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 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 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 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话说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完全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 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探听到毛泽东在下午确实回到了中南海，立即指示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广州的行动计划。他又给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我两个小时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方面暂且由周宇驰负责指挥。 晚8点15分，林立果和刘沛丰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海军山海关机场降落。 此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北京，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的哭声，已经传出了窗外。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晚10点30分，周恩来接到汪东兴转来8341部队驻北戴河负责人的电话，转达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的秘密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乘飞机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周恩来闻听此言，紧皱着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汪东兴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 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从北戴河转来的林立衡的第2个报告：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林立果从北京乘坐来的。周恩来当即问吴法宪： “空军1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说： “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 周恩来说： “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说： “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命令道： “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周恩来将林彪的情况，秘密的向毛泽东做出书面报告。 此时，纪登奎一直往来于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毛泽东看罢纪登奎送来的周恩来的报告，沉思良久，在一把白色丝绸折扇上写道： “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 写罢，他让卫士立即将折扇交给纪登奎，要纪登奎送给周恩来。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不断出出进进，李德生等人知道有新的情况发生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的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 汪东兴回忆说：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叶群，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先说不知道，后又改口承认北戴河确有一架专机，称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林彪打算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去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吓了一大跳，赶快劝周恩来不要来。 林彪，叶群、林立果知道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为党中央所觉察，便决定提前行动，马上向北飞。林彪交代说： “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9月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周恩来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打来电话，要他查询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停留在山海关机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此时，刘秘书进来说： ‘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 ‘立即转过来。’”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 ‘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 ‘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正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李作鹏当即打电话到机场。他在回忆录中称：“我问：‘你是谁？’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调度室值班主任。’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回答：‘20时15分。’我问：‘飞机走了没有？’回答：‘没有走。’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的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语气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 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4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4条批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 ‘那就这样吧。’ 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晚11点35分，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主任李万香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 “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他还补充了一句： “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 后来有影印件显示，李万香的记录是：“告诉你，它的行动听北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付总长指示，我的指示，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4个中间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5分左右，”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说：“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256号是专机配置，252号是普通客机配置。机场方面听从空34师调度室的指令，对外将256号说成是252号。这对李作鹏这位海军第一政委也不例外。李作鹏并不知其中奥秒，机场说是什么，他给周恩来报告的就是什么。 “9月13日零时左右，”《吴法宪回忆录》中记载：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了西郊机场，“我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驾驶员——空34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9月13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电话报告称，林彪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挡，已乘车从北戴河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周恩来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立即从大会堂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透露，周恩来告诉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9月13日零点06分，李作鹏第2次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修改了第一次通话中他补充的话。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的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3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个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4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的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后来有影印件显示，场站当时的记录则是：“李政委：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零点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打电话给李作鹏，李作鹏再次重复了此前下达的命令。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 “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况且周恩来并未授权他阻止飞机强行起飞，便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据李作鹏回忆说：“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1971年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乘坐的红旗骄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了停机坪上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附近，上了飞机强行起飞。 事发9个月后的中发（1972）24号文件中说：林彪等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关于三叉戟强行起飞的详细情形，时任山海关机场参谋长的佟玉春在回忆时说：“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3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5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辆油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3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这时，林彪专机的3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零时55分。” 