，当晚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时词作《清平乐.会昌》，其词云：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不久，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背上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望着田野说： “好快啊！我来的时候早稻才有1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坐上小船行了一程，尔后登岸步行，回到了瑞金。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中说：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掠，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危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1、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2、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和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3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宣言还表示，若接受前述3个条件，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在7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双方建立了秘密的通讯联系。 7月23日，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为对付国民党围剿军6路进攻，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6路分兵”、“全线防御”。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围剿军拚消耗。其具体布置是： 红3军团第6师、第21师位于兴国西北地区；红3军团第23师和江西独立团、独立营位于古龙岗以北地区。红3军团第4、第5师和红5军团第34师位于驿前以北地区；红5军团第13师位于头陂地区。红1、红9军团及第24师位于朋口、连城地区。红22师位于筠门岭地区。 此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经失去了在中央苏区、在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迫切希望红军能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的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歼灭国民党军。他把“三人团”的“6路分兵”、“全线抵御”，作为军事平均主义的典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毛泽东多次建议改变打法，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受到了留党查看的处分。他曾感慨的评论说：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1、2、3、4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2、3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7月底，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形势更加严峻了，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名义正式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问题；同时制定了《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求得战略情况的改变”。 就在这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孔荷宠叛变投敌，亲手将他偷偷勾画的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交给了蒋介石。 孔荷宠的叛变开了红军指挥员较大规模叛变的先河。随后，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16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敌；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等也先后叛变。 龚楚是在1935年5月2日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犯下了累累罪行。 且说孔荷宠投敌不久，沙洲坝便遭到了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朱德不得不由沙洲坝迁到了背梅坑。 背梅坑在沙洲坝西南，两地相距15公里。这里有一座高仅30多米占地约20来亩的石灰岩小山包，叫做云石山。云石山上竹木葱郁，山顶有一座坐东北朝西南的古寺，面宽5间，是一座极普通的青瓦黄墙小庙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机关为了交通方便，分别驻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毛泽东和张闻天则被分配住在云石山的古寺里。 此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小毛来到了古寺。古寺里住着一个法号叫乐能的大和尚，还有两个小和尚。警卫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和尚们搬走，毛泽东说： “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 于是，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中堂就作为会议室。一向清贫的和尚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一家人的伙食竟然也跟他们差不多，十分感叹。 古寺后边有一棵大樟树，枝叶茂密，树下有两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常坐在石凳上读书。有时，他和贺子珍带着小毛在树下相对长坐。 云石山距红军大学不远，被调离领导岗位正在红大学习的贺敏学，前来看望毛泽东一家。当贺子珍牵着3岁的小毛出门迎接时，贺敏学便兴奋地抱起孩子用胡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贺敏学的近况，而后缓缓地说： “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毛泽东在送贺敏学下山时，面对眼前一排苍劲有力的青松，忽地止步，仰望片刻，吟诵出杜甫的诗句：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有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聊天，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啦。他们坐在毛泽东住所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还剩下的酒，说起了令人留恋的往事。毛泽东叹道： “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在云石山期间，中革军委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毛泽东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近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全书共分为3章：第1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2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对付敌人围剿和追击及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3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内部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这本书后来在中央红军大转移时，定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到了各部队中。 