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话说1964年7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届亚洲经济讨论会后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19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8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8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400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4年仗，从过去120万发展到500多万。蒋介石的95%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5%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30几个国家独立了。1958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1958年到1964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8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80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80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12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3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25年仗，包括朝鲜战争3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25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20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随后在谈话中，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话。他盯着桑给巴尔朋友，平静地问： “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他说：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说： “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他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7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第7舰队就占了一半——6艘。它还有一个第6舰队驻在地中海。当1958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6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走。” 7月11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传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第二次整风学习。其间，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此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认为：文艺创作多年来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要写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步。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邵荃麟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严厉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的文章“九评”。“九评”原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后来毛泽东把它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 毛泽东原先还指示写“十评”，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了台，“十评”就没有发表。所以，“九评”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也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把毛泽东近年来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为15条内容；同时又引入了毛泽东在6月16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 7月15日，毛泽东开始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他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说法，在复信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毛泽东在复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还指示康生、吴冷西等人，复信稿在批驳苏共坚持“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他以特殊的责任”这一说法的份量不够，他说： “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章中写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的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线，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的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的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后，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7月1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23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很高兴。他对江青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他还说： “剧名可以改为《沙家浜》。” 于是，编剧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京剧《沙家浜》。有人提出说： “剧本很重要，是不是让主席过目。” 江青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把剧本送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几位创作人员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晚上8点要和他们谈谈剧本。 这天晚上，汪曾祺和于会泳等人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于会泳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担任作曲系党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东西方音乐都会并且表现力很强的人物，就大胆的启用了他。 且说毛泽东半坐半躺倚在沙发上，说： “曾祺，你是会写戏的，怎么忽然变得不会写戏了呢？” 汪曾祺连忙站起身来，说： “请主席多加指点。”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沙家浜》，他说： “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很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在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关于《智取威虎山》，毛泽东说： “这个戏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这里面的一句唱词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我看‘春天’还不如用‘春色’好。” 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剧本，他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中又加写了一段唱词：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剧中“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于会泳在江青指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使之名声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的样板戏。于会泳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说《沙家浜》剧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她亲自物色的饰演阿庆嫂的B角演员洪雪飞彩排时，偶然发现坐在她身边的A角演员赵燕侠没有穿毛衣，就送了两件毛衣给赵燕侠。后来，江青发现赵燕侠没有穿她赠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赵燕侠赶下了台，换上了B角演员洪雪飞。 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毛衣风波”。笔者以为，江青送赵燕侠毛衣应该确有其事；但说江青因赵燕侠没有穿她送的毛衣就一怒换人，正像其它污蔑江青的谣言一样，纯属无稽之谈了！诸君若不相信，请找来洪雪飞和赵燕侠的演唱音像，对比一下她们的音质和演唱风格就明白江青换人的真实原因了。 且说在7月29日，毛泽东为《天津日报》重写了报头，这是他为地方报纸重写的第一个报头。在几个大字下面，他又用铅笔给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写了一封信： 万晓塘同志： 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毛泽东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全文。 7月31日这一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结束，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在闭幕式上致词，副组长陆定一做了长篇讲话。小组成员康生在讲话中，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小组成员周扬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报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社论对7月31日结束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各部门干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推广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总结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 原来，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刘少奇委派，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化名为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去蹲点搞四清运动。王光美在1964年春节前从桃园回到中南海过春节。刘少奇和王光美在春节期间谈了四清问题，他们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为一个文件下发，题目是：《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王光美在4月底结束了在桃园的蹲点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结果是证明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桃园经验”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 刘少奇在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中，还强调说： “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的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95%，共同对敌。” 江青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大为惊讶。她回到家里，对毛泽东述说此事。她还说：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反对他。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已经做公开报告反对你了。” 后来，李雪峰在几十年后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揭发刘少奇的材料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我当时认为刘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在此基础上刘少奇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搞退赔。