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 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 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 说话，人们接受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 话说1973年7月5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批评了外交部，他在外交部长姬鹏飞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中加注道：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7月7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十大”政治报告送审稿，批示道：“原则同意。” 此时，王洪文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小组，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修改稿，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7月10日，周恩来在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报告中还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有关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问题，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问题。 7月15日，毛泽东在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廖静文是在7月上旬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 7月17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缓缓驶进中南海大门，车子里面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不时的透过车窗向外张望，坐在杨振宁旁边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车子慢慢的在游泳池旁停了下来，周培源微笑着招呼杨振宁：“到了。”杨振宁下了车，由周培源陪着向前走去。周恩来迎了上来，与杨振宁、周培源一一握手，又对杨振宁说： “主席在他的书房等你呢。” 原来，杨振宁回国访问这已经是第4次了，他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并说自己这个要求有点唐突，非常抱歉。旅游局的人说： “不，你完全不应表示歉意，许许多多人都曾提出这样的要求。” 杨振宁回忆说：“这样，我心里才觉得平静得多。所以当我几天后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有点空想要见我的时候，我感到惊异并且感到非常荣幸。” 且说周恩来、周培源陪着杨振宁一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客人表示欢迎。 “主席，这就是杨振宁博士。”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杨振宁急忙抢上一步，握住了毛泽东的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 “你是物理学家，你对物理学有贡献。” 尔后，他又与周培源握手。周培源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恭敬地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淡淡一笑，轻轻摇着头说： “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 周培源却认真地说： “这句话表达了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毛泽东示意大家落座，杨振宁和周培源分坐在毛泽东两旁。毛泽东关切的问周培源： “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 周培源本来就双耳重听，加上此时他还在琢磨着毛泽东刚才反驳他那句“万寿无疆”的祝词，所以就不曾听清毛泽东的问话。他忽然看见毛泽东正在望着他，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助听器往耳朵上戴，周恩来提高声音提醒他说： “主席问你文革中还好吧？” 周培源忙点着头应道： “谢谢主席关怀，我在文革中还好，没怎么挨整，就是被贴了一些大字报。” 毛泽东说： “你的发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呀。” 他所说的发言，是指1971年周培源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性大学组座谈会上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发言。周培源说： “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杨振宁插话说： “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了。” 杨振宁所说的文章，就是周培源根据他那次发言整理出来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曾遭到上海《文汇报》的点名批评。所以毛泽东接过话题对周培源说： “上海有人不赞成你的文章。” 说罢，他转向杨振宁，微笑着说： “你还很年轻嘛！” 杨振宁说： “我今年51岁。” 毛泽东问道： “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 杨振宁说：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解决。” 毛泽东说：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接着，他依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为自己的辩证思想寻找依据，他说： “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者，还有施惠。但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央呢？施惠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赵之南是也。’” 毛泽东的湖南腔所说的这些历史人物和典故，杨振宁都不熟悉，所以就听不清楚。周恩来就和周培源换了座位，靠近毛泽东坐着，以便向杨振宁作翻译。毛泽东边说边轻轻的用手比划着说： “比如马，是什么马嘛。公孙龙就说过：‘白马非马。’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还有日本的高头大马，非洲的斑马，但是看不见那个‘马’呀。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男人是人，又不是人；或者女人是人，也可以，可你是女人吗？所以又看不见‘人’。” 说到这里，毛泽东兀自笑了： “我是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吧。” 杨振宁正静静地听着老人这前所未闻的谈古论今的思辨，突然听他这么说，便以敬佩的口吻说道： “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了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毛泽东慢慢的靠在了沙发上，似是对众人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 “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毛泽东由物质无限可分的话题，想起了他曾接见过并十分欣赏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他问熟悉坂田昌一的周培源： “坂田现在怎么样了？” 周培源回答说： “坂田在1970年去世了。今年春天，坂田夫人同日本的物理教授有山兼寺夫妇一起来我国访问过，是应郭老的邀请来的。” 毛泽东见周培源提到了郭沫若，就说： “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宾主之间这种拉家常式的谈话使杨振宁非常愉快，自幼爱好文史诗词的他趁机谈起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 “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原来觉得中国的古诗好，也很喜欢，但觉得过于悲观了，主席的诗很好，特别是有很多的解释。” 毛泽东轻轻的摆摆手，表示不同意杨振宁的看法： “我就不喜欢那些解释。比如《诗经》，两三千年以来解释很多。最没道理的是对‘渔网之设，鸿则离之’，其中的‘鸿’解释不清是什么东西，闻一多还说‘鸿’不是鸿鸟，是蛤蟆。” 众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杨振宁边笑边继续着自己的话题说： “我最喜欢主席诗词中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第一次回国访问后，回到美国去讲演，有1000多人听，最后我说，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 毛泽东微微点头，说： “你的讲话，我们印在《参考消息》上了。” “你们美国有个专栏作家叫艾尔索普的，他说现在中国不要紧。”毛泽东说着，从沙发扶手上抬起双手比划着：“艾尔索普说：感谢上帝做出了一个太平洋，难怪克里姆林宫的人那么怕中国，因为俄国与中国缺少一个太平洋。” 