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 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 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 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 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话说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审阅林彪报送的军委7条规定，在第5条“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后面写了一句话： “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并在草稿上批示道：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林彪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军委7条规定上加了一个第8条：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将8条规定再送毛泽东审改。 1月27日，全国各地已经连续几天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 这一天，北京各界群众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模拟像处死，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全体工人也进行了罢工。一个青年学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说： “阴云终将被革命的风云卷去，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旗帜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来自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外国人，也在北京城里举行了游行。他们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人员接见了他们。 1月2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矿业学院以及一些工矿、企业等200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们发出紧急倡议说： “我们应当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的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委派戚本禹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召开关于保护文物的座谈会。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它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草稿上将第5条内容改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他又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上批示道： “所定8条，很好，照发。” 这一天，军委八条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正式发布，其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就是叶剑英和徐向前所说的：我们有了尚方宝剑了。对那些捣乱的王八蛋可以动用武力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1月30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29日给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传到了上海，对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指示中写道： “你们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犯更大的错误。”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大联合。” 《人民日报》同时还刊登了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23个造反组织在原青岛副市长王效禹带领下，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领导权的《第一号通告》。 1月30日9点10分，王力传达了毛泽东对广播系统的指示。毛泽东说：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大会，宣布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应归革命委员会掌握。 1月间，毛泽东接到了曾志的一封信，只见曾志写道：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泽东马上提笔在信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曾志同志： 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中直党委书记）办理。 毛泽东 1967年初，叶剑英对林彪说： “林副主席呀，如果连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说一句逆耳的话，我们就更不敢了。现在我们都是听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旗帜。”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欢呼造反派夺权风暴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时发表了1月25日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通告》。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署光》，欢呼黑龙江的新生！同时转载了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还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 2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也在当天转载了这一篇社论。社论总结了一月风暴的5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2、坚决贯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取得夺权胜利的重要条件。 3、必须足够重视革命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作用。4、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5、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的时候，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篇社论，我让秘书给我念了好几遍，越学越觉得我们在武汉就是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他对我说：‘这篇社论是100%的毛主席的声音，现在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这几个人，我们内部已经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省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控制全国形势和传达毛主席声音及贯彻落实的任务，完全落到解放军身上了。你们要拿出力挽狂澜的主沉浮的气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汉的局势，绝对不能让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于是，我们根据形势自行决定了我们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对策。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的社论，对山东省的夺权斗争给予肯定和支持。 原来，在青岛市成功夺权的王效禹带领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到济南，粉碎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夺回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省军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了造反派。 2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等，着重谈了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他问身边的周恩来： “谢胡同志是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回答说： “去年5月。” 毛泽东继续对客人说： “去年5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个可能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62年，63、64、65、66，5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17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它整下去了，这是1953年冬到1954年春。然后是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博问： “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说：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3个陆军师，1个机械化师，一共有4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得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像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12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5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6月1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8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博回答说： “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说： “她在去年5月25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6月1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卢库插话说： “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说： “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7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8月1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8月18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8月上旬到8月中旬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写了一张200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3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6月1号；第二次是最近1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80%是1949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5%。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卢库插话说： “即便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说： “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博回答说： “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说： “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将来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很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比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博说：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说： “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插话说： “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说： “就是么！