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话说中国共产党湖南新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对于军事分3类进行”安排： 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等县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等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地下，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 湖南新省委对工农武装作出“上山”规划后，不下数十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并委派郭亮、夏明翰、罗学瓒、陈东日、贺尔康等人多次下去督促指导工作。 郭亮受新省委委派由平江到浏阳一路指导工作。据潘心源报告称：“我们退到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军驻县城），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主张。” 毛简青被派往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平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后，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 夏明翰则被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擂特擂”的错误，将刘义调离安源，“并设法将所有矿兵改工人，排长改同志外，保安科长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充当，用交通部名义派去。” 罗学瓒去了小槐山。陈东日、武文元去指导宜章、郴州、资兴农民军，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民军及广东惠、潮、梅农民军联络。 此外，毛泽东还计划在湖南分片组织11个特委，7个直属县委，选派了主要负责人，并筹备建立湘南军事委员会。 在毛泽东“上山”思想指导下，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2000支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民军，后来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成为起义军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的农民军，则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且说1927年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 6月29日，第35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接着，他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8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 就在6月29日这一天，湖南宁乡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遵照新省委的指示，在宁乡县委领导下，统编为工农自卫军，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的口号，撤到沩山，发动了沩山起义。 6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根据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明纳兹的指示，提出了一个议案，其主要内容是：仍然贯彻对国民党所谓的“左派领袖”的让步政策，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与会者对议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多数人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代表纽曼出示了一个答复国际的电报稿，电报稿中称：“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就这样，会议被迫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议决案》(11条)。《议决案》中称：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及召开国共两党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 1927年7月初，毛泽东被陈独秀紧急召回武汉，参加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局势问题。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9人：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以粟、戴述人。 关于湖南工农武装的出路问题，陈独秀说：国民党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 毛泽东根据湖南的现状，反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他说： 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一是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二是可以投入军队中去。 毛泽东分析说，蒋介石于6月中下旬在郑州、徐州分别会见汪精卫与冯玉祥，冯玉祥已经改变了态度，联蒋反共。这表明事态极为严重，汪精卫也即将叛变革命。我们对他决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 陈独秀坚持己见，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会议采纳。 7月7日，毛泽东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签发了一份“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策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通电中还说： “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赴同仇，消灭蒋逆。” 毛泽东的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要防止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同蒋介石一起叛变革命。 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禁止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 7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一些知名的领导干部离开武汉，分散到各地去。陈独秀要毛泽东去四川工作，毛泽东坚持要回湖南去。陈独秀便让他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自此，毛泽东开始着手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同时，他又多次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 形势越来越危急了，毛泽东派人把四弟毛泽民和六弟毛泽覃叫到家里，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商议今后各人的去向。他对两位弟弟说：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毛泽民说，他还想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毛泽东就说，我安排一下，你可以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覃说，他要随部队去南昌。毛泽东根据六弟的要求，就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 毛泽东安排怀着孩子的周文楠留下来，随时准备与杨开慧一起带着母亲和孩子们返回湖南，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周文楠从此和他中断了音讯。等毛泽覃赶到南昌时，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失败，部队南下了。他追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扣押。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都认识他，就把他安排在叶挺为军长的第11军政治部工作。这是后话。 且说在7月11日，陈独秀针对苏共领导人布哈林的批评，发牢骚说： “既不让我们退出国民党，又要我们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这样我实在无法领导下去了。” 于是他便撂了挑子，宣布辞职，躲进了汉口的一个秘密寓所，不再管事。 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由鲍罗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讲话，指责陈独秀拒绝执行“五月紧急电令”，“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纪律”，宣布解除他的领导职务。 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决定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 会议同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反动分子的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紧急电令”，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他还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说，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他声称，“综合这5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人也相继发言，说“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现在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并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1、在一个月内，召开第4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2、第4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3、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低”，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7月18日，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她在声明中说：国民党已经成为“此一军阀或彼一军阀手中的工具，它已不再是为中国人民未来福利而工作的力量，而是压迫者的工具，是附生在现有奴役制度上的寄生虫。”“在中山先生的政策获得推行之前，我暂时隐退。” 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联合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终于认同了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工农和“上山”的主张。 通告中说：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的发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土地革命和农会政权的斗争，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现时农民运动中最严重而紧迫的课题，就是组织革命武装。