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命令周恩来，立即发出全国禁飞令： “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 周恩来发出全国禁飞令后，对李德生说： “林彪乘飞机逃跑了！我命令你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我坐镇指挥，24个小时都不准离开，随时报告情况！” 周恩来又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命令杨德中监视吴法宪，让他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 李德生乘车急驰空军司令部，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叫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屏幕上清楚的显示出林彪那架飞机标示的亮点，正在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此时，周恩来问调度员：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 “能听到。” 周恩来说： “我要对驾驶员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说：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他们。” 调度员多次呼叫后，256号飞机上一直默不作答，继续向北飞去。方向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调度员报告周恩来说： “他不回答。” 此时，256号飞机耍了一个花招，先向西飞了一段，接着又掉转方向往北飞去。 李德生和梁璞紧张的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 “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李德生问： “有什么特点？” 梁璞说： “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向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用专线电话不断的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处置办法。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他在西郊机场空34师指挥所，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256号专机的动向。“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 周恩来、纪登奎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赶到中南海，请示毛泽东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9月13日凌晨1点50分，雷达屏幕上显示256号飞机很快越过了中国边境，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上空，看来是不会回来了。李德生及时向周恩来报告了一切。 凌晨3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向李德生报告说： “起飞了一架军用直升机，北上向张家口飞去。” 李德生马上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后说： “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 李德生马上命令北京空军起飞了8架“歼6”拦截。 原来，“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的手令劫持了一架直升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 凌晨6点半，北逃军用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因发觉周宇驰等人的图谋，强行将飞机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境内的空地上。直升机上的林彪死党周宇驰，开枪打死了坚持驾机返航的陈修文，尔后和于新野、李伟信约定同时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后，李伟信因自己下不了手，就被活捉了。有关人员从飞机上缴获了一批机密文件资料，为后来查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提供了重要证据。 9月13日晨，毛泽东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指示周恩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 周恩来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北逃一事，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他又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了情况，他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9月13日晚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给周恩来送来报告说：下午6点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其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6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9月14日下午2点，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周恩来刚刚睡着，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工作人员只好又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叫秘书念电报，秘书念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关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和坠毁后的情景，“9·13”事件后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典型的有二，一说飞机是用导弹击落的，一说林彪、叶群的脑袋被送到了苏联。笔者有责任在这里澄清一下。 参与坠机现场处理工作的亲历者王中远是这样叙述的：“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8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9人死亡。8点30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机上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 “使馆是在9月14日下午6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4人前去现场。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800多米，宽约300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物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9个人里面8个男的，1个女的，是叶群。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的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 关于三叉戟坠毁现场的详细情形孙一先是这样描述的：“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飞机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喷气式民航飞机，那时我不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机。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再往前800米，我们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公分的大洞。”“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因为机翼根部很厚，大约一米厚。我爬上去向下看，结果发现这个大洞并没有打穿，上面是个洞，但下面是完好的。” “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吹得心情特别凄凉。9具尸体起初都盖着白布，分成3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2堆是4个人，第3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具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8号女尸体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丝质的背心缠到脖子上，踝骨还有一圈没烧掉的袜子。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领事司司长一到现场便对许大使说：死难者的东西我们已收集在一起，你们现在只看不取，回乌兰巴托后我们一起移交。许大使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发生了争论，这些物品最终没有移交，现在想起来是个遗憾。 遗物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7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还在一个塑料袋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此外，我们还看到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现场；第二次是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坠毁的原因上。” 关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孙一先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了30多年，但围绕这个事件的很多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也对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发射过导弹；而蒙古方面，处理此事的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也肯定地说：苏、蒙军队均没有发射导弹。我在乌兰巴托的观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那一天雷达根本就没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元帅还特地到蒙古检查防空安全，这也证明他们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统出现了漏洞；事发当天，是温都尔汗附近的一个矿区因为火警才发现了失事的三叉戟，待逐级上报到边防总局时已用了20多个小时。这一切都证明，蒙军和苏军当时都没发现这架三叉戟，所以更不会发射导弹。三叉戟不是被导弹击落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结论。 其次，飞机为什么要迫降？苏联前安全局长说三叉戟上的油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他的说法是建立在飞机加满20吨油的前提下。而后来调查证明，这架飞机在北京起飞前加了15吨油，飞到山海关用了2.5吨。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时耗油4至5吨，坠毁前，它飞了118分钟——也就是说，到了蒙古上空，飞机只剩下2吨多一点的油，只能再飞20多分钟，所以它必须迫降。但他们逃得匆忙，既没副驾驶，也没领航员，只能在附近冒险迫降。通常，飞机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盘旋将油耗尽。但不幸这两项驾驶员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发动机在后面，空中放油会着火；盘旋又担心对方国家雷达发现，他们最后只好采取带油迫降。