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 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就构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注 意这部分人，坚决的与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 话说1957年5月4日晚上，清华大学5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山公园的“5.4”青年节游园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陪同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走进了中山堂前清华师生环绕的舞场里，一时间，清华师生人群沸腾。 周恩来绕场招呼学生们坐下。毛泽东笑容可掬的对一位身着大红色蒙古民族服装的女生说： “跟伏老跳吧。” 那个女生便大大方方的和伏罗希洛夫下了舞场。另一位女生跑到毛泽东跟前，说道：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也说了一声： “你好。” 便应邀下了舞场。一曲舞罢，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进入中山堂休息。不一会儿，学生们由刘少奇带着，再度请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跳舞。毛泽东说：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来。” 不多一会儿，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一块儿来到舞场，毛泽东微笑着对学生们说： “怎么样？我们真的来了吧！” 毛泽东又跳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还对学生们说： “你们满足了吗？” 5月5日，毛泽东在陈叔通、黄炎培反对他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信中写出了批语。 信中说，现在的“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 “以上两个理由，因时间太长，连任4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15至20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批道： “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泽东批道： “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信中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毛泽东批道： “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信中还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4年”下面，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批道：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8年，可不连选。2、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4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写罢批语，毛泽东又将此信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他写道： “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请小平同志将此件印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注意。” 5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中国访问了20天，他即将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访问。 这天凌晨3时25分左右，勤政殿里灯光明亮，伏罗希洛夫已经起了床。他身着灰色西服，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裤兜里，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4时30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伏罗希洛夫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毛泽东见伏罗希洛夫走了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的问候道： “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伏罗希洛夫说：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 “我应该来看看你。”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 “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吧。” 毛泽东微笑着谦让道： “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伏罗希洛夫把茶桌上的烟灰缸拿过来，放在毛泽东坐的沙发扶手上，亲切地说： “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样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 毛泽东道了一声“谢谢”，关切的问道： “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 “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了。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疼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的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微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我是按月亮规律办事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伏罗希洛夫连连摇着大手。他起身从茶桌上端起一杯泡好的龙井茶，递给毛泽东，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毛泽东说： “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好像是吸了。” 卫士们为了限制毛泽东吸烟的量，曾经把一支烟折为2节，使他吸完后有所间隔。伏罗希洛夫听毛泽东如此说，摇摇头，真诚地说道： “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 “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此时，天边已渐渐现出晨曦。刘少奇、周恩来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送行。 该出发了，毛泽东陪着伏罗希洛夫走到门口，紧紧的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毛泽东把伏罗希洛夫送上汽车，目送着车队渐渐远去。 5月7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时，说道： “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写出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为“自修稿第1次稿”。 5月8日上午，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2次稿”。 5月8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陈叔通和黄炎培的联名信以及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除了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见。 是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3次稿”。 5月9日、10日这两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4次稿”。他把整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1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并且写道：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此前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有一些同志对于县、区、乡和县级以上的干部直接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还存有疑虑，认为会耽误领导工作。事实证明：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县级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可以有多种多样。现在看来，大体上可以采取以下的一些办法： 一、按照各机关和本人的各种具体条件，经常联系一定的生产单位或建设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厂、矿山、作坊、工地、商店、食堂，等等），取得该单位的同意，在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各种业务人员的指导下，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参加一些可能胜任的体力劳动，主要的是一些辅助性的简单劳动，例如，锄草，收割，拾粪挑粪，挑水挑土，清洁卫生，搬运材料，清理物资，等等。各项业务机关（包括企业在内）的主要管理人员，可以在本行业的基层单位中参加。参加这些劳动，都应当遵守各该单位的劳动纪律，不要妨碍劳动者的劳动，不要影响生产的正常秩序；也都应当不领取任何报酬，不要影响劳动者的正常收入。 二、到下面做考察工作的党的干部应当尽可能地在当地的一定生产单位参加体力劳动。由外地回家探亲的干部，也要尽量就地参加。 三、在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下，同群众一起，参加一些公益事业的义务劳动，例如，清除街道，植树造林护林，修堤筑坝，修路，挖沟，清理废墟，等等。 四、在本机关中参加种菜、喂猪以及其他可能从事的生产劳动或服务劳动。 以上办法由各级的党的少数主要干部首先做起，而后有次序地再组织较多的干部实行。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当地和本机关的具体情况，反复研究，同时必须同有关的生产单位和建设单位，充分协商，以便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按人数、时间和具体的工作条件，分批分期地合理安排，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并且随时总结经验，不断地对实施的方案加以修正和补充，使这种活动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30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在1927至1936年的10年内战时期，我们的党的干部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有许多人都曾经用一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机关，学校曾经进行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许多主要干部有的参加了农业劳动，有的参加了手工业劳动。这种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劳动观念，促进了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目前全国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参加体力劳动，除了全体基层干部需要立即积极地参加以外，在开始的时候，县级以上的单位还只能限于少数领导人员。但是，就原则上说来，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同时，党中央认为：在全国基层的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脱离生产人员的数目应当限制在真正需要的范围以内，凡是超过需要的，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有许多单位（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组织（例如某些中小企业的党、团和工会这类基层组织），应当力求逐步地、有准备地做到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人员，而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需要脱离生产、但是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都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或者成为半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一部分可能的劳动。