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 5千万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 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 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就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话说1959年8月18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的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立即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后来，毛泽东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 此后，张闻天再也没有能够见到毛泽东。他于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 再说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第4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了南昌，又从南昌乘专列到了上饶，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调查研究。 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浙江公安厅厅长王芳说，主席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座谈一下。王芳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毛泽东，并召集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诸暨各县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这天下午，跟随王芳来到毛泽东专列上等候接见的5位地委、县委负责人都有点紧张，也非常激动。王芳向他们说明了见到毛泽东时和汇报工作时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5时许，王芳带着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的车厢，毛泽东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他见地委、县委的几位同志都傻愣愣的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众人落坐后，王芳逐个将这几位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一边在纸上记，一边问每位负责人年龄、籍贯，是在何时南下的？生活是否习惯？大家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紧张了半天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毛泽东问的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他见大家回答问题有些迟疑，显然感到不满意，就说：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 县委书记们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毛泽东说： “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 有人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地说： “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 有人汇报说，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饭菜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毛泽东说： “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 他又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 “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 马蕴山搔了一会头，说： “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 毛泽东说： “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带上诸暨县委书记离开金华北上，进入诸暨境内，他又和诸暨县委、萧山县委的负责人们进行了座谈，了解农村和生产方面的情况。 此后毛泽东到杭州小住，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上午睡觉，下午起床后学习英语，然后到附近的丁家山散步或在亭子间里休息。 在此期间，毛泽东就黄克诚夫人8月22日替黄克诚起草的一封承认错误的信，回了一信。他在复信中写道： 克诚同志： 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的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毛泽东 8月2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4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5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8月21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毛泽东 8月23日上午6时，倚枕 这一天，毛泽东到丁家山散步，他忽然听到啾啾的鸟叫声，循声望去，见道路两旁的树上挂着几个鸟笼子，立刻就明白了，心想，这一定是警卫处处长伍一的特意安排。 原来，杭州的警卫处长伍一为了给毛泽东增添一些雅兴，就在毛泽东经常散步经过的道路旁边和山坡上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又从园林部门借来了几个装有小鸟的鸟笼子，挂在道旁的林子间，以使幽静的山林增添几分悠闲的情调。 毛泽东马上让林克叫来了伍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指着树上的鸟笼说： “你这个伍一，搞这个干嘛？旧社会玩鸟的都是公子哥儿。今后生活好了，别人搞了消遣消遣，我不反对，反正我不要！你马上把它给我拿走！” 伍一见毛泽东如此生气，他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吓得不敢做声。等毛泽东批评完了，他转身就去摘鸟笼子。毛泽东又叫住了他，指着路旁的花木，放缓了口气说： “伍一呀，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你看这么多的空地多浪费。庭院绿化也不要光考虑到好看，形式的东西，中看不中用。你动动脑子，假如种些蔬菜、果树，既能开花结果，又有经济收入，群众减轻了负担，我们也能改善改善伙食，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伍一打心眼里敬佩眼前的这位领袖，他高兴地说： “主席说的是，我一定照办。” 后来，伍一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领导警卫部队开出了不少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果树，还种上了不少的茶树。 8月24日，毛泽东就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问题，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10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10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30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10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我月底可回。 毛泽东 8月24日于杭州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5%都不够，有10%。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10%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10%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在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且说毛泽东在杭州住了两天，就乘上专列要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一路北上回京。