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 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话说1950年3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 西康省西昌地区尚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所属的1个多师以及由川西逃来的残兵共计3万余人。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贺部大部分被歼，一部溃散，解放军于27日占领西昌。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致电邓子恢等，他写道： 邓子恢同志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同志： 子恢寅真电悉，同意你不随林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来。 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也来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即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新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 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来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禁演旧剧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转宣传部： 东北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在编写修改剧本上采取了与旧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提出号召，要在1951年底前在全东北肃清含有封建、迷信、淫荡等毒素的旧戏曲，则是一种急性病，机械执行起来将发生很不好的结果。不知实现这一号召的根据及执行计划如何？如果你们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错误的。近据东北来京艺人所谈及沈市报上消息，因你处禁演旧戏太多，能唱的戏太少，以致有些地方（如沈阳）的旧剧班无法维持下去，艺人生活很成问题，有些戏院，就“贴新戏，演旧戏”应付政府。如根据你们这一号召，并以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实行这个号召，今后将会禁演更多旧剧。戏曲新报载李纶的《应禁演的和可上演的旧剧剧目及说明》，其中“应禁演的旧剧”，到该报第7期止，已列有142出之多。该报第36期载锦州市文联从现在可演的225出中，除立即禁演一部分旧剧外，并计划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分3期禁演92出，同时又规定各戏院、茶社上演新节目的比例，本年内要达到30%。这种限期消灭旧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新旧戏的斗争，是属于群众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旧艺人职业的社会问题。过多的禁演旧戏，一方面使旧艺人无戏可演，势必大批失业；另一方面又因新戏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致使群众无戏可看，引起群众不满，同时新戏如不讲求改进，粗制滥造，亦将反而影响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推广的前途。 现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旧艺人亦归向我们。对于一般旧戏，原则上不应采取禁的政策，而应采取与演这些戏的旧艺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对于演新戏，也不应用法令来强制执行，而应采取自愿和鼓励帮助的原则。只有这样做，才能既团结旧艺人，又改革了旧戏。 对于东北文艺工作者及政府文化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某些“左”倾幼稚病的观点和作法，望东北局加以纠正。并将东北戏剧改革实际情况与经验告知。 中 央 3月14日，毛泽东给韶山农民郭士透复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于1925年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郭士透曾经帮助过他脱险。1949年10月，郭士透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毛泽东在给郭士透的复信中写道： “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 3月14日，毛泽东针对土匪、恶霸势力的猖獗，在给刘揆一的信中写道： “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必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宋、贺李（指陈赓、宋任穷、贺龙、李井泉——笔者注），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命行为加以区别。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渡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 3月20日，毛泽东复电张治中说： “寅佳电悉。1、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2、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间的一天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陶峙岳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陶峙岳，因为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毛泽东满面春风的握着陶峙岳的手，说道： “陶将军，我们还是湖南老乡哩。” 毛泽东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峙岳向毛泽东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毛泽东非常认真的听着，频频点头。毛泽东插话时，对陶峙岳提出了3点要求： 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与陶峙岳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风味的菜肴，使陶峙岳倍感亲切。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毛泽东和陶峙岳一直谈到深夜，毫无倦态之容。他们的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国家大事，而且也谈到陶峙岳的家庭情况。毛泽东还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3月间，广州“华侨新闻”月刊创刊，司徒美堂函请毛泽东为之题词。毛泽东欣然应允，亲书“共同奋斗”4字相赠。 同时应邀为“华侨新闻”月刊题词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彭泽民、陈其瑗、郭沫若、茅盾、马叙伦、李德全、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及知名民主人士100多人。 3月间，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的上映。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说： “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早在30年代就在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也慢条斯理的插话说： “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陆定一，陆定一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 “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3月27日至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3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意见的电报》：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陈、宋（指陈赓、宋任穷——笔者注）并转各省委，并告东北局，华北局：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在新的情况下，过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纲及1933年文件，经我们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问题则仍须征求各地意见。兹将拟征求各地意见的诸问题开列于后，望于研究后在20天内答复。 