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 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 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话说1954年1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及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 吴努是在11月30日应周恩来之邀首次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毛泽东一见吴努就关切地说： “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拘谨地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谢谢。”毛泽东说：“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 他针对一些周边邻国因受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开门见山的问吴努： “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吴努小心翼翼地说：“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真诚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的坦荡和自责使吴努很受感动，他那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顿时一扫而光，于是也敞开了心扉，说道： “很坦率的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说： “我们之间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了点头，动情地说： “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吴努所说的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是李弥部的大批残匪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大肆破坏、袭扰、贩毒、抢掠。毛泽东见吴努主动提及此事，便摆了摆手说： “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说：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政府接受过两年援助，但是后来我们停止接受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我们把中国的友谊看得比美援还重要。”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他还说： “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 “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的解释说： “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吴努说： “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毛泽东还谈到了亚非会议，他说： “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说，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 “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12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周扬，就中宣部报送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谈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日上午，中宣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计划；决定联合召开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历来《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联席扩大会议推定郭沫若、沈雁冰、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 尔后，周扬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在周扬12月2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作好编制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国务院所属各委各部党组： 自中央11月10日指示各省市编制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以来，各地都在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为使这个工作作得更好一些，特提出如下意见，请各省市委研究执行。 一、各省市委在编制当地的五年计划时，不但应当注意参考国家计划委员会发下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而且应当认真地研究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具体情况，以便结合国家计划而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建议各省委在12月10日作出当地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并上报中央以后，于12月15日左右召开一次市委书记、市长、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县计划科长和农业科长的会议，专门讨论各该省市的五年计划纲要。省委应该经过这次会议，亲自调查各地的情况，了解各地的经济资源，发现各地的生产潜力，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对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再做一次修改和补充，使计划能够更充分地放在比较可靠和积极的基础之上。 二、除了个别省份（例如辽宁）工业比重很大，省委应把工作重点摆在工业方面外，一般省委都应该明确地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农（牧）业方面。对于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应当细致研究，找出办法，力求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国家掌握的粮食和技术作物等主要产品应当列入地方计划，同时关系当地人民生活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各种出口物资也应当尽可能地列入地方计划；对于国家的统一的要求应当充分照顾，对于当地的具体的要求也应当切实照顾。 三、各省管理的各种类型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工业应当服务于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具体需要的问题。中央认为，不论在地方工业的生产方面，或地方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为农村经济服务并与农业经济密切相结合的方针。各地在编制地方工业计划、安排地方工业生产和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时，应当根据全国平衡和当地供产销平衡的原则，一方面充分考虑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否保证当地的工业生产以足够的原料，另一方面又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工业生产能否满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两方面估各种要求。但应当注意，关于新式农具的生产，国家已作统一的安排，不要与中央的计划相抵触。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计划，亦应当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并逐步使之适应上述方针的要求。 四、在编制商业计划时，对于公私比重，必须贯彻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不应当进得太快。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关于这个问题，各省市委必须有迅速的部署，把步子放慢，对于被排挤的私商小贩，应当给予适当的安排。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实行城乡分工后，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不便利于人民买卖货物的严重情况和某些阻塞商品流通的现象，因此，如何使商品的周转环节合理化以利发展城乡的物资交流，并改变目前城乡联系中某些阻塞的现象，请你们仔细加以研究，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商业管理计划的改进意见。 中 央 12月5日，中宣部就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发出通知说：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应当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误解。 此前，毛泽东曾在通知稿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眼。” 12月8日，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沈雁冰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3个发言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3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建议。 联席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后来参加讨论会的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学术刊物的编辑将近100人。讨论会一直延续到1955年3月，先后一共举行了21次会议。 从批评俞平伯转向批判胡适，正如历史学家嵇文甫所解释的那样： “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的确，从五四运动以后几十年来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先后输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从美国杜威那里贩来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向胡适的实用主义开火的是李大钊。