此时，由于北京的警卫干部要参加学习班，都提前回了北京，所以就只好由伍一带几个干部随专列护送。 途中，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他见伍一来了，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招呼道： “这边坐。” 伍一落座后，毛泽东和蔼地说： “这次警卫人员不巧都回北京了，只好辛苦浙江的同志，你代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伍一说： “主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护送主席回京，同志们都感到很光荣。” 8月25日，印度巡逻队侵入中国西藏马及墩地区南端的朗久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部队猛烈开火，挑起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毅、罗瑞卿、载涛到他的住处研究对策。之后，周恩来奉命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 印度政府被迫承认马及墩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将侵入印军撤出朗久村，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南。 8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北京，李敏和孔令华一块儿到车站接爸爸回家。 叶子龙受毛泽东的委托，负责招待伍一这几个浙江的护送警卫干部，他对伍一说： “主席讲，你们中有些同志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让我请你们吃顿饭，饭钱主席付。下午再安排去参观。” 这天下午，毛泽东派他的专车送伍一他们去颐和园参观，伍一等人连连谢绝。随车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开玩笑说： “主席安排的，谁敢不坐！” 车子开到颐和园门口停下来，执勤的民警见车子里只下来了几个年轻人，就有些不解，有一位上前问司机说： “首长没有来？” 司机笑着说： “首长的客人，也是首长。” 8月28日早饭后，毛泽东把李敏和孔令华叫到面前，商量他们的结婚日期及准备请哪些客人参加婚礼。李敏说，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和令华商量了，只请妈妈们。于是他们决定除了双方家长，要请蔡畅，因为李敏在苏联就见过她，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和她来往多，比较熟悉。要请邓颖超，因为江青多次带李敏到她家里去，李敏自己也曾多次去过她家，比较熟悉。还要请曹轶欧，因为江青曾认为李敏的画画得好，请她给找人帮助辅导了一下。毛泽东又问： “你是否要请宋庆龄来？” 李敏摇摇头说： “我是晚辈，请那么多老人不好吧，还是别去麻烦更多人了。” 毛泽东同意了，但他又说： “我的亲戚王季范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请来的！” 他们还决定，要请姐姐毛远志，要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要请李敏的同学和朋友。就这样，参加李敏和孔令华婚礼的客人，主要由他们俩提名，毛泽东做主定了下来。 李敏的新房，是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帮忙布置的。他们把新房布置得既简单、又典雅。房间里有书柜、写字台、桌子，还有3、4把靠背椅子，一张双人床。这些都是李敏从公家的仓库里临时借来的旧家具。床上摆放着两套白色被罩套起来的夹被。褥子是旧的。用白色的大床单盖着。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把被褥摆放整齐，又把地面打扫干净，把桌椅摆好。这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的新房。 此时，江青在广州休养。毛泽东的卫士李连成陪她打扑克牌，李连成出错了一张牌。江青不高兴了，她瞪着眼睛，把李连成训斥了一顿。李连成一句话也没说，感到很委屈。他想，我要是在主席身边，不要说是为玩，就是工作上出现差错，主席也不会这样对待我。于是他就给卫士长李银桥打了长途电话，诉说了心中的委屈。 李银桥把李连成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 “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呀！让她自己呆着去，看她还跟谁耍威风。” 李银桥马上给李连成打电话，要他即刻返京。李连成当晚就乘火车回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了李连成，对他说： “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跟她计较了。你就给我这个面子吧。” 李连成听毛泽东如此说，心里好不是滋味，就像一个受了委屈回到大人身边的孩子一样，当着毛泽东的面哭了。 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在军队中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清查“反党俱乐部”，清除其影响。 后来在9月11日，毛泽东到会做了报告。 8月29日午后，李敏和孔令华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了婚礼。 李敏的公公孔从洲正在北京开会，毛泽东一早就叫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 下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亲家孔从洲，紧紧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 孔从洲以前还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毛泽东。他见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消除了。 毛泽东一向不主张大操大办，他委托生活管理员张国兴帮忙采办了3桌酒席，每桌规定8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没有别的。 江青和她的姐姐及李讷没有在家。参加婚礼的客人除了孔从洲外，还有蔡畅、邓颖超、曹轶欧和姐姐毛远志，还有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王季范的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还有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处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机要秘书罗光禄等工作人员以及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等，一共30多人。 新娘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皮凉鞋。新郎穿的是白色衬衫，深蓝色西裤。他们的服装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毛泽东拉着孔从洲向在座的客人们介绍说： “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 毛泽东亲自为女儿主持婚礼。他特别高兴，举着酒杯为女儿和女婿祝福，说： “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他还特意对女婿孔令华说： “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 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还举着酒杯向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为大家劝酒。 李敏和孔令华双双举着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说什么，可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的向爸爸鞠躬，表达做晚辈的深深的谢意。毛泽东笑着，喝了好几杯酒。 李敏和孔令华又举着酒杯，走到孔从洲跟前，向他敬酒，献上儿女的敬意。 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客人们一起，共同举杯，为新人祝福。 新娘李敏、新郎孔令华一左一右拉着毛泽东的手，与参加婚礼的所有人一起在颐年堂门口合影留念。毛泽东又单独与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合影留念。 饭后，毛泽东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到他书房里谈话。毛泽东问孔从洲现在哪里工作？孔从洲说： “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 毛泽东对王季范介绍说： “高级炮兵学校是炮兵的最高学府。” 