众人又一次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杨振宁谈起了1972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在延安的感受，他还说： “我在王家坪看到毛主席和毛岸英的一次谈话的照片。” 毛泽东微微眯起双眼，仿佛在回味着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他说： “我说富了不好，穷一点好。蒋介石就比较富，我们就是轻武器，他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百把万。” 杨振宁接过话头说： “我爱人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先生，我们结婚时以为他死了，以前一直没有见过。前年我回来时问他，当时知不知道毛主席发表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说只知道在无线电里边说杜聿明投降，那时他飞离徐州向西边跑，没有听见。他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一点希望都没有。现在他有70岁了。” 毛泽东轻轻的笑了起来，他关切的对杨振宁说： “你见了他，代我问他好。” “那非常荣幸了。”杨振宁点着头，感动地说：“他现在对于新中国有坚强的信心，十分了解，比我父亲强。” 杨振宁所说的父亲，就是一直在上海同济、复旦两校执教的杨武之教授。 不知不觉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杨振宁知道该告辞了，便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毛泽东意犹未尽，用赞许的口吻说： “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杨振宁连连摇手，表示不敢当。他向正欲起身相送的毛泽东说出了内心的敬意： “毛主席，我在中国到处看到大家祝愿您万寿无疆的标语。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不要这么讲。”毛泽东微笑着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7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研究解放干部的会议上，有点不耐烦的叶剑英写了一首《过桥》诗，递给纪登奎就请假退席了。纪登奎展开一看，只见写的是：“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他看罢递给了李先念，李先念看完又递给了吴德看。 7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27日到京的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和他的夫人。恩古瓦比是一位被称为非洲唯一鼓吹“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他早就向往中国，他说他访问中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快事”。 毛泽东对恩古瓦比说： “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 他还说： “第一，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第三世界。”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 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 “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紧。” 7月30日，毛泽东身边在军队编制的服务人员都回家过节了，只留下张玉凤1人坚持工作。此时，她已是临产前夕。 这天傍晚，张玉凤感到了产前的阵痛，她坚持做完毛泽东起床后的工作才准备走。毛泽东非常感动，坚持要她留下来吃晚饭，她觉得实在不行了，毛泽东就要人派车送她去了医院。毛泽东还派人送去了一篮桃子做礼物。 后来，张玉凤克服家庭困难，又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他在饭桌上给工作人员讲了政治上三起三落的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事，还不无感慨的背诵了《史记.汲郑列传》中的几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他还让张玉凤准备好纸和笔，将这几句话书赠给她。 7月间，由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 “原则同意。” 1973年8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会见了50多年前的挚友、美籍医学专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忠。 李振翩是在7月份来到北京的，他很快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归国的消息，尔后在中国政府安排下访问延安、南京等地后，又回到了北京。 且说这天傍晚，李振翩匆匆用过晚饭，便与夫人汤汉忠一起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所谓“故人不相见，动若参与商”，当年风华正茂的挚友，到如今俱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故人重逢，执手相看，自然是百感交集。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首先从医学谈起，说到了中国的医学对世界人民的贡献。李振翩说： “我自己研究医学的目的，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 “我看主席身体很好啊。” 李振翩深情的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轻轻的摇了摇头，说： “腿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 李振翩用手指着他的夫人说： “汉志是老年病专家。” 毛泽东微笑着眯起双眼，把目光投向了汤汉忠。汤汉忠问道： “主席耳朵很好，听话很好吧？” 毛泽东点下头，说： “耳朵还可以。” “看书看得见吧？” “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 “左右两边是不是一样？” 汤汉忠职业性的用手在毛泽东眼睛两边比划了一下。毛泽东斜倚在沙发上，缓缓地说： “比如对你们吧，大局看得清楚，至于细部，我就不能看清了。” “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 “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毛泽东说罢，转向李振翩：“唐朝人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是韩愈在《祭十二郎文》里边写的。我到了六十、七十还没有事。” 他言下之意，颇有一点自豪。汤汉忠伸手为他把了一下脉，微笑着说： “主席很健康，脉平，而且很均匀，不是一跳一跳的。脚也不肿。我看很好。耳朵也听得见，脑筋也很清楚。” 毛泽东笑了，他看看李振翩，又看看汤汉忠，轻轻摇了一下头，说： “你们都说我好，我是自己不信。” 他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放在沙发扶手上的《诸子新笺》的封皮： “这样的大字我还看得清，小字就不行了。” 李振翩关切的劝道： “你看书不要看太多了吧，可不可以找人念给主席听。” “找不到人哟。”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了指坐在他身后正在记录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和咱们比起来，可算是知今不知古。” 李振翩笑道： “我也不行，现在连字都写不好了，我给主席写信……” “都收到了。”毛泽东截住他的话头，抱歉地说：“我们的外交部官僚主义，层层上报，结果我到7月26日才看到，你们已经到了外地。” 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的拍下李振翩的手，以老朋友的口气略带责备地说： “其实一个电话就行了，何必这样。” 李振翩的眼角湿润了，他激动地说： “52年没有见到主席了。还是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在草场门外聚餐，吃猪肉，还照了一张像片。那是1921年，以后就没有见到主席了。在美国听许多朋友信里说主席问到我，我很感激，无论如何要回来看看主席。”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 “我记得我们到了北平，接到你一封信，从南京国防部发出的，你那时在从前的国防部工作过吗？” 李振翩摇摇头，想了一下，说： “可能是国防部所属的国防医学院。” 毛泽东说： “后来来不及回信，南京就解放了。” “那是20多年前了，我那时在国防医学院教书。我很想……”李振翩说至此，自惭的摇摇头：“以后我到美国去了，没有再回来。那时候我的信上说有什么命令我可以服从，可我后来去了美国。” 汤汉忠望着一脸懊悔的丈夫，轻声对毛泽东介绍说： “小儿麻痹疫苗是他发明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李振翩见妻子提到了自己的贡献，连忙说： “毛主席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做些工作。现在我把中医的精华介绍到美国，把美国的医学介绍到中国来。为中美医学交流、人民交流尽一定的责任，做一点工作。” 毛泽东赞许的连连说： “那好，那好。” “主席说好，我一定努力去做。”李振翩宽慰的笑了，他把话头又转向了往昔的岁月：“主席还记得吧，驱逐张敬尧的时候，他们要抓我去枪毙，后来我跑了。”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知道。他的思绪也被带到了50多年前，他说： “你看嘛，北洋军阀，那些党派，比如研究系、章士钊他们，都是过眼云烟；还有胡适，他从美国回来在北京组织‘哲学研究会’，我跟他见过一面，他那时年轻得很，只有三十几岁。