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 要尽快的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话说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就中国问题发表了演说，批驳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警告，公开赞扬和支持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他还说：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议会，为什么要搞政变？……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 4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自3月下旬以来的多次指示，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汪精卫联名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史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称：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宣言》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 汪陈宣言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蒋介石，成为“四一二”大屠杀的导火索，而且还从思想上解除了共产党人的武装，使全党在危机面前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 4月6日，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搜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大使馆避难的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还逮捕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和路友于、张挹兰（女）等，共60余人。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等13人，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通电中说：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誓立于革命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做最后的斗争。” 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决定于5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协。 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住在黄鹤楼附近一个叫“一枝栖”的廉价小旅馆里。毛泽东前去看望他，一进门便关切的问： “周先生，你为什么住了这样的旅馆？” 周谷城说： “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 周谷城拿出他在湖南省农讲所时撰写的一篇题为《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讲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说： “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应该在报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周谷城的文章发表在了《中央日报》副刊上。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要周谷城到他组织的河南前线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去当秘书，周谷城以自己体弱、胆怯、痔疾等由婉言推辞了。毛泽东说：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 周谷城知道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很爽快答应了。毛泽东交代说： “明天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要开会，你先到那里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9点，周谷城来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外的接待室，坐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出来了，对他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周先生明天就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上班。” 就这样，周谷城在全国农民协会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努力工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周谷城与在中央农讲所担任秘书的夏明翰也来往密切，关系极为融洽。 4月12日，毛泽东出席邓演达主持召开的第2次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就在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何以会在上海先动手？原来早在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在杭州方面的北伐军抵达上海附近龙华的有利条件下，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到22日下午6时，工人武装攻占了统治上海的直鲁联军的全部据点，控制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各个地区，取得了第3次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众所周时，蒋介石早年曾混迹于上海滩，如今眼看着大上海落入共产党人及工人阶级之手，他岂肯干休？于是便唆使黑恶势力挑起事端，在谎言掩盖下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群众疯狂的挥舞起了屠刀。 且说这天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首先发出政变信号，然后由杜月笙组织的“中华促进会”流氓武装，袖佩白色“工”字臂章，浩浩荡荡从法租界出发，分别向驻守在南市、闸北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等处发动突然袭击。驻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对流氓武装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杜月笙见他的流氓武装攻不进去，就借来了一门小钢炮，硬是轰开了图书馆大铁门。 正在此时，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原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第26军的部队突然出现了，团长邢振南对工人纠察队喊话说：“我们是来调解纠纷的。”军队闯入大门后，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了械。与此同时，驻守南市、浦东和吴淞的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1700枝枪，也被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段全被缴去。 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当天宣布说：“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殊属妨碍地方安定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 上海总工会当即发出通电抗议。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青云路广场举行10万人抗议集会。会后，群众结队到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他们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周凤岐部的枪击。请愿群众当场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 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封闭了上海特别市政府。 4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3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0余人被杀害，5000余人被捕，3000余人失踪。 4月14日这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说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5日凌晨，李济深在广州部署反动军警，向工农团体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20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100余人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邓培、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启汉、毕磊遇难。 此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和广西等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 就在这腥风血雨中，毛泽东的六弟毛泽覃被迫偕同妻子周文楠离开广州，向武昌转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覃的发妻叫赵先桂，他们在1924年结婚，婚后不久因工作需要，两人各奔东西，就此断了红线。赵先桂于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湘乡和洞庭湖滨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赵先桂到山东担任了山东省委秘书职务，改嫁省委宣传部长裴光。1932年她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旋被杀害于济南。 周文楠是毛泽覃的第2任妻子，又名周润芳、周旬年，于1910年11月出生在长沙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周模彬在清朝曾任过知县、知州。周文楠成年后，和母亲周陈轩一起背叛了封建家庭。1925年，周文楠和母亲及同父异母的哥哥周自娱在长沙小吴门松枝园1号家里，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共产党的机密文件，毛泽东兄弟3人和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到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周自娱比继母大几岁，比毛泽覃年长近30岁。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是一位很有身份的饱学先生。周自娱见毛泽覃气宇轩昂，言行举止从容，落落大方，对妹妹和毛泽覃的相爱深表赞许。1926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周文楠与毛泽覃完婚。 