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做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 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 是党员就不革命了？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第三，比她大也 行，比她小也行，只要她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 话说1970年6月14日，这一天是章含之35岁生日。一大早，北京针织总厂军代表办公室，派人到车间找主动来工厂锻炼的章含之，告诉她说，毛泽东来电话，要她立即向工厂请假，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章含之换下工作服，请了假，骑上自行车，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坐在床上喝茶。章含之趋前问候说： “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 毛泽东高兴的笑着，拍拍床沿示意章含之坐下。他笑着说： “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是不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呀？” 章含之没有想到毛泽东日理万机，竟然还记得1966年7月间他派秘书捎给自己的那几句话，其中有“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有忧明日愁”一说，她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 “不明白不要紧，慢慢的就会明白的。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毛泽东从床上起身，披上衣服，说： “我有事要同你商量，到外面去谈。” 毛泽东带着章含之来到会客室，坐在沙发上，问道： “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 章含之老老实实的回答说： “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4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但都没搞成，因为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 “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上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 毛泽东说着，习惯的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继续说： “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办，反正不能走老路。” 毛泽东把烟放在鼻子上嗅了嗅，又放回茶几上，说： “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 章含之又惊又喜，连忙说： “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 “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你们外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 “总数我说不清，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个。” “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 “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 “噢！要弄清楚再解决。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 “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的请一些外国人来教书。教育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 章含之闻言有些不解。毛泽东喝了一口茶，不慌不忙地说： “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就告诉外交部。” 1970年6月间，毛泽东看了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请示》中说，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5万元。毛泽东口头指示说： “给秘鲁救济5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100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100万或150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毛泽东圈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经过3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决定废除考试制度，计划从本年度下半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办1年左右的进修班。在教学中，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招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其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可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后来在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经验在全国高校大面积推广。197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这种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有资料显示，从1970到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人。 1970年6月，李讷在江西井冈山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创办的“五七干校”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向爸爸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和想法。 原来，在全国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后，毛泽东为了锻炼年届30岁的小女儿李讷，也让她打起背包，到江西井冈山下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此后，毛泽东曾经让谢静宜到干校去了解李讷的情况。他说： “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 谢静宜，女，河南省商丘县人，出生于1935年，1952年初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入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她和迟群一起随“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北京市委常委。 谢静宜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来到“五七干校”，看望并了解了李讷的情况。她作为朋友，临走时随便问了一句： “李子，年岁不小了，对婚姻考虑过没有?” 李讷说： “没有。我根本不急，我母亲倒是挺急的，我想听听爸爸的意见。” 谢静宜回到北京后，把李讷的想法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转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做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她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 “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决定好了： 在“五七干校”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比李讷的年龄大得多，所以她的交往范围非常小。后来，李讷和一个与她交往比较多的姓徐的小伙子相爱了。小徐比李讷小几岁，工人家庭出身，只有中学学历，他原是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毛泽东和江青尊重小女儿的意见，完全同意他们的婚事，还送了一套马恩全集及其它礼物，向他们表示祝贺。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和堂姐夫、干校党委书记曹全夫为她操办了简单婚礼。可是，李讷和小徐由于性格不合，志趣不同，不久就分居了。此时的李讷已经怀有身孕。后来，两人正式离婚，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铁道学院读书，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这次失败的婚姻对李讷打击很大，一直生活在顺境中的她，简直无法承受。于是，她想换一换环境，就在6月间写给爸爸的信中说，她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毛泽东看了李讷的信，立刻叫来了谢静宜，他说： “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李讷在‘五七’干校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那里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助她选个点。