后来我到北京又跟他一个人长谈一次，所以他总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上的是新闻课，讲课的是邵飘萍。” “是的呀。”李振翩接过话头说：“我们那个时候搞《湘江评论》，主席还记得吗？” 毛泽东笑了，说道： “那时候，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反帝、反军阀的，就是资产阶级观点。” 李振翩说： “那时我也是反军阀，爱国主义。” “讲得好听就是爱国主义，不好听就是资产阶级观点。”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是先信封建主义，我读了6年孔夫子，读了7年资本家，一共读了13年。然后当过小学教员，就是不懂马克思，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有列宁，都不知道。” “我们那时都不知道，现在主席的思想，我们谁都赶不上，我也就是读了点医书。”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坐在一旁的汤汉忠悄悄看了一下表，已是8点多了，便向丈夫使了个眼色，轻声说： “主席该休息了。” “不忙呢。” 毛泽东还要挽留，可他见李振翩已经站了起来，便也缓缓的站起身，挽住李振翩的手向门口走去。 “好高兴见到主席。” 李振翩站在门口恋恋不舍的说着。毛泽东望望他，轻声叹道： “走路不方便了。” 汤汉忠上前扶着毛泽东，安慰他说： “主席身体还是好的。” 毛泽东环顾着站在他两侧的李振翩夫妇说： “留个影吧。” 照完相，毛泽东依旧站在门边目送着客人。李振翩回首对毛泽东挥了挥手，高声说道： “明年，明年回来给主席拜寿。”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吩咐工作人员把他菜园里种的苦瓜和苋菜等新鲜蔬菜，送到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说是请他和夫人品尝家乡的风味。 后来，李振翩又多次以学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访问，分别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积极斡旋于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 且说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8月4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主席7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以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 报告中还说：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原计划已经取消。 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8月5日下午，毛泽东把江青找去，给江青详细讲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儒法斗争，他还说：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这些人都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是开倒车的。” 毛泽东还当场念了他在这天所写的一首诗，又叫江青抄记了这首《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写道：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沦》，莫从子厚返文王。 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及关于对儒法斗争的评论作了传达，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关于中国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行和意图，不理解。他说： “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康生也问江青说： “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 江青说： “这是毛主席讲的。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 后来，康生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说： “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的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受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 8月7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发表的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目的张铁生的一封信。 早在1973年6月份，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位生产队长、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兴城县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他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张铁生对这种考试制度不满意，就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回京汇报工作时，向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主要成员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认为张铁生是“一个有棱有角的石头，敢于反潮流的优秀知识青年”，她建议在报纸上展开对张铁生问题的讨论。于是，毛远新就指示《辽宁日报》把这封信发表了。《辽宁日报》在编者按中说： “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两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接着，《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从此，不少报刊发表文章，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反对师道尊严，鼓励学生批判修正主义。后来，甚至还出现了现场考教授的事情，以此证明考试制度的弊端。 毛远新在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出任副主任；后来，他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8月18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他说： “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8月20日，周恩来在“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传达了毛泽东18日的指示。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与会者一致推举毛泽东为“十大”主席团主席，大家又先后提出了由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4人为主席团副主席。许世友发言说： “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会议最后又提议增加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提议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政治局还决定：另行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进一步协商，“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毛泽东曾经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还说：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做‘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接着，周恩来着重说明了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他还说： “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张春桥见许世友如此态度，便指责他“反对主席的意见”。许世友不服气地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接下来，王洪文发表了讲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由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会议最后还通过了各种预选名单。 8月24日，周恩来在“十大”预备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8月24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249人，代表着全国2800万党员。在所有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总人数的67％，妇女代表占20％，少数民族代表也有—定的比例，台湾省在全国各地所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王稼祥作为十大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李讷作为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也参加了代表大会。 