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 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 话说毛泽东在学校放寒假后，与杨开慧和毛泽覃、赵先桂从长沙回到了湘潭。毛泽覃和赵先桂结伴先回了韶山冲，毛泽东则和杨开慧一起到了板仓，一来是看望杨老太太和兄嫂，拜祭恩师，探亲访友；二来也算是度蜜月了。他们在板仓小住了十几日。杨开慧陪着毛泽东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实地考察风土人情。在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这十几天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 1921年2月8日，这一天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从板仓回到唐家圫舅舅家，给全家人拜了年，尔后便回到韶山冲过春节。他到家后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便向毛泽民问起了毛泽建的下落。 原来在父亲去世后，14岁的毛泽建知道自己没了依靠，家里也已经难以支撑了，就不得不重新回了东茅塘的家。 毛泽东体谅四弟毛泽民的处境，但母亲的嘱托言犹在耳，怎能不管这个小妹妹呢？他不久就来到东茅塘找毛泽建。他问毛泽建的生母蔚生六阿婆： “怎么不见泽建？” 蔚生六阿婆说： “你父母都死了，你叔叔也死了，没有人能养活她，把她嫁出去了。” 毛泽东眼看着这个家的确不像个样子，蔚生六阿婆和她年幼的儿子毛泽连基本上没有生活来源。毛泽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一回到东茅塘就不得不依旧去四处讨米。后来她的一个亲戚萧南庭对蔚生六阿婆说： “这么大的妹子，出去讨米太丑了，何不找个人家嫁出去算了。我可以帮这个忙，做个介绍。不知道你放心不放心？” 蔚生六阿婆说： “有你帮忙那当然好，我那有不放心的。” 萧南庭介绍的那个人是住在宁乡县杨林的他的一个本家。那人的母亲去世早，只有一个父亲，有几亩田地，家境还算不错。不久，毛泽建就嫁到杨林萧家，做了童养媳。 毛泽东听了六阿婆的诉说，就说： “我要把她接回去。” 他一回到家里，便让一个叫毛希乔的农民去杨林送信，说是要毛泽建回来见他。 那毛泽建自从到了萧家，可谓是度日如年，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粗粗细细的全部家务，都压在她稚嫩的肩上，尽管做牛做马，还是得不到一丝温情，经常遭家人责骂，甚至连饭也吃不饱。她时常想起母亲，想起三哥，怀念着上屋场的那段生活，还时不时的跑回上屋场打听三哥的消息。盼星星、盼月亮，现在终于把三哥盼回来了，她立即回到上屋场，见到三哥早已是泣不成声。毛泽东安慰她说： “你莫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做童养媳了，我这就接你回来，到长沙去读书，好吗？” 毛泽建听了，忙说： “三哥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 毛泽东让毛泽建把她丈夫叫来，他对那人说： “我要带泽建去读书，你也一起去吧。” 那位小丈夫说，他要和他父亲商量商量。可那人走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回话。 2月15日晚上，毛泽东和四弟毛泽民及弟媳王淑兰、六弟毛泽覃、小妹毛泽建，还有表哥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一边吃着韶山的土果品，一边叙家常。毛泽东对大家说： “今天是正月初八日，是母亲的诞生日，我们要多打一下讲呀！” 他又对毛泽民和王淑兰说： “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后事都是你们料理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 毛泽民因三哥求学在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父亲持家理财，也算是能写会算。三哥一席话，勾起了他心中的辛酸，他说： “费心倒莫讲，我们在屋里当然要尽力。只是这些年家里日子也不好过。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要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娘先死，不久后爹死；民国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太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欠了人家的钱？” 毛泽民说：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顺义堂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家在喂；可欠人家的票子，总得还钱呀！” “能抵消的有么子东西？”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有两头猪，还有几担谷。”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讲的都是实在的。但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国乱民不安嘛！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们两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安生的地方，你们都跟我出去吧。” 他指指毛泽民，又说： “润莲细时在家里搞劳动，没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毛泽民和王淑兰没想到三哥会如此安排，连家都不要了，瞪着眼睛望着毛泽东，一脸的迷茫。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继续开导说： “我和你嫂子都投入了革命事业，泽覃和泽建也跟我去。古话说：一人犯法满门抄斩，你们留在家里也是不可能了，只有革命这条路可走。当然，你还可以走另一条路，或宣布和我脱离兄弟关系，或躲避他乡，但我相信你不会走那条路的。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嘛！” 毛泽民问道： “我们都走了，那田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账目又怎么办？” “好办，好办得很！”