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 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 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话说1957年6月12日，毛泽东将5月15日撰写并经过多次修改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中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的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6月13日凌晨，毛泽东看过了姚文元于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他决定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他又亲自为14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6月13日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电话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要找你谈话，要你马上就去。”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从颐年堂进去，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来到菊香书屋的西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见胡乔木已经在座。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 “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作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的个人意见。” 毛泽东说： “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担任报社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而且今天就要去。” 毛泽东接着同吴冷西谈起他在4月10日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重述了他那次谈话提出的4点意见。说罢，他背诵了《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段原话：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弃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他接着又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 毛泽东又抑扬顿挫的背诵出刘邦的一段话：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诵罢，接着说：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说刘备属于寡断的人，是在他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陆逊传》时，看到卢弼引用清代学者钱振鍠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破蜀军呢？毛泽东看到此处，甚不以为然，于是就写下了一段批注，道是：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灃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以为，刘备在彝陵之战的失败，正是他寡断缺点的表现。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对吴冷西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毛泽东说着递给吴冷西一篇打字稿，吴冷西接过来一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社论，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还交代说，这篇社论在明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连同姚文元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接着说： “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 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会碰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他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着：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发奋著《史记》。 我在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毛泽东笑着问吴冷西： “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吴冷西说： “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 毛泽东说： “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自这天晚上开始，吴冷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了。 后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邓小平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开会，宣布仍由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由吴冷西任总编辑。他还说，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此后，邓拓分工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吴冷西分工主管新闻和版面。 再说6月14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一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八稿，他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 6月16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形成了第九稿。他注明“6月16日定稿”。 6月17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做了一次修稿，成为第十稿。他注明是“最后定稿”。至此，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从他最初的3个“自修稿”到这一天的第十稿，共有13稿。 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它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后来，美国《纽约时报》也全文刊载并发表了社论。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 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题目是《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2月底到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3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快，3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地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结果如何呢？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8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6月22日傍晚6时30分，高智带许志行来到菊香书屋，在宽敞的书房里等候毛泽东。 许志行是在6月21日下午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点，到中南海找到了叶子龙，叶子龙派高智将他安排在了前门的招待所里。 且说许志行在书房里刚坐下不一会儿，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便站起身来激动得叫了一声： “毛主席！”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分别了整整30年的许志行的双肩，注视着许志行，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拘谨地说： “您日理万机，我担心影响您的工作，所以就迟迟没有敢来打扰您。” 毛泽东拉着许志行坐在他身旁，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颇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您还是这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的笑着，又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一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哩。” 毛泽东问及老朋友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感慨万千，向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眼前的这位中国人民领袖诉说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倾吐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毛泽东问他在北京还想探望些什么人，许志行说准备看望一下教过他书的谢觉哉谢老。毛泽东说： “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小时后，谢觉哉果然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问候道： “谢老，您好！” 谢觉哉对眼前这个35年前的学生印象很深，他们回忆起在长沙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禁不住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端上来4菜1汤，有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毛泽东要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给他夹菜。还说要许志行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 6月26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批驳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示中说： “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的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胜追击，紧紧的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的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6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派两辆车接冒广生到了中南海（周恩来说他见冒广胜是在政协刚闭幕后）。 