再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将中央农讲所师生们动员起来，每天都分成小组，打着红旗，带着写好的传单、标语，深入街道、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行。同时，他们的军事训练每天增加到4小时。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委任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捕获蒋介石，将其按反革命惩治。 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高调反蒋，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4月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宣布建立南京政府，并将毛泽东、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3人的名字，列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中。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 此时武汉政府统帅下的部队是第2、第3、第4、第6、第8军，还有冯玉祥的西北革命联军；其中除朱培德的第3军动摇于南京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外，第2、4、6军战斗力都比较强，特别是第4军，被称之为“铁军”，而第8军则是兵员最多的一个军，拥有10个师之众。 唐生智率部开往河南，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夹击奉军。 后来在5月间，第4军与贺龙的第15师在河南信阳、漯河一带，打垮了张学良所统率的奉军主力第3、第4方面军。是役，共产党人领导的第70、71、73、74、77团，起了重大作用；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负重伤，坚决不下火线，最后壮烈牺牲。 再说在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省区党部的负责人，以及军队的军、师长、政治部主任；还有苏联顾问2人。 扩大会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和方法；农民政权问题；佃农保护法；处分逆产条例；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多次发言，他说： “应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只有废除一切阶级剥削，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才能使广大农民为革命勇敢作战。”“农村政权的建立应分两步，革命时期，权力归农会，革命过后，实行乡村自治。” 会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分歧很大。汪精卫、何键等人以保障革命军人利益为旗号，企图保护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军阀的土地。毛泽东则发言说： “革命军人无土地的，应在革命战争终了复员以后，由政府分配土地。” 夏曦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提出应规定保障佃农条例。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还提出要免减佃农的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 也就在4月19日这天晚上，刘谦初、张国兰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看望毛泽东。据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谈话中间，杨开慧从房里出来，给我们倒了茶，端来了花生和瓜子。岸英和岸青紧紧跟在她身后，一个大约四五岁，一个大约两三岁，都是很逗人喜欢的机灵模样。我给他们一人抓了一把花生。岸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岸青也跟着说：‘谢谢！’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谈话，保姆把两个孩子领了出去。临出门时，兄弟俩回过头来，对我招招手，说：‘再见！’”“因有人登门拜访，谦初和我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我们走出大门。他还盛情邀请谦初以后到农讲所做一次演讲，给学员们讲讲北伐的经过，谦初爽快应诺了。杨开慧还一再邀我们常来玩。在回去的路上，谦初很有感慨地说：‘与毛泽东谈一席话，真是胜读10年书啊！’”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宣言声讨蒋介石是“反革命的刽子手”，宣布要消灭“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 4月22日，毛泽东、恽代英等和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宋庆龄等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讨蒋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通电》中还说，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 4月23日，武汉市举行30万人群众大会，由此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高潮。 4月26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他提议说： 随着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进行，“北方农民运动应积极注意”，“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 这一提案获得扩大会议通过。 扩大会议还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几个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决议案》同时规定：拥有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 这个极不彻底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后来在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批时，由于谭延闿、汪精卫等人反对，又被搁置了起来。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风雨操场举行开幕式。此前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出席了开幕式，他们是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北方11个省及地区的正式代表，其中有：陈独秀、谭平山、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朱锦棠、陈乔年、陆沉、郭亮、易礼容、陈佑魁、黄锦辉、王若飞、李震瀛、张佐臣、庄文恭、杨培森、王根英、郑复他、林钧、顾顺章、张金宝、黄平、潘心源、尹宽、郑超麟、张国兰等，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 在“五大”的82名代表中，党的第四届9名中央委员只有一人没有到会，他就是已经身陷囹圄的李大钊；此外，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已在广州被杀害；上海特委的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正在白色恐怖中与反动派周旋，未能到会。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米夫出席了开幕式。 国民党“左派”代表谭延闿、孙科、徐谦及苏、英、法、美等国共产党代表，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等代表应邀列席会议。 此时，萧三已经留法归来。毛泽东和刚刚回国的蔡和森（1925年10月他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笔者注）及萧三在“五大”上再次重逢。 毛泽东将他和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联席会议上议决的提案，提交给代表大会。 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国民党代表徐谦，还有各国党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词祝贺。 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见到了京山县代表张国兰。他关切的问道： “刘谦初同志怎么样了？听说他就要随北伐军出征了。你们俩的恋爱进展得怎么样了？” 张国兰在4月26日刚刚与刘谦初举行了婚礼。她兴奋地说： “前几天我们已经正式结婚了。” “哟，新娘子，恭喜！恭喜！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孩子我可要吃红蛋哟！” 张国兰笑着说： “到那时当然要来请你的。” 毛泽东也笑着说： “别人都祝你早生贵子，我倒希望你多生千金。你们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女儿，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把你的女儿做我的儿媳妇。” 张国兰笑笑说： “好啊，你可真会讲笑话。”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后来竟成了真事，张国兰此后先后生了3个女儿。22年后，已经改名为张文秋的她，将她与刘谦初所生的大女儿刘思齐嫁给了毛岸英；33年后，又将她与陈振亚所生的二女儿邵华嫁给了毛岸青。 且说在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五大”转至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继续进行。 大会开始时，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2月间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原名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笔者注）的小册子，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宝、张国焘、谭平山等组成主席团；蔡和森为大会秘书长。 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为党在“中山舰事件”后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作了辩护。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 报告认为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搞经济斗争，不能搞武装斗争。陈独秀错误的认为，现在“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他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他说：“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或许是很短时期的，然而，在最近将来一两个月中，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虽然正在发展，然而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因此，小地主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不应陷入极左的错误，而应该采取不左不右的政策。”陈独秀否定了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人提出的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 报告提出了革命“向西北发展”的退却主张。