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话说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了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经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赣西南特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 第一，农民、工人在经济上得着了解放：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 第二，农村军事化：每个赤卫队少先队都能正常下操。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的队伍非常整齐，如红军一样，甚至妇女也有很多都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苏维埃政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增强，无论3岁小孩，80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培训班以及特委、苏维埃政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苏维埃的圣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地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天地君亲师”，现在都换成了“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但没有如反动派造谣的所谓的共产共妻的鬼话的现象。 另外，在闽西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的农村里，由于“封建剥削取消了，农民分得了土地，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农民不须再靠挑担为生，得以尽其劳动力去经营土地；土匪、盗贼、乞丐、烟赌绝迹，村村夜不闭户，野无游民；水利大大畅通；土地因人工充足而得到改良；肥料由人力制造及资本购买而增加，田禾异常丰收，一般说来比上年可增加20%。”这证明了土地生产在封建束缚解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 恽代英在1930年春到闽西根据地视察后，也写下了《闽西苏维埃的过去和将来》、《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两篇文章，热情赞扬了毛泽东的功绩。文章中说：“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闽西10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无理指责和严厉批评。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不断对红4军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因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反右斗争的影响，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4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4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扩大充实。” 李立三所说的“全国军事会议”，是指在1930年5月中旬由他主持的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推动红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会议又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任务，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5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继续贯彻上海红军代表会议精神。更为严重的是在6月11日，李立三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最终形成了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致信中共中央，说不同意6月11日的决议。李立三便致函远东局，说罗伯特一贯右倾，妨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妨碍中国共产党和远东局的关系，要求远东局调回罗伯特。这一时期，中宣部的恽代英，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全总党团的林育南、罗章龙等人，也都曾在不同问题上提出过反对意见，李立三给他们扣上了“右倾”、“右派”的大帽子，加以打击。 “立三路线”的形成既有前面所说的国际原因，同时也有国内的因素。国内的主要因素一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前两年，中国工农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各地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二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这就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越走越远了。 且说在1930年6月上旬，彭德怀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地区将红5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8军，以红5、红8军组成了工农红军第3军团，计1万余人。由彭德怀任红3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红5军：由邓萍兼任军长，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下辖：第1师，师长李实行，政委侯中英。第3师，师长彭鳌，政委谢翰文。 红8军：由何长工任军长，政委邓乾元，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下辖：第4师，师长黄云桥，政委黄克诚。第6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 彭雪枫，乳名隆兴，学名修道，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入私塾读书；1916年及1919年先后入初级小学和高等小学堂读书；1921年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彭延庆，考入南开中学；1922年辍学，到北京投靠在冯玉祥第一师任秘书的族叔彭禹庭，入“第16混成旅官佐子弟学校”读书；1926年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由共青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因经济无援辍学，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工作，改名为彭雪枫。1930年2月，彭雪枫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到了红5军。 也就在这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机，依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就要离开寻乌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红4军活动分子大会，有百十号人参加。毛泽东讲了形势和行动计划后，让大家进行讨论。有一位干部站起来发言说： “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党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 他这一引头不打紧，会场里顿时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许多人趁机高喊： “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 曾志听着大家的议论，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她听到如此强烈的呼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爆发了。只见她腾地立起身来，大声说道： “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反对军队有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毛泽东见曾志说得太过分了，十分气愤，就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曾志说： “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吗？” 众人见毛泽东动了气，都不吭声了，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曾志虽然仍是气呼呼的，却也不敢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也有不少人替女干部们说话，于是，更多的人也就随声附和，接受了曾志的意见，再也不说留下她们的话了。 此后，毛泽东、朱德应武平一带人民的要求，率红4军主力从寻乌出发，北入武夷山，沿武夷山南端，到达闽西境内的武平县，解放了武平县城，接着进驻长汀、上杭境内。这是红4军第3次进入闽西。 毛泽东关心的是闽西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一到闽西就率领少数随从人员，经上杭县千家村、才溪，抵达长汀的南阳。 