毛泽东笑着说：“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告示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人家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买牛呵！别人欠我们的账，就莫要了。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让给作田的人住。仓里剩下的谷子也不要动了，到春荒时给那些最没有饭吃的人吃。还有，穿过的衣服又用不着的，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出去不要带蛮多的东西，带多了倒是个负担。” 毛泽民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你最好多住几天，跟我作个计划。” 毛泽东说： “你做主就是了。我还有事，不能在家久呆。” 最后，毛泽东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打些鱼，拿些腊肉，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请了邻近一些辈份高和年纪大的人，来家里吃晚饭。 正月初十这天，毛泽东带着毛泽覃、毛泽建，还有赵先桂，离开了韶山。 毛泽建跟着三哥高高兴兴的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杨林萧家曾到东茅塘要人，说没活人也要死尸。他们还问了毛泽东的地址，写信去要人。毛泽东给东茅塘蔚生六阿婆回信说： “泽建不会回去了，让萧家再找一个媳妇吧。” 一个星期后，毛泽民、王淑兰夫妇也带着孩子离开韶山，和文东仙一起到了长沙城。毛泽东把毛泽民安排到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伙食；把堂表弟文东仙安排在附小当工友。 新学期开学前的一天，杨开慧也从板仓回到了长沙。她带着简单的衣物，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一师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毛泽东的住室。早有王淑兰和陈昌的爱人毛秉琴迎着，二人一番道贺毕，便和杨开慧一起布置她和毛泽东的“新房”。 这天下午，杨开慧和王淑兰、毛秉琴忙活了好一阵子，用6元钱操办了一席晚餐。毛泽东请了王季范、方维夏、谢觉哉、彭璜、何叔衡、陈昌等人在家中小聚。他和杨开慧向客人们宣布说：“我们结婚了。” 如此简朴的操办婚事，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手里没有钱，而是他和杨开慧事先的约定。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章士钊为支持留法勤工俭学募捐两万块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支配。杨开慧的母亲为女儿办嫁妆的百十块银元，也交给了毛泽东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这笔款子已经用去了一大部分，还剩有一小部分，可他不愿为自己的事动用其中的一分一毫。 毛泽东见客人们有些诧异，便向大家宣布说： “我和开慧早就商量好了，我们不作俗人之举：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置新房，四不办酒席，五不举行婚礼仪式，以同居表示结婚蛮好嘛。” 师友们对这惊世骇俗的结合方式交口称赞，还说他们是“理想的罗曼蒂克”。 新学期开学后，杨开慧继续到学校里去读书，住的还是集体宿舍，只有到了周末，她才回来和毛泽东住在一起。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甜蜜的，然而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卿卿我我之中。毛泽东除了繁杂的校务工作和授课，大部分时间依然用于社会活动。杨开慧则一有时间就和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一道，听毛泽东联系中国国情、湖南省情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受启迪。 1921年春，毛泽东在一师附小高小部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专门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毛泽民一边工作，一边在补习班里学习。 毛泽东给浙江海宁的许志行写了一封信，要他也来长沙在补习班里学习，并负责他的一切费用。许志行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欢天喜地，不顾一切的又从家里偷偷跑到长沙找毛泽东，进了补习班。 黎锦熙的七弟黎锦光，因随他三哥黎锦曜到长沙报考中学，也来到了这个班里学习。 黎锦熙昆仲8人，个个成才，卓然成家，其名字已被分别载入各种辞典，乡里人誉为“黎氏八俊”、“八龙八桂”。他们分别是老大黎锦熙，著名的语言学家；老二黎锦晖，著名的音乐家；老三黎锦曜，地质矿产专家；老四黎锦纾，平民教育家；老五黎锦炯，铁道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文学家；老七就是这黎锦光，老八黎锦扬，美籍华裔作家。黎锦光，字履衢，生于1907年。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三期，但最终却成了一位勤奋多产的音乐家，创作过1000多首歌曲、戏剧，如《接过雷锋的枪》、《送你一枝玫瑰花》以及《西厢记》插曲《拷红》等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出自一家，堪称少有，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乃是一桩奇事。闲言打住。 且说毛泽东创办的补习班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他所选的国文教材，大多是五四时期进步的文艺作品。他还亲自为学生们授课，成为一师和附小周边远近闻名的“夜校的毛先生”。 毛泽东上国文课，执教严谨，时常补充一些时事政治性的教材，宣传民主和革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总是热情的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深入浅出的给他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青年们在思想上、学习上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一部分学生已经能够写出反帝反军阀倾向十分明显的文章了。 