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 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 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 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话说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的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的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上午近1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同其他领导人一一打招呼，还特意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问候了他夫人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 “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 毛泽东说：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林彪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教，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的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的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回响着……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休息的时候，“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11月11日，毛泽东乘敞篷车第7次接见了160多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的路线是从钓鱼台东门出发，顺三里河路向南，至木樨地大桥转弯向东，经复外、复内大街、西长安街，进天安门广场。红卫兵被安排坐在毛泽东所经路线的马路牙子以外，并要求他们在毛泽东的车队过来之前就要胳膊挽胳膊坐好，决不允许外人插进队伍里。 中午12时许，红卫兵队伍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排列就坐于道路两侧。 下午1时许，北京卫戍区和市公安局联合检查小组的一辆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缓缓行驶，检查路两侧红卫兵的队形情况，并用高音喇叭广播应注意事项。不久，又有一辆中央警卫局的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检查了一次。 下午2点20分，中央警卫局的吉普车从西向东返回，车上播着东方红乐曲。吉普车后面相继有两辆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的大解放车。解放车后面是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站在第1辆敞篷车上。他身材魁梧高大，穿着绿色军棉大衣，带着军单帽，红光满面，右手不停地挥动。第2辆车上是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刘少奇站在第4辆车上，面孔瘦黑，无精打采。 红卫兵们看到毛泽东的车过来了，挽着胳膊站了起来，仍然保持着队形，欢声雷动。 毛泽东乘车到了天安门，稍事休息。他对一些负责人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尔后，他又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红卫兵。 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抓着麦克风，喊道： “同志们万岁！” 第7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问周恩来： “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周恩来回答说： “你不接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又问： “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 周恩来说： “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他建议在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的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张春桥关于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汇报。 原来早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帮助下，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上海市委的曹荻秋请示陶铸后，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这一决定得到了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的“三不”方针激怒了“工总司”，“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潘国平等造反派负责人在11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海市委命令铁路局将其扣停在卸货场上。这天下午，愤怒的被困工人卧轨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开会讨论。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出面处理“安亭事件”。《戚本禹回忆录》说：“他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 陈伯达发完电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戚本禹回忆录》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张春桥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5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经过。陶铸说：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毛泽东在张春桥说到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时候，就已经被感染了，待张春桥汇报完毕，便笑着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可以先斩后奏。” 他还说： “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这一天，经周恩来批准，一部分红卫兵按照部队连、排、班的编制，住进了中南海，由中央机关干部担任指导员，部队干部担任连长、排长、班长。很多人都是打地铺睡在走廊里。 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一文记载：“源源不断涌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1966年11月16日，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 11月19日和2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着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革初期各学校的群众组织，后来被造反派称为“老文革”。它与1968年筹建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有着本质的区别——笔者注）主任的北京市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校领导和教师的所谓“劳教所”是错误的。戚本禹训斥“西纠”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陈小鲁等人“解散西纠”，但“西纠”成员们没有听从劝告，拒绝解散。 11月22日，陶铸等人就余秋里、谷牧组织起草的《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否定了“十五条”，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1、工矿企业还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会议平时都是由陶铸主持的，总理参加时则由总理主持。余秋里、谷牧这些当时管国家经济的人、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业的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首先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来压制革命派，保护自己；有的则以不管生产，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困难。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厂的工人群众可以建立文革组织，可以串联，可以与学生交流文革经验。但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3至4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可是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 ‘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涛、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8小时生产。”“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10条。” 再说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了200多万红卫兵，这是他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1月25日这一天，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的问毛泽东说：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不，我不累。” 说罢，他又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第二天，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有红色网友峨嵋隐士在他的《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亲历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1966年11月2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今40多年过去了，常回想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仍记忆犹新。” “早上7点吃早餐时，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通知，说毛主席今天接见红卫兵，每人另打一份自带午餐，两个鸡蛋、两个苹果、两个馒头，都装好在尼龙网袋里。赶快吃了早餐，打了午餐，带队的军队干部已吹起了集合哨。一个班两个军干带队，排成两人一行的纵队，检查好人数后，军干说，身上凡是金属、硬物都不许带，包括钢笔、手表、钥匙、旅行水壶，一律放在宿舍或交给军干保管，随身只能带《毛主席语录》和午餐。