一、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许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二、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三、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1、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2、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四、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 五、高利贷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贷问题，还是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他一律不废？ 六、对南方的鱼塘、桑田、竹园、茶山等特殊土地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此外，还有哪些特殊土地问题应该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规定？ 七、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田面权还可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此问题？ 八、在分配土地时对典当地应如何处理？ 九、分配土地的方法应如何规定？以乡（行政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无困难，分配土地的单位以如何规定为宜？ 十、县政府内可否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改革事宜，还是即由农协办理？ 十一、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的情况比北方均较为复杂，在划分阶级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收入时，是只按其在农业上的总收入与剥削收入计算为好，还是连同其在副业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与剥削收入一起计算为好？这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 十二、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十三、在分配土地时，有无留出一部“公共事业田”之必要？ 十四、东北华北虽已完全实行或大部实行了分配土地，但对以上各项问题，仍望就你们的经验及所见电告。 中 央 1950年4月，毛泽东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要负责人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毛泽东觉得此种说法有问题，于是，提笔写下了一个较长的批示，他写道：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要斗争的，但必须团结他，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他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当然是团结为主。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因此应当划分公私阵地，即公私经营范围。‘与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错误的说法。‘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的主张是不对的。（现在）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私营商业。” 1950年4月，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 西南局并西北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华北局、东北局： 3月27日电悉。西南汉族与藏、苗、彝等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多数时，原则上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当地政府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少数时，各少数民族在当地政府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样组成民族民主联合的政府，在取得少数民族信任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作用很大，应该特别注意。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在初解放的地区一时不可能依上项原则组成政府委员会，则可先成立民族协商委员会，遇有关系民族的重要问题，先经协商委员会协商，取得大多数同意，然后提交政府决定执行。但此系过渡方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早日成立依据上项原则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同时民族杂居地区政府的各种工作，无不与当地各个民族相关联，因此当地的整个政府都要作少数民族的工作，即不需要再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免减轻政府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门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以致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省级政府如贵州、云南，需要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如青海、新疆，即是包括两个以上具有相当数量人口的多民族省份，其政府组织也应依据上述民族杂居的专县政府组织原则，不必另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已设立者可使之成为研究和联络性质的机构。你们如有不同意见或其他意见，望告。 中 央 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说： “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整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来将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工商组讨论的发言记录稿分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他还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发言记录稿读得非常仔细，他在那些党内干部发言的重点部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一、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二、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三、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道：“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四、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五、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在旁边重重的画了一道杠，批道：“完全错误的说法。” 六、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毛泽东批道：“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七、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道：“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八、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毛泽东批道：“这是不对的。” 他批完以后，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先后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 1950年春的一天，杨开慧的叔叔杨昌恺之女、烈士杨开明的胞妹杨开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你就是友妹啊！” 杨开英乳名友妹，比杨开慧小14岁。杨开慧牺牲后，杨开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尽一份孝心。她与杨开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杨开英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去大连参加工作，任教于大连工学院，杨开英从小患有肺病，家里无钱医治，参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劳累，病情日益加重。