在主席台上的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坐到了主席台上的位子上。当帷幕徐徐拉开，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亲切的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首先通过了主席团名单。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主席团成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大会通过了会议的3项议程：1、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2、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3、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周恩来问毛泽东说： “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没有讲话，只是说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 周恩来就拿出稿子，开始作政治报告。在他念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说：“哎，不错。” 在周恩来念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又插话说：“对。” 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毛泽东说请王洪文同志讲话。 周恩来和王洪文的两个报告，总共用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毛泽东宣布说： “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据吴旭君回忆说：“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的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的鼓掌欢呼，持续了10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的一下子重重的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的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8月25日至26日，“十大”代表们分组进行讨论。 8月26日这一天，中国第1台每秒钟运算1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27日，十大代表继续分组讨论。 8月28日上午，十大主席团举行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李讷、王海容等，不提名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 会议讨论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尔后，代表们分组传达讨论了候选人名单。 下午，“十大”第2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王洪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接着，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195名和候补委员124名，其中有67%是工人、农民、现役军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其余的33%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干部代表。中央委员有： 毛泽东（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丁 盛 丁可则 丁国钰 马 宁 马天水 于 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 诤 王 震 王必成 王宏坤 王秀珍（女）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淑珍（女） 王淮湘 王超柱 王稼祥 天 宝 巴 桑（女） 方 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尤太忠 孔石泉 孔照年 乌兰夫 韦国清 冯 铉 司马义·艾买提 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皮定均 叶剑英 刘 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女） 刘锡昌 江 青（女）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 德 朱穆之 许世友 吕玉兰（女） 安平生 庄则栋 华国锋 华林森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纪登奎 邢燕子（女） 陈 云 陈 郁 陈 康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奇涵 陈锡联 陈慕华（女） 杜 平 李 达 李 强 李 震 李大章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任之 李先念 李志民 李顺达 李素文（女） 李葆华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谷 牧 杨 勇 杨春甫 杨得志 吴 涛 吴 德 吴大胜 吴桂贤（女） 苏 静 苏振华 张才千 张云逸 张平化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延成 张体学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春桥 张维民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萧劲光 岑国荣 宋佩璋 余秋里 周 兴 周宏宝 周丽琴（女） 周纯麟 周建人 周恩来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林丽韫（女） 罗青长 罗锡康 冼恒汉 金祖敏 姚文元 饶兴礼 段君毅 祝家耀 胡继宗 赵紫阳 耿 飚 耿起昌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郭玉峰 郭宏杰 郭沫若 徐向前 徐景贤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倪志福 聂荣臻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笳 姬鹏飞 康 生 黄 华 黄 镇 尉凤英（女） 鹿田计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崔海龙 梁锦棠 韩 英 韩先楚 粟 裕 董必武 董明会 傅传作 焦林义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女） 鲁瑞林 解学恭 蔡 畅（女） 蔡 啸 蔡协斌 蔡树海（女） 滕代远 谭启龙 谭震林 廖承志 赛福鼎 潘世告 樊德玲 魏秉奎 中央候补委员有：卜谷香 七林旺丹 马 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女） 邓 华 王体 王 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女） 王景升 王德山 文香兰（女） 叶 飞 央 宗（女）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江 华 江渭清 吕 和 吕存姐（女） 任 荣 达 洛 孙 健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萧 克 吴 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 贵 杨大易 杨坡兰（女） 杨俊生 杨富珍（女）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佳忠 陈佩珍（女）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友 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王湘君（女） 佘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罗春俤（女） 胡 炜 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 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连蔚 姚依林 徐 驰 唐 亮 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铁 瑛 贾那布尔 钱学森 高淑兰（女） 诸惠芬（女） 郭耀卿 康 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女）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女） 彭 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女）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女） 廖志高 裴周玉 黎 原 樊孝菊（女） 薛金莲（女） 最后，大会通过了会议公报，宣布闭幕。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事先交代说他不出席这次全会。 