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 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 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话说在1927年12月下旬，在两广战争中参战的罗定闻知其老巢茶陵被工农革命军占领，立即率部从前线撤回，直奔茶陵。宛希先带领两个连占领了一个制高点，抗击罗定部。 毛泽东得知茶陵前线情况紧急，立即派人前往桂东，命令在那里打游击的张子清等人率领工农革命军第3营赶到茶陵参战。尔后，他在陈伯钧、毛泽覃等人的护送下亦亲赴茶陵处理军务。 就在毛泽东一行赶往茶陵的时候，宛希先的部队已经和罗定部打起来了。敌众我寡，十分危急。就在此时，进攻之敌的侧翼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罗定部慌忙退却。原来是张子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3营及时赶到，立即投入了战斗。 敌军暂时退却后，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行动。大家一致认为，罗定突然奔袭，志在必得，县城是守不住了。张子清、宛希先提出尽快返回井冈山。此时的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庄剑和1营营长黄子吉则另有打算，他们不愿再回到井冈山过那种苦日子，已决意趁转移之机把部队拉走。陈浩一方面派人秘密和酃县的国民党团长联系“借路”事宜，企图通过他的防区去投靠驻守在宜章的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一方面派人拆了城外面河面上的浮桥，拖延时间。 先头部队出城时，发现河上浮桥已被拆掉了，立即掉转方向，返回东城门出城。宛希先感觉不对头，马上派人去向毛泽东报告，又去找到陈浩，质问他： “为什么把浮桥拆掉？” 陈浩说： “浮桥是上午拆的，为了背水一战。我们出东门，无非就是绕几里路。” 部队出城后走不多远，陈浩又下令改变方向，朝酃县一线前进。3营营长张子清也发现不对劲了，就和宛希先一道拦住陈浩质问： “安仁有国民党13军，你怎么要去安仁？” 陈浩见自己的阴谋已被他们识破，便露出了凶相，掏出手枪，凶巴巴地说： “老子就是要去安仁，你们都得跟着去。” 宛希先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掏枪。陈浩一声令下，副团长徐恕等人一拥而上，缴了张子清、宛希先的枪，将他们捆了起来。在陈浩的强令下，部队继续向酃县方向开进。 12月27日，毛泽东在茶陵的湖口赶上了南下的工农革命军。在确凿的人证物证下，他当即下令逮捕了陈浩、徐恕、韩庄剑、黄子吉4人。 12月27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干部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在会议上揭露了陈浩一伙叛变投敌的阴谋，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投入新的战斗。 翌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全体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毛泽东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部队了环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 “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和1营营长，欺上瞒下，想带起队伍投靠军阀方鼎英去。” 毛泽东的话使战士们非常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大家都愤怒的唾骂那几个叛徒。 毛泽东当即宣布撤销陈浩、徐恕、韩庄剑、黄子吉4人的职务，交付前委审判。 随后，毛泽东率部回到了宁冈县砻市。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将陈浩、徐恕、韩庄剑、黄子吉4个叛徒枪决。会议任命张子清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原1营副营长陈毅安为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 朱云卿，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州，1921年随叔父到印度尼西亚打工，1924年回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1925年10月参加第2次东征，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任中共北江特委委员，负责北江农军学校工作；1927年3月带领北江农军学校第2期学员击败了曲江县龙归乡地主武装袭击农会的暴行，4月下旬，北江地区各县农军千余人集结韶关，成立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北方总指挥部，任参谋长，6月15日抵达武汉，任农政训练班主任，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 12月29日，毛泽东在砻市召开处决陈浩等人的全体指战员大会，当场处决了4个叛徒。他在讲话中首先表扬了指战员们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很勇敢，然后说道： “部队在茶陵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像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在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的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他说：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接着，他又讲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他说： “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的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这样群众就没有顾虑了。” 正当毛泽东在砻市为教育指战员们煞费苦心之时，中共中央又一道批评他的指示已经下发到了湖南省委。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写道：“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 此后，湖南省委将如何贯彻中央这一指示，如何处置毛泽东，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订三大任务后，部队每打完一仗，就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按连、排、班为单位，深入各个乡村，根据敌我双方形势及当地工作基础，按期完成10天或半个月或稍长时间的工作任务。 毛泽东为了更好的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营或连，都要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三五天要组织一次检查工作。检查的内容有：每个单位在此期间进行了几次宣传？筹了多少款？