她这次来北京治病，顺便看望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见到杨家人，他显得格外兴奋，详细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在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友妹，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英听了，不断发出感叹，喃喃地说： “是啊，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毛泽东看着身体虚弱的杨开英，怕她沉浸在哀伤中，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 杨开英说：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经好多了。”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 毛泽东看到杨开英病得不轻，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疗，并嘱咐她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呀！” 杨开英自觉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点点头，也说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杨开英返回大连后，调任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4月中旬，毛泽东在向振熙80寿辰之际，准备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此时，杨开智因为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已经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人民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还曾被调到省农林厅，担任科技兼研究所主任；妻子李崇德也在省儿童福利院任副院长。以后，杨开智又担任了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 在毛岸英行前，毛泽东说： “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岸英自然是喜出望外。接着，毛泽东神情沉重地说： “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妈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 4月13日凌晨，毛泽东以他和江青的名义分别给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开智夫妇写了信，他在给杨老太太的信中写道：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 青 杨开智，字子珍。所以毛泽东在给他们夫妇的信中，这样称呼：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菏。 此问近佳！ 毛泽东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3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4月15日，毛泽东给《人民空军》杂志题词：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 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发动了海南岛战役。 4月16日晚，毛泽东给陈毅发去了一封复电。 陈毅是在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际，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上海的“四月危机”及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4月17日，解放军主力部队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吹嘘的所谓主体防线，在海南琼崖纵队的协助下胜利登上海南岛，随即向纵深发展。 4月18日，毛泽东要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晋京汇报工作的董其武。作陪的还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郭沫若。 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的握着董其武的手说： “董其武将军好吗？” 董其武答道： “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到怀仁堂，观看了文艺演出。 4月18日晚，毛泽东给早年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旧交毛森品写了一封信。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森品几次致信给毛泽东，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毛泽东很委婉地加以拒绝，他在复信中写道：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后来又两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曾前后3次赠款给毛森品，前两次各寄200元；第3次托同是同学的萧三带去现金150元。同时表达了对另一位旧交毛钦明烈士、即毛森品的哥哥的怀念之情。 是日晚，毛泽东又给在长沙第10中学任教的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在1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扭转乾坤的胜利，并把杨开慧牺牲的情形及自己在白区20多年的痛苦生活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直荀就是柳直荀；肖聃即李淑一的父亲；午亭即柳直荀的父亲。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柳直荀是湖南长沙人，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在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时两人住在一个寝室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与柳直荀二人就是经杨开慧介绍认识的。柳直荀参加过南昌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5月，在洪湖地区被王明“左”倾路线忠实执行者夏曦主持的“肃反”运动中杀害。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一、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为了公开地并且在报纸刊物上正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试报组，应当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则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的。 三、为了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地进行，中共中央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望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甲）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乙）对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同样适用上述办法。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丙）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规定列宁《论我们报纸底性质》，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报党刊在讨论和执行本决定时的学习资料。 五、本决定适用于党所领导的报纸和刊物，但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4月19日晚，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回信。 文运昌几次给久违22年的“润之老表主席”来信，他以浓重的笔墨祝贺表弟的丰功伟绩和对表弟深深的思念，叙说了文家亲人几十年的痛苦遭遇；提出了他想到的治国之策；他在最后还写道： “又：姑父姑母玉照，代为保管好。姑母像，挂在我的家中，每岁正月初八日，我内室杨氏虔诚祭拜。姑父像，在南松弟家。你老表像都在一起，容貌威严，少时可畏。异日，我五弟兄专为送上北京，作人生难得有之亲爱，亦作世间难得有之亲爱，定当大笑于云霄。” 