以后30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些人尽管在政治上唾弃了胡适的反动行为，却依然迷恋他的实用主义治学方法。因此，认清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危害性，清除他的流毒和影响，将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马克思主义牢固的占领思想、文化等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于是在12月间，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评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 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人系统的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思想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深入的文化学术界的这些老前辈，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严厉的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判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 再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第2次会谈。他在会谈中说：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他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吴努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缅边境的一些纠纷发了一大通牢骚。周恩来在一旁沉思不语。毛泽东则平静地说： “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5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5年，再进行5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合作更发展。” 吴努说： “坦率的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认为英国、美国的走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结束后，吴努的同僚说吴努在会谈中关于中缅边境纠纷的一大通牢骚，是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会对他不利。吴努闻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吴努离京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机场，吴努非常诚恳的问道： “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吴努总理，”周恩来说：“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 “我很抱歉。” “没关系。”周恩来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12月17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章士钊在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安排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冷斋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后来王冷斋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毛泽荣，他写道：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4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京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助日用。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十个人座谈政协工作，他在谈话中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的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针对有人曾经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这一说法，明确说道： “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 毛泽东提出政协有5项任务：第一是协商国际问题。第二是商量候选人问题。第三是提意见。第四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自愿的学习马列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 “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他最后还对身边党内的负责人说：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12月21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做工作报告。 毛泽东宣布会议休息时，说他有别的事情要提前退场，说罢便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着和他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委员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震撼着年轻委员李希凡的心，他和毛泽东握手后，一直痴痴地跟在毛泽东后面走，环形一周直到东廊的尽头，眼看着毛泽东在众人簇拥下走出怀仁堂。新华社摄影记者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帧珍贵的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留住了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瞬间。 胡耀邦见李希凡还呆呆的站在东廊上，就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走，去见见总理。” 周恩来交叉着双臂正站在东廊出口处同一位委员交谈，胡耀邦向他介绍了李希凡。周恩来打量着李希凡，问道： “蓝翎是你的爱人吗？” 李希凡说：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恩来爽朗的笑了，说： “人们总是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 12月25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主席，班禅等为政协副主席；达赖等为政协常委。 是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毛泽东健步走进宴会厅，后面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周恩来频频和张澜、陈叔通、李济深等老先生碰杯。与李希凡同席的朱学范见他一直深情的望着毛泽东，鼓励他说： “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 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委员见李希凡还踌躇着不敢前去，就拉着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一面向毛泽东敬酒，一面介绍说： “他是李希凡。” 毛泽东含笑和李希凡碰了杯，看着他说： “谢谢你。” 李希凡急忙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旁边的刘少奇也和李希凡碰了杯，眯起眼睛瞧了他一会儿，说： “你很年轻么！”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读《人民日报》得知，在12月25日这一天，青藏、康藏两条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地区因为没有现代交通而一切运输完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的历史。 青藏、康藏公路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下，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修筑而成的。为修筑好这两条公路，平均每一公里都要牺牲一名战士，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且说毛泽东正在翻阅着报纸，周恩来来了，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信及一份复电稿交给了毛泽东。 原来在12月下旬，志愿军总部致电中央军委总干部部，请示如何安置毛岸英的遗骸。12月24日，总干部部由赖传珠起草了一份复电稿，内中要求将毛岸英的遗骸运回北京安葬，尔后将复电稿送交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审批。彭德怀立即将电稿送给周恩来审阅。12月25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昨24日，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彭德怀 毛泽东在烟雾缭绕中看罢电稿和信，缓缓的对周恩来说道： “让他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安葬在朝鲜的领土上。” 说罢，提笔在信上批道： “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 后来，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的山丘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之中，埋葬着134名中华儿女，最前排的正中间修着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3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墓碑的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7个大字：毛岸英同志之墓 墓碑背面镌刻的文字是：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且说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李达在撰写了《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两文后，立即将文章寄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12月20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千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农村进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的热潮，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1955年1月，文东仙和文泮香的大儿媳妇、文赐生的遗孀刘媛英，和她护送的文运昌老伴十六阿婆杨达昌、文南松老伴二十阿婆文刘氏，应毛泽东之邀，前往北京。