他又转向孔从洲问道： “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孔从洲说： “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低，这个任务重。” 王季范问： “炮兵要用数学的吧？” “是的，我数学很差。” 毛泽东说： “你的先人是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6门学科就有数学。你应当学好数学。” 孔从洲说： “主要是过去学习基础不好。今后我一定努力学。” 毛泽东又问到孔从洲的经历，说： “你什么时候到杨虎城那个部队的？” 孔从洲说： “1924年就去了。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我是慕名而去的。” 毛泽东向王季范介绍说： “孔从洲同志参加过西安事变，当时是警备2旅旅长兼城防司令。” 王季范笑着说： “噢，官还不小哩！” 毛泽东说： “杨主任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保密啰！假使走漏消息了不得。做得很好嘛。杨主任对你很赏识嘛。” 孔从洲说： “杨主任是我的老上级，他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你十几岁出去的？” “18岁，我上不起学，高小毕业后考取中学，读了1个月，生活很困难。我家住在渭河边上，往往大水一冲，生活就成问题。民国13年是最苦的困难最大的一年，没办法，上不起学，我就当了兵。” “噢，是这样。你工作上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 王季范对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老实人。” “哦，他是个老实人。”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教育子女很严格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婚后一定会相处好的。” 李敏婚后，和丈夫孔令华就住在爸爸家里。毛泽东时常到女儿的屋里坐坐，说说学习，问寒问暖。有时候，毛泽东还让女儿、女婿陪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疼爱着自己的儿女。 李敏新婚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把女儿叫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李敏站在那里望望爸爸，爸爸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她坐下。 毛泽东踱着步，不停的大口大口的吸着烟。李敏心想，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一想到妈妈，李敏的心咯噔一下，有点急了，忙问：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把烟头狠狠的掐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就把他与贺子珍见面的事告诉了女儿。他说： “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 毛泽东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李敏想听听爸爸再说些什么，可是，爸爸再没有往下说。李敏感到爸爸和妈妈见面后，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显得很痛心。她心里想，两位老人相见还不如不见的好。 毛泽东又转过脸来，看着女儿说：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 李敏一听，知道爸爸转入正题了。可是，自己哪儿有主意呀？她就接着爸爸的话说： “妈妈病的不轻，这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毛泽东像是和女儿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你先莫着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他说着又划火柴点燃一支烟，不住的抽着烟。 李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收拾东西，一会儿又不知所措的把东西放回原处，急得在房间里只是转。当晚，爸爸没有再找她，就是说爸爸还没有想出办法来。第2天，爸爸也没有找她。李敏好不容易熬到了第3天，中央办公厅突然给她打来电话说： “专机已经准备好，送你到南昌去。” 李敏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上日用品，正要出门。毛泽东来了，在他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 李敏笑着点点头，表示记住了。毛泽东又说：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如何。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他帮忙。” 李敏拿上东西，就要上汽车了，毛泽东又叮嘱她说： “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李敏到南昌见到妈妈，不由得大吃一惊。才几个月不见，眼前的妈妈形容枯槁，头发又乱又脏，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工作人员告诉她说： “你妈妈不肯让医生看病，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只好这么陪她坐着。” 李敏再看看妈妈，见她只是呆呆的坐着，不说也不动，除了两眼闪动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一般。李敏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李敏走上前去，慢慢的拉着妈妈的手叫道：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 贺子珍不理不睬。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爸爸让我看您来了。” 贺子珍连正眼也不看一下。李敏把拿来的水果洗干净，端到妈妈面前，一边削皮，一边对妈妈说： “您吃吧。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您带来的。” 李敏把水果切成条，切成块，或者切成片，陪着笑脸，小心翼翼的送到妈妈嘴边，变着法儿劝她吃。可是，贺子珍就是不张嘴。李敏劝得多了，贺子珍心烦了，她就动手把水果一块块、一条条、一片片的扔到地上。李敏无计可施，只好把剩余的那么多水果送给工作人员吃了。 李敏心想：妈妈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她就不会吃喝。那么，她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庐山和爸爸见了面吗？这样的疙瘩不是靠劝慰所能解得开的，只有想办法把她的思想引开，让妈妈的心情开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李敏和工作人员商量，在李敏和妈妈吃饭的时候，准备几瓶汽水和矿泉水的混合水。李敏在吃饭的时候，装着吃得很香的样子，以引起贺子珍的食欲。一开始，贺子珍连看都不看，后来，李敏故意弄出一些动静来，贺子珍看一眼又把脸转向别处。李敏心想，这法子兴许能成，就愈发装出很夸张的吃相。贺子珍看着看着，伸手要李敏的饭碗，李敏赶紧递过去，贺子珍又拿过李敏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李敏拿起水瓶子，咕嘟咕嘟的喝着，贺子珍放下饭碗，要过李敏的瓶子，也喝了两口。李敏尽管心里很高兴，就是不表露出来，也不劝妈妈吃饭喝水。 后来，李敏吃饭时，一边慢慢的吃，一边轻声慢语的说起了自己的婚礼。李敏说她和孔令华的婚礼非常热闹，她请了妈妈的老战友蔡畅、邓颖超，还有曹轶欧等人，吃了一顿饭，一块儿照了相，看了一场电影。还说她的新房布置得如何典雅、朴素、大方。贺子珍倾听着，没有说一句话。 饭后，李敏帮妈妈洗漱，换好衣服，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在屋里转转，走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的走着。 “妈妈，您看这是棵什么树呀？苏联有这种树吗？” 李敏故意指着一棵树问道。贺子珍看看，摇摇头。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花？东北、哈尔滨有这种花吗？” 贺子珍又摇摇头。娘俩就这样在院子里转着，后来，又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看看。贺子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有一天，贺子珍突然对李敏说： “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现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李敏马上表示支持，说： “好吧，我向组织上讲讲，只要您身体好，可以回去看看。” “你来了快1个月了吧。” “妈妈，您的记忆真好！” “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李敏向江西省委报告了贺子珍想回永新看看的事，江西省委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还专门派人全程陪同。 