在这个班里，也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学生。有个调皮学生叫唐生明，是曾任湖南省主席的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在课堂上爱吹口哨，经常吹着时兴小调《打牙牌》，而且不易被人发觉。老师每次听见口哨声，就问： “谁在吹口哨？” 唐生明的一伙人，便装着找吹口哨的人的姿态，左顾右盼，唐生明也跟着一边吹一边左顾右盼，弄得老师莫名其妙。老师追查不出来，唐生明的胆子便越来越大。 有一次，毛泽东上国文课，唐生明照旧吹口哨。毛泽东数次问： “谁在吹口哨？上课时不准吹！” 唐生明怕事情被揭穿，才停了下来。下课后，毛泽东向一些同学打听情况，但是无人敢于揭发。这天，正好轮到黎锦光当值日生，下课后，他送作业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知道他是恩师黎锦熙的七弟，首先讲了自己与黎锦熙的师生关系，希望黎锦光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不要学纨绔子弟的样子。然后，毛泽东悄悄的向他打听上课时是谁在吹口哨。黎锦光犹豫着迟迟未作答。毛泽东说： “莫担心，告诉我。” 黎锦光这才告诉毛泽东说，吹口哨者就是唐生明。 第二天，毛泽东上课时，唐生明故伎重演，正在吹得得意忘形时，毛泽东突然喊了一声： “唐生明！” 唐生明莫名其妙的应了一声： “到！” 毛泽东厉声说： “你口哨为什么不吹了？” 唐生明立即低头站了起来，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毛泽东批评了他以后，又告诫他说： “以后不准再吹了！” 唐生明答了声：“是。”以后，他果然不敢再犯了。 此时，毛泽建也在三哥和嫂子杨开慧的辅导下，考入了长沙小吴门西伍家井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能进入学堂学习，对于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毛泽建来说，却着实不轻松，以前虽然在上屋场靠自学认识了不少字，可她毕竟还是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女孩子，从来还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毛泽建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心中暗暗发誓，决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她常常学习到深夜方才休息。由于她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不久学习成绩就在班里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课更为突出。 1921年3月间，毛泽东与从法国归来的萧子升在信仰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争论。萧子升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 “像刘邦和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说：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 关于新民学会在新形势下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问题，毛泽东和萧子升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萧子升主张保存新民学会，以无政府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让先进青年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共产主义小组。他说： “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这一对老同学老朋友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了。尽管毛泽东后来不断的争取萧子升，但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详情容后再说。 且说在3月17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人和韩方代表为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在船山学校成立了长沙中韩互助社。 长沙中韩互助社的发起人共有31 人，其中有韩方的李愚珉、李基彰等3 人；有中方的毛泽东、易培基、贺民范、谢觉哉、易礼容、萧子升、罗宗翰、张泉山、陶斯咏（女）、熊梦飞、任培道（女）、匡日休、任慕尧、方维夏、仇鳌等28人。 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上海临时政府外务部派来的韩方临时宣传员黄永熙。 中韩互助社简章内容包括名称、宗旨、入社条件、组织机构、经费来源等。 大会确定将“联络韩中两国人民，敦修情谊，发展两国人民之事业”作为互助社的宗旨。并规定：在韩中两国人民中不分男女及宗教，“凡赞成本社之宗旨者，经两名以上社员介绍，均可加入本社。” 大会选举李基彰为中韩互助社宣传部韩方主任，何叔衡为中方主任；黄永熙为互助社通讯部韩方主任，毛泽东为中方主任；李愚珉为互助社经济部韩方主任，贺民范为中方主任。 192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开辟的“省宪草案讨论”专栏上发表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 原来在此之前，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了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利益，在长沙各报刊公布了一个《湖南省宪法草案》，假惺惺的征求民意。反动政客们无不为之捧喝。毛泽东在《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省宪法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就是人民权利规定的不够”。 