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 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 马克思这一家不鸣。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话说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 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3个主要事项。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其中包括产品的分配、在银行的存款、国家的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和它的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救济款的处理，等等。所有这一切财政收支，都同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必须按时公布（有的随时公布，有的定期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预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必须知道，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合作社，社员们对于财政问题是存在着很大疑虑的。 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凡是当地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继续加以支持和推广。但凡是还没有经过实地典型试验的，则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老农虽然有些保守的缺点，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如果有些办法是多数老农不同意的，不要草率从事。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各生产队也可以考虑请本队中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精耕细作、细打细收的经验。 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们争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参加生产，也还是可能的。最近有些地方的合作社在作了多少程度不等的整顿之后，干部纷纷下地参加生产，在社员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影响，大大地刺激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经验有普遍性的意义，很值得各地注意。这种作法使社干部的生活不必完全由社补贴，可以只由社补贴那些因公误工的部分，因而能够减少社员的负担，同时也使干部们能够联系生产的实践，了解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对于领导社和队的生产有很大好处。为此，县、区、乡各级党委在领导方法上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进，例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区开会，有问题时，由县区干部分头下去传达和解决，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的浪费。 中央认为实现上述3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希望省、市、县、区、乡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处理，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习惯。 此件发到乡支部。 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中央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人士约160人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分别和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学校、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物举行了6次座谈，并亲自向大会作了讲话。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发生大变动。几万万人口进入社会主义这件事实，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反映。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我国有大约500万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事业中和党、政、军的机关中工作，他们是人民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大约10%左右），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先进人物；最大部分的人，即80%以上，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上述的80%以上的这部分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唯心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抱着怀疑态度的；有很多是略为知道些马克思主义，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只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别人善意的帮助之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用粗暴态度强制学习则抱有反感。知识分子的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表露自己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党认识到，必须把在敌我问题上和是非问题上两种不同的矛盾加以严格的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我们要做到在一个长时期（比如说十五年）内，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从学习和实践中，从同工农群众的接触中，有更多的人（比如说三分之一）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现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用粗暴的而不是说服的办法，用斥责而不是说理的办法，用强迫而不是自愿的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思想问题，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他们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肯定一切，只看到成绩，没有看到缺点，骄傲自满，害怕批评，懒于说理，对于不同的意见，要求采取简单的压服的办法。很多的同志实际上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则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否定一切，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把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描写为漆黑一团。右倾机会主义者实际上做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反对这两种片面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对今后的思想工作有极重要的意义，各地必须组织深入的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开会时间一周左右即可。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各方提出的问题有一百数十条之多，这些问题，都由到会的人带回各地，以便继续讨论。你们的宣传工作会议，除了继续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外，还应继续收集和讨论新提出来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中央认为，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这种党内党外一起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后每年在中央和省市均应举行一次或两次。各省（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市）委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 中 央 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他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17日中午，毛泽东到了天津，召见了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 是日晚，毛泽东来到天津市人民剧院，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的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嘲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做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的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乘专列离开了济南。 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一看。尔后，毛泽东从徐州乘飞机到南京去，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桓。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 “你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 林克说： “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扉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元朝人萨都剌的《彭城怀古》一词的全文：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如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毛泽东放下笔，又说： “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犹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10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 “请老师教Eng-lish。”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他在稍事休息后，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细心的写下了一个讲话提纲。他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注明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频频挥手。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经久不息。