因为她们3个人谁都没有到过北京，就由韶山招待所派人送到长沙，再由省委交际处购买火车票护送上车，在武汉停留一宿，转乘去北京的列车。她们到京后住在中直机关招待所。 这一天，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媛英3人接到中南海叙旧。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毛泽东和几个老太太拉起了家常： “乡下生活好不好？有没有饭吃？” “有。搭帮共产党翻了身，我们生活过得好多了。” “油盐足不足？” “还有吃。有时也缺一点油盐。” “家里喂的猪、鸡、鸭多不多？” “喂了一些。” “要多喂些鸡鸭。特别是多喂些猪，猪多肥多粮多，还能改善生活。” 毛泽东满口家乡话，刘媛英3人感到很亲切。刘媛英从包里拿出一条带给毛泽东的腊鱼，说： “主席表叔，这是送给您吃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 “你们来不要带什么礼物。我这里都有。你们应该留着自己吃。乡里物资少，弄点东西不容易呀！”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乡里来的客人，作陪的有王季范与夫人、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章淼洪的丈夫朱光以及王海容等人。 毛泽东叫人把孩子们喊出来。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刘思齐，从南屋拥到北屋的客厅，面朝客人站成一排。毛泽东指着老太太们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些老太太，都是家乡来的亲戚。中国革命成功了，与她们是分不开的。你们要好好的尊敬她们。” 孩子们一齐朝客人鞠了一躬，按辈分一一称呼客人。毛泽东又对秘书说： “这些老太太家里很穷，生活很不宽裕，我那稿费还有，你给她们拿些钱，再添置几件衣服。”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不断的为客人们夹菜，指着腊鱼对刘媛英说： “这是你带来的，你们舍不得吃，现在多吃一点。” 饭后，毛泽东同客人们合影留念。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夫妇、文静纯、杨达昌、文刘氏、刘媛英；后排站着朱光、王海容、刘思齐、李敏、李讷、毛远新。背景是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那幅《普天同庆》的国画。 合影后，毛泽东又同3个老太太谈了一会儿。说到毛岸英的牺牲，刘媛英含着泪说： “岸英1950年还到了唐家圫，看望表伯和表伯母们，彬彬有礼，尊重长辈，关心穷人疾苦，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只可惜牺牲太早了。” 其他人听刘媛英一说，也都唏嘘不已。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难过。抗美援朝牺牲了很多人，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岸英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的一个。” 毛泽东转对秘书说： “这些人很少到城里来，你带她们到处玩一玩，看看北京的风景名胜，颐和园、故宫、明十三陵。” 客人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我十六嫂、二十嫂来了，只有十嫂、十七嫂没来了，以后，你能不能再送她们两个来京？” 刘媛英满口答应说：“能！” 后来，秘书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带着客人游览了北京的名胜风景，还给她们每人300元钱，添置了衣服，购买了礼品。 刘媛英回到家乡，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婆婆文十阿婆和婶婶阿婆，两位老太太高兴得不亦乐乎。 1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 一、现在全副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48万余个。在现有社中，约有10万个是1954年春夏建立的，还有30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这些新社由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又由于1954年11、12两个月全党正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统购工作，没有对这些新社进行整顿，因而在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整顿和巩固这40几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要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晓得针对农民的实际思想状况，反复进行思想教育，细致地进行组织工作，认真地解决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及时组织好当前生产活动，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工作中的夹生现象，影响合作化运动的继续前进，并可能引起不利于生产的严重后果。切不要以为党在农民中的信仰很高，现在所采取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政策基本上取得农民拥护，就不会发生任何偏差。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时期，如果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发生了偏差，并因此而产生各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即使是局部的、暂时的，也会遭致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努力避免。 三、鉴于以上两点，中央认为有必要重申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按不同地区来说：1、凡是基本上完成或者是超过了原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的地方，例如东北、华北、华东各省（除内蒙外），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等到现有的合作社大体上整顿就绪以后，再考虑是否继续发展。2、离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例如中南、西南、西北各省，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要切实掌握原定发展计划，勿使超过。如果有些省、市认为原订计划过高，可以报请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适当收缩。例如山东已决定从10万个社减为8万，河南已决定从5万个社减为4万，这是适当的。3、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的个别县份就有此种情形），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杜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四、在巩固社的工作中，要强调宣传自愿原则，放手让广大社员说出内心的怀疑和顾虑，针对暴露出来的思想去进行教育工作。要和广大干部说清楚：这样做的结果，即使有少数人要求退社，也不必害怕。因为，全体社员的自愿联合，乃是办好社最基本的保证。 最近某些地方在干部催办、群众被迫应付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这种社，经过帮助重新组织如能继续办下去固好，如不能，应该允许他们改为互助组，将来再转为合作杜。因为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许多地方有富农、地主或反革命分子混入社内的现象，应该教育群众分别清除。为敌对分子所操纵掌握的冒牌合作社，要争取群众，加以改组或解散。 五、巩固社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处理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土地产量和报酬的评定，牵扯到每一个社员的根本利益，必须认真掌握。当前应特别加以注意的是私有牲畜入社问题。在耕畜价格狂跌的地方（例如在河南、河北），为了租用或收归公有实行牲畜作价时，一般应高于现在的不正常价格，公议一种正常的价格，这一方面可以免得过后中农后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稳定人心。此点一定要说通贫农去进行。过去有些老社牲畜作价归公，讲好分期付款，而未认真执行，失信于有牲畜的社员，这是很不对的。除了在发生严重灾荒可以议定缓还外，在通常情况下，必须依原定时间付价，做到遵守信用。羊群和林木等容易被破坏的生产资料，目前暂不提倡入社，等形势稳定以后，再办未迟。社员自留地过多，或不准自留的两种偏向也应注意纠正。 六、巩固社以及继续发展社都必须密切结合冬季生产。对当前不利于生产的各种现象，应根据中央批转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的指示精神迅速研究，查明原因，向党委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以便改进。 七、现在约有半数省份已经大体上完成了统购工作，还约有半数省份要到1955年1月份才能完成任务。春节以后，还必需在适当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征兵。春耕以前的农村工作任务是极其繁重的。望省委地委对这些工作通盘筹划，妥善安排。必须保证有适当的力量及时投入办社工作。春耕开始以前，应有一段时间指导大量合作社建立劳动组织，实行包工，避免往年曾经发生的新建社劳动管理的严重混乱现象。 此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铀矿石，这是一个福音，你组织一下，把那些石头搬到中南海来，让大家都看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原子弹？” 毛泽东所说的铀矿石，是中国地质部于1954年上半年首次在广西发现的。 