他在文章中写道： “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亲属遗产之权”，“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在这3项中，“第3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职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明确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他说： 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生存权。 他还说： “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这样下去，“事实上仍是有钱人当选，无钱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提出对省宪草案作根本的修改，加上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求得正当职业权和有正当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他在文章中着重谈了劳动立法问题。他认为省宪法草案至少要在“行政”章之“实业”一款里，明白加入下列两条： （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等项，以省法律定之； （二）省政府对于同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行业工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 《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省宪讨论进一步扩大和热烈起来。李六如、易礼容等人相继撰文揭露省宪草案的虚伪性，强烈要求写入保护劳工利益的条文。 就在这4月底，毛泽东得知长沙“湖南第一纱厂”爆发了大罢工的消息，非常振奋。他立即召集省学联负责人开会，决定联合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援第一纱厂罢工工人。 原来湖南劳工会成立初期的会员大多数是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黄爱、庞人铨等人逐步在长沙华实纱厂、光华电灯厂、造币厂、黑铅厂、兵工厂、泥木、理发等行业工人中发展会员，很快就建立起了20个基层工会，使劳工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人团体。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大罢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推动湖南工人运动的极好机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争取人数众多的劳工会，把它从工团主义的影响中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一天，毛泽东邀请劳工会会员任树德和他一起来找黄爱、庞人铨，商谈关于在五一节联合游行示威的事。 任树德是毛泽东结交的第一个工人朋友，1888年出生于湘阴一个贫苦的轿夫家庭，幼年只读过1年私塾，13岁便来到长沙学习木工手艺。任树德为人诚实，在同行中颇有威信。他以前经常到船山学社做泥木零活，与毛泽东渐渐熟识。毛泽东曾多次和他谈过话，一方面了解泥木工人的生活情况，一方面向他灌输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培养下，任树德成了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工人领袖。后来他为工运鞠躬尽瘁，终因操劳过度，英年早逝。 且说毛泽东与黄爱、庞人铨、任树德坐在一起喝茶，慢慢的聊着。他为了缩短与黄爱的距离，并不急于谈游行示威的事，而是故意把话扯远，说起他1918年带着新民学会会员赴京，还说他在那年冬天从北京到天津塘沽第一次看大海，又说起了李大钊。黄爱说，他也知道李大钊，他的朋友周恩来很是敬重李大钊。毛泽东告诉黄爱说，李大钊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他还说，我虽然与周恩来没见过面，但知道周恩来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最近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说，周恩来等人组织了一个“工学互助团”，正在积极研究俄式革命，他们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又巧妙的把话题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问题上来。 “我们不同意！”黄爱激动起来，他说：“我们只注意经济斗争，劳工必须在经济上求解放，而不能带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我们只需要工会，不需要什么政党。” 毛泽东知道他受无政府的工团主义影响很深，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说服的，于是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任树德提出了“五一”节游行的事，黄爱坚决拒绝。他说： “劳工会是搞经济斗争的，参加游行就带了政治色彩。如今为了第一纱厂的复工问题，我们正在和赵恒惕政府谈判，如果搞了政治斗争，就可能使复工的希望完全破灭。” 毛泽东见他态度如此坚决，不便再说下去，就开导他说： “资本家既贪婪又阴损，又有官方撑腰，是不会轻易让步的。请你们多加防范。”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两天后赵恒惕政府便以煽动湖南第一纱厂罢工的罪名，逮捕了黄爱。毛泽东闻讯，立即来找庞人铨。此时工人们正准备营救黄爱，但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毛泽东对庞人铨说： “龙庵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管你们，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和庞人铨议定：一面选派劳工会和省学联代表与省公署谈判，一面立即组织各行业工人和各校学生准备游行示威。 赵恒惕对劳工会和学联代表提出谈判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广大工人群众被激怒了。