工作中有何经验或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然后将检查结果作一详细汇总，逐级上报，一直送达毛泽东和前委。 毛泽东为了加强对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的思想教育，强化部队纪律，明确工作任务，曾经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一次别具风格、生动明确的讲话，他说：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的每一个战士都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 ‘二’是指两种战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三’是三项纪律。革命军队，第一条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是‘打土豪要归公’。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 ‘四’是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会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对立起来。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做‘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意思是‘我们的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是要做好这4件事。” 是年底，毛泽东为了在政治、军事方面加强对干部的培训，将吕赤的干部队扩编为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第一个军事学校——教导队，仍由吕赤任队长，由陈伯钧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时值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身上穿的还是两件单衣。他只在办公时再披上一条薄薄的旧线毯。司务长拿来一件棉衣给他，报告说： “毛委员，这是发给你的冬衣。” 毛泽东问： “是不是还有人没有领到？” 司务长不吭声了。以前每次给毛泽东发东西，都是别人全有了他才要。现在条件艰苦，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有棉衣穿。司务长心里明白，毛泽东还是要让战士们人人都穿上了棉衣他才要，就恳切地说： “毛委员，你穿吧！部队靠着你领导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领导，所以不能在别人还没有穿棉衣的时候自己先穿上。” 他催促司务长快把棉衣送给别的战士。后来，毛泽东还是最后一个领到了棉衣，可他看见房东谢槐福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又心疼了，轻轻的拍拍谢槐福的肩头，亲切地说： “槐福呀，天冷了，你要添衣服哩！” 谢槐福一脸无奈地说： “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呀。” 毛泽东望望面前这位老实巴交的汉子，心一软就把刚穿上的棉衣脱了下来，披在他身上，说： “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员，你身上只有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哩？” 谢槐福说着把棉衣还给了毛泽东。 “你莫担心我啰。”毛泽东又把棉衣披在谢槐福身上，让他穿好，微笑着说：“我经常洗冷水浴，不怕冷，习惯了。” 1928年1月初，赣西万安农民自卫军举行第4次武装暴动，攻打万安县城。毛泽东为了扩大根据地，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工农革命军进攻遂川县，策应万安暴动。 1月4日，是一个在寒冬中难得见到的风和日丽的日子。上午，工农革命军1团全体指战员集合在砻市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泽东交代打遂川的任务。毛泽东挥着手，比划着说： “井冈山那边是湖南，这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我们给他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 我们今天要到江西遂川去活动，那个县里只有很少地方武装，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交代完任务，他便率领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向遂川挺进，抵达遂川县城西北方向的一个重镇——大坑。这大坑是靖卫团团长萧家壁苦心经营的一个巢穴，驻守着一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地主武装。 1月4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萧家壁的靖卫团发起了攻击，不到3个小时，萧家壁部即全线崩溃，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 1月5日，工农革命军兵临遂川城下。守城的罗普权靖卫团已知萧家壁在大坑惨败，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即占领遂川县城。 城里的老百姓几乎都跑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的。战士们偶尔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一些老头、老婆婆。毛泽东当即召集干部会议，要求各部以班、排为单位，打着“宣传队”的红旗，向老人们做好宣传工作，消除他们的顾虑，并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他们一些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了不留痕迹，老百姓就不怕土豪劣绅反攻倒算。这样就能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部队，而那些跑出去的人也都会陆续回来。 就在这时候，从万安方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万安城守敌在农民自卫军的强大攻势下，不战自乱，弃城而逃，农民自卫军已经占领了县城。 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得知万安暴动也成功了，深受鼓舞。毛泽东趁热打铁，亲自部署了新的工作：由团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覃任遂川县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带一部分兵力留守遂川城，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其余的部队则兵分3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圩，以连为单位，由党支部负责一个地区，以排、班为单位，分别负责一个乡，一个村，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一场打击豪绅地主、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在遂川全境开展起来了。