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陈伯达在谈话中说：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後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後台的。这个後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说：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也说：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天傍晚，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上马上出现了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是日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也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间，各种急电纷纷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笔者注）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指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笔者注），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3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再说1月4日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受毛泽东委托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 是日，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 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原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后来曹荻秋鉴于中央已表态支持‘工总司’，被迫声明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赤卫队的8项要求。在毛泽东生日谈话两天后，上万‘赤卫队’工人拥进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张春桥指示‘工总司’集合队伍，将他们赶出了康平路——笔者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 其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中由电机系二年级以李振言为主的几十个同学组织的“捉鬼队”精心设计的一个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他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据蒯大富回忆说：“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周恩来秘书）就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将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转给周恩来。 刘少奇在请示信中写道：“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在信上批道：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 1月6日 1月7日晨，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八一团红卫兵”的负责人贾健、董临平（女，父亲为军队将领——笔者注）、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等。 以“八一团红卫兵”为主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要刘少奇到该院做检查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并在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对建工学院的“革命团”、“八一团”等组织和一些辩论会上讲过话。周恩来在接见贾健等人时说： “主席让我来见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马上处理。你们学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要中央在7日零时将刘少奇交给他们，主席见到后很着急，把我叫了去，让我转告你们，中央不能把刘少奇交出来。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赶快来见大家，我向有关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们是建工学院的主流派，就把你们请来，告诉你们中央不能将刘少奇同志交给你们，主席不同意嘛！”“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你们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中央不能将刘少奇交出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不要揪刘少奇。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见不到刘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接见新华社人员，专门谈陶铸的问题。陈伯达在讲话中说：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指的是“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笔者注）。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人说：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陈伯达接着说：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随后，这“换头术事件”立即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群情哗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呼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 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1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有康平铸、胡痴的谈话中说：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反。《解放日报》5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5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的很好，我们的文章死的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关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这一套。” 毛泽东还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最后又说：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就在这次会议上，王力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阎长贵。她对阎长贵说：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据阎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毛泽东 1月10日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谭震林又问：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解释说：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说：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的喊道： “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毛主席来了。”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好，好。”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他又告诉周恩来说：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的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最早出现在“十六条”下发以后。那时候，中央秘书局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京群众，在中南海西门外设了一个接待站，不久就引发了内部矛盾。中央秘书局党委在1966年8月21日全体会议上，公开点名要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8人停职检查，并将他们赶出中南海。信访处闵耀良等6人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在11月25日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而信访处洪雪竹等9人则针锋相对的贴出了题为《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报，反驳闵耀良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字报式的争论，并出现了近20个造反派组织，后来逐渐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派群众组织。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得知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去把刘少奇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江青在侧。