李敏为妈妈安排好了一切，望着远去的车子，终于舒了一口气。她回到北京后，向爸爸详细汇报了照顾妈妈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仔细，还不住的点头。最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娇娃长大了。会办事了。” “我觉得妈妈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很寂寞。我又不在她身边，不能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跟我和令华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 李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语调缓慢而又沉重地说： “你想过没有，你妈妈到北京，她能受得了江青的气吗？” “我和令华搬出去，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 “你认为不住中南海，你妈妈就可以不受气了？” “那这样吧，我们到上海去，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这该碍不着江青的事了吧。” “你到上海去，我不同意，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 “那您说怎么办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李讷都18岁了。” “谁叫您当初……” 李敏话未说完，就后悔了。怎么能这样对爸爸说话呢？爸爸听了，会生气、会伤心的！李敏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是这样结束了他们父女之间的这次谈话，他说： “这是过去的事了。在对你妈妈的问题上，我们来个四六开，六成的错误由我承担吧……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由你来代替我照顾你妈妈了。” 1959年，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霞带着儿子进京看望江青。 本传在前边已经说过，李云霞从小对江青最好，在江青母女孤苦无靠的时候收留了她们，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李云霞长期寡居，只有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 江青在中南海热情的接待了李云霞母子，畅叙姐妹深情。 李云霞捎来了大哥李干卿写给江青的一封信。李干卿比江青大13岁，在日伪时期干过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有人提出要对李干卿进行审查。李干卿害怕了，要江青给他说情。江青对姐姐说： “这个情我不能说，要让大哥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 江青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 “李干卿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按党的政策处理。” 江青还对姐姐李云霞说： “我们国家的形势大好，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渡过面前的困难时期。你们是毛主席的亲戚，更不能搞特殊，不能打着我的名义向政府提出照顾的要求。也不能在中南海长住。我跟着毛主席，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是为自己谋任何福利。请你们千万体谅这一点。” 李云霞母子在中南海小住后，江青用自己的工资让警卫员给她们买了车票，又赠送了一些钱物，送李云霞母子回了山东老家。 再说1959年9月1日，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还寄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他在信中写道：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就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 1959年初秋，李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她住在北大校内，只有每周末才回家一次，周六晚饭与父母共餐。她每次回家，从来不坐小车，不搞特殊化，都是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从北大到中南海，要换乘两次车，两头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一旦学校有活动，李讷往往就要摸黑回家了。 李银桥觉得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毛泽东去接李讷，他让司机将车子停在僻静处，然后到宿舍去叫出来李讷接回家。谁知这事还是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的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争辩说： “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不然我也不会去接……” 毛泽东严厉地说：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李银桥也大声说：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一怔，他看着李银桥这种口气和不服气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他还是不松口，只是把口气放缓了一些，坚持说： “不许接，说过的要照办。让她骑车子回来。” 有一个星期六，李讷感冒发烧，老师怕她乘车路上出事，就没有让她回去。江青晚上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李讷生病了。她马上告诉了毛泽东，可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让自己的小车司机去接女儿。 李讷刚入校的一个时期，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 1959年9月（可查周末）一天晚上，春藕斋的舞会上欢声笑语。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又有了一次和毛泽东跳舞的机会。她忽然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我一直觉得芙蓉这个名字不好，花花草草的。” 满面红光的毛泽东摇摇头，说： “哪个说的？芙蓉这个名字蛮好的嘛！来来来，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一曲未完，毛泽东就坐在舞池边的藤椅上给刘芙蓉讲起了故事： “唐朝时，有两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进京赶考，结果一个人金榜题名很高兴，一人名落孙山蛮灰心。考中的便安慰落榜的说：‘你虽然没中榜，但你的才华横溢，还可以来年再试，或在别的方面好好发挥嘛！’临别还赠诗一首鼓励他：‘天上碧桃和露种’，” 因毛泽东的湖南乡音重，“碧桃”的“碧”刘芙蓉听不懂。毛泽东便在她的手掌上，边划边解释： “碧，就是王、白、石的碧。” 刘芙蓉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见她听懂了，接着说道： “日边红杏依云裁。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东风怨未开。” 他吟诵完了，看着刘芙蓉还是一脸茫然不解的样子，就又解释说： “诗人所指的芙蓉乃是水芙蓉，秋天开的那种，春天不开秋天开，耐寒力强，这便是它的长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丧气，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结果，这个落榜的诗人鼓起勇气，发奋努力，第二年也上了金榜。” 毛泽东说到这儿，笑着问： “小刘，你说芙蓉这个名字好不好？” 毛泽东见她笑而未答，沉思片刻后又说： “要不，你就叫秋江吧。”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刘芙蓉学到了知识，愉悦了心情，受到了鞭策。这一天她回到宿舍，马上把毛泽东吟诵的4句诗，端端正正的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一个星期后的夜晚，刘芙蓉去春藕斋演出，毛泽东一见她就问： “那首诗背下来了没有？” 刘芙蓉不假思索的一口气背了下来。毛泽东高兴的点点头，说： “很好，很好！背得好，更要做得好哟！” 毛泽东的这句话，成了刘芙蓉34年的座右铭。 