你带上李讷一块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 谢静宜准备动身走时，毛泽东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先让谢静宜看了，其中有一句话使谢静宜深受感动，终生难忘：“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谢静宜看完将信纸装入信封，护士长吴旭君正欲封上，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不封，就这样敞着。” 谢静宜明白，毛泽东这样做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李讷了解这种信任。果不其然，李讷看完信后，与谢静宜开玩笑地说： “你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 在江西省委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李讷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不久，李讷生病了，谢静宜受毛泽东之托，又去江西去看望她。谢静宜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谢静宜说，李讷发着烧，跟老乡一起去砍甘蔗去了。谢静宜去河里给她挑了一担水。河水浅且浑，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但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劳动之外，她还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确实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谢静宜回京后，向毛泽东报告李讷的病情。毛泽东说： “她没什么大病，在家时也是常发烧的，一遇到考试，她就拼命一阵子，考试完了就发烧，大病一场，没什么要紧的。” 谢静宜看毛泽东对女儿要求这样严，就说： “主席，李讷还是有病的，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再回去吧!” 毛泽东说： “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谢静宜说： “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 “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后来，李讷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叫李小宇，雇了一个保姆，钱就不够用了。谢静宜说： “跟主席要一点吧？” 李讷没有吭声。谢静宜问身边的人： “李讷要点钱，得跟主席提多少合适？” 那人回答说： “至少要8000元。” 谢静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给那么多啊？我那个钱是供应农民队伍的。” 毛泽东想了想，又说： “那好吧，给她8000吧。现在给她3000，她走的时候，你再给她5000，不要一次都给她。” 正是：五七干校新事物，士庶尊卑一般同。后来争说“牛棚”者，读此能不面皮红？ 197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他见到来自反美前线的兄弟党领导人非常兴奋，谈笑风生，不知不觉间原定的谈话时间就到了。周恩来抬手看了看表，毛泽东似乎没有看见，依然饶有兴趣的问凯山.丰威汉： “我不大懂，万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凯山.丰威汉回答说： “老挝的象很多，过去国王举行庆典，都要有大象，尤其是白象，是最名贵的。” “你今天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毛泽东高兴地说。接着，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叫《启颜录》，是隋朝时候写的一部讲笑话的书。其中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北朝，信奉佛教。有一次开法会，由一位高僧登坛讲经，讲到中间，一个人站起来问他，释迦牟尼平时出门骑的是什么牲口？高僧回答：释迦牟尼在家是坐在莲台之上，出门时则骑白象。这个提问的人说：不对，你根本没有读懂佛经，释迦牟尼出门骑的是牛而不是象，佛经上说：‘音貌奇特’，‘奇特’不就是说骑牛吗？高僧听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对付不了这个人。” 讲完故事，他忍不住自己先笑了起来。在座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凯山.丰威汉等外宾也都跟着大笑起来。 此时的速记员吕辉祥把“音貌奇特”误听成为“音麻奇踏”。这个词连翻译也没有听明白，更不懂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就请求周恩来、康生帮忙。周恩来和康生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说话。林彪、黄永胜则低着头，大概也是没有听懂。翻译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口中念念有词，应付了几句。吕辉祥很佩服翻译的应变能力。会见结束后，他问翻译员当时是怎么翻译的？翻译说，我也不知道，就应付过去了。这下可难坏了吕辉祥，弄不懂“音麻奇踏”的意思，就无法整理好会谈记录。他查了《辞海》、《辞源》，也没有找到这个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心想：“这怎么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呢？”一直折腾到半夜他才突然想起来，到北京大学向知名学者请教一下，也许能找到答案。果不其然，北大一位老教授在查找资料后，给出了答案。他说：《启颜录》是隋朝人侯白写的一本笑话集，原书已散失，今存敦煌卷子与后人辑本多种，收集笑话百余则。据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说，《太平广记》引用甚多。你所说的“音麻奇踏”实为“音貌奇特”。“奇特”二字可以理解为骑牛。‘特’字有两说，一说是指公牛或母牛；《玉篇》有云：特，牡牛也。一说是泛指牛。樊绰的《蛮书》云，有一家生了一犬，初如小特。所以“奇特”即“骑牛”之意也。而佛经上所说的“音貌奇特”，本意是指释迦牟尼长相风度奇特，可是提问的人却偏偏说释迦牟尼是骑牛，这不是很好笑的吗？吕辉祥闻言，恍然大悟，连声道谢。他更加由衷的敬佩毛泽东那博大精深的学识！ 7月上旬，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3国代表在北京举行有关坦赞铁路问题的第4次会谈。 赞比亚代表团长提出，他们要用机车真空制动停车装置。 此前，中国和坦桑尼亚都已经用上了新的制动方法。赞比亚提出这个要求，主要是怕自己的国家将来会有不测之祸，所以他们坚持要用真空制动装置。有的中国人不理解，就说： “他们和坦桑尼亚的关系不是很好吗？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亲如姐妹的国家，根本用不着担心发生什么事情嘛。我看他们有些神经过敏。” 周恩来轻轻摇摇头，说： “‘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不错，两国关系现在是极为友好的，是亲如姐妹的，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亲兄弟，尚有不和之时，何况是两个国家。” 赞比亚提出的这个技术问题，一时难住了许多专家。周恩来说： “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的。” 果然，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攻关小组，没过几天就拿下了这个难题：他们设计的这个装置，在坦桑尼亚境内用空气制动，到了赞比亚境内，只要把阀门一关，就可以改用真空制动。 问题圆满解决了，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代表团成员非常高兴，他们强烈要求，要见一见毛泽东。 7月11日17时35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坦、赞3国代表。他在大会堂门口一眼就认出了赞比亚财政部长穆登达，像老朋友那样打招呼说： “我们又见面了。” 穆登达异常激动，他说： “非常荣幸看到阁下，感谢阁下还记得我。” 毛泽东握着穆登达的手，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看他还是那么年轻。” 穆登达转达了尼雷尔和卡翁达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表示谢意，他又风趣地说： “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他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来北京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两个团长听毛泽东这么说，还真的认了真，就回答说： “没有通知他们。”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舒心的吸了一口烟，两手搭在座椅把上，神采飞扬，他说： “他们过去不肯修这条路，现在又很想修了，他们的早晚市价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看着人们频频点头，接着说： “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啊？统共才一亿英镑。” 他转身问周恩来： “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吧？” 坦桑尼亚代表团团长贾马勒说：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毛泽东说： “靠不住，问题总会有的。” 