文运昌又附上了他写给四表弟毛泽民的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 安吉 毛泽东 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先生曾给毛泽东写信，谈及他的侄子向钧的牺牲及抚恤一事。 向明卿老先生是毛泽东很崇敬的人，他的侄子向钧是哥哥向理卿的儿子，在毛泽东指导下参加革命，1923年入党，先后担任过中共衡山县委书记和湘潭县委书记。1928年英勇牺牲。 4月19日，毛泽东复信给向明卿老先生，他写道：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10月12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唯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于体谅。此复，敬颂 大安 毛泽东 毛泽东接着给贺晓秋写了一封回信。 贺晓秋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说：乡下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农民大多可以凭本事自食其力。但有些工作还要完善，有些缺点要迅速改正，要顺理民意，体察民情，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权益。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12月22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晓明，与贺晓秋同是毛泽东二姑贺毛氏的儿子。 4月21日，毛泽东召见李维汉、徐冰，谈统战工作，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4月23日，毛泽东给陈毅复了一封电报。 陈毅在4月21日来电说，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4月13日的讲话精神，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4月25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锡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4月27日下午，傅作义来到董其武的住处，他一见董其武就笑着说： “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 董其武一听就猜到是毛泽东要召见他。果然不错，只见傅作义又说道： “今晚毛主席要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 当晚，董其武高兴的换上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作义、高克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泽东。 晚7时，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已经在此等候了。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 董其武向毛泽东恭恭敬敬的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把董其武和高克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董其武称赞道： “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董其武4月14日在政务院28次会议上的工作汇报全文。4月17日，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第一版上全文刊登。毛泽东接着说： “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争进步嘛！蒋用钱用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毛泽东指着傅作义对董其武说： “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哩？不过是多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每周要过一个党日。党日是干什么的？党日是对共产党员工作有成绩要表扬、要巩固、要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董其武答： “不是。” 毛泽东说： “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嘛。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说： “听懂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 “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3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董其武听得几乎入了迷，也顾不上记笔记了。傅作义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 毛泽东站起来，风趣地说： “看，傅先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他最后叮嘱董其武说： “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 毛泽东和傅作义、董其武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直送到门口。董其武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泽东，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彻夜失眠，深感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真是太感动人了。 4月28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诸先生： 4月20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 进步 毛泽东 4月28日，海南岛战役经过半月作战，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前进，进抵万宁、陵水、榆林、三亚、八所、北黎一线。捷报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欣然命笔，给胡乔木写了一个短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 胡乔木很快草就一份贺电，呈请毛泽东审批。 4月（庚寅年农历三月——笔者注）末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城西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老人。 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章士钊带着毛泽东的嘱托，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相会。齐白石在看护夏文珠的陪同下，乘坐毛泽东派来的小汽车欣然前往，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向客人介绍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齐白石说： “噢，怪不得主席的两位千金名李敏、李讷呀！” 毛泽东和齐白石一见如故，共同的乡音，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他们用地道的湘潭话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相见恨晚。毛泽东告诉齐白石，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丰泽园里两株海棠，有3丈多高，正值鲜花盛开之际，艳丽动人。毛泽东、齐白石、章士钊兴高采烈的观赏了海棠，章士钊兴致所至，即兴吟出了5首七绝，其一云：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篆夙开张。徵生也解当王色，粉枌朱朱壮海棠。 毛泽东、齐白石齐声称道。齐白石说： “实现和平，只能寄厚望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百年战乱结束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收拾破碎山河，共产党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 毛泽东说：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晚上，毛泽东和齐白石、章士钊共进晚餐，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风味菜。齐白石细细品味，觉得十分可口，连连称好，说： “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家乡饭了，今天真是幸运。” 毛泽东亲自为齐白石夹菜敬酒，十分热情。他说： “你原名纯芝，我原来叫咏芝，小名都为阿芝，你我可称得是同乡同名的兄弟。你年长，我该尊你声老哥哟！” 说得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齐白石向毛泽东敬酒，称赞他是一位“有道仁君”，是个大能人。他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大能人而自豪。毛泽东笑着说： “咱们是各有长短。