9月6日，毛泽东看了题名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立即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食，全力以赴。” 9月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8日，周恩来复信给尼赫鲁，说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建议越境的印军撤退，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尼赫鲁对此置若罔闻，强词夺理把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 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印度政府在8月制造中印边界冲突、印军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良久地区向中国驻军开火、制造流血事件，发表了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苏联在声明中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的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 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 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 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彭德怀 此时，彭德怀依然被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看了他的来信，当即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交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的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 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后来，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到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9月9日、郭沫若给胡乔木写信说： “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知如何？” 9月10日，郭沫若写信给胡乔木说：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如雨’。” 胡乔木将郭沫若的意见转呈给毛泽东。 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各大单位召开干部会议，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进而传达到党外，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斗争。 9月13日，毛泽东致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了，给了我启发。两首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3日早上 毛泽东又在信的末尾解释道：“‘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 后来，郭沫若看后提不出什么意见，（臧克家等提出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斟酌修改后，才同意发表。 9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一批战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他写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 “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 他还回顾了炮打金门的历史，他说：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12艘航空母舰来了6艘，第7舰队是它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两个茶杯，分放两处，比做美、蒋的军舰： “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挂着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印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笔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来一到武昌，” 毛泽东对着张治中说： “我不是跟你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10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提到了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问题，他说： “适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对一些确定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1959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特地让新华社记者专门为他和徐萌山合影留念。新华社对外发表了毛泽东接见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的照片稿。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关于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中说： 1957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揭露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得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两年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由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大部分右派分子在目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其中一部分人，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为了使这些人以及其他右派分子更好地进行改造，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现在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他们所在的单位，应当根据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作出结论，在群众中予以宣布。 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各地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一、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对于这一批右派分子，党采取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区别对待的正确处理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这就促使右派分子中的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根据若干单位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的当前表现，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1）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到30%，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显著的悔改表现；（2）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到60%；（3）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有反动言行。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过来。 