胡说团结95%的干部是团结95%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本禹回忆录》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些高层领导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3次家，第1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2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3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3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3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它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 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 且说在8月2日，美国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8月4日，美国派遣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 8月5日，美国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 8月5日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也参加“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 这一天，毛泽东在政府发表的声明稿上批示道：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说的行动，原是他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考察整个黄河流域，直至黄河源头。为此，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有空便练习骑马。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使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 8月10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当听到饰演严伟才的演员道白：“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毛泽东笑了，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 “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这个戏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起草的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此前，中央军委常委会为保持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曾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到北戴河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减！” 贺龙又请示说： “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毛泽东说： “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关于军衔问题，毛泽东以前就曾几次说过： “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后来在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且说8月12日晚，毛泽东观看了山东淄博、青岛京剧团合演的《红嫂》，在演出结束时，陪同人员问他上不上台接见演员？毛泽东爽朗地说： “省里剧团我上了台，地区来的怎能不上呢？上！” 来到舞台上，毛泽东问剧团负责人： “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还有几个道具工人。” 毛泽东说： “来，都叫来。见见面嘛。” 第二天，李讷到剧组来玩，演员们问她： “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 李讷笑着说： “我听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 8月间，毛泽东在昆明军区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报告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 8月14日，中宣部根据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 8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看出我们有这一点。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估计5年、10年之后，他们会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就连英国保守党中一部分人也不赞成同美国合作得那么紧。” 8月18日，毛泽东对《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刘少奇的来信是在广州写的，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8月16日的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10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8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人谈哲学问题，他说： “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宁讲过，凡事都是可分的。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一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继续说道：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3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300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柳宗元写了《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不少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4大家族：‘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4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伦，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8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第2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它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中说：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件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来到北戴河，交给了毛泽东。 8月20日，毛泽东召见正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征求他们对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 “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 “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4000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 “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建议说： “是否到10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他又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8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望爸爸。她回到家里，毛泽东正在休息，她就在外边逗着孩子玩。 “妈妈，小金鱼哭了。” 宁宁看着院子里养鱼池里的小金鱼说。李敏说：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 宁宁说着，伸手就要抓小金鱼。李敏拉住了儿子的手，说：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李敏抱着孩子走进爸爸的卧室，宁宁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敏哄着宁宁，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吓了一跳。原来爸爸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间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面。宁宁可从来没见过姥爷这样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给儿子找一点吃的，哄着他不哭，就说：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 毛泽东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外孙拿糖。李敏说： “只拿1块，就1块。” 说着就给孩子拿了两块糖。宁宁拿到糖后，既高兴又委屈的望着外公，小手使劲的攥住糖块儿。毛泽东说：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对外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只听爸爸又说： “小孩子，莫要惯他。”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有44个国家和地区367名科学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在负责接待工作的周培源介绍到日本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及其物质无限可分的理论时，毛泽东握着坂田昌一的手说：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坂田昌一听毛泽东这么说，十分惊讶和喜悦。 后来于光远在陪同科学家们游览颐和园时，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赞赏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于光远还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感慨地说，可惜我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话，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 坂田昌一回国后，在《北京科学讨论印象记》、《北京科学讨论会杂记》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他还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闲言少叙，且说8月23日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又找出了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的论著《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亦即《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笔者注）。坂田昌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恰恰与他在1955年的预言相吻合。毛泽东对坂田昌一的文章十分赞赏，他一边看，一边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 8月24日，毛泽东让林克邀请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到他的住处座谈。 下午1时许，于光远和周培源一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靠在床头上看书。他见周培源、于光远来了，就说： “我习惯在床上工作。” 招呼他们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下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双十条第一个10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 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 “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于光远又问： “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说：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任何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这样？世界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由此组成了世界。