搞政治是我的专长，可我却没有画画的天赋，只能当个读者。你我都是用自己的知识专长为人民服务嘛。” 酒酣之间，齐白石说到自己艺术上的“衰年变法”，说是人贵有革新精神。毛泽东说： “我也在变，从童年时代读四书五经，到后来搞了个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还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在变，世道也在变，宇宙万物都是在变的，革新与革命，在变革上同出一理。人生在世，就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吸收新东西，在新的时代为新的社会服务。” 这时，朱德也来相陪。齐白石说： “我终于看到太平盛世了。使民善耕种，处世要和平，这是我一个木匠一个老农一个老百姓的愿望。” 毛泽东说：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齐白石说，祝毛泽东、朱德安康；毛泽东、朱德也祝齐白石长寿。齐白石说： “在我的余年里，要为这个太平盛世多多出力，多画些美好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画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要好好挖掘整理，继承发展，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共产党要比历代皇帝、比国民党更加重视中国画。听说国内外不少收藏家在收藏你的字画，我也是白石艺术的爱好者，是否也可以收藏你的作品呢？” 齐白石说： “当然可以。知我者恩人也，恭敬不如从命。” 毛泽东说： “看来，充当半个收藏家，我还是满可以的。” 说完，大家都笑了。 天色渐晚，齐白石、章士钊告辞，齐白石在夏女士的搀扶下，走出客厅。毛泽东、朱德一直送他们上了小汽车。 齐白石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天真的把每个细节都告诉了家人，他说： “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真真切切。” 他还说，毛泽东给他夹很烂的菜，敬他几杯葡萄酒。临别时，朱德总司令还特地亲自送他上车。 后来，齐白石常对人说： “我一辈子见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不计其数，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诚挚待人，和蔼可亲，何况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哩！” 还有一次毛泽东请齐白石到家中作客，由郭沫若作陪。毛泽东首先向齐白石敬酒，感谢他赠送印章和国画。齐白石闻之一怔，问道： “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毛泽东笑着对秘书说： “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鉴别鉴别。” 不多时，秘书拿来一轴画作，郭沫若接过，展开一看，只见这幅画画的是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老牛正侧着脑袋望着小鸟出神。整幅画构图别致，独具意境。尤其是那头牛，从牛头到牛背至牛尾，只一笔勾出，其势其情，无定法，无定调，而自成格调，足见白石老人的功力过人。 就这样一幅好画，原是齐白石练笔时的弃墨。原来，齐白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挑选出名贵的寿山石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朱、白两方“毛泽东”印章，用那幅丢弃的画包裹好，赶在开国大典前夕，托诗人艾青呈送给了毛泽东，没想到这幅画竟为毛泽东所珍视，让人用全绫装裱好收藏起来。 齐白石明白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都怪我疏忽大意，这废作说什么也不能给您，您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再给您画一幅。” 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 郭沫若也趁机凑热闹，忙插话说： “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 “送给你的？” 齐白石诧异地问。郭沫若指着画说： “这不，画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齐白石再看看画，上面没有一个字。他看着郭沫若，摇摇头。郭沫若见齐白石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又指着画问道： “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5只。” “树上5只鸟，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郭沫若故意把“上5”两个字紧紧连起来，而且语气很重。齐白石手捋长髯大笑起来，说道： “好！郭老的大号正是‘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脑哇！” 毛泽东却说： “不然！你二位没看见画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吗？” “您的名字？” 郭沫若、齐白石闻言一愣。毛泽东哈哈大笑，怡然自得地说： “请问，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 “画得茂盛吗？” “茂盛。” “李子树画得茂盛——李得胜——这不是敝人之名讳吗？” 齐白石一听便乐了，他说： “如此看来，拙画还有点意思。那么，劳驾二位在卷首赏赐几个字，如何？” 郭沫若说： “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说： “我听画家的。” 齐白石一抱双拳，说： “多谢，多谢。” 他将画平铺到旁边桌子上，郭沫若将毛笔递给毛泽东，说： “请主席先写。” 毛泽东接过笔，略一思索，写道： “丹青意造本无法；” 郭沫若一看，毛泽东是借用了苏东坡的句子，只是把“我书”换成了“丹青”，巧妙的把苏东坡对自己书法的自谦，变成了对白石老人的赞赏；的确出手不凡，而且是如此的精当。他也立即想起了陆游的一句诗：“此老胸中常有诗”。于是，他接过笔写道： “画圣胸中常有诗。” 这样，下句与上句就配成了一联，而且对仗工整，一丝不苟！齐白石喜出望外，他说： “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我可要把它带走啦！” 毛泽东看看郭沫若，说： “两位政治家斗不过一个艺术家呀！” 一句话说得3人都笑了。 1950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全境，共歼灭国民党军33000人。 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攻占广东沿海的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南澎岛等岛屿。 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战场上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占领了除西沙、中沙、南沙诸岛外的中南全境。 5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地委同志们；各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各兵团军师党委同志们： 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20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情况，迫切地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项全党整风任务，要求在今年夏秋冬3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复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为了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并避免过去整党时所犯的错误起见，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此项计划，请于最短期内电告为盼。 中 央 5月1日，毛泽东就《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地问题》致电邓子恢，他写道： 子恢同志并告漱石： 4月25日电悉。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5月15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毛泽东 5月5日，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审批的中央军委的贺电，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载： 【新华社5日电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电贺海南岛解放。电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 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欲知毛泽东领导的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何时结束？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