周恩来主持会议，选举出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十届一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宣布的：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在以上领导人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就经常卧病不出了。 1973年9月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的谈话中谈到了他的一首诗，由此还谈到了孔子。 据最近网上爆料的《毛远新回忆1973年毛主席关于孔子的谈话》称： 毛远新说，1973年主席给郭老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这首诗当时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周总理，那一段时间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专讲主席诗词的，题目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主席11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主席的诗讲主席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作者陈晋，我见过。但主席给郭老写的这首诗没有收入主席的诗集。当年主席给我一句一句地讲这首诗，我拿着这首诗，主席还给我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主席让我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主席其它的诗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毛远新说，主席诗的名字是《读〈封建论〉——呈郭老》（诗文见前——笔者注）。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天写的，但跟我讲是在“十大”以后。当时，我在辽宁工作，1973年9月“十大”开过后，我要回去，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了关于对孔子的看法。 郭老的《十批判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他焚书坑儒。书是50年代出版发行的。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的。其中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认为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实行郡县制，而是动用民力过大；而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纷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发生了。秦统一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主张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秦始皇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种事，要不要封王。如某某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即使是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这样的大事，不是郭老你一个人就能作结论的。说秦始皇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国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还要统一思想，思想不统一国家就难得统一。而秦灭六国时，各国都有一大帮儒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了统一思想，就必须对他们采取措施，这是统一的必要。“历代都行秦政治”，这个“政”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有人就认为是“赢政”的政），是指秦以后历朝历代都是按照秦始皇的治国方略治理国家的。“孔学名高实秕糠”，是说孔夫子的那一套虽然名气很高，实际上却没有什么用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是不要从柳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倒退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被赶了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政治”。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儒生，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吗？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所以说“历代都行秦政治”。“孔学名高实枇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哪种复杂的矛盾它都处理不了，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 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反了就大逆不道。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就得违背孔夫子的儒学理论，就必须批孔，要不然就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主席举了个例子：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却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要巩固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家。 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黄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的皇帝，却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子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得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就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就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席说，到了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写那首诗，提出要批孔。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是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批的孔，用鲁迅说法是已经经过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比如，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是到了南宋以后，却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的。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束缚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像西方。主席举例子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那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像我们批孔一样。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起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它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它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它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了矛盾，又处理不了，和得起来吗？ 9月5日至11日，国务院教科组率先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迟群在会上说： “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 随后，全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很多的批孔文章。一时间，“批孔”声势大震。 9月11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来华访问。这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蓬皮杜。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9月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我不行，一身病呢！” 他在谈到英国时说： “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件好事。” 