几千年来受尽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扛着锄头，拿着扁担，把土豪劣绅一个个抓起来，进行游斗，把他们隐藏的粮食、猪肉和衣服搜出来，交给农民协会分给各家各户。 就在这1月上旬，何长工来到了遂川。他把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及会见朱德、王尔琢、陈毅等人的情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原来，朱德派毛泽覃上井冈山后，率部转移到赣南信丰一带打游击，从赣南特委处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消息。不久，他们又回到了广东韶关。 何长工于1927年12月下旬在韶关北郊的犁铺头，终于找到了朱德、王尔琢、陈毅率领的部队。他被哨兵当作奸细捆了起来，押往朱德的司令部，路上正巧遇上了老战友蔡协民，蔡协民立即为他松了绑，带他去见朱德。何长工向朱德等人汇报了奉毛泽东之命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朱德高兴地说： “你来得正好。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井冈山了。” 陈毅也高兴地说： “革命没有完蛋，毛泽东在干，我们在干。哈哈，八方英雄都在干嘛！” 朱德详细询问了秋收起义的经过，又问井冈山的环境怎么样？群众多不多？何长工一一作了回答。陈毅了解了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特别赞赏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说： “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了，毛泽东的办法是治本的。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作用就是大哩！” 朱德所部指战员中很多人都听说过毛泽东，有不少干部还读过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上树起了红旗，也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朱德将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何长工，又送他一部分盘费，叮嘱说： “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 何长工带了书信，辞别众人，返回井冈山，又一路探寻到了遂川。 毛泽东听了何长工的汇报，也非常高兴，便把毛泽覃奉朱德之命来井冈山联系并留在这里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他。 不久，王佐请求毛泽东派人帮他训练部队，毛泽东便委派何长工带几名干部去王佐部，改造这支绿林队伍。何长工问毛泽东： “带多少人去？” 毛泽东笑着说： “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 何长工等人临行前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又嘱咐他们说： “把王头领和他的队伍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王佐、袁文才，去团结广大群众。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后来，何长工等人和先前毛泽东委派到袁文才部的陈伯钧、游雪程等人一样，依照毛泽东指示，在王佐部队中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对这支绿林队伍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为穷人打仗、为穷人革命的道理，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制度。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王佐原先和袁文才一样，并不重视军事训练，有事时才临时把众人召集在一起。平日里，这些队伍都是一盘散沙，人人都可以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无聊闲逛，有的聚众赌搏。为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杀敌本领，陈伯钧等人此前曾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步云山上进行军事训练。何长工这一次就把王佐部集中在大井，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他们还先后帮助袁文才、王佐等领导人提高指挥能力。从前，袁、王两部沿袭的是老土匪朱孔阳的“只要会打圈子”的战术，可他们始终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钧、何长工等人教他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 第三，整顿组织。像袁文才部一样，王佐部队中也混入了一些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绿林部队作为谋取私利的藏身之所，一方面利用袁文才、王佐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陈伯钧、何长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动士兵群众，检举坏分子，逐渐把他们清洗出去，同时把一些忠厚纯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战士吸收到党内。他们还对指挥机关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两部沾染上了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党代表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发扬民主！”“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等口号。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慢慢树立了，士兵委员会等民主制度也在两部中建立了起来。 这正是：为改造绿林，毛泽东耳提面命遣长工； 重整肃军纪，党代表三令五申为人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计划，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优秀教师。本传前边已经多次介绍过他对工人群众采取的那些独特的教学方法，而在本章中所说的他对工农出身的指战员们采用的数字教育方法，也确实是一个好方法。面对全体指战员，他说：“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接下来，他就用这“‘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把正义、非正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和工农革命军的任务、纪律全部涵盖全部讲明了。这种讲法既通俗又好记，实在是妙得紧。有些领导者、教育工作者就不是这样，一讲起话来既滔滔不绝又不得要领。他不明白即便他讲上一大堆道理，别人听不懂记不住，也是白费口舌，倒不如毛泽东的教育法来的简便，来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