毛泽东落座后，江渭清走到台前，激情地说： “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江渭清的话音刚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摆摆手，他习惯的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这龙蟠虎踞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 “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的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 “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谆谆告诫说： “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份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的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辛弃疾这首词的典故。他说： “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凤舞的书写，又是绘声绘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奋不已。 毛泽东飞抵上海后，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水。 下午5时，毛泽东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议厅，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4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 “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的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3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的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 “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谷城、金岳霖、郑昕、贺麟、王方铭几位学者。 周谷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 “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 “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 “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的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的批评指出。”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时分到达南行的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都在杭州。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他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 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作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为了使人民内部矛盾能够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得到解决，必须及时地了解和正确地处理群众对领导的意见和要求。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不但不注意去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在群众向他们提出意见和要求之后，也是拖延敷衍，不去积极解决那些必须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甚至采取欺骗办法和压迫办法。这种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坚决克服。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工厂和学校中扩大民主，是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的步骤。 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党委应该领导工会、青年团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并且领导和督促工厂行政部门正确地、迅速地处理和给群众以答复。各地应该在企业中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它的职权大致可以初步拟定如下： 1、听取和讨论厂长的工作报告，审查和讨论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计划、技术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重要措施，定期地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并且提出建议。 2、审查和讨论企业奖励基金、福利费、医药费、劳动保护拨款、工会经费以及其他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的经费开支；在不违反上级机关的指示、命令的条件下，可以就上述范围作出决议，交企业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方面执行。 3、在必要的时候，向上级管理机关建议撤换某些企业领导人员。 4、对上级管理机关的规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以向上级管理机关提出建议。但是如果上级管理机关经过研究仍旧坚持原有决定的时候，就必须贯彻执行。 党委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同本单位群众的局部和暂时利益的关系，应该正确地表现职工群众的意志，又要力求使它不致作出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决议。如果职工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是错误的、不能执行的，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纠正。 在学校方面，虽然不能由学生会和学生代表大会执行监督的任务，但是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组织和党的支部会议都应该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该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并且注意随时征求他们关于改进校务的意见。为使听取群众意见的方式成为固定的制度，各学校可以在每学期指定一定的时间专门让学生和教职员提意见。对于群众所提的意见，学校行政当局和党委应该迅速加以讨论，迅速给予答复。凡是应作而又可能作的，应该接受执行；凡是不应作和不能作的，应该向群众公开解释，不要随便许愿；凡是自己不能解决的，应该向上级报告请示。 上级组织在调查工厂学校情况的时候，除了听取行政当局和党委的意见以外，必须注意听取职工、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职工和学生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推派小型的代表团到任何上级组织去请愿，或者向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请愿，应该认为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动，不得作为“闹事”看待。 三、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近年受到忽视，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不少官僚主义的领导者在工作中不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不作群众工作，不了解群众的情况和情绪，单纯依赖行政力量的强制和物质利益的刺激。我们必须彻底地批判和纠正这种官僚主义态度，切实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密切地注视群众的思想动态，认真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 由于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的，就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应该通过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一般地说来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落后，不可能在短期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本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高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都必须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为群众所关心的当前问题。在这些讲话中，必须采取老实态度，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许愿，使群众在诺言不能兑现时感觉失望受骗。应该把困难的情况、原因、性质和解决办法告诉群众，领导和动员他们共同克服困难，使他们对困难有准备，对前途有信心。应该使群众了解，我国目前还处在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在全国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得十全十美，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需要就都可以完全满足，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幻想。而且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生活也仍然会有困难，工作也仍然会有缺点，人民内部也仍然会有矛盾。但是这种困难和缺点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它们是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不同于敌我矛盾，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为了便于教育和动员群众，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经验证明，尽管很多工厂和学校的条件都有困难，工作都有缺点，但是只要领导人员注意发扬民主，注意及时解决群众中的迫切问题，注意思想政治工作，这些地方的群众的意见就比较少，闹事的现象就更少。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群众是信任和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他们是愿意为了将来的理想而忍受暂时的困难的。如果各个单位认真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加强教育，我们就一定能够避免罢工罢课等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就一定可以不断地巩固起来。 但是如前所说，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他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群众中有了问题，他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采取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因此，就全国范围说来，少数的罢工罢课和群众性的游行请愿一类事件的发生还是完全可能的。