9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5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的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的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10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后来，周恩来还陪同蓬皮杜观看了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9月14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根据主席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了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5、6天就能解决问题。”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特鲁多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外交部长助理、翻译王海容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 10月20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会议“基本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10月21日，中共中央委员、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身亡。 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案件。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的气氛很紧张。 10月27日，周恩来在关于处理李震案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采取了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增补王洪文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73年11月2日下午，天气特别寒冷。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政府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问题交换意见，一位中国外交人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看罢，马上对惠特拉姆说： “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惠特拉姆闻言随即起身，没想到他那高大的身躯上未曾拉上拉链的夹克衫，挂住了会议桌上绿色台布的穗子，整个台布被他一拉，象剥香蕉皮一样，一下子掀翻了桌面上所有的便笺、铅笔、茶杯等用品。待服务人员收拾好桌子，年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蒂芬.菲茨杰拉尔德在便笺上写下几个字: “可能是见毛泽东”，然后他把便笺推向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 下午4点半，两辆黑色的小轿车由长安大街一扇红色大门驶进了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下车碰着头。 毛泽东在书房里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会见了惠特拉姆等客人。他不用别人搀扶，自己站起来，步履蹒跚的走向前，对澳大利亚客人说，我的腿不方便，听觉似乎也不太好。 在会谈中，毛泽东品着杯中的茶水，他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则滔滔不绝。周恩来和毛泽东讲的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毛泽东把双手稳稳的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说道： “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毛泽东漫不经意的问道：“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惠特拉姆这位工党领袖，对毛泽东的提问，竟然一无所知。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极力回避惠特拉姆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说他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当惠特拉姆称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毛泽东却说，我们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还说： “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惠特拉姆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作了订正。他还慢吞吞的说，莫斯科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他说，他们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 他还说，就像在父子之间一样，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毛泽东不屑于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对于中国的核试验，他只是说： “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后来他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的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没有，并且巴黎还受到了美国的保护。 毛泽东一听这话，就激动起来了。他说： “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 “当然，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在谈到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时，周恩来插话说： “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67%，其余之33%，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评价邓小平说： “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告诉毛泽东，邓小平曾经给他说过，邓小平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他问道：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上缺席了呢？毛泽东说： “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惠特拉姆又谈到了王洪文，说王洪文在十大后已经“世界闻名”。他还以玩笑的口吻说： “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毛泽东说： “不知道。” 惠特拉姆说： “当年你们长征时，他还没有出世呢。” 王洪文插话说： “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 惠特拉姆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毛泽东说：“我已疾病缠身。” 周恩来笑着插话说： “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说，只好缄口不语了。他看了一下手表，示意会谈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就指了指王海容，打趣地说： “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1月10日，在9月22日就任美国第56届国务卿的基辛格第6次来华访问。 11月12日下午，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会谈，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基辛格一行。周恩来便与基辛格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门厅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书房里沿墙摆满了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基辛格感觉毛泽东看上去比他过去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毛泽东同基辛格等人一一握手，他还与陪同基辛格的布鲁斯、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要大，我已经80岁了。待客人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周恩来和基辛格讨论了什么问题。周恩来说： “扩张主义。” 毛泽东佯装不知，笑指着基辛格，故意问道： “谁在扩张，是他吗？” 周恩来也顺着说： “是他开始的。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你们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美国的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而中国的战略，则是以比较直接的对抗做基础的。