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要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 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像翻译的一样。 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 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 白区搞掉几乎是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的胜利推迟 了好些年。” 话说1956年6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与会代表们，他在讲话中说，感谢科学家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赞扬了数学家华罗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华罗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写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种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90%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28%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71%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它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50%，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做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6月中旬，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此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6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问题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中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此前，这篇社论成稿后，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审阅修改，最后又由刘少奇定稿，尔后才送给毛泽东审阅。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进的新动向，他一见《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题目，就很不客气的在他的名下批道：“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里，接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此时，刘大杰正在学术上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与郭沫若争鸣，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茅盾展开了讨论。毛泽东见到刘大杰，幽默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沈雁冰矛盾。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在谈到李商隐时说： “李商隐的《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他在谈到《贾生》一诗时，问刘大杰说： “你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即用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感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毛泽东最后就学术争鸣问题，鼓励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当中去。”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他在谈话中说：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在谈话中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个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的来。比如它有10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9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8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的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7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6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着这段话说：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几次对林克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56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谷城到中南海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棚底下，见周谷城来了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 “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泽东说： “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了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到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的往下走，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在深水区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区里，便招呼道： “来呀！” 周谷城打趣地说： “我这个人哪，是既不能由浅入深，也不能深入浅出。” 毛泽东只好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休息。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拿起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他说： “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著名人物。毛泽东接着说： “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者达十分之八九。可是到了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最后，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被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这样。” 周谷城告辞时，毛泽东又鼓励他在学术上要敢于争论，不要害怕犯错误。 7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了北戴河海滨。此后，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大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 1956年夏，王鹤滨从苏联回国度假，他一家4口到北戴河看望在那里开会的毛泽东。 王鹤滨接到通知去看毛泽东时，已经过了午夜。王鹤滨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这所宅院原来是张作霖的别墅。值班卫士把他让到院内。此时，毛泽东从北房中间的门里出来了，他抬头看了一下高悬的明月，抬起双手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王鹤滨向毛泽东轻轻的靠近了一步，毛泽东发现了他，惊喜地喊道： “咳呀！这是谁来了呀！” 说罢，转过身去，对着北房门喊道： “江青，你看是谁来啦！” 他又对王鹤滨说： “王医生，毕业回国啦？” 他把手伸向王鹤滨。王鹤滨双手紧紧的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回国过暑假，来看望主席，还有1年多就毕业了。” 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裙，与王鹤滨打过招呼后问道： “王医生，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王鹤滨说： “收到了。” 江青说：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我去莫斯科疗养时，接到你的电话，你说来，怎么没有来呀？” “我出了大使馆，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 王鹤滨解释了以后，见江青没再说什么，就问候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处很大，虽然跌了几斤肉，但却感到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泽东说罢，笑着看看自己的双臂，又用手摸了一下。王鹤滨也高兴地说： “主席的身体看上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说： “游泳的确很好，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好好的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王鹤滨说： “安排好了，由保健处安排的。” 王鹤滨感觉毛泽东要工作了，不便久留，就向毛泽东和江青告辞。毛泽东说： “那好，你要多住几天。” 1956年8月7日，章士钊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由于章士钊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群等关系都很好，由他充任统战工作“斡旋人”的角色是再适合不过了。章士钊从香港转给蒋介石一封信，周恩来在信中提出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以期统一大业。周恩来还告诉蒋介石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据章含之透露，章士钊与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动员杜月笙回国”，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章含之回忆说：“从1956年开始，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的借口去探亲，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 每次出行前，周恩来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章含之说：“但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8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长篇声明。 此前，毛泽东在声明稿中批示道： “似应有几句劝告英、法政府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20日，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毛泽东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1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刘少奇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东北角一间平房里同周恩来、朱德、陈毅、周扬、夏衍一起，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他说：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贺绿汀插话说： “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说：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像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8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20多年仗，有军队，有200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可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6门课程中的第2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9部乐、10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参加全国音乐工作会议的2000多名音乐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锦晖参加了全国第3次音乐工作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毛泽东对黎锦晖说： “陈毅同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曾用你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毛泽东说罢，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把修改后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信中写道：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8月30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刘少奇在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计算有13000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做？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2万万吨、3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在谈到反对宗派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幽默地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做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审阅完了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他在给陈伯达、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清晨6时，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他写道：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它部分编辑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由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率领的旧军人代表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们更愿意见到右派人士，特别是远藤先生这样的军人。” 