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 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 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上午，随同毛泽东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中南和华东的一部分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出发了。 这天中午，毛泽东乘着过去蒋介石曾经专用的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毛泽东到了槽黑车间，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的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的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的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右派？”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扳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斐》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副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 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的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背诵完了，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的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的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毛泽东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 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4害。但他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在此期间，李达来到东湖宾馆看望毛泽东，一见面，他本想叫“毛主席”，可是因为不习惯，一连叫了几次“毛主”、“毛主”，一个“席”字还是没有吐出口。毛泽东见老朋友如此这般，便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 “你主、主，主什么？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李达曾任‘一大’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职务——笔者注）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李达见毛泽东依然如故，便连连称是。毛泽东拉着他入座叙话，李达惭愧地说： “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在说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4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6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二、整风第4阶段进行的方法，应当是：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采取人人检讨、人人过关的方法。一般地说，这样的小型会议，开个4、5次，即可大体结束。如果在会议进行当中，发现重点人物，或发现有重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须要更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需要适当增加会议次数。召开这种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小型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凡是能够写的同志，都应当写出本人参加整风运动的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可以采用个别交谈互相传阅的方式，不必经过会议的讨论通过。 三、整风第4阶段，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揭发和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在揭发和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应当联系到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以便提高全党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上述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本部门在这个阶段应当着重地揭发和批判哪些方面的问题。 四、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整党、整团、整社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党、团的委员会和社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农村党员、团员、乡、社干部可以不必写个人的思想总结，但是，要在整风中进行一次鉴定。 五、各地区在统一安排本地区整风工作的时候，应当把财贸部门和其他分散的基层单位、城镇居民、小商小贩的整风统一安排进去，并且要注意加强领导。不要使这些方面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漏掉了或者滑过去了。 六、无论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基层单位，无论在整风运动中和今后日常工作中，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表扬先进，改进工作，都应该广泛使用鸣放辩论和写大字报的方法。 七、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可登党刊。） 4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接着，毛泽东参加武昌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曾希圣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成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的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 这一顿饭菜中，老通成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向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众人吃完饭已经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前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上午，武汉地区5000多名科教工作者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科教界大跃进誓师大会。12点42分，大会执行主席向代表们宣布说：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会场，和大家见面……”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的人都站立了起来，热烈的鼓掌。 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王任重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的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的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的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走到主席台前，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毛泽东。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唱响了《东方红》的歌曲。 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的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刘建勋的汇报，他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的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的适当的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说：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 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这才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穷天达理尚有谁？至今仍拜天洋神。 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吃罢早饭，散步后回到东湖湖滨别墅，叫来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坐在湖边凉棚下闲聊。毛泽东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还再一次谈到了章太炎。他说： “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的激进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他还说： “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说罢，他问吴冷西： “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说，是。 毛泽东说：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毛泽东自然也想起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那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点了一支烟，又说： “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讲完了，顿了一下，转换了话题，他问吴冷西： “柯庆施主持的会议，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 吴冷西根据自己的记忆，作了简单扼要汇报。他还说： “《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在1955—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 毛泽东说： “对省委提的意见，要做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做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行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毛泽东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密切的：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省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的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1年实现的，有说3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1年或2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1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辑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最后对吴冷西说： “你要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 后来，吴冷西把毛泽东说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的意见，告诉了宣传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说： “夏天太忙，秋天再说。”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