在基层以上的机关中的多余人员，能够回到生产中去的，应当回到生产中去，暂时不能回到生产中去的，也应当创造条件，在以后逐步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5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长沙第10中学教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看了毛泽东于1957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18首诗词后，在2月7日把自己记忆起来的、过去毛泽东赠给她丈夫柳直荀一首诗中的几句，抄寄给毛泽东。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于1933年所作的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惊梦》：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还在信中索取毛泽东在1920年送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 毛泽东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之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毛泽东赠给李淑一的这首游仙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堪称千古绝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读罢毛泽东这封来信，激动得热泪涌流。 还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后来在1961年把曾经婉拒李淑一请求的《虞美人》一词写了出来，送给了他的卫士张仙朋。 且说5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的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5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整版”是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了该报前两天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他又写道：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原来在5月8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第1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5月13日，座谈会已经举行了5次。在前4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有一些意见尽管尖锐，但也比较中肯，与人为善。但在13日的第5次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就越来越偏激了。 有人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意见，他们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人甚至针对“党委（党组）负责制”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列举的那些报纸都对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5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的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讨论整风座谈会上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是要公开发表的。可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改变了初衷，又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5月15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6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大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先后在会上发言。 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人则说，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他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批评有4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张奚若的这4句话，后来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扭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5月14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 央 5月16日晚9时，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讨论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1时20分结束。 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开会。 毛泽东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吴冷西问道： “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晚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吴冷西说： “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泽东说： “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1、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做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至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2、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3、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4、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一篇《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毛泽东说着，从斜躺着的床上直起腰，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看来现在新闻界有3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学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做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毛泽东说罢，与会者都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议论纷纷。吴冷西作了简要汇报，他还介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量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毛泽东接着说： “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1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 只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可以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作用。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题材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 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中说： “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对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指示还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5月20日，毛泽东给德.达姆巴（今译达希.丹巴——笔者注）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1957年4月26日给我的来信。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古同胞仅有100多万人……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目前，我们已经派去有8000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 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5月2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8次座谈会，章伯钧在发言中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4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案边学习了一会儿英语，休息时和他的英语老师林克谈起了《沁园春.雪》的主题和注家不一的问题。 毛泽东问： “你喜欢我的哪一首诗词？” 林克想了一想，说： “我最爱读的要数《沁园春.雪》。” 毛泽东说：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批判2000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文采、风骚、大雕，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须知这是写诗啊！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两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说罢，立刻挥毫书写了《沁园春.雪》全文，送给林克作纪念。 林克得到毛泽东的书作，自然是如获至宝，喜不自胜。可是后来这幅字被田家英看见了，田家英自称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幅字，一再向林克索要，林克无奈，只好送给他了。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北京大学学生在大饭厅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5月19日，此后，大字报便越来越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等。学生们的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在他们的报道中，称其为“北京大学‘民主墙’”。 毛泽东在一连几天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5月22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9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搞过头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他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罗隆基提出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 5月23日，“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她説： “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 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呢？” 且说5月2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邓小平在汇报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多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邓小平接着谈到了工作部署。