周恩来回到办公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召来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长、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介绍了国内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然后转向钱三强说： “三强同志，那么你们这里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状况怎么样呢？” 钱三强便详细介绍了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的听着，尔后询问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核能事业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说： “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要做点准备，简明扼要，把问题说清楚。地质部可以带点铀矿石，三强同志可以带简便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1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这一消息使世界为之震惊。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近几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30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20%。这些估计虽然不是很精确的，但已可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部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政策还有某些误解，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偏差。例如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又偏低，价款又不按期归还；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有耕畜所给的报酬过低，于是有牲畜的农民往往在入社之前卖掉耕畜；同时，合作社一般都要求把小耕畜（驴）换成大耕畜（马、骡），有的并限制老病幼弱的耕畜入社；也有的合作社因畜力确有多余而出卖。后一种情况固然是合理的，但在合作化比较发展的地区，一般农民是很少买牲口的，卖的多买的少，也造成宰杀耕畜的现象。第二、部分地区粮食统购统销中工作上有些偏差，因而引起某些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误解和抵触情绪，再加上口粮算的偏紧，未留牲畜饲料或留得不足，就出卖和宰杀耕畜。第三、有些地方，对牲畜贩运限制过严，畜贩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潮流中很难活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又无力代替。于是，某个地方卖畜者愈多，畜价愈低，愈低愈抢着出卖，结果畜价狂跌，卖牲口不如杀了卖肉卖皮。滥宰耕畜的现象就更趋严重了。此外，历年冬季，农民出卖和宰杀病老的耕畜也是常有的；但数量没有今冬多。灾区草料更缺，保育牲畜存在许多困难，引起耕畜大批死亡或大量外流。 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几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仍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耕畜的大量损失，不是一两年所能恢复的。为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认真贯彻保护耕畜政策，并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做好工作。”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天下午，钱三强和李四光、刘杰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着许多他们所熟悉的中央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彭真、薄一波。 毛泽东一见钱三强、李四光、刘杰来到会场，便笑着招呼他们3人近前坐下，开宗明义地说道：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见毛泽东这样坦诚，也不便客套，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领导人们一个一个的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接下来，钱三强站起来汇报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在原子能方面的发展概况和国内科学家近几年所作的工作。他为了加深领导人们的直观印象，便把带来的自制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自己口袋里，从桌旁走过，盖革计数器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全场的人都高兴的笑了起来。有的人兴趣很浓，也亲自作了试验。 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道：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说： “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闻言，一时语塞。此时的科学界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毛泽东有此一问，他就思考着回答说： “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它们是不可分的吗？” 毛泽东追问道。钱三强说： “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 “我看不见得。”毛泽东打着手势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他们是对立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听到毛泽东如此说，在场的科学家都沉默了，有的还露出了怀疑的神色。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非常自信的微笑着说： “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还没有做出来，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后来科学的发展证明，此一论题的正确思考者，正是毛泽东。他的这一番议论以及本传后面还要多次叙述的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议论，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7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爆发出了一个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粒子”的重大新闻。起因是由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首先提出了建议。他在发言中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比做剥洋葱。他还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格拉肖的建议和“毛粒子”的命名，表明了整个世界科学界对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崇高敬意。 且说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他说： “我们还有很多矿石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现在已经找到了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矿床来。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反映过，但其它事情很多，我们还没有腾出手来，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要大力发展原子能研究工作。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说道： “现在苏联政府愿意给我们积极的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与会者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有不少人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情况。钱三强都一一作了回答。 会议一直开到7点多钟，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餐厅里早已摆好了3张餐桌。毛泽东请钱三强、李四光与他同在一桌，钱三强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的右边是彭真，左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与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少顷，彭真把话题引向了钱三强，他对毛泽东说： “三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又笑着对钱三强说：“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有你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钱三强说：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他写这篇序，很认真，下了不少功夫。” 毛泽东徐徐点头，说道： “钱玄同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有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有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就在这篇长序里，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来追求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这顿饭是毛泽东请客，开始上菜了，每个桌上6样菜，都是极普通的湖南风味菜。看看饭菜上齐了，每个人的杯子里也斟满了酒，毛泽东端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道：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顺利发展，请大家共同干杯！” 欲知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后来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