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 1、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至于理由充足、没有违法行为的那些群众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从根本上说来，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2、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非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 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评。既不要因为群众闹事就不承认他们的合理要求，使闹事的原因继续存在；也不要因为群众压力就接受不应该接受和不能实现的东西，或者使闹事者特别占了便宜，给他们以别人在同等条件下所不能得到的待遇。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 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在群众闹事的问题上，党委和党员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无论行政负责人是否党员，党委对于行政方面的意见都应该用正常的方法提出，并且应该向群众宣传按照民主集中制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提出和解决问题。党委和党员个人都不允许主动地领导群众用闹事的办法反对行政当局。 2、在群众已经非闹事不可的时候，党委应该指定一部分党员甚至全体党员参加，以便掌握领导，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不使群众被坏分子引向错误道路。党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真正合理的要求，而不要为官僚主义分子的恶行和上级的错误措施辩护。但是党员不应该提出无理的要求。如果群众中有人提出无理要求和反动口号，应该加以批评和驳斥。 3、党员在群众闹事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随时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请示，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行动。如果违犯纪律，应该分别情况，慎重处理。一般地着重教育，除情况特别严重者外，不要轻易开除他们的党籍。以上原则也适用于团委和团员，但是对于团员错误的处理要更加从宽。 五、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委、县委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六、为了总结经验，取得教训，各地应该将最近时期所发生的各种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处理情况写成材料，加上评论，发给干部阅读讨论并报告中央。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地一跳，就愣住了。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他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 “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毛泽东又问： “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是4角2分吗？” “是4角2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罢，便向食堂外走去，在伙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甫，他握着顾炳甫的手说： “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甫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的鼓掌，欢送毛泽东。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仅将与会者的发言及毛泽东所发表的议论记录抄录如次：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利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80%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5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4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3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的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它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1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笔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100%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3个缺点：1、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2、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3、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查问说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 毛泽东说：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4月10日中午12时35分，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谈话，他说：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4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4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也不是书生办报，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说：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 “《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另一种办法是松，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大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又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在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毛泽东在谈话结束前，提出了6点总结意见，他说： “1、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2、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做系统的宣传。 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版，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编辑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 5、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6、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8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 这次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10分才结束。 4月10日晚，刘媛英等人集聚在王季范家里拉家常。王季范的秘书走过来说： “请先生去接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 王季范连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兴奋的对大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主席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请你们今晚去吃晚饭。” 几位客人听了，极为高兴。他们来京已经两个月了，就是盼着毛泽东回来。 原来早在2月份，春节刚过，毛泽东的又一批客人就从唐家圫出发了。她们是文泮香的老伴十阿婆黄桔香，文梅清的老伴十七阿婆文赵氏，十阿婆的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刘媛英的小儿子文泽湘，还有十七阿婆的长女文凯元。 此前，文凯元也想到北京看看毛泽东和她的老师兼表伯的王季范，因为她嫁的是一个地主家庭，便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文凯元一直追到了长沙，人们还在劝她回家去。文凯元说： “地主又怎么样？如果主席不见我，我就去见老师，那总可以吧！” 大家无奈，只好让她一起同行。在这一行人中，除了王先槐和文泽湘是男人外，其余的都是乡下老太太，就连刘媛英、文凯元也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大多没出过远门，只有刘媛英去过一次北京。 刘媛英一行6人到北京后，王季范派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头发胡同7号王宅里。王家小院里一下来了6位客人，热闹非常，王季范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安排他们的住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人太多，只好分住3处：文十七阿婆母女俩住王季范家；刘媛英陪婆婆住表妹章淼洪在头发胡同9号的家里；王先槐和文泽湘则住他儿子王文章处。 那时侯，毛泽东不在北京，到济南、南京、杭州视察去了。大家不便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只好先游览京华名胜。闲暇时，王季范就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他说：称呼要先称“君”后称“亲”，平辈要称“泽东同志”或“泽东主席”；侄辈要称“主席三叔”；侄孙辈要称“主席三公”。谈话时，要先问“主席身体好吗？”然后问“江青夫人好吗？”其余就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训练了好几天，直到客人们都运用自如时，王季范方才罢休。 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中南海开来了3辆小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跟王季范和章淼洪打了招呼，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你们好！”高智热情的对客人们说：“主席派我来，今天请你们吃晚饭。” 他掏出小册子，对照上面的名单清点人数。乡下来的6位客人，均在邀请之列。还有王季范、章淼洪作陪。由于毛泽东请客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邀请的人不能去。王季范另外两位客人和章淼洪的孩子也想去看看毛泽东，被高智拒绝了。 轿车进了新华门，放慢了车速，在丰泽园门口停了下来。高智领着客人们穿过草坪，来到北房客厅，叫大家坐在沙发上休息。 大家刚落座，毛泽东从侧面的书房掀开布帘走了出来。客人们一齐站了起来，向他致意。毛泽东缓步走过来，满面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 王季范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客人： “这是十表嫂。” “十嫂。” 毛泽东喊了一声，握着文十阿婆的手，端详着，分别数十年，已经认不出这位表嫂了。 “这是十七表嫂。” 文十七阿婆是小脚，由女儿搀扶着走过来，喊了声： “主席三表弟！” “十七嫂。” 毛泽东握着了她的手。 “这是她的女儿，叫八妹子。” “噢，八妹子。” “这是赐生二嫂。”毛泽东握着刘媛英的手，说：“认识认识。” 毛泽东对大家说： “请坐请坐。”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听说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我又不在家,你们一直等着。