且说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为《红星》报题词，他写的是：“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进攻。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在高虎垴、万年亭至驿前约15公里纵深地区，构筑防御阵地进行固守。红军虽然打退了北路军多次进攻，迫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8师退出战斗；但红军也伤亡了2300余人，其中指挥员就多达600余人。 8月7日，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向石城、宁都、于都地区撤退。 就在8月7日这一天，中革军委组织了负责“调敌”的第2支远征军——红6军团，其任务是从湘赣苏区出发，突围西征，再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8月12日，红6军团由红17师、红18师计2个师6000余人在寨前圩组成，并召开了誓师大会。以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红6军团中央代表，以萧克任军团长兼17师师长，以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以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18师以龙云为师长，甘泗淇为政委，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8月20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文章说：9、10两月间将是决定胜负的血战关键，红军必须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此后，中央红军的突围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的全面展开了。 8月26日，吴亮平、林伯渠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滕代远联名发出通知，通知中提出：从9月15日起，苏区扩红30000人；要求所属各部必须在1个月之内完成。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回到瑞金，就住在云石山古寺的侧屋，毛泽东和他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们除了谈工作，有时也谈谈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则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1934年9月1日，红1军团在红9军团及红24师的配合下，在福建温坊地区先后歼敌1个多旅，缴枪1300余支，迫击炮6门，子弹23万发。 9月初，中央红军各路高级指挥员陆续返回瑞金，接受新的命令。 周恩来和奉命从前线赶回瑞金的林彪、聂荣臻，进行了单独谈话，向他们说明了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指示他们秘密进行准备工作，暂时不要向下级透漏。中央只要求在转移之前，红1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以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的地域集结。 林彪和聂荣臻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后，怎么也不能平息心中的震惊。他们急于想了解诸如转移方向等之类的大事，可是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聂荣臻提议去看一看毛泽东，林彪欣然同意。两人策马通过一条狭窄而阴暗的小巷，来到云石山毛泽东的住所，看望老领导。门庭冷落已久的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聂荣臻会来看他，显得很兴奋。美国人索尔兹伯里描述了此时的毛泽东，他写道： “毛泽东1934年秋天已满40岁。他面庞消瘦，面颊深陷，又直又硬的黑发长可及肩。瘦长的身材，高高的颧骨，衬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周身透出一种痛苦的气色。他已病了几个月，疟疾经常发作。尽管教会培养出来的医生傅连璋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仍然没有康复，身体孱弱，心境不好。” 毛泽东拉着林彪和聂荣臻的手，3双好久没握在一起的大手，紧紧的握在一起，握得紧紧的，谁也不愿先松开。毛泽东望望林彪，又望望聂荣臻，林彪、聂荣臻也都望着毛泽东，就这样望着，就这样久久的对视着，一直到眼里都溢满了泪水。许久，毛泽东才问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聂荣臻回答说： “我们是回来接受新任务的。” 毛泽东又故意问道： “接受什么新任务？” “要转移。”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你们已经知道了。” 林彪、聂荣臻本来想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的方向，就问道： “我们要到何处去？” 没想到毛泽东却说： “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毛泽东话锋一转，提议和林彪、聂荣臻一起去看看瞿秋白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不与林彪、聂荣臻谈红军转移的军事问题，一方面是守纪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嫌。因为红1军团长期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李德等人平时就不断散布谣言，说毛泽东搞宗派活动。因此，毛泽东此时既不过问红1军团的工作，也更不能向老部下说什么情况，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再制造谣言，说他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 9月10日，《红星》报发表文章，号召苏区人民赶做20万双草鞋，支援红军，限于10月10日前全部完成。 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司字第44号”命令，对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和地方武装的指挥进行改组，规定凡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区或即将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区域的县区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游击队政治部；由县区军事部长任县区游击队长，由相应的党组织的书记，兼任游击队的政治委员。命令要求上述改组计划，务必在9月25日以前完成。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被“三人团”派往于都视察工作。他带着秘书、卫生员、警卫员一行二十几个人，从云石山出发，步行一天，来到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于都县城，住在北门外何屋一栋房子的左厢房里。省苏维埃主席钟世斌热情接待了毛泽东。 毛泽东由于工作繁忙，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疲惫而又虚弱的他，又染上了疟疾，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工作。 有一天，赣南省委负责人来到何屋看望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登贤县许多肃反扩大化的事例：白区一些小商人来畚岭圩卖食盐，登贤县一些干部说他们是来赤色区域刺探消息的，不分青红皂白，抓起来就统统杀掉。