此后，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作了总结，他说：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5月23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他称现在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5月24日，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他在批示中写道： “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5月26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5月25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三稿”，他要求立即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及当天到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位同志： 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动笔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毛泽东 又，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他在简短的讲话中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的勇敢的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5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其它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一段重要讲话。 5月27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四稿”。他在通知中写道： “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5月28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五稿”。他要求在3个小时内，印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 是日下午，毛泽东邀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问题。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六稿。 6月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12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6月3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后，他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上讲话，就来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问要不要反击？周恩来说： “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李维汉的发言稿，一边说： “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初，也就是毛泽东在5月11日给李淑一写了《游仙》词之后几个星期的某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孙嫂陈玉英。毛泽东握着陈玉英的手，微笑着说： “隔了30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好健康啊！” 毛泽东帮助陈玉英入座，他情不自禁地说： “你和开慧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很坚强，没有被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屈服，你们受了很多苦啊！你苦了一辈子，该好好休息一下。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你以后可以每年到北京来一次，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你女儿要来，让她来一次，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样。” 毛泽东问起杨开慧在狱中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他说： “开慧是个好人哩，你也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毛泽东留陈玉英吃了午饭。饭后，陈玉英要走了，毛泽东扶着她起身，扶着她下台阶，还温和的嘱咐她说： “小心点。” 陈玉英视这种特殊礼遇为理所当然，她还像过去那个时候一样，把毛泽东看作是一家人。她对扶着她的毛泽东说： “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 时隔4天，毛泽东第2次接见了陈玉英，说以后要给陈玉英寄一些钱去，好让她生活过得好一些。 毛泽东将自己的两张照片送给陈玉英和她的女儿孙燕，并提笔在照片上签了字，又在陈玉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 陈玉英这次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去。此后，毛泽东多次寄钱补助陈玉英的生活，还供养她的女儿孙燕上大学。 后来到了1958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又把她的女儿孙燕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并给孙燕买了一套衣服。1958年6月，毛泽东第2次接陈玉英到北京住了20多天，先后两次接见她。这是后事。 再说6月5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就准备反击右派给他们打招呼。 此前，陈叔通和黄炎培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6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各省、地、市机关和高等学校按左、中、右3派的标准，抓紧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待时机成熟时反击右派。指示中还特别嘱咐各地负责人说： “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是日下午，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 “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就在这个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当众宣读了一封他收到的匿名信。 原来，卢郁文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他还说，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双方共同来拆。他又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就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读罢这封恫吓信，说道：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还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接着，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国共产党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6月7日上午，胡乔木通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毛泽东要和他们二人谈话。胡乔木叫吴冷西下午先到他的住处去，然后二人一起去见毛泽东。 在这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胡乔木和吴冷西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来到勤政殿后面的一个小门旁，走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似乎是刚睡醒不久，他斜躺在用两张单人木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正翻看着这一天的《文汇报》，那些已经看过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还堆满了近期看过和将要看的书，有古籍，也有新书。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它报纸。 毛泽东见二人进了屋，就放下手中的报纸，招呼他们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问道： “你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现在报纸很吸引人，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胡乔木、吴冷西刚坐下，毛泽东不等他们回答，便又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他进行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就更可以使人们广泛的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正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 此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是邓拓。吴冷西一听说是要自己去代替邓拓，就说： “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看看吴冷西，又看看胡乔木，说： “两个月前，我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我在上海发现这个情况，就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乔木谈，第二天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谈。我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我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我的看法：《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和几天前的社论，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泽东对着胡乔木严厉地说： “中央党报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胡乔木解释说：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我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让你去。” 吴冷西说： “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2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十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过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合到《人民日报》去。” 毛泽东说： “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这很不妥当。中央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你再考虑考虑，给你10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这是为什么？》一文上改了几个字，交给吴冷西和胡乔木，要新华社当晚向全国广播，要胡乔木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1%，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7年，我们形式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 央 6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七稿。他把这一稿称作“6月8日修正稿”，并批示道： “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9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 6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李达（此李达乃毛泽东的老朋友，非军队里的李达——笔者注）谈话，就发动反击右派分子斗争问题给他打招呼。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中特别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欲知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的情形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