昨天我才回来。今天请你们来，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 王季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客人来京的经过和住所。毛泽东说： “这可委屈了你们啰！” 刘媛英说： “主席，我们到北京来，心里多高兴呀！别说是分开住，就是住在低等的饭店、旅社，我们也都满足了。” “你们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两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初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拘谨，加上王季范事先叮嘱她们不要多讲话，所以，她们也就一直不说话。毛泽东倒是很愿意和她们说话，总是问长问短，想打开她们的话匣子。还是十七阿婆先开了口，她说： “主席，您不晓得呢，农村条件艰苦，没有钱用，连饭都没得吃啊！”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惊讶。他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文凯元却接着母亲的话说： “三叔，农村世道艰难啊！我们每年只能吃到半年的粮食，吃不饱，就靠红薯充饥。还有，乡下那些干部恶得很。” “照你们讲的，乡下的日子苦得很啰！” 毛泽东说完，起身给大家递烟。王季范说： “我不抽烟。” “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啰。” 毛泽东还是非常风趣。王季范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也笑着说：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 “主席，吃饭了。” “好。”毛泽东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便饭。” 从客厅到餐厅仅有一墙之隔，中间垂着绿绒布。客人们掀开绒幕，来到小餐厅，围坐了一大桌。桌子上摆着一些酒菜，酒是白酒和葡萄酒，菜是湖南风味，有扣肉、腊肉、火烙鱼、炒粉丝等等。 毛泽东先给客人们敬酒，只有王季范、章淼洪、刘媛英能喝几盅白酒，其余的人全喝葡萄酒。乡里人不懂城里敬酒的规矩，不等碰杯就一口干了。毛泽东也不介意，他和王季范、章淼洪碰杯、干杯。 毛泽东又给客人敬菜，先是给每个客人夹了一块扣肉，叫他们多吃菜。又给每个人夹了一个大辣椒，说： “湖南人喜欢辣椒，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可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是北京的炸辣椒，味好，就是只能给你们每人吃一个。” 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一边吃菜，一边想着刚才杯子里那橘红橘红的液体，不觉有些醉意，就问毛泽东说： “主席，你给我们喝的是不是糖水？” 王季范闻言连忙朝她俩眨眼睛，示意她们不要多讲话。来前就交代过她们，见了毛泽东不要多讲话，谁知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毛泽东并不介意，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回答说： “十嫂，十七嫂，这是葡萄酒，你们在乡里没喝过吗？” “没喝过。” “那就多喝一杯吧。” “不喝了，谢谢主席。” 文十七阿婆说话时，似乎没有注意到王季范的表情，她仍然说： “三哥，台湾怎么不拿回来算了？” 毛泽东笑了，他耐心地说： “十七嫂，台湾是要拿来的，只是要等待时机。” 毛泽东吃完饭，又端起杯子对大家说： “吃过饭，都喝一杯酒。这样好，饭上加酒，那里都有！” 毛泽东说完，喝完了杯中的白酒。大家也都跟着喝了一杯红酒或白酒。 众人回到客厅，工作人员已经在桌子上摆上了香烟和新鲜的水果。 “你们吃吧。”毛泽东指着香蕉、苹果说。秘书走过来和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站起来，说：“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跟你们一起照个相。” 于是，众人就在客厅垂下的绿绒布前分成两排，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后排依次站着刘媛英、章淼洪、文凯元、文泽湘、王先槐。照完相，王季范对大家说： “主席很忙，不要耽误他太多时间。” 客人们闻言，开始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也不再挽留，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想起文桂香之妻和文涧泉的娘还没有来过北京，就笑着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明年你再来，再带几个人来北京看看，一个是九阿婆，一个是瑞人阿婆。” 刘媛英一行6人又住了一段时间。过了五一劳动节，中南海又派来两辆小车把她们接去看电影。仍旧是在毛泽东的客厅里，毛泽东同她们一一握手，请她们就座，还未来得及寒暄，窗帘便拉下来了。这天放的是一部苏联电影，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 看完电影，毛泽东送她们从后门出来，等她们上了车，毛泽东还在向她们挥手。 且说4月11日中午，毛泽东召见了来京的老朋友周谷城，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与他进行了讨论。 原来早在1956年，周谷城因为不赞成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所以就撰写出了一篇题目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没想到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一片哗然。《新建设》杂志编辑告诉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周谷城起初对这种学术争论并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杂志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他这才慌了手脚。 毛泽东非常赞赏周谷城的文章，鼓励他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把冯友兰和另外一些在京的哲学家王方铭、贺麟、金岳霖、费孝通接到颐年堂，共同探讨关于形式逻辑在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尔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进午餐，他指着服务人员端来的饭菜，风趣的对众人说： “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大家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周谷城和王方铭说： “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还对大家说： “搞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饭后，毛泽东像老朋友一样，一直把客人们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他们驱车而去。冯友兰不禁想起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心中顿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4月15日下午，艳阳当空，和风轻拂，春意盎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数万群众，在北京南苑机场迎候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下午3时许，一架图-104喷气式专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76岁的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只见他白发银须，神采奕奕，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尔后缓步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热烈握手，并热情地说：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 伏罗希洛夫也风趣的回答道：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说罢，他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在毛泽东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欢迎仪式上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也致了答词。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近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天安门广场，数万群众围绕着领袖的车辆热烈欢呼，时间长达近一刻钟。 下午5时10分，毛泽东、伏罗希洛夫乘坐的车辆才进入新华门，到达伏罗希洛夫的下榻处勤政殿。 是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伏罗希洛夫露出一脸的关切和隐忧，他看到毛泽东笑容可掬，就接着说：“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提议明天晚上在欢迎宴会结束后让苏联客人观看由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有人说：昆曲难懂。毛泽东说： “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听得懂么？昆曲载歌载舞，而且这出戏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4月16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参加宴会的有所有在京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委员会、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 晚上6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的陪同下，从勤政殿漫步来到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门前迎接。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陈毅说： “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来主持外交工作方面。” 毛泽东接着说：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 周恩来还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说： “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还要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陪同客人们步入宴会大厅，乐队立刻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大厅里的人们全部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毛泽东首先致词说：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亲爱的苏联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的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40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身上看见了自己解放和建立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朋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的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8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为世界和平，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端起酒杯，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伏罗希洛夫微笑着说： “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 伏罗希洛夫说着有些动情了。