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孙中山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政治，成了政治家；鲁迅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文学，成了文学家；郭沫若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历史，成了史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一开始却打了败仗，那时我们不会打仗，就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100%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 世间万物都是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木兰花慢.中秋送月》词中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晋朝的张华《励志诗》中的‘太仪斡运，天回地转’，都包含地动思想。 世界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说到此处，转向周培源问道： “《光明日报》前两天有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周培源非常惊讶，毛泽东竟然对《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讨论文章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的讲义都如此熟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毛泽东见周培源没有说话，又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有水才有生物。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看不到孔夫子，因为他死了。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不是如基督教所说的那样世界毁灭，而是会有更高级的东西代替他。李四光说一百万年前有冰期。恐龙熬不过冰川时期，就灭亡了。事物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见周培源吃惊的望着他，笑着一挥手，又说： “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自然也适用。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8月27日，毛泽东就刘少奇19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 他还就“后十条”修正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事，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 “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教育不能从课本到课本，从概念到概念。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还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5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 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刘少奇和那些与会者们听了有何感受？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能够验证些什么，倒是读者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通过了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 中央 9月1日这一天，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将此信批给了陆定一，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9月初，毛泽东写信让秘书借书，他嘱托说： “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30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9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张平化、华国锋和李瑞山，他在谈话中再次对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要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他还说： “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9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农垦部党组《关于党组扩大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讨论意见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  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报告转发各地，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督促各国营农场执行。一些国营农场经过初步整理已有进步，1963年比1962年增产35%，商品粮增加一倍，今年又可以增产14%。国营农场增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很大，只要加强领导，还能继续大幅度的增产，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上，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必须彻底改正硬搬苏联单一经营方针，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 二、必须改正只把18岁到45岁算作劳动力的办法，这种规定是错误的，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不是把17岁以下和46岁以上的劳动力除外的，即不是不算作劳动力的。各地应当把一切可以参加劳动的人都安排他们的劳动。在农场不应存在就业和失业问题，不采用退休和开除办法。对于犯罪分子由司法机关判刑，由原单位进行劳动改造；不须判刑的由群众监督劳动。 三、农场在农闲时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管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只要是用自己的闲余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就不计算在基本建设费用内。农场利用自己劳动力进行种树、修田间水利工程、平整土地、保持水土、修路、修晒场、修仓库等都不算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费在基本建设费内开支。农场自己繁殖的幼畜作为增添的固定资产，这种固定资产到使役后才折旧，每年报销一次幼畜饲养费，不作基本建设费开支，过去把这种开支作为转群费列入基本建设项内的制度是照搬苏联经验的，是极不合理的，应当取消。 四、职工利用农闲时间自己修建或修理房屋，应当鼓励，并给以支持，过去对于这些修建工程都按基本建设加以控制是错误的，应当改正。 五、国营农场应当建立自己的小型的粮、油、糖加工厂，以利用农闲劳动力发展生产，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以上5点，请各地党委根据当地情况及时注意解决。至于实行亦农亦学制度，必须逐步进行，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才逐步推广。  中 央 9月17日，周恩来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是早试验。二是晚试验。三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验。毛泽东听了就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9月21日，毛泽东拿起周恩来这一天刚刚送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2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令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3同志参加。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毛泽东看罢，提笔写了一个简短批示： “已阅，拟即办。” 此后，毛泽东从南方回到了北京，他听说司机朱德魁患了肝炎，久治不愈，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一个名叫李志绥的保健医生到医院去看望朱德魁。 吴旭君和李志绥到了医院，向朱德魁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还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了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吴旭君回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朱德魁总是琢磨自己是否离死期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就又派身边的人去看望朱德魁，并将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条幅，送给了朱德魁。 后来，朱德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改由中医治疗，他的身体终于奇迹般的康复了。 9月间，王力随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王力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职务，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决定让王力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让他跟随彭真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彭真在这次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誇他是一个“优秀干部”。当彭真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插话说： “我们不要轻易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江青闻讯后说： “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 1964年10月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 下午4时许，孔祥秀与其他代表走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列队接受毛泽东等人接见。 孔祥秀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县庞寨乡一个农民家庭，他在195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二团。 且说孔祥秀在接见合影时就站在毛泽东身后的左侧，摄影一结束，毛泽东起身与战士们握手告别，迎面就是孔祥秀。孔祥秀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啊，我们全体警卫战士向您问好!” “同志们好！”毛泽东亲切而和蔼的回应着，并面向全体战士们说：“问同志们好!” 站在孔祥秀身边的是老警卫战士陈昌奉，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陈昌奉同志好!” 此时的陈昌奉是山东公安总队总队长，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 接见结束后，陈昌奉将一枚刻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纪念像章佩戴在孔祥秀的胸前，鼓励他好好为人民服务。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党组：  现将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包括改良农具，下同）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这个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的具体措施。这对于节约农业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对于逐步实行农业技术改革、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人委必须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认真抓好生产力。在抓生产力和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又要一手抓机械化，一手抓半机械化，坚持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半机械化为主的方针。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坐等农业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必须教育干部全面地、正确地接受过去大搞农村工具改革的经验教训，坚持科学实验，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扎扎实实地进行半机械化农具的一系列工作。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专人，把半机械化农机具研究、制造、推广、供应、使用、修理等有关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健全专管机构，加强领导，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半机械化农机具的推广工作能够更好地开展起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会议中的报告和有关文件由农机、农业两部下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0月11日，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报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手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批准。 