二、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下列3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定出摘帽子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但不要机械地硬凑比例数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10%。 四、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才可以接受他们重新入党。 五、审查和批准的手续，应该是，由右派分子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研究讨论，提出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名单和对他们的鉴定。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吸收群众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不要开群众大会。名单和鉴定，经过现在所在单位的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取得原机关的同意以后，在有关单位中公布。在国庆节以前，最好宣布摘掉一批。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应该根据9月18日公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向群众作必要的解释，使群众正确认识这一措施的意义。 在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各地党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个事实，对右派分子继续加强教育和改造工作，给他们指明前途，使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精神振作起来，在工作、劳动和学习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六、现在，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中，还有少数人继续散布右派言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大跃进、向人民公社进行攻击，表现得十分恶劣。对于这些人的言行，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充分的材料和证据，在国庆节以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他们所在单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群众中进行斗争，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党委应该注意掌握，打击面不要宽。现在，不进行像1957年那样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七、关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的工作和待遇问题，中央将另有指示。 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根据毛泽东9月14日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第15项的规定，决定：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这一天，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免去黄克诚总参谋长职务；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罗瑞卿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办副主任。 刘少奇同时根据人大《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颁布了特赦令。 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一批被特赦罪犯中的33名战争罪犯于12月4日执行。在这批战犯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有30名；另外还有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人。 溥仪被特赦后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9月1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河北、山东、河南3省视察之行。 9月19日，毛泽东在天津郊区视察一个农场的水稻。 9月21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空喀山口，制造事端，中国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到了山东济南， 上午10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准备就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召开一个座谈会。舒同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3人一起走进毛泽东专列的办公室。舒同汇报了封山造林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 “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道： “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 郑松回答说： “玉米亩产500至700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 毛泽东说： “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说： “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舒同说： “黄河同别的大河不一样，河水含泥沙太多。” 毛泽东说： “有点泥沙怕什么？上岸来冲一冲就是了。” 历城县东郊公社的一些村庄就在黄河岸边，郑松对黄河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他说： “黄河中漩涡很多，也很大。” 毛泽东见他们有顾虑，就说： “漩涡也不怕，你们可以事先勘察一下嘛！” 舒同看毛泽东横渡黄河的决心这么大，就和杨节、郑松研究了渡河的地点、时间及如何组织人员勘察等等问题。毛泽东说： “就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你们可以先找些人做点准备。” 眼看已经12点了，毛泽东就留舒同3人在专列上吃了午饭。 后来到了1960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到山东去，以后横渡黄河的计划也一直没有实现。 再说这天下午，毛泽东在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长白如冰的陪同下，再次视察了省农科院的试验棉田和原种圃。这一年的棉花比上年还好，面积也扩大了。此时正是棉花大量摘收的时候，毛泽东看着雪白的棉花，非常高兴，他说： “这比去年更好更高产了。” 尔后，毛泽东一行冒雨到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看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 “这一亩能产多少？” 郑松说： “这片丰产田可达800斤。” 毛泽东说： “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 9月22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多。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指示中说：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城乡人民对日用生活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的要求，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收购、供应，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以外，还必须积极组织和指导农村集市贸易，便利人民公社社员交换和调剂商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人民公社多种经济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 领导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原则，应当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为了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经济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基层干部懂得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农村集市贸易，有利于促进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便于组织短途运输，便于管理市场价格；便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之间进行商品的交换和调剂；同时也便于为商业部门开辟货源。