我们的国家就是军队打出来的。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博回答说： “去过。” 毛泽东说： “‘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12月，今年1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萧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卢库说：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说： “虽然有些人有错误、缺点，我也不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卢库说： “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说： “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16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 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 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提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政治扒手”和“黑手”。谭震林说： “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 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那些头头们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正人也贴出了《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 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 戚本禹针对农口出现的问题，在接见农口的群众组织时说： “我还是要保一下农大东方红，他们很有战斗力。” 消息传出，农口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2月5日清晨，戚本禹来到北京国棉一厂，他在群众辩论会上说： “不准武斗，不准无命令抓人，不准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 2月5日，上海市已经夺得政权的工总司等造反派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中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江青和陈伯达找北京市委的吴德等人谈话，江青说： “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张春桥受毛主席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影响，将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法不一定好，将来可以改。但是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你也要考虑和李雪峰划清界限，站出来革命呀！” 陈伯达说： “吴德同志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让吴德同志负主要责任，责任是应该由李雪峰来负的。” 2月5日，谢富治接见首都红卫兵3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他还说： “提出目前的学生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起来。大联合是大趋势，势在必行。” 于是，3个司令部的人员多次开会，讨论了大联合的问题。 这天下午，陈伯达第3次到师大附中参加会议，他接见了学生代表，他说： “中学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很令人不安。有的学校，一个人就是一派，一个人就是一组。大学生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次文化大革命也要革脑子里的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为修正主义。你们现在喜欢谈什么红5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讲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你们不要上‘联动’的当。‘联动’组织是反动组织，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个新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专门搞打砸抢。你们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2月5日晚，毛泽东就其它单位人员进入《工人日报》社进行辩论一事，作了批示： “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决定，规定： “中央各部委、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2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严厉的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毛泽东说： “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 2月7日，蒯大富就陈伯达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并做了几次检查。 原来，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发表了7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评论中提出了“反托派”的口号。陈伯达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反托派”的口号提出了批评，他说： “你们知道托派是什么吗？托派是很厉害的反革命匪帮。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口号，我劝你们不要随便的提出这个口号。” 2月8日，戚本禹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说： “你们红卫兵要准备经受严重的考验，保持造反派的气节，彻底革命。” 吴德对他的秘书指示说： “凡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有关他们的内容，统统给我找来，我要认真的学习。” 于是，他仔细的推敲了戚本禹的这个讲话。 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精神，作出了两条规定： 1、海军和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2、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吴德听到了这个消息，脱口说道： “这个决定是经过林彪同志批准的。我要是能到了军队，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2月8日，山西省16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议，倡议中说： “至今在一些革命组织和个人中还存在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了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要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做法。” 这个倡议书立刻受到了铁道工人内部的好评。 2月9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20套，吴德在售书仪式上讲了话，他说： “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搞好。” 会议结束后，吴德和谢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谢富治在讲话中说： “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农民搞农民的，学生搞学生的，不准搞跨行业的联合，也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一概不承认。” 吴德听到这些，已经预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是以谢富治为核心的。他回到家里，从秘书送来的材料中，又研究了戚本禹在这一天的一次讲话，戚本禹说的是： “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至今没有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同刘邓陶的斗争。” 2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件修改中，加上了两条： “5、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6、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这两篇文章中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经验是： “革命造反派必须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吴德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此时，周恩来已经给他打了招呼，周恩来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和广大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组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吴德心中有数了，他感觉到，自己不会因为李雪峰的错误而倒下去，这大半原因在于自己始终担任的是副职，毕竟要比正职领导干部要超脱一些，不在斗争的第一线，所以不会先中弹。 2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了一个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江青、叶剑英、王力参加的会议。他原来没有看到中宣部整理的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现在看到以后，非常不满，当众批评江青、陈伯达。他面对陈伯达说： “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他又对江青说： “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转向大家说： “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他最后嘱咐众人： “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讲。”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不顾毛泽东的提醒，马上向几个老帅捅了出去。李富春也同副总理们讲了这一番话。顿时在一些老帅、一些副总理心中燃起了一把大火。 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恩来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5个夺权组织的代表。事后，谭震林说：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反修战士，并抗议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法西斯暴行。这是连日来近200万群众在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抗议的最高潮。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通知》。通知中写道： “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集中处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的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坚决取缔。” 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他在谈话中首先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说： “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专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 毛泽东又说： “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关于夺权后的新政权名称，毛泽东说： “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牵扯到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社长？”