贾马勒却坚持说： “但问题解决了以后就不再是问题了。” 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说： “新的问题又会出现。”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 “这条铁路准备修几年啊？” 周恩来答道： “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问题是他们的劳动力需要逐步学习技术。” 毛泽东对坦赞关于制动问题的争论非常关心，他问争论的是什么技术问题。周恩来说： “就是火车停车时，是用真空制动还是用空气制动。空气制动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赞比亚还是用的真空制动。”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我不知道，一窍不通。还是我们总理比较通。” 周恩来赶紧指着坦、赞朋友说： “我也不通，是跟他们学的。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 “有些中国人的话不能听。还是找外行比较好，比如我们的总理，他就是外行，他好讲话。” 毛泽东又问道： “听说成昆铁路拍了个电影，放给他们看了没有？” 李先念回答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要快也可以快，要慢也可以慢。” 他转向非洲朋友说： “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 周恩来说： “他们地上、地下的资源都很丰富，有许多有色金属。” 毛泽东对穆登达说： “我看了简图上赞比亚的都城卢萨卡，靠近南罗德西亚。” 穆登达回答说： “比较近，距离边界大约300英里，给我们造成许多问题。” 毛泽东数了数参加接见的共有12个人，就笑着问周恩来： “你会见的时候是多少人？” 周恩来笑着说： “也是12人。” 毛泽东开玩笑说： “那我们就平等了！” 逗得周恩来和在场的人再次笑起来。 1970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张玉凤正在打扫着专列车厢，列车长和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她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要她去中南海一趟。 上午11点，张玉凤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玉凤便一口答应下来。 张玉凤，1944年出生于东北牡丹江，14岁辍学到铁路局工作。1960年调至北京铁道专运处，在外国元首及国家领导人外出的专列上当服务员。1968年，她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那年她24岁，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儿。 7月中旬，叶群一伙面对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坚决态度，心急火燎。叶群和吴法宪谈话说： “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怎么办？往哪里摆？林彪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提议写上这一章。” 于是，吴法宪按照叶群的吩咐，在修改宪法起草会议上，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问题。 周恩来马上给汪东兴打去电话说，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又有一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要他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一下。毛泽东听了汪东兴的汇报，要他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 “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这是毛泽东第5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7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并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7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刊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专辑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文章实际上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撰写的。 文章中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6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 第二，建立一支教师队伍。“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教员、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 第三，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使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 第四，“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第五，彻底改革教材。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打破旧的教材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的需要为出发点，三大革命为源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第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方法。 7月2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7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起草的社论稿。陈伯达和张春桥就草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了分歧。陈伯达提出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这4个字去掉。张春桥表示反对，坚持不改。周恩来见双方争执不下，就说： “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7月28日，周恩来将讨论社论稿的事情报告给毛泽东，其中写道：“要请示主席。” 7月29日，周恩来、黄永胜到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社论稿时发生的争论情况。毛泽东听后，看了黄永胜一眼，故作轻松的说道： “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 说罢，就让汪东兴代替他把社论稿中的“毛主席和”那4个字圈去。 接见外宾结束后，黄永胜就回了北京。 7月30日，周恩来在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转告了毛泽东对社论稿的意见。 在社论中去掉了这4个字，就变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这一点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他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当时又是当着黄永胜的面，所以故意不点破罢了。事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这样说： “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 欲知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如何发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教育革命的理想，在毛泽东心里已经埋藏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他一生都在实践着新式教育：从他个人的自学，到觅友互助，到创立新民学会；从他当小学、中学教师到创办工人夜校，办预习学校、自修大学、红军大学，再到抗日军政大学；无不是对新式教育模式的不断探索。但由于战争、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时机的不成熟，他还始终没有对他自幼恨死了的旧式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而此时的毛泽东，终于成为说一不二的领袖了，终于可以进行他理想中的教育革命了。于是，他就毫不犹豫的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教育革命；于是就出现了一场据说是教育史上的大灾难。据某之愚见，毛泽东提倡的教育革命的实质，就是要在教育中培养人们的个性，而反对填鸭式的那种培养共性的、培养奴性的教育模式，这恰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且不说教育的阶级性，一个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教育模式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教育模式基本相同，岂不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吗？教育革命究竟是耶？非也？后人尚需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