冒广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光绪甲午举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冒广生任农工商部郎中，以不趋附权贵著称。民国初，冒广生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抗战前任中山大学教授。他还是著名的国学专家和诗人，才华文采为人所折服，一生著作颇丰。 周恩来与冒广生乃是世交。陈毅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与冒广生多有交往。 冒广生在儿子舒湮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趋步亲迎，与冒广生握手问好。李维汉、吴冷西、胡乔木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寒暄过后，毛泽东引领客人步入客厅落座， 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说起。他说： “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广生说：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此时，朱德也信步踱入客厅，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冒广生。冒广生指着舒湮说： “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看着舒湮说： “南宋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引用文徵明的《满江红. 拂拭残碑》一词，全文是：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舒湮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对他的旁征博引和他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佩服到了极点。 由此，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冒广生借机将他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4大册稿本，送给毛泽东看。 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 “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说： “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连声说：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毛泽东一直把冒广生送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生怕冒广生碰到车顶。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更注意得不够。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被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所利用。右派野心分子企图在教育、科学、文艺、卫生、技术、新闻等工作中夺取领导权，作为夺取全国领导权的第一步，因而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并把反动分子和不满我党的分子放在领导地位，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推翻党的领导的主张，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来同党的路线对抗。这些情况在最近的“大放大鸣”的过程中暴露得极为突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经过这次“大放大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大致分清了左、中、右，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吸收入党时，除了极个别的关系全国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外，一般按照普通党员入党手续办理，不须报请中央批准。他们入党以后，不要退出原来的民主党派，不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原为人民代表的，仍为人民代表），并且要保证他们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己的业务工作，而不是入党之后就荒疏了自己的业务。他们入党时，不必一个一个地登报，但可在征收告一段落的时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 你们接到这一通知以后，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并在半月内把你们的具体计划上报。 中 央 是日晚9点，毛泽东派人把许志行接到的办公室里来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的问他： “这几天你玩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许志行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最后又告诉许志行说： “过几天我要到外地走走。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毛泽东说：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 说罢，提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临走时，毛泽东要秘书拿出500元给他作路费，并说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收。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的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6月29日上午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见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 早在3月份，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批评赵超构办报要“软些”的方针，他提出办报的方针要“软中有硬”。赵超构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并不满意。 这一次，赵超构在早上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心想，自己犯有错误，再也不能做新闻工作了。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和颜悦色的和他握手寒暄。 赵超构说，他想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毫无责备之意，笑道： “那你干什么呢？” 赵超构回答说： “听从组织安排。” “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 毛泽东说罢，又关心的问他：“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哪？” 赵超构回答说：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毛泽东的宽厚和理解，使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既亲切又严肃的对赵超构说，办报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还勉励他以后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赵超构主动谈起了他最近两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毛泽东说： “我很喜欢杂文，也想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杂文家。可惜我现在无此选择的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因此，我想保护几个杂文家。” 毛泽东在送别的时候，叮嘱赵超构说： “听说你平时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并不反对，但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在你有空的时候，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7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的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极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5日，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来到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通报了苏共中央于6月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情况。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议表示支持，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7月6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市委负责人要为毛泽东安排一场京剧演出，问他看什么剧目？毛泽东想了想，说： “还是看《白蛇传》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一见毛泽东来了，纷纷立起身来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的领导席，在自己的座位前站定，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了下来。因为肚子太大，一坐下他就感觉到皮带勒得有些不好受，李银桥照例帮他松开了裤带，并为他点上了一支烟。 大幕拉开了，毛泽东目不转睛的盯着舞台上的演出。他入戏很快，一支烟还没有吸完就悄悄的掐灭了。他每每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要鼓掌，他一鼓掌，观众们也跟着他一起鼓掌。 随着老和尚法海的上场，毛泽东的脸色渐渐的沉了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随着剧情的深入，下唇时而轻轻的抽动一下，齿间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仙和白娘子生死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毛泽东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古老而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花开始在眼圈里聚集，瞬间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的顺着脸颊滚落。李银桥急忙轻轻的咳了两声，提醒他这是在演戏。可此刻的毛泽东，任何提醒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滴，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也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李银桥只得又轻咳了一声。没想到毛泽东竟忘乎所以的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他还毫无顾忌的擦眼泪，擤鼻涕。看到这种情景，身边的卫士们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只盼着这场戏早些演完。