“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 毛泽东又说： “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吴德得到毛泽东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谈话的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 “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 2月12日，吴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团贴出的揭发、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他立刻批示说： “这是在全国夺权斗争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完全是有预谋的，建议查清。” 下午，吴德陪同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50多位中学革命师生的代表，桌子上摆满了“联动”组织破坏的东西。江青指着那些东西，气愤地说： “你们看看，这叫革命吗？可以办一个展览，让他们看看。” 2月14日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他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 2月14日，李富春在中央会议上说： “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 话分两头，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10日下午的指示，在2月14日这一天，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会议。 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10日下午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12 日下午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这两件事，感到极大的兴奋。这就是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件大事的重要因素之一。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待后细述。 2月14日晚上，《光明日报》社的群众组织再次斗争了穆欣。 2月14日晚，毛泽东在《对王明昆关于“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中写道：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是不主张破坏工厂。” 毛泽东还在这份材料里提到的“李世英同学”后面，深情的加上了一个批注，他写道：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李世英是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系学生，1966年6月5日，年仅21岁的班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李世英带领全班同学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此后在7、8、9三天，他身上被刷上浆糊，贴满标语，头戴高帽子，架着“喷气式”在学校游斗。9日中午，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同学发现救活。而在这一天，与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王永婷同学却跳楼自杀身亡。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记载：“据校文革总会后来统计，工作组接管的50多天里，全校有1000余人被批斗。在66名处级干部中，有63人靠边站，29人被打成‘黑帮干将’、‘黑帮骨干’、‘黑帮分子’，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44%。全校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当、放包袱’，占学生干部总数的75%。”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2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古军区和内蒙古三司的代表时说： “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接见财贸战线的造反派时说： “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67年、68年就还完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7年初财贸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总理跟我说，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确说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见中央财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了他们，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团结的人，不能打倒。总理说，告诉红卫兵可以批判陈云，陈云这个人一贯右倾。在困难时期鼓吹‘包产到户’，他是最积极的。他其实就是邓子恢的后台。他就是个小农，‘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刘少奇还早呢。1967年初，国务院财贸口的吴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写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材料。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还有一些副部长，把当时的工作笔记都拿出来交给了财贸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陈云的材料，组织批判。所以说，文革运动中，党内最早提出批判陈云的是总理，从决策到具体布置的都是总理。”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3位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有军委的4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另有萧华、杨成武、余秋里，还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 开会前，谭震林拦着进会场的张春桥，质问他说： “上海为什么还在批斗陈丕显，不让他来北京？” 张春桥怔了一下，回答说： “这个问题要与群众沟通一下，很快可以解决……” 谭震林不等他说完，就拍了桌子，厉声道：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别拿这个来搪塞我们，除了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他指着张春桥说： “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他愤愤的指着张春桥的鼻子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这个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4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 “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火了，说：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稀罕她来保我！”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又手指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说： “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突然间，他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 “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3000御林军。” 说罢就要离席而去。周恩来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谭震林。谭震林吓了一跳，扑通一声，坐下了。这时，坐在旁边的陈毅说： “谭老板，不能走，要留在里边跟他们斗争！” 他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又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与他们斗！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林彪同志1966年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 李先念说： “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周恩来说： “《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给我看。” 李先念接着说： “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叶剑英则指着陈伯达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联，我根本不赞成。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又对陈伯达说： “你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康生一看徐向前这样，也发火了，他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来见会议已经无法再开了，只好宣布休会。 陈毅见其他人正在退场，就小声对叶剑英说： “剑公，你真勇敢！” 叶剑英说： “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也说： “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 “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 “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 “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这还行吗？” 这就是多少年后人们常说的“二月抗争”，时称“二月逆流”。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那时中央的斗争确实也够复杂的了，各种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乱的时候捞一把，都以为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力量，都企图取而代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地位。也就是这个时候，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人都站出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戚本禹回忆录》则是这样说的：“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这就是发生在2月16日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背景。”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中央文革和三总四帅之间的矛盾？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与彭德怀、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与林彪这3次斗争，至今还没有人认真的对比过。且不说林彪的问题，就前两次斗争的情形而言，不妨设想一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7月23日会后与彭德怀在路上相遇，毛泽东说要与他谈谈，彭德怀不但骂骂咧咧，而且还拂袖而去。假设彭德怀趁此机会和毛泽东心平气和的谈谈，那后果将会如何？如果没有7月23日会议以后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那些活动和言论，还会有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那样的结果吗？假设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晚与刘少奇谈话时，刘少奇具有邓小平那样的“灵活性”，那结果将会如何？如果没有三总四帅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还会有接下来刘少奇被开除党籍的后果吗？历史上帮倒忙的事比比皆是，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出版一本关于帮倒忙的故事书。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它就是那么无情的不可逆转的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