10月13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3楼小礼堂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毛泽东神情专注，看得十分认真，很快就入了戏，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着。当他看到江姐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时，立刻板着脸，瞪着眼，嘴唇紧闭，一副很生气的模样。当他看到蒋对章和警察局长沈养斋一段戏时，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演出结束了 他深情地说： “江姐那么好的一位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周恩来听了，会意地笑了笑。 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空政文工团的有关人员，他说： “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写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沈醉在北京嘛，大特务头子，我们早已抓住了。沈醉的检查我都看过了嘛。” 他还说： “就让双枪老太婆把沈醉包围住，不要跑掉了，要抓住嘛。” 就在10月13日到14日这两天，苏联果真像毛泽东在半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迫下了台。 10月14日下午，勃烈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4日晚6点，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宣读了赫鲁晓夫的辞职申请。 是日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将莫斯科政变的简单情况告诉了他。伍修权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约见契尔沃尔科，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契尔沃尔科只说是赫鲁晓夫出于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毛泽东立即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时局，商量对策。 1964年10月16日4时59分40秒，中国成功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那神奇般的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打破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核垄断，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是不是核爆炸，一定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我们真的炸了原子弹。” 周恩来又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通知了现场指挥张爱萍。 10月16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消息说：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塔斯社还刊载了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的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烈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让中苏双方都找到一个台阶，力争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勃烈日涅夫等人发贺电；并由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东欧司司长余湛，传达毛泽东指示，命令他起草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4人联名的、发给苏联新领导人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3人的贺电电文。 这份贺电除了对勃烈日涅夫等人表示祝贺外，还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 10月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说，已经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计此次核爆炸的威力为2万吨级以上梯恩梯当量。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转述的报告，立即批准新华社于当晚发表《新闻公报》和由他作了重要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全文如下： 1964年10月16日5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1963年7月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3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 且说10月16日晚，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说起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与上海的文艺界不无关系哩。原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晚，陈毅在上海陪同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由上海的专业文艺院团、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联合演出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演出结束后，陈毅对上海市委负责人说：“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后来在7月13日晚，周恩来在上海与陈毅一起，由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他回到北京后先后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和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谈话，他说：“我到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建国15周年时，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主持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要有人写，写几首壮丽的史诗，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有人建议以“东方红”为名，周恩来说：“《东方红》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7月24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江青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上演。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并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不久，上海12位文艺界人士奉命进京，参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此后，周恩来、江青等亲自指导了《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在排练“星火燎原”一场中，开始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周恩来看后说，对我党来说，蒋介石叛变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分裂了党，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经过紧张的创作和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场演出。这部大歌舞共分8场：《东方的曙光》、《星光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以豪迈磅礴的革命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图景，形象的概括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几个重大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同时表达出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同全世界广大人民并肩携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东方红》首场演出后，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此后接连演出14场。毛泽东观看的这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且说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的快步走上舞台，接见全体创作和演职人员，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尔后，周恩来愉快的宣布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霎时间，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待会场里稍稍静下来，笑着说： “高兴可以，但是，不要把地板跺个窟窿。” 周恩来也笑着说： “别跳得太高，把大楼震塌！” 此时，新华社已经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播发了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整个北京，整个全中国，一片欢腾。 赫鲁晓夫垮台和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竟然是如此的巧合。据说毛泽东也欣然填词一阕：《满江红·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满江红》又名《双喜临门》），其词云：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巨风。笑老修，大势已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凶，众喽啰，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是英雄。螳臂挡车千鈞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我们7月中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3个月，他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世界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持不坚持，坚定不坚定。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在大家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10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 “有可能。再有10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欲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毛泽东新的预言和以前的另一个预言是否应验？且待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中苏论战成了赫鲁晓夫垮台的外部因素。经过这一场理论上斗争，终于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党在相互关系上，逐渐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为原则的处理各种问题的正常局面。一个国家的党摆脱别国党的操纵和控制，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的党说了算，别国党绝对服从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 中苏论战几十年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叶利钦宣布建国70多年的苏联解体，最终使建立了8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彻底垮台，继之东欧各国党也纷纷演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论战中提出的反修、防修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修正主义刚刚泛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那无人企及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畏强暴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思想和品格，是永远值得世人钦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