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依据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局势，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方面的丰富斗争经验，在长汀南阳乡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阳会议”。 前委、红4军和闽西的党政军领导人朱德、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60余人出席了联席会议。 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关于土地问题，他说： “过去田地之分配，没有做到抽肥补瘦的办法，贫农雇农所领田地都是山田或者瘦田，生产异常之低，尤其是因为分田时要补还原耕种农民、多是富农的工资肥本，因此贫农雇农虽领了田地，却很难耕种，同时又兼以剪刀现象，遂使有些田地荒芜。” 邓子恢还说，闽西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为了解决分配土地中这种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农雇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解决了“不利于贫农有利于富农的根本问题”；又创办了粮食合作社，建立了工农银行，同时还制订实施了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 毛泽东对闽西的斗争经验十分重视，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的新鲜经验。 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等决议案。 《富农问题》决议案总结和肯定了赣西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议案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正确的，说它有利于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末分配时多收20%。” 如果不按人口平分，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只会对劳动力多的富农有利。 《富农问题》决议案规定：“凡属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决议案中还写道：“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富农问题》决议案又批判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左”倾思想：“那种主张‘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的做法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前途。” 决议案说：“农民得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缚，开辟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表面上看，是要朝着资本主义那条路跑的。“但因为无产阶级在这民权革命当中，建设了领导权的缘故，最后的结果是要把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 《富农问题》决议案不但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第一步——民主革命成功后，要使之过渡到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流氓问题》决议案分析了流氓即游民的特性及其对红军建设的危害，同时明确写道： “对于由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 就在“南阳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中央代表涂振农带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来到了长汀县城，说是要传达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于是毛泽东决定将会议移到长汀城继续举行。在长汀期间举行的联席会议，历史上又称之为“汀州会议”。 涂振农在“汀州会议”上传达了5月间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精神；又传达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 中共中央指示说，全国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以前，要扩大到50万，进攻，要打破游击主义；打硬仗，要打破逃跑主义。”“打破红军中右倾观念，使同志们明确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红军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 关于红4军，中央指示说，“4军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所以4军是中国红军的主力。但红4军也有错误，是新右倾主义：A 否认突然的扩大；B 逃跑主义，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 《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中还说：“中央坚决的要4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4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4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的执行这一策略。如4军仍是用游击的方式，只来往于赣闽粤等边境，不只削弱了党的主观力量和缩小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即在4军本身的扩大与给养枪弹等的补充都要成问题，望你们严重的注意。”红4军的任务是：“第一步要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6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 正如后来朱德对史沫特莱所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的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还很弱，装备又不好。即使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使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这样心存疑虑是不对的。” 中共中央对红4军的批评和指示，对于毛泽东来说压力已经相当大了，可他还不知道，就在这时候，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在 1930年6月15日发出了一封言辞更为激烈的《致4军前委信》，全文如次： 闽粤委即速转4军前委： 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的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错误：1、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地认为只有把武装分给农民以及红军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有可能。你们因为反映了农民意识，所以忘却了这一个真理。2、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3、你们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4、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5、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4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4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4军能坚决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中央 中共中央的态度就是这样强硬！简直是泰山压顶！ 且说毛泽东听了涂振农的传达报告，该怎么办呢？他本来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开始就心存疑虑，可现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如此的三令五申，如果红4军坚决不执行，不但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而且还很有可能像“七大”前后一样，内部再起风波，甚至导致红4军的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在党中央一再批评和压力之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 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红军“要无条件扩大”问题，毛泽东感觉到：红4军已有相当数量的发展，游击战应该逐渐向高一级形式发展，适当的进行扩大整编对于攻打大一点的地方，推动革命波浪式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所以，“汀州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4军和红6 军合到一起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 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在长汀南寨坝广场正式宣告成立，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的工农红军第1路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和朱德先后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红军第1路军下辖3个军、1个红军学校，共2万余人： 红4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即潘心源）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李涛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纵队，罗瑞卿任第2纵队政委；萧克任第3纵队纵队长。 