就在老法海将要把白娘子压到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毛泽东的惊人之举再度发生了，他将大手重重的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了身，吼道：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这猝不及防的举动，顿时惊动了周围的观众。更要命的是，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了下来。亏得李银桥眼疾手快，纵身向前，抓住毛泽东的裤子，一把提了起来，双手颤抖着帮他系上了腰带。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剧情中。 演出结束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终于将毛泽东从戏中唤了回来，他鼓着掌，大踏步向舞台走去。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将两只手同时伸向嫉恶如仇的“青蛇”，尔后又和“白蛇”与“许仙”握了手，而对于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他却是始终不予理睬。 7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在高校反右斗争中的情况报告。吉林省委在这个报告中说： “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 报告中还说：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讲师以上，有的是老讲师以上）右派分子占7％和15％不等。 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都注意。” 7月8日晚，毛泽东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3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0天了。这100天，时局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 “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51%的人，而是90%以上的人。在我国6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知识来源于群众。”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 “老朋友啦，谈先生！” 谈家桢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说了一些错话而感到很惭愧。毛泽东见他满脸汗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又风趣地说：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咱们可是老朋友喽！” 此时是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接见他。如今听到毛泽东如此幽默的话语，这才如释重负。此后，他被“内定右派”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鼓励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反右派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1957年夏，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政协把他定为大右派，他不服气。 原来，章士钊在全国政协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古语，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永保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有些人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说他的发言是反党言论，要他写检讨。章士钊写了好几次都通不过。政协把他内定为像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一样的大右派。 章士钊在信中说：自己为党提意见是一片好心，希望毛主席为我主持公道。 毛泽东看完信，立即批示给全国政协说： “章老先生的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了，再不要划成右派了。” 后来，全国政协不再追究章士钊了。章士钊十分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脱离群众，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全文如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雄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350亿斤征粮和500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850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10年至15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20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50年代的第7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10年至15年。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10年至15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解决。10年至15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8个至10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3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5份报纸，5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4级整风的4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8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9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此时，毛泽东在青岛患了感冒，久治不愈。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请来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为他诊治。毛泽东见了刘惠民，一问他的名字，就说： “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老先生给毛泽东开了方子，舒同和夫人亲自抓药，煎药，送到毛泽东床前，直到毛泽东服完药入睡了，他们才悄悄离开。 山东省委另一位领导对舒同说： “你胆子太大了……” 结果，毛泽东一连服了几天药，病情终于好转了。 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7月31日下午3时，家在青岛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高兴，他说： “劲光同志，你怎么不请我吃饭呢？” 萧劲光说： “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请你吃饭呀？”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今晚就到你家吃饭。” 萧劲光出来就对秘书张志文说： “毛主席今晚要到家中吃饭，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清淡简单。” 张志文回到萧劲光家中，赶紧与萧夫人、厨师韩成顺研究菜谱。张志文还不放心，打电话给叶子龙，问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习惯。叶子龙说： “越简单越好，主席是很随便的。” 萧劲光回到家里，到伙房又关照说： “不要到街上买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韩成顺师傅作了6菜1汤，加上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捆小油菜和一点海参及1碗熬好的小米粥，凑成了8个菜和一个紫菜汤，没有备酒水。 傍晚7点，毛泽东偕江青、李讷来到萧家，萧劲光和夫人在门前迎接，子女们也在客厅里欢迎客人。毛泽东亲热的和他们握手寒暄，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江青、李讷和作陪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夫人，在萧劲光一家的簇拥下，来到2楼就餐。大家边吃边谈，江青说： “主席真有意思，在延安靠萧司令吃饭，现在又向萧司令要饭吃。” 饭后，萧劲光说： “海军的领导同志大都在青岛，请主席接见。” 毛泽东愉快的答应了。 1957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8月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 8月3日，毛泽东将在青岛会议期间撰写并修改了11稿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各地领导干部阅读。 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列宁的《做什么》一文，写于1907年，后来译为《怎么办？》。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8月4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思齐是从苏联回到国内度暑假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苏联转回到国内的大学学习。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做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管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一般地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那些是正确的和那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8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刘思齐，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说是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 8月17日，中央转发北京市的报告，报告说到8月7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其中高校有4230人。 8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上，加写了一句话，他写道： “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8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8月2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 8月间，毛泽东约见张治中，他说： “我很关心，听说有人给你写了大字报？” 毛泽东没等张治中回答，又接着说： “也有人出我的大字报。” 张治中问：“谁？”毛泽东说： “是湖南湘潭东山中学，他们寄来大字报一叠。主要说，韶山中学要求题字你题了，我们要求就不题，这是偏心。我只好都题了，承认不对。” 张治中知道毛泽东是有意宽解他，要他不必对大字报太介意。 欲知整风反右运动后来情况如何？待下面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