从现场来看，飞机肚皮擦地长达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动，导致油箱在贴近地面位置爆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尸体都相对完整。因为当时并未作尸检，无法判断他们是被炸死的，还是因起火导致的窒息身亡。 再次，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如一些人所猜测：在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子弹壳，舱内也没有任何被子弹击中的痕迹。我认为，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这次迫降是有准备的：一是手枪都从枪套里取了出来，二是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带是解开状态——这证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主动脱掉的。既然能作迫降前的准备，说明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状态，并没有发生搏斗。从现场来看，九具尸体分别集中在3个地方，分布的位置非常奇特。我推测情况是这样的：飞机迫降的时候，叶群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指挥，所以她的尸体和驾驶员的尸体在一起；3个机械师的尸体在贵宾舱位置围着林彪，说明迫降时他们想保护林彪；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则坐在后舱。当然有人认为，飞机爆炸了，尸体没有规律。但飞机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爆炸的，人同时甩出来，形态基本上跟坐飞机时的相似。尸体分布也说明，飞机发生搏斗的说法完全是荒唐的。 最近炒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是，林彪飞到一半之后又令飞机掉头向回飞，似乎心生悔意，结果在温都尔汗坠毁。那位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局长也说：他们在雷达监测上发现，林彪的飞机已飞到离苏联境内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转向，向乌兰巴托飞去。他的言论更加剧了这种说法。最近，一个关于林彪的音像资料开头就引用这段话，将它作为“信史”，仿佛这已成了定论。我认为：这位前克格勃官员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飞机是9月13日0点32分起飞，2点30分左右坠毁，飞了118分钟1080公里。而温都尔汗离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员所称，飞机经过温都尔汗——赤塔——温都尔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况下来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2个小时，这样推算，飞机坠毁应发生在凌晨4点至5点之间。所以，我认为他的说法不成立。 最后一点，256号飞机的飞行轨迹究竟说明了什么？根据中方雷达监测显示，飞机先朝向244度飞行——这是向着广州的方向；几分钟后又转向270度正西——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调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几乎是正北飞行——这是赤塔方向，最后又由340度调整到325度——温都尔汗、伊尔库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最后的那一点，正好是坠毁的着火点。从航线图可以推断出飞行员的思想状态。回北京参加事故分析的34师师长说，如果飞行员在既定的航线起飞，仅需十秒就可以把飞机对准航向。而这架飞机在空中不断调整航向，可以证明飞行员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计划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在驾驶舱里发现一份航图，图上标出了从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路线。如果此话属实，我怀疑航图是林立果事先标好后在飞机上才交给飞行员要他执行的。” 关于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孙一先说：“1971年10月以后，中国一位大人物叛逃的传闻开始传诸国外。苏联克格勃于是第3次去了温都尔汗，因为他们无法断定究竟是谁，所以重新挖开坟墓，将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龄最大的尸体割下头颅，架上大锅煮，将毛发、皮肉剥离，最后将煮干净的头骨装箱带回莫斯科。回国后，他们将头盖骨复原，又找到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疗时留下的病历。林彪当年曾患肺结核，因此肺上有一个钙化点，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体照片上，正好有一个点，他们因此证实了此人便是林彪。” 对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在回忆时则分析说：“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原因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从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的书中，我特别注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飞机外壳是铝壳，油车盖儿是铁壳，铝可比铁软多了，铁棍都撞弯了，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受的损伤也不会小。三叉戟两个机翼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翼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当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分析过。不过，我认为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重要思路。”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的说林彪乘坐的三叉戟的确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那些一直被不明真相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导弹击落说”可以休矣！ 再说周恩来听秘书念完电报，知道林彪已经机毁身亡，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纪登奎愣了楞，连忙劝慰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吧？” 周恩来回过身来，摇摇头说： “你不懂，你不懂！” 周恩来马上把林彪的结果报告给毛泽东，正在游泳池边的毛泽东闻听此言，一口痰没有吐出来，往后便倒。 毛泽东大病的消息，传到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耳朵里，周恩来立刻脸色灰白，浑身颤抖。他驱车赶到游泳池，看见毛泽东的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周恩来和医生判断了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泽东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他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周恩来激动得扑倒在毛泽东的床边，双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连连叫道： “主席，主席——” 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他再也支撑不住了，谁也不想见，大口大口的吸着烟，眼皮发肿，行动迟缓，有时整天闭着眼睛，香烟烧到了手指还未发觉。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仓惶出逃事件后，改写了明朝人李攀龙的一首七绝诗：《怀明卿》，将原诗中的“侍臣”2字改为“叛徒”。他写的是：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周世钊说： “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 周世钊还说： “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4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主席将诗中的“明妃”戏改为“林彪”后，再将原诗中的后四句去掉，改成了一首七绝：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会叛逃摔死在异国它乡，这样的一种结局，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了，自此以后，他那健壮的身体非常明显的越来越差了。 后来有一天，毛泽东和江青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定国。在这方面，你也有很多片面性。” 毛泽东还说： “林彪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好的政治家？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老同志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德生奉命组织清查工作。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曹里怀为首的5人小组，协助李德生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述，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571工程”纪要》及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李德生立即派专人送给周恩来并呈毛泽东。 毛泽东强调清查工作要掌握好政策。他对周恩来、李德生等人说： “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9月17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通知稿》报送给毛泽东。 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说： “1、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的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 “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2、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和总破产。” 9月21日，周恩来召回在蒙古温都尔汗三叉戟坠毁现场的使馆人员回京汇报情况。 孙一先回忆说：“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笔者注）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要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部来回走动；第二，不许跟外界联系，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别人问起，不许透露回来的真实目的，有关飞机失事的事，一句也不能讲。实际上我被‘软禁’起来，一下子禁闭了两个多星期。当晚，我整理了汇报资料。11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 ‘走，小孙，跟我汇报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外面，王海容先进去几分钟之后，然后让我跟随进去。我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报。