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我们任何灵活的想法，对于苏联的扩张，必须针锋相对，玩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 基辛格说： “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 毛泽东说： “我相信这一点。因为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向基辛格介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1969 年在北京机场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尔后说： “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1万年，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1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1千年。” 在座得人都被毛泽东逗笑了。毛泽东又说：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再减少1千年。（笑声）你们看，我规定的期限是越来越短了。” 在一片笑声中，毛泽东接着说： “第3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能再让步了！’（笑声）” 基辛格对毛泽东的风趣语言极感兴趣，始终认真而开怀大笑。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 “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目前它还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它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总而言之，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基辛格说： “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 “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 “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 “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 “可能是这样。” 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 “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 “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100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毛泽东有意告诫基辛格：“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100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基辛格说： “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 “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 “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哎，一样。台湾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近3个小时。临了，他再一次警告基辛格说： “苏联欺软怕硬。” 毛泽东费劲的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的移动脚步把基辛格等人送到外间接待室，一同照了相。他还握着基辛格的手说： “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后来，基辛格在访华告别宴会上用“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形容对中国领导人的感情。他还诚恳地说：“我很荣幸的同毛主席进行了有远见的广泛的会谈。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加强和重申，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向你们保证，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这正是：毛公笑语逗博士，客人闻道偷着乐。鼎立上策在伐谋，岂是鼓瑟能苟活。 再说11月12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2次会谈。基辛格突然提出，中美两国建立一条防止突发事件、快速传递信息热线的建议。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此时，毛泽东已经睡下了。 11月13日，基辛格在中美第3次会谈中，又提出了建立中美信息热线的问题。周恩来说：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他将话头一转，又说： “如果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设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说： “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说： “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周恩来送走基辛格，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工作。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睡觉，只好又回去了，便让工作人员把关于基辛格的访华公报稿送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审阅。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一天午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说：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她们还说，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怕了。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右的错误。 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所有参加中美会谈人员开会，他批评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关于对美关系，毛泽东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他还说，苏联是“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他对外交部的人员说：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11月18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批评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3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接连召开会议，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外交事务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评。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 12月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洪文陪同下，会见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比兰德拉在谈话中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说： “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 周恩来插话说： “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 毛泽东说： “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毛泽东送走外宾后，把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下来谈话。他和周恩来长时间的热烈握手，肯定了11月21日和12月初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政治局会议，他说道： “总理啊！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他又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说： “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此后，中央政治局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就停止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领导干部问题上有什么重大调整，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