后来，远藤三郎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5日，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罢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将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周恩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上午10时，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9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的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晨，周恩来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少奇，并在周恩来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的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 他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他说：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接着说：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的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9月13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示道：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9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用第3种写法，也可以用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会议讨论通过政治报告和其它几个文件后，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4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插话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些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最后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做决定。” 9月14日凌晨，毛泽东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尔后，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个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1、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2、党的部分，本日12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他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个空白处写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时30分，毛泽东审阅完田家英送来的开幕词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他接着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嘱咐说： “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12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这件是否讲，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做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会场主席台中央破例没有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1名，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宋庆龄、黄炎培等应毛泽东之邀，在主席台上就坐。宋庆龄激动地说：“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11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 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 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 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 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 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 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 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 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与会者热烈鼓掌竟多达34次。 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了民主党派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黄炎培情不自禁的即席作七绝4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祝贺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其中第4首诗云： 天安国庆延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在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前边已经说过，这篇开幕词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意提携和鼓励田家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手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这篇开幕词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当然，田家英功不可没，开幕词中那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 再说毛泽东致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中说：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政治报告起草时，薄一波说，稿子只写了反对保守主义，没有写反对冒险主义，有片面性。他建议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两种倾向都应当提到。刘少奇认为薄一波的意见很好，就把反对冒险主义也加进去了。 《政治报告》中仅仅有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有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为此，“八大”新党章中删掉了原党章中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报告结束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此后，大会对3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68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45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罗瑞卿的发言内容是《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发言很满意，带头为罗瑞卿鼓掌。 宋庆龄也在大会上致辞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彭德怀在会议期间，和米高扬进行了一次谈话，彭德怀说： “米高扬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他还能听得到能改正吗？” 米高扬说： “当时谁敢提呀。” 彭德怀说：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说： “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9月1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呈递的国书。他在致答词时说： “你们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此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毛泽东请哈桑.拉加卜大使转告纳赛尔：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在9月9日将老朋友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信说：“八大快要召开了，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80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 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十分感谢”，还询问“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之。” 黄炎培回信告诉毛泽东说，张叔通生活非常穷困。毛泽东立即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500元钱。 9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同参加八大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谈话。毛泽东谈到了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说： “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1949年2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的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做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会见了参加八大的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说： “你们那篇文章（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笔者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它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的胜利只有7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每天下午都要像这次一样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个下午一般是两个代表团，有时是3个。每次会见，少则1个多小时，多则3个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一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见结束后，他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其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情况由此可知。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说： “第8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说： “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说： “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样。” 毛泽东说： “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90%。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这次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同时会见了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 原来，在1956年的早些时候，波兰共产党改选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要求让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进入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他说只有这样人士变动，苏联才能接受。但是，波兰共产党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干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赫鲁晓夫紧急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党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向赫鲁晓夫转告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商量意见，即苏联对东欧国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项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来搞，不要干涉他们，不仅对波兰、匈牙利，而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满足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可以主动撤回驻在那里的苏军，华沙条约可以和他们商量，问他们是否要华沙条约，一是完全不动，二是撤军，必要的时候再去。三是完全不要军队。刘少奇说，毛泽东提这个意见，是要跟苏联同志商量，看怎么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巩固华沙条约，帮助苏联同志取得群众拥护。这是我们的好意。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一致，大方向都一致，首先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大国控制小国关系，那样的话，团结反而搞不好。结果，赫鲁晓夫完全把毛泽东的建议当作了耳旁风。 毛泽东这次召见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首先谈到了抗美援朝前夕的情况，他说： “战争（指朝鲜战争——笔者注）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 “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交谈中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还赞扬被苏联诅咒的哥穆尔卡。他半开玩笑的对奥哈布说： “中国也有哥穆尔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好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 坐在一旁的米高扬越听越有气。奥哈布受到毛泽东的鼓舞，也不客气的大胆的就“波兹南事件”批评了莫斯科。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奥哈布反驳说： “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 米高扬大发雷霆，他说： “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感到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泽东的房间。这时候，毛泽东也和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冷落在那里。气急败坏的米高扬没有继续参加“八大”，当天就乘飞机飞回了莫斯科。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时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他说： “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互相骂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毛泽东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说：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的发展下去。”