小溪有个钟牙子带人到白区反水了，后来他被赤卫队员捕获后关了起来。没想到钟牙子竟将墙壁掏了个洞又逃跑了。登贤县委负责人硬逼着看守钟牙子的钟老东，承认他与钟牙子有串通。结果，钟老东被冤枉处死。高石村贫农张德福去赶圩，中午到一家私人饭馆吃饭，他只说了一句“饭太少了”，结果饭店老板到县里告他，说他是“AB团”；县里干部也不做调查，就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贱女和乡政府文书张炳东，对党忠诚，工作负责，办事公道，深受人民爱戴。登贤县干部来乡里检查工作，对他们招待的饭菜不满意，于是就寻衅陷害他们，把谢贱女、张炳东二人当作“AB团”抓了起来。第二天，县干部在小溪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谢贱女、张炳东的罪行是：在乡政府工作8年，没有得罪一个地主富农，目的是希望在将来反动派卷土重来时，地主富农请他们坐上席；而他们对革命干部却没有丝毫感情，罪该万死。此时台下有人高喊：“他们两人杀不得！”登贤县干部马上派人到台下追查喊话的人，群众把喊话的人掩护了起来。结果，谢贱女、张炳东还是被杀害了，不少群众都流了泪。 毛泽东听了这么多典型案件，非常痛心。他让值班警卫员扶起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给登贤县苏维埃的紧急信件，让警卫员马上送去。 警卫员因为往返需要一天时间，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就说： “主席，是否让其他同志送去？”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问道： “为什么？” “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警卫员的职责，要是我走后，您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交代？”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是对革命者的起码要求。登贤县肃反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必须尽快纠正，否则会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这封信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今晚务必送到！” 警卫员双手接过信件，转身跑出门去。 登贤县委接到毛泽东的信，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制止了乱抓乱杀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由于繁忙的工作和万般焦虑，他又一次被疟疾击倒了，一直卧床不起。每当疟疾加重时，还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躺在床上，两眼深陷，嘴唇干裂，脸烧得通红。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身旁。年仅17岁的小卫生员钟光给他吃过奎宁，打了针，额头上敷着冷毛巾，但高烧依然不退。连续3天，他吃不下食物，只勉强喝几口米汤。钟光慌了手脚，催吴吉清立即跑到省政府报告了情况。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打电话向在瑞金的张闻天告急，说：“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得知毛泽东在于都高烧不止，非常关切，立刻电话通知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说有紧急事情相商。两人见面后，张闻天说明了原委，要傅连璋马上赶到于都，为毛泽东治病。 从瑞金中央所在地到于都，路程90公里。傅连璋带着药箱，骑着骡子，一天一夜赶到了毛泽东住地何屋，只见毛泽东躺在木板床上，额头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突起。毛泽东见傅连璋来了，焦急地说： “傅医生，你一定给我医好。” 毛泽东精神很疲惫，不能多说话，傅连璋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在毛泽东的嘴里。毛泽东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傅连璋焦急的等了10分钟，从毛泽东嘴里轻轻的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体温41度！傅连璋有点心慌，却极力保持着镇静，又给毛泽东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只是腹部有点胀。 傅连璋是最熟悉毛泽东身体状况的，他向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询问了有关病情，诊断为恶性疟疾。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赞成他的意见。于是，傅连璋加大了用药量，给毛泽东服了奎宁丸，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傅连璋要亲自陪护毛泽东，可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傅连璋只好嘱咐卫生员和警卫员，要多给毛泽东喝开水，多换换额头上的冷毛巾。 第2天清早，傅连璋给毛泽东量体温，病情好转，体温降低。 第3天，毛泽东体温继续下降。 第4天早晨，毛泽东起了床，他对吴吉清说： “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 吴吉清说： “你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我好了。” 他来到傅连璋的住室，看到傅连璋还在睡觉，就没有惊动他。傅连璋一觉醒来，看见毛泽东正站在他的床前，不由得一愣。毛泽东见傅连璋醒了，就亲切地问： “这几天你累了，身体怎么样？” 傅连璋急忙说： “我很好，主席你自己要多休息。” 毛泽东笑着说： “我好了。” 傅连璋起了床，拿着药箱，随着毛泽东来到他的房间里检查身体，一量体温，只有37度，高兴地说： “你退烧了，体温正常，好了。” 毛泽东也笑了。 傅连璋让人为毛泽东炖了一只老母鸡，要他补一补身子。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吃，反而非要傅连璋把这只鸡吃了不可，说是要犒劳他。傅连璋有定时定量进食的生活习惯，这只鸡一连吃了3天9顿，才把它报销了。 傅连璋在于都住了10天，一直等到毛泽东的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这才离开。 一天，刘英急急忙忙的来找毛泽东。她一进门看见毛泽东那个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身材高大魁梧、双眸炯炯有神的毛泽东，现在变得又黄又瘦，一脸倦容，极度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一问才知道他是刚刚大病了一场。 毛泽东见小老乡来了，格外高兴，又恢复了往日的风趣，笑着问道： “明朝金陵陈全作的一首曲子，形容害疟疾的，你读过吗？” 刘英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兴致勃勃背诵起来： “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锉。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只被你闷煞人也么哥，真的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背到这儿，他又笑着说： “刘英同志，这一次，我可是深有体会哟。” 欲知刘英找毛泽东有何要事？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抗日先遣队以区区数千人之旅北上，无异于羊入虎口。而且外有虎狼环俟，内有蠹虫乐少华、曾洪易破坏，孤军如何不败（请看粟裕传记——笔者注）？只可惜军事天才粟裕不得不去打游击了。他离毛泽东越来越远了，离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心战场越来越远了，展示其卓越才华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粟裕曾4次受伤致残，这也是他命多乖蹇，失去了不少卷入中心战场的机会。倘若他能像林彪一样一直在毛泽东身旁，一直处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心战场，其个人历史及整个社会历史又该如何书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