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句话是： “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这才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刘少奇一落座就问道：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 毛泽东说：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他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念道： “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的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着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不服气地说：“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 毛泽东生气地说：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依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刘少奇也忍不住还要发牢骚，他说： “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他依然如此说话，便沉吟不语了，不住的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老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军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的回答了一句，他说：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我看打不倒。”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要保护朱德！” 1月21日下午，海军中将陶勇在上海投井自杀身亡。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群众组织组成的以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支持下，成功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说起这个刘格平来话可就长了，这就要由前边说到的康生去年9月因刘少奇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牵出了后边还要讲到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大案，以及刘格平与刘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恩恩怨怨。 刘格平，曾用名刘子敏、刘襄侬，回族，1903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孟村县大堤东村一个地主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在南京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相当于大学文化，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大革命后期，他任顺直党组织军事委员，津南党的特派员，津南特委书记。1931年刘格平到山西、陕西做兵运工作，1932年秋回到河北沧州地区任特区军事委员，1934年被捕入狱。此后，在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按照“中央指示”写出自首书出狱之时，只有他一个人宁肯被杀也坚决不执行这个来自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的“中央指示”，在坚持共产党员不该向国民党“投降”的这个原则的同时，他还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朵子海”火烧油炸。因此，他在薄一波出狱之后，继任草岚子监狱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比别人多坐了8年半牢，直到1944年才刑满出狱，先后任天津市工委书记，山东回民协会主任，1946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渤海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政委，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行政3级（这个级别是元帅、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级别——笔者注），此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1月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代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9月，刘格平被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打成“地方民族分裂主义者”，调入中央党校学习，1964年被降职使用为山西省副省长。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曾对山西领导特别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刘格平这才扬眉吐气了，成为一个全国级别最高的——国家行政3级——造反派头头。 再说毛泽东在1月21日发现山西省军区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典型后，对江青说：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江青说：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毛泽东说：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说：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萧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的时候，叶剑英、聂荣臻就跳起来了，他们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这时，徐向前出来讲话了，他说萧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反驳陈伯达。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据说他的手掌骨折了。”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许多造反派组织都分裂成为两大派，又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混战局面。 最近互联网上流传着网名“朽木可雕”杜撰的一篇恶意中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章，题目叫做《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师》。这位朽木先生对文章中罗列的175位名人，不管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分别说成是“147名被迫害致死”，“28名被迫害自杀身亡”，账都算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头上。这种罔顾事实，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与此类小人相反，深明大义的大有人在。据“红歌会网”发表的笔名为“拭目以待”（一位旅居美国的爱国华人）撰写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一文说，她父亲是一位开国将军，死于文革时期。她说：“一家之痛岂能与民族之重相比？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谁能使人类世界的劳苦大众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谁能使近百年来惨遭西方列强和东洋鬼子蹂躏荼毒、孱弱不堪的中华民族敢对这些强者们大声说‘你们不过就是一只纸老虎’？谁能使一个千疮百孔、弊端丛生、百废待兴的破败中国在十几年间就拥有了两弹一星？就为贫穷的中国在工农文教卫和国防领域建立起一整套扎实的基础，使中国成为无人敢轻视的世界之强国？只有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整个人类立下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的儿子。他的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无论他做任何事，都是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就说文革吧，他的目的绝非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是为了权力斗争，清除异己。而是当年他敏锐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已在中国大地愈演愈烈，大有对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趋势。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就会丢掉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江山，再回到权贵统治的老路。看看今天的中国，贪腐遍地，道德沦丧，两极分化，权贵笙歌，百姓悲号，这一切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担忧的吗？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实践的必然，不可避免。原因非常复杂，既不可一概而论光看表面，也不应以偏概全否定实质，而是应该公平合理地探讨。绝对不能因此就否定毛主席对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功绩。实话告诉您，我父亲在去世前，给后代留下的唯一遗物就是一张旧纸条。上面写着：‘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也曾经迷茫过。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有意见，视父亲临走前留下的遗言为他们那代人的愚忠。可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美国漂泊，亲眼目睹了太多表里不一的虚伪和冷酷，亲身感受那些表面喊民主和法制，实际却用金钱和强权解决问题，并且总是由权钱的掌控者成为获胜一方的不公平之后，我渐渐看清了美国社会的真实面目，也深深为美国中下层人民的呻吟和无奈感到不平和悲哀。直到99%的美国大众奋起反抗1%权贵的贪婪与剥削，发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时，我受到最强烈的震撼，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制度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眼下的中国正在葬送毛主席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最好制度。我开始时常怀念清明和温暖的毛泽东时代。那时，干部廉洁自律，带头吃苦耐劳，与群众打成一片；全国人民与党同心同德，不畏千难万险，豁出命建设自己热爱的祖国；社会风气清爽洁净，真诚和谐，相互帮助蔚然成风；那蓝蓝的天，清清的水，暖暖的阳光，阵阵的鸽哨，欢快的歌声，美丽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到处展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到处可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奋力建设祖国的动人景象。” 这位将军的后代说得是何等的好啊！如今那些张口骂文革、一有机会便数落毛泽东的所谓“红二代”们，如果看到这些话，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