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接着，毛泽东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最后强调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的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6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 “你们觉得这个会怎么样？” 于哥夫回答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11年时间（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笔者注）是很长，斗争很丰富。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5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就是在这个期间，陈伯达、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见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1个小时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再说这天下午，八大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 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选出了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王稼祥、王明、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本来，王明早已在1956年1月又以治病为由再次去了苏联，从此一去不复返。他因为对毛泽东一直心怀不满，所以在苏联经常写诗词批评攻击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他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才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以至于王明在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然而，王明并没有因此而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反而骂毛泽东骂得更凶了。在他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全面系统的歪曲、篡改中国共产党历史，污蔑毛泽东，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无中生有的造谣说毛泽东多次谋害他，企图加速他的死亡。后来，王明终于在1974年3月27日死于苏联，在他死亡的前4天，他还在写文章，大骂毛泽东。 与王明相反，李立三在大会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就批示说“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他深刻的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 后来在1958年初，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了鞍钢总工程师马宾等人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宾，原名张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经历过皖南事变）、射阳县委书记（陈云曾为其撰写《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他在东北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归国后任鞍钢总工程师。 再说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一德治的谈话中，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他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 薄一波 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 全会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政 黄克诚 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结束后，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稼祥就去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你就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我负伤以后，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的成长着，仍然是党！而我奉献给党的，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稼祥坐着不动，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王稼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9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南共联盟代表团的维塞林诺夫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工业虽少，但总算大国，所以就有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过几年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将来中国如果要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要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9月30日下午，印度尼西亚有“独立之父”之称的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西苑机场迎接苏加诺。 早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以后，印度尼西亚第1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那天上午10时，莫诺努图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欢迎，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国歌。莫诺努图的6名随从留了下来，被领进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莫诺努图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莫诺努图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装饰相同的第2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着、慈祥。 在接见外国大使前，罗瑞卿见毛泽东穿着浅色衣服和一双棕色皮鞋，就说：“主席，你还是换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泽东问： “为什么？” 罗瑞卿说： “按照国外惯例……”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不肖地说：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 毛泽东宁可不经意的穿着旧衬衫、旧裤子。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毛泽东接受了大使递交的国书。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的房间。在房间里，毛泽东和莫诺努图就爱国主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随着周恩来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 且说9月30日下午2时，苏加诺的座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徐徐降落，他迈出舱门，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上前去，和苏加诺亲切握手。苏加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互相拥抱，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毛泽东把他身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苏加诺一一作了介绍。机场上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苏加诺登上敞篷帕卡德轿车，缓缓驶出机场。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路边欢迎苏加诺的群众们致意。苏加诺也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路两边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那些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 下午6时，稍事休息后的苏加诺一行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泽东。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的对苏加诺说： “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是的，的确如此。”苏加诺肯定地说：“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泽东说：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毛泽东所说的演说是指苏加诺不久前在美国国会讲坛上发表的严厉谴责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罪行的演说。苏加诺见毛泽东如此赞赏他，便自信地说： “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他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 苏加诺回答道： “一般的说，美国人欢迎得还是相当热烈的。但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不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问，印尼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坚决的，中国必须加入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联合国如果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泽东又问： “你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苏加诺不假思索的回答。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早参加，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加诺说： “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泽东说： “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点。” 苏加诺说： “但是，问题是这3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么，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他们控制联合国的企图。” 毛泽东说： “迟一点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台湾问题。6亿人民的代表没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分析道： “现在我们是大国，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6亿人口。人家看不起我们，而且它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解除禁运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因此，何必急呢？对待美国要有两条，一条是坚决斗争，一条是不要着急。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3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洲，半个美洲，一个澳洲。它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它们100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6年之后，我们的第2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11年，那时候我们的第3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它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手里。 至于台湾的前途，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华盛顿，另一条是通向北京。根据整个国际局势，第一条路走不通，终有一天，美国会出卖台湾，他们将被最亲密的朋友抛弃。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苏加诺听罢毛泽东这一席话，非常钦佩地说： “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很实在，也很好理解。” 是日晚，毛泽东和苏加诺一起出席了国务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苏加诺和毛泽东先后举杯致了祝词。苏加诺还与毛泽东开玩笑说： “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想起周恩来给他介绍的苏加诺爱吃辣椒的生活习惯，于是手举着香烟，望了周恩来一眼，说：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因人各有长处嘛。”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宾主开怀大笑。 1956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天安门举行盛大国庆典礼。毛泽东和苏加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一阵礼炮轰鸣过后，由50万各军兵种和群众组成的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冒雨在广场上接受检阅。在天安门上空，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呼啸而过；毛泽东自豪地对外国朋友说： “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 广场上，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海花海，令人目不暇接。 毛泽东在休息期间，亲切接见了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茅以升及其家人。 毛泽东在城楼上休息室里对刘少奇说：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毛泽东认为，现在提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刘少奇没想到八大刚刚结束，毛泽东这么快就提出了政治报告决议里的问题。正像王光美后来所说的那样，刘少奇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表现出十分震惊。他说： “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 刘少奇又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知道，大会一旦通过，这个决议就将会字字如镂，不可更改了。 欲知毛泽东何时改变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待以后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