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 ‘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这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3个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报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九一三’事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显得颇有兴趣，一下子来了精神。我按着号，一张一张给他看，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5号（林彪——笔者注）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 “我也向总理汇报了机翼上那个可疑的大洞，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总理让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和外交部的军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机场，找到了一架256号的姐妹机——一架252号三叉戟。听了我的汇报，又现场看了这架三叉戟的结构，机翼上那个大洞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向下炸开了这个大洞，这是洞口的铝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导弹击中，一定会形成贯穿的大洞，而且铝刺朝内翻。萦绕于心头许久的谜团一下子打开了。” 再说此时的黄永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他要检查。毛泽东回答： “你的问题就是那么多了，已经清楚了，主要是认识的问题。汪东兴的错误比你还要严重，他和林彪的关系也比你要复杂，但是他检查了以后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此时的黄永胜已经昏了头，他不但不认真检查和交代问题，反而吩咐秘书和底下的人，把所有的材料都清理一下，凡是不再需要的东西统统销毁，凡是与林彪有关的材料都销毁，包括他写的日记，给林彪写的信和文字的底稿，还有林彪和叶群来电话的记录，还有有关人员的报告等等。 9月23日晚，林彪等人摔死已经有10天了，毛泽东把周恩来和汪东兴叫到中南海游泳池，问他们说： “黄永胜那些人现在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检查和交代吗？” 周恩来报告说： “黄永胜慌慌忙忙的在烧毁材料，一直烧了好多天。他们拼命要销毁他们紧跟林彪的证据。” 毛泽东说： “好啊，这些人看来是要顽抗到底了。我给他们10天的时间，他们没有半点悔改之意。那就怪不得我们了。黄永胜这个人没有多少政治水平，政治素质也很差，经不起大的风浪。张春桥说他有头无脑。我看很形象。犯了错误，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检查，他却躲躲闪闪，越怕就说明他越有鬼。林彪对他那么信任，哪能不给他一点点底呢？他却包得死死的，丝毫不给我们讲讲问题。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还能重用？那就让他跟着林彪走到底吧。要防止他们步林彪的后尘。可以动手了。” 周恩来说： “交给我吧，今天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会办到。” 9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 此时，关于对李雪峰的处理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和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说： “李雪峰对他的错误并没有实质性的认识，他已经是两次跟错人了，其实就是故意在他们那里投机，是送上门去的。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春桥同志和康生同志的错误，他至今只字不提，说明了他没有认识。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对林彪始终有幻想，这样的人逮捕法办太重了，可以开除他的党籍，让他继续交代错误。” 江青表示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张春桥则说： “被这样的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才不在乎他的反对呢。” 后来，李雪峰在十几年后的回忆中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盘否定毛主席，这是极其错误的。有些刊物上还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东西，甚至说冷战是苏联挑起来的。这纯粹是卖国贼的论调！是放他妈的臭屁！这种不谈阶级，不谈时代的论调，应该批一下！” 9月2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地、师一级。 1971年10月1日，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盛装，周恩来、康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 这是建国20多年来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庆祝国庆。毛泽东自此以后也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10月2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央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周恩来做好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分别主持中央军委3个总部的工作。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10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这一天，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10月4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臣已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的自卑感，这不对。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首先讲述了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尔后说道： “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4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66年7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关于林彪集团的成员，毛泽东说： “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 毛泽东最后说： “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将空军报社一封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来信，批示给周恩来，他写道： “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通知中要求，从10月中旬起，传达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基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中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关于林彪叛逃事件，至今仍有一些疑点引起人们议论，其中一个就是：究竟是谁贻误了最佳拦截时机。为解开这个疑团，笔者仅摘录几段文字，供读者参考。 周恩来在当年10月中旬的一次谈话中曾说：“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来。林彪、叶群他们早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1、2、3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的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4人联合下令改为4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的捆到一起了！” 1972年7月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说：“毛主席于1971年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当晚10时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当时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4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4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时，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林彪叛国投敌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声称：“1971年9月12日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六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13日0时20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则说：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象叶群所说林彪要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得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的做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4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但是如果硬拦下来，林彪是还没有倒台的党中央副主席，是还没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来：你周恩来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总理又怎么解释？真是左右为难！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件怎么做都不对的事。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书中这样写：“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还说：9月13日晚，他发现《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中的记录有误，便作了修改。“修改之后，当即要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誉抄后送我，我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几天后，总理看完了报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我。看了总理的圈阅，并按照中央领导批阅文件的习惯，我当时就认为，总理是同意这个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的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3条，其中第3点指示中，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3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 究竟孰是孰非，历史自有公论。本传提供的资料仅供诸君分析研究，等到原始档案问世的那一天，真相自然就会大白于天下了。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任何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