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周子昆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纵队。 红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林楚任参谋长。 下辖两个纵队。粟裕为红12军第5支队支队长。 红军学校，校长萧劲光，政委张鼎丞。 萧劲光，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家庭，原名萧玉成，他2岁时死了父亲，36岁的母亲带着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1920年秋，萧劲光和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由毛泽东、彭璜介绍到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萧劲光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姑娘，她个子不高，乌黑的短发，白里透红的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她就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的长女朱慕慈。萧劲光和朱慕慈结婚10多天后，告别新婚的妻子，再次赴苏联学习，几个月后，朱慕慈也受组织委派赴苏。1928年12月30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异国降生。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及其前委成立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还成立了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不同，属于政府下属军事机关性质，应为后来的“中革军委”的前身——笔者注）：由毛泽东、朱德、曾山、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李文林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第1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了向广昌集中的训令。训令中说： “1、蒋桂战争极烈，双方死亡各达10余万，蒋逆亦负伤。张发奎的桂系军队到长沙。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2、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就在6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1路军从长汀出发，浩浩荡荡北上，向南昌挺进。 尽管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但疑虑的心理使他在率领红军攻打南昌时依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逐步推进的方针。因此，当他和朱德率部来到于都县银坑后，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 毛泽东听说距此地不远处的平安村有一个名叫竹篙寨的大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北区革命委员会后方保管处就设在这里。他决定前去看看。 竹篙寨地处于都、兴国、宁都3县交界的中心要道，周围石山环绕，千姿百态，风景十分迷人。在众多的石山中，竹篙寨格外挺拔俊秀，其高十五六丈，远远看去像一根长长的竹篙插在那里，故而当地群众以此名之。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竹篙寨山脚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爬上山腰，径直向大溶洞洞口走去。 担任看守大溶洞任务的是赤卫队员谢思中，这位憨厚忠诚的庄稼汉子身材魁伟，皮肤黝黑，正坐在洞口“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他一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立即警觉地站起来，见有两位老红军漫步而来。走在前面的那位，有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高大，长长的脸，两眼炯炯有神，嘴巴左下角长着一颗痣。后边那位，四十多岁年纪，个子稍矮，腰扎武装带。他便迎上前去。高个子问谢思中： “同志，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谢思中手握乌铳，反问道： “有证明吗？” 矮个子说： “对不起，我们忘记带了。我们只是到里头看看，不拿一件东西。” “不行！没有证明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谢思中说罢，转身关上石门，眼看着那两人转身离去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谢思中看见于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洪昌高陪着那两个人又来了，看样子，洪主席对他们还挺尊敬呢。正在谢思中诧异之时，3人已到洞口。洪昌高指着那两个人向他介绍说： “这就是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来这里视察工作，你怎么把他们挡在洞外呢？” 毛泽东见谢思中有点不好意思，就上前握着他的手说： “同志，你做得很对。干革命工作就要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精神。希望你保持和发扬。” 谢思中听了毛委员的夸奖，高兴极了，立刻点亮马灯，在前边带路，将毛泽东3人领进洞内。大溶洞内凉气袭人，四周金钟倒挂，还有不少石笋、石台、石桌、石鼓。洞内深处昼夜奔流的地下河，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这大溶洞的确是一个好去处，整个山洞面积多达700多平方米，东南西北各有1个洞口，西方南方北方的洞口狭小，洞口外又是悬崖绝壁。唯一可供出入的东口，石门也是又窄又矮，人要进出也必须低头弯腰。大溶洞犹如一个天然碉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毛泽东观察了一遍，说道： “竹篙寨石洞面积大，能住上一个团的兵力，这里水源丰富，若把粮食和燃料运入洞内，可以和敌人作战一两个月。这是建立后方仓库的理想之地。” 后来，于北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竹篙寨“于北区后方保管处”改名为“中央后方保管处”。 毛泽东就是在这次向长沙进军途中，吟出了著名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词中所说的“偏师借重黄公略”，是说此时的黄公略率领的红6军正在向南昌、长沙进攻中，作为右路军配合红军第1路军主力，从湘赣接壤的根据地东进江西。 6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通电中说： “本委员会为接受‘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3、第2军团（由于讯息不通，毛泽东此时尚不知贺龙的第2军团尚未建立，见下——笔者注）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 正当红1路军所属各部，纷纷往广昌集结，向长江流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也急忙调集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江西，以加强防守力量。毛泽东闻报，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根据地，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 不久，毛泽东、朱德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党军邓英部主力集结在吉安，樟树只有邓英部少数兵力。于是他们决定：部队由兴国移师北进，攻占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樟树。 1930年7月4日，湘鄂西的红4军和鄂西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 7月7日，两军在公安召开联席会议。贺龙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要求，将红4军改称为红2军，与红6军合编成红2军团。红2军团的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如下： 军团总指挥：贺龙，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 下辖： 红2军：军长贺龙（兼），政治委员朱勉之，参谋长张应南。