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器，武装农民。 通告提出了农民武装存在的形式问题：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3种形式之下存在：1、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联庄会”之类；2、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3、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就在7月20日这一天，谭平山在江西九江主持召开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人员有：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还有第24师师长叶挺。会议决定：在军事上，集中武装力量于南昌，联系贺龙第20军一致行动，在南昌实行暴动，解决驻江西朱培德所属的3、6、9军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谭平山在会后将这一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 7月21日，鲍罗廷宣布增补瞿秋白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信中说，盼望毛泽东回湖南主持工作。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复信湖南省委说：湖南省委负责人经中央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所在地以湘阴为宜。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 7月24日这天，邓中夏、恽代英、叶挺等人举行第2次九江谈话会，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 会议结束后，邓中夏等急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示是否可行？ 7月25日，李立三参加了第3次九江谈话会，会议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领导机关，以反对宁、汉国民党政府及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这一天，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九江谈话会议的意见，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为委员。 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纳兹将准备起义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请示批复。 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7月15日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月26日下午4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罗明纳兹传达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与会者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会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的决定。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指责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于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行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动放弃其“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告中国共产党书》同时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就在这一天，鲍罗庭在武汉国民党要人的“礼送”下，离开武汉，经冯玉祥防区回国。陈独秀则绝望的去了上海。 7月底，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完成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的草拟工作，并上报中央。他在“大纲”中明确写道：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相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倒唐政府之目的。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它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1团人赴汝城。3部兵力约1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发动起义，至少有占领5县以上之把握。”“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大纲》体现了毛泽东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这是他“上山”思想的新发展。 1927年8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并将《大纲》寄给湖南省委。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由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上午，起义军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谢晋、董必武、江浩、韩麟符、夏曦、许甦魂、邓颖超、屈武、谢晋、白云梯22人署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宣言》。《宣言》中说：“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中还说：“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就在8月1日这一天，武汉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反动军警首先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个漏网”；他还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一霎时，腥风血雨笼罩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到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全国先后被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多达33.7万人；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降到了1万人左右。陈独秀长期以来推行的对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最终葬送了大革命，葬送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革命志士，同时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葬送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这正是：首倡建党举义旗，成也由斯败由斯。 九州浴血豺狼笑，万家送葬壮士死。 8月3日，中共中央农民部根据政治局指示精神，制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暴动大纲》中说：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 8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研究了湖南省委要毛泽东回湖南的请求，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在武汉工作。 8月4日，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扮成商人模样，从武昌搭船去汉口，到湖南会馆接头。 会议结束时，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沿着汉口的一条街往回走，忽见巷子里闪出两个人来。他看这二人形迹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但他转念一想，如此躲闪更会引起二人的注意，于是把心一横，就大摇大摆的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人正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正当毛泽东准备与他们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人突然抓着他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 “看见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非常从容的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 “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 那两个人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巷子追了过去。毛泽东则从另一条巷子来到码头，乘船过江，平安的回到了武昌家里。 保姆孙嫂陈玉英后来在1976年也曾回忆起了这件事，她说：“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两个敌探从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8月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要求湖南省委：“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 本卷至此就要结束了，笔者不得不交代一下在武汉政府解散后，国民党一班人员的去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以邓演达（邓在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笔者注）为首的农工民主党；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人如宋庆龄、陈友仁等去了海外；一部分人如唐有壬等被蒋介石杀害。而像孙科、谭延闿一班政客，有的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的则加入了以汪精卫、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 正是：养虎怜蛇终为患，大难来时各自飞。 欲知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情况如何，请看本传第三卷——《战地黄花》。 东方翁曰：陈独秀空有大志，胸无城府。他在革命阵营里身当大任，却避良近莠，正邪不辨，始终生活在希望与幻想之中。在紧要关头，他又摇摆于共产国际与自己的意见之间，不识利弊，左右无定；面对反革命的蠢蠢欲动，既想反抗，又慑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待到有了上方宝剑，却又退避三舍，既乏策略，终无成见。这是书生气十足的思想家干大事业时的一般通病，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要求反击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在前，揭示汪精卫即将发动反革命叛变在后；见微知著，算无遗策。只是他始终被排斥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之外，且屡遭指斥，难得一伸鸿鹄之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下湖，割据一方，确为良策！待到毛泽东千呼万唤终为众人接受之时，为时已晚矣。此乃中华民族之第一次大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