人民公社、生产队对农村集市贸易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并向社员进行有关经济政策的教育，使他们在参加集市贸易当中，作到买卖公平、不抬价、不抢购、不贩运、不弃农经商。 在开展农村集市贸易之初，为了积累经验，避免发生混乱，应该对集市贸易的商品范围、价格等方面作出规定，以利于稳步前进，健全发展。 9月2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了道东堡村的棉花生产情况。 9月25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由下列21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林彪 贺龙 聂荣臻 朱德 刘伯承 陈毅 邓小平 罗荣桓 徐向前 叶剑英 罗瑞卿 粟裕 陈赓 谭政 萧劲光 王树声 许光达 萧华 刘亚楼 苏振华 中央军委常委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林彪 贺龙 聂荣臻 朱德 刘伯承 陈毅 邓小平 罗荣桓 徐向前 叶剑英 罗瑞卿 谭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林彪、贺龙、聂荣臻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罗瑞卿为秘书长，萧向荣为副秘书长。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视察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汇报说，为给这座建筑起名字，他曾征求专家组的意见，大家提出了“人民宫”、“共和宫”、“首都会堂”等多种名称；而结构组组长茅以升则提议叫“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当即决断说： “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很好，可用。” 9月27日，毛泽东给来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农垦局文工团代表李艾写了一封信。 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说过，李艾是作为中南海文工团的战士在1958年和吴凤君等二十多人一起去了北大荒垦荒的。她这次到京后，给李银桥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在北大荒糖厂亲手生产并自费购买的一包白糖托李银桥转交给毛泽东。没想到在几天以后，李银桥给她送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接过那个大大的信封，激动得心里蹦蹦直跳，拆开一看，只见信笺上写着： 李艾同志： 承赠食物一包，甚为感谢！祝贺你的进步。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问小蒋、小胡他们好。 毛泽东 李艾看罢信，急切问李银桥说： “我想见见主席，行吗？” 李银桥说： “好吧，我联系一下再告诉你。” 9月下旬，毛泽东读鲁迅作于1935年12月5日的《亥年残秋偶作》。此时赫鲁晓夫正在访问美国，他向艾森豪威尔乞求和平。毛泽东联想到国内的局势，心潮难平。于是，他提笔写出了《改鲁迅诗》一首，诗云： 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国庆节前夕，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参加庆祝活动。毛泽东专门和他们进行了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说： “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照协议执行。” 此时，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第二次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 此前，程思远曾将李宗仁的一封信转交给周恩来。李宗仁在信中说，他保存有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这批文物是12箱字画，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 周恩来在接见程思远的谈话中说： “你转来李德邻先生的信，说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祖国，这是他爱国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9月底，苏联派出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 9月30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也匆匆直接飞抵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中国方面没有在赫鲁晓夫进城的20公里的沿途上安排欢迎队伍。只有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来到机场迎接他。 赫鲁晓夫神气十足的走下他的图-114座机，满脸堆笑的大步朝毛泽东走过来，毛泽东礼节性的与他握了手。当体态肥胖短粗的赫鲁晓夫试图与毛泽东进行同志式的拥抱时，毛泽东像一名拳击高手一样迅速的闪开了。 毛泽东没有致欢迎词，而赫鲁晓夫则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简短讲话。他说他的美国之行，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面无表情的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卫士用茶缸在电炉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了麦片粥，就向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谈到了1958年炮打金门前后的情况，他说：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指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那一次会谈——笔者注）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8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8月20、21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8月21号没打，23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家里，等待着一位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原来在这一天，李银桥告诉李艾说，今天晚上她可以去见毛泽东。李艾在晚上观摩完话剧已经很晚了，她马上骑自行车飞快地往中南海疾驰，到了毛泽东住地，站在门口等待了许久的李银桥埋怨她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主席等你老半天了。” 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书，听到外边的动静，抬头向外张望，一见李艾就说： “哦，不怕鬼的姑娘来看我了。” 李艾原来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一直戏称她为“不怕鬼的姑娘”。 “主席，您好！”李艾行礼毕，激动得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又问道：“您身体好吗？” “好。”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艾，让她坐下，感慨地说：“长大啰，长大啰！” 李艾听到毛泽东的夸奖，莞尔一笑。她又歉疚地说： “主席，我去观摩话剧，让您久等了。” “你看的什么？” “《东进序曲》。” 毛泽东吮了吮嘴唇，点点头说： “知道了，这是一出好戏，是华东的。” 李艾一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了，她腾地站起身来，说： “主席，太晚了，明天是国庆节，您还要上天安门去检阅，我走了。” “不要急嘛。” 毛泽东还想挽留她。李艾知道国事重大，自己不宜久呆，就说： “我下次再来看你吧。” 欲知国庆10周年庆典情况如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