下辖： 第4师：师长王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参谋长向鲁清。下辖： 第10团：团长张一鸣，政治委员吴凤卿。 第11团：团长覃苏，政治委员汪毅夫。 第12团：团长吴虎臣，政治委员张海涛。 警卫团：团长贺佩卿，政治委员吴协仲。 红6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下辖： 第16师：（红6军第1纵队改编），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下辖： 第46团：团长李骑。 第47团：团长贾鸣钟，政治委员邱鸿禧。 第48团：团长桂伦，政治委员谭抗。 第17师：（红6军第2纵队改编），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许光达（兼）。下辖： 第49团：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戴文斌。 第50团：团长张海清。 第51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 红2军团共1万余人，5000余枝枪。 再说在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路军《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命令中说： “敌逆军邓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倚固死守，峡江、吉水、新淦、泰和，亦在该逆敌军盘踞中”，“南昌之敌逆已赴援铜鼓，以图与我第5军抗敌，樟树间有邓英部之小部队。”“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诱邓敌弃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 同时，毛泽东、朱德还颁发了一个部队推进计划表。随后，红1路军分为右纵队、左纵队、总预备队，向樟树前进。 7月20日，红1路军进入永丰城。 是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朱德发出第2期推进计划表。 据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的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 7月21日，红1路军继续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有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红1路军顺利击溃，大部就歼。 7月22日，红1路军在麦斜村进一步了解了敌情。毛泽东等人已经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国民党军的主要配置情况：抚州地区有朱耀华的1个旅，吉安北阜田地区有戴岳1个旅，南昌地区有1个旅的两个团，而且是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是能机动的。而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于是，毛泽东、朱德发出了进攻樟树的命令，要求红军要奋力夺取樟树。命令中说： “樟树镇现无白军。南昌府有敌炮、工、特务各1营，警备、补充各1团，有进至樟树顽抗我军之可能。” 7月24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改称为红1军团，红6军改称红3军。 同时决定：把红6军政委陈毅留在赣南坚持武装斗争，组织地方武装。陈毅去职后，由毛泽覃代行红3军政委职权。被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还有红军医院院长余贲民，任湘鄂赣红军军政学校校长。此后，余贲民将300余名学员培养成为红军的优秀军政干部。1932年，余贲民调任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负责领导地方武装的建设和作战，12月，为掩护医院和兵工厂人员撤退身负重伤。1933年4月9日，他因伤势恶化在江西万载县小源红军医院逝世，时年45岁。 且说在7月24日这一天，红1军团召开了誓师大会。而后，红1军团一举击败樟树守敌两个营，顺利占领了樟树镇。 占领樟树后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按照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红1军团应该直趋南昌。此时，红1军团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处于劣势的南昌守敌两个团发动进攻，进行攻城战斗。但毛泽东和朱德没有贸然下达攻打南昌的作战命令。他们为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立即召集前委成员讨论敌我形势和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毛泽东认为南昌城工事坚固，不易攻克。因此会议决定：不打南昌城，部队西渡赣江，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尔后向南昌对岸挺进，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这样，从形式上看，攻打南昌的计划仍未放弃，但在实际上，部队只是在大城市的外围活动，仍然在坚持农村根据地。 朱德后来曾说：“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1军团的影响较小。毛泽东坚持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的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 7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樟树发布西渡赣江的命令，部队迅速渡过了赣江。 7月27日，红1军团到达上高、高安等地，以主要力量在高安县乡村发动群众。 7月29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军团以原任务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拟于30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石子岭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即发动群众并努力筹款。” 7月30日，红1军团到达离南昌约15公里一带地区的万寿宫、石子岭、生米街。毛泽东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牛行车站。 1930年8月1日，罗炳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鸣枪示威，以纪念3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国民党守军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发出撤向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灭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红1军团按期撤离南昌对岸一带，进入安义、奉新地区待机，进行休整和筹款。 这正是：事不可为强出头，头破血流无来由。 你说你的鸟道理，我有我的巧算筹。 8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军团从奉新县来到安义社坑。毛泽东在山穷水缺的仓下村和刘远贵、刘宗栋等5位农民拉家常。他说： “我们这支队伍叫‘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穷人闹革命，就要像草绳一样，大家紧紧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闹革命，我们的力量可就大了！一定能把反动派打个落花流水。” 毛泽东的话让刘远贵等人越听越入神，“好像醒了瞌睡，心里亮堂多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兵指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立三路线”尽管严厉批评了毛泽东，好似泰山压顶。但李立三毕竟是毛泽东曾经的部下和老朋友，他既没有像陈独秀当权时那样排斥毛泽东，也没有像瞿秋白当权时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那样取消他的什么资格，也没有像红4军“七大”前后那样使他既丢了职务又险些丧了命，更没有像后来王明路线当权时那样罢免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一切指挥权，所以毛泽东还能够应付裕如。正因为这样，为了糊弄中共中央的瞎指挥，以便对“立三路线”有个交代，他在6月19日成立红1路军和前委后，做出了进攻大城市的姿态。6月25日，在不了解彭德怀部（见下一章——笔者注）与贺龙部的情况下，他又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堂而皇之的宣称：“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3、第2军团会师武汉”。在‘八一’那天，他还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人到南昌对岸牛行车站举行武装游行，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他和朱德带着部队一路宣传一路发动群众一路筹款，既消灭了孤立之敌，扩大了政治影响，又壮大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这样的大智慧大动作，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想得出做得到？最有意思的还要数下一章中将要讲到的他在8月24日写给赣西南特委等并转中央的信，真是妙得紧，读来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