报告对革命领导权问题采取退让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们尚无很大的决心参加政府。” 罗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中国目前是民主革命阶段，它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和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第二，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脱离关系，在革命发展之下它必然不可避免要背叛革命，因此我们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为此，（1）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来发展土地革命；（2）要坚决领导工人斗争，满足工人的要求，坚决实行8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阶级更加坚固的团结起来；（3）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党要设法与之巩固联合；（4）对于国民党，要实行改组，使广大工农加入，转变国民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坚决反对右派；（5）共产党要参加国民政府，从上而下的执行革命的政纲，巩固革命的政权。 就在4月28日这一天，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北京遭到了反动军阀张作霖的残害。 这天上午，张作霖反动当局判处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绞刑。李大钊大义凛然，他向反动派宣告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下午2点，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走上刑场。李大钊第一个走向绞刑架，他奋力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为了延长李大钊痛苦的时间，行刑长达28分钟之久。 国人闻之无不动容。冯玉祥下令全军为李大钊戴孝。 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为加强对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推举为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将随着北伐军一起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特意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拔出了熟悉北方情形又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的100余名学员，将随同“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一起赶赴河南战区，开展农运工作。 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有两名反革命分子潜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宿舍，将硝镪水泼在共产党员廖琛和另一个学员黄剑夫身上。在毛泽东指导下，农讲所查明这一恶性事件是由混进农讲所内的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分子策划的。掌握了他们的罪证后，毛泽东突然组织了一次全校大搜查，结果搜出了不少反动的秘密信件、公文和传单以及炸弹、武器等，捕捉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全校召开揭发批判大会议后，遂将他们送交革命法庭依法惩办。农讲所同时又清洗了混进农讲所的一些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学员。 1927年5月4日，汪精卫应邀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两次讲话。他高谈阔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使以陈独秀为首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继续沉迷于错觉之中。 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部分成员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百余名学员前往河南，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代表及“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在5月初的几天里，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以及来自各省的许多代表都在“五大”上发了言。他们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对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党过去犯的错误主要是“过高估计资产阶级，错误理解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放弃革命领导权，特别是在中山舰事件上所犯的右倾错误。 蔡和森在发言中说：“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破产。”蔡和森还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及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其间，毛泽东因故数日缺席会议，任弼时在大会上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要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的意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积极准备自己的力量。 任弼时还代表团中央宣读了《致党中央意见书》，切中了陈独秀的要害。陈独秀恼羞成怒，伸手夺下任弼时手中的《致党中央意见书》，撕得粉碎，吼道： “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 陈独秀命令任弼时坐下，任弼时不予理睬，昂着头继续讲下去，他呼吁全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对国民党开展坚决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事变”出现。 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把持下，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的注意。陈独秀他们还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5月9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文件。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共31人，他们是：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陈乔年、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 选举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他们是：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 大会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7人：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 候补监察委员3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5月10日，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 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 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3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 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 选举中央秘书长：李维汉。 选举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排斥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外，在党内领导农民运动的职权亦为新成立的农民部所取代，只剩下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等人身上，毛泽东已经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来临。在无比的郁闷和惆怅中，杨开慧陪同他默默的漫步在暗流涌动的大江之滨，徘徊在蛇山上一座建筑于公元3世纪的灰白色建筑物黄鹤楼前。面对烟波浩淼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毛泽东感慨万千，情不自禁的吟诵道：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便是他那首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站在一旁的杨开慧听了，激动地说： “润之，这首词真好，前几句太苍凉了，后几句一变而显得昂扬，壮怀激烈，我听了也心绪难平。” 毛泽东说： “目前武汉的这个局势，叫人心绪怎么静得下来！不过，我想办法总会是有的。” 正是：诗人忧国忧难解，壮怀把酒酹江涛。 欲知毛泽东在逆境中如何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估计和期望甚高，谓之是一个能干的人才，且断言他除了反帝以外没有其它路可走，岂不谬乎？在“四一二”前后，斯大林又把希望寄托到了汪精卫身上，也实在是糊涂得可以！后来第一次大革命终于落败，陈独秀固然难辞其咎，但历史学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往往为斯大林这个“尊者”讳，就难免有失公正了。 毛泽东在“五大”上批评陈独秀，结果被剥夺了表决权，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失去了在党内领导农运的职权。由此可见，陈独秀甘愿对“老子党”俯首，可对内真够专横的了。 关于《菩萨蛮.黄鹤楼》一词的写作时间，不少注家都以为是作于“四一二”前夕；而作者在自注中却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8月7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由此可见，毛泽东是将时间界定于“八七会议”以前的“春季”。那么究竟是在春季的哪个时间段呢？从历史上看，“四一二”并不是大革命失败的标志；看毛泽东的活动轨迹，他在“四一二”前后也并非“心情苍凉”；只是到了“五大”及“五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被陈独秀排除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外，且又失去了在党内领导农运的职权，眼看着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依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岌岌可危，自己却又无力扭转局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很自然的事情。由此可见，该词写于“七一五”前夕暮春，即“五届一中全会”后，应该是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