五一节联合大游行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5月1日，长沙织造、铁业、泥木等行业工人和各校学生1万多人，冒雨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帜，高呼着“宁可不要命，不可不做人”的口号，沿途散发《劳动节略史》、《告工人》和《社会革命》等传单，并在街头进行演讲，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赵恒惕政府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了黄爱。 毛泽东马上来到第一纱厂看望黄爱，他深情地说： “正品兄，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湖南劳工会的工人代表和一部分学生代表在湖南一师举行劳动节联欢活动。在联欢会上，不少人慷慨激昂的发表了演说，代表们还在校园里进行了游艺活动，大家食用的面包上都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教育下，黄爱、庞人铨后来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且说在5月间，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中华大地又出现了一位英烈人物，这位英雄不是别人，正是他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所熟知的一位教师易白沙。 易白沙乃易培基之弟，原名坤，字越村，1886年出生于长沙县白沙井枫树亭，因他平生钦敬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白沙先生陈宪章，遂改名为易白沙。1915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第一个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传民主与科学。1917年-1918年，他曾任湖南一师国文教员及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也是一位风云人物。 这年5月间，易白沙因伺机刺杀北洋军阀首脑未成而南下广州，谒见孙中山，请求组织军队北伐，又不能如愿，他感到报国无门，悲愤莫名，一怒之下来到白沙先生陈宪章的故里广东新会县陈村海边蹈海自杀，以死报国，时年35岁。 毛泽东读罢新闻，心如潮涌，他由易白沙的壮烈之举想到了恩师杨怀中的英年早逝，正当民贼猖獗国难当头之际，杰出人物却都一个个的离去了，靠何人来拯救我们的民族拯救我们的国家啊？他忍不住挥泪写下了一幅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这正是：毁家纾难我大难，毛公取义敢为先。 忧国忧民为劳工，痛悼英烈哭先贤。 再说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中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5个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6月上旬，两个神秘的外国人先后来到了上海，一个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一个是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笔者注）派来的代表马林。这马林看上去年近四十，身材高大，戴一副金丝边近视镜，目光里透着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和机智。 李达、李汉俊一起会见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除了上海、北京、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在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成立党的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及早召开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组建起一个统一的政党。 李达、李汉俊马上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给在广东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都同意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担负起创建中国党的任务。于是，李达、李汉俊就分别发函给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请他们各派代表2人，于7月间到上海参加中国组建中国党的代表大会。 6月中旬，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发来的开会通知，他见通知中还附有100元的路费，便立即到湖南通俗报馆找何叔衡，商量召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会。此时在新民学会和共产主义小组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可见毛泽东与何叔衡是一对志趣相投相辅相成的好搭档。经过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派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去上海参加全国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 欲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如何召开，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发展湖南工人运动争取不同政见的黄爱、庞人铨，不急不躁，可谓用心良苦。当黄爱身陷囹圄、庞人铨无计可施之际，他立即伸出援手，以民众之力助其脱困，再晓之以理，导入马克思主义之正途，终于将他们培养成了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这种诚以待人、待机而发的优良工作作风和方法，后来人不可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