毛泽东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 “对呀，不能不崇拜。” 伏罗希洛夫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一句。二人会心的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了演出。当侯永奎唱到【折桂令】中的“……管叫你海沸山摇”一句时，他那几个漂亮的鹞子翻身，快、脆、帅，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特定的悲壮氛围之中，为林冲的悲愤心情所震颤。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诺大怀仁堂里，热烈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关于这次欢迎伏罗希洛夫酒会的电讯中，以明显的题目标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3次国共合作的第2次公开谈话（第1次见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笔者注），《人民日报》却是首次将这一信息公诸于世。 后来，正当卫立煌决心为国共新的统一战线做贡献的时候，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1月20日，首都各界举行会议，公祭卫立煌。由周恩来主祭，张治中致悼词。毛泽东送了花圈。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的多次的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4月20日，毛泽东给袁水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袁水拍拿着毛泽东的信给李希凡看，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说： “我不会教书，也不愿意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检讨，表示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同时表明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过后李希凡问袁水拍： “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 袁水拍苦笑着说： “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 李希凡闻言，沉默了许久，依然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日本社会党以浅沼稻次郎书记长为首的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他握着浅沼稻次郎的手说： “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是在战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斗争中的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日一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坦诚友好，激动不已，他说，自己对过去未能阻止日本的侵华战争表示非常抱歉，对日本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泽东对浅沼稻次郎的自责精神表示赞赏，他说： “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浅沼稻次郎认为，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但由于两国的现状，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还说： “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我赞成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 他还说： “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7年、8年、10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浅沼稻次郎说： “日本经济是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讲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 坐在浅沼稻次郎身边的胜间田清一向毛泽东提问道。毛泽东回答说： “世界变大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 4月24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着手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只要没有其它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的做这个工作。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详情容后再叙。 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他对已经起草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 4月27日，毛泽东在4月24日的《大公报》报头上写了一个批示： 乔木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它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泽东 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我们的党1942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结果。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二、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6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计划，将来另行规定。 三、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四、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群众同甘共苦的，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许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内的少数人员作起。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规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五、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负责，抓紧领导。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后来推迟到5月10日——笔者注），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3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1）工人、（2）农民、（3）学生、（4）解放军战士、（5）知识分子、（6）民主党派、（7）少数民族等7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的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4月19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央 4月30日晨，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29日刊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所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作者在文章中畅谈了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的收获和意见。这一时期，中国还有一些人正跟着苏联批判摩尔根，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此，他决定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接着，他把李汝祺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原题作为副题；并代《人民日报》拟了一个编者按语，他写道：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4月3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2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44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方面，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毛泽东说罢，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回答说： “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回答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的挑明说：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 他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道：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500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500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4个月在外，8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说到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他说：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的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陈叔通和黄炎培都是第一次听说毛泽东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由得吃了一惊，二人商量着要写一封信，表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于是，二人便在第二天联名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就这样，一个全党的开门整风运动，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做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的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党外人士热情高涨，与党员一起踊跃参加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鸣放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可没曾想，不久便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为逞一己之私，竟趁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最终惹出了一场大大的祸事。 正是：毛公虚怀若谷，肝胆相照；天日可证。 浑人包藏祸心，琵琶另弹。奈何奈何？ 欲知毛泽东领导的开门整风运动引出了一场什么样的大风波，请看后面详述便知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