各自检查交放后，军干又挨个询问了一次，最后让班长再挨个检查一下。检查完后就出发了。 这次接见的地点在西郊机场。早晨8时我们从空军学院出发，在军干带领下，步行向西郊机场走去。一路上都是去接受接见的红卫兵人流，有一阵快走，有一阵让路，有一阵小跑，3公里的路程走了4个小时。到了西郊机场，照旧是人的山川、人的海洋，向远望去，人头模糊，沉沉一线与天相接。人流都排在机场跑道两侧，中间留着宽宽的跑道。跑道两边前两排都是解放军战士，因为我长得矮，正好紧挨着解放军站在前排。 时值初冬，北京的气候还比较温暖舒适。太阳高挂，风尘不动，空气清爽，倍觉宜人。我们坐在这里等待，心情格外舒畅。这时，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一个电影新闻摄影记者，40多岁近50岁，穿一身旧蓝制服，肩上扛着大口径摄影机，对着大伙“哒、哒、哒”拍起来。摄影师一走，大家又在军干的带领下开始大唱语录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红军不怕远征难”……突然，右前方喊声骤起，千万张嘴齐喊：“毛主席万岁！”呼声雷动。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来了，一霎时，坐着的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起，一个劲涌挤向前。前面是那些带队的军干，连成一堵墙，死死地把大家往后挤。这下我才明白了不让带金属、硬物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也是为避免我们在踊挤时受到伤害。 一会儿，“东方红”乐曲响起，果真是毛主席来了！前面是10辆摩托车开道，后面全部是敞篷吉普车。毛主席身材魁梧，穿着军大衣，站在第1辆车上，向跑道两边红卫兵频频挥手。车行驶较慢，我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毛主席的面部表情显得非常严肃。我望着毛主席的背影，随着涌动的人群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接着第2辆车上站着林彪，第3辆车上站着周恩来，后面每辆车上都站着几名中央领导，我只认清了江青、刘少奇和陈毅。首长的车队过后，又是十来辆满载解放军的军用卡车殿后。我望着毛主席的车队向东，向东，渐渐消失，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女同学啜泣起来。就那么一瞬间，千万双眼睛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机场上空。千万颗红心在跳动，整个机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军干告诉我们毛主席接见的时间是：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时20分—25分。那壮观的场面，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前后只不过几分钟，却铭刻在心，终身难忘。 近日，偶翻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见扉页上写着‘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时20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我在北京西郊机场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综前所述，毛泽东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多万之众。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再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江青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的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江青在讲话中说：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的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还说：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2月5日，北京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以“保爹”为宗旨，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的组织起来，与向走资派造反的红卫兵组织相抗衡，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 就在这一天，“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首都三司”——笔者注）”、“油炸江青”等口号。 关于“联动”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做了比较系统的描述：“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即“老文革”——笔者注）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12月6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提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林彪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挺厉害，他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被动地、而应该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到社会。文化大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该去挡，而应该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车，而是要扩大。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对工业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认为，工矿企业要加强政治领导。”“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总理当时在说完‘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话之后，还对着一个领导干部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当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狱，死都不怕，现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肉，生点病，罢个官嘛！大家要从整体来考虑文化大革命。”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写道：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的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老红卫兵”召集十几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后的一天”，“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笔者注）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叶向真所在艺术学院的院长——笔者注）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3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12月初的一天中午，总理打电话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摔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 且说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写道：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2月1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有一万多名群众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大会。与会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暴行，群情激奋。 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非常气愤，她在发言时问： “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抄家的？” 这时下面就有人递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和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鑫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荣鑫、雍文涛站起来。 江青对“联动”、“西纠”的错误口号和行为进行了批评，她还生气地说： “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关于许明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样。这时, 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 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会后, 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 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 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説，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情。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震惊，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对许明为何自杀, 我想不应只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击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她的批评。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且说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评“联动”和“西纠”，她说： “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的主动的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关于这一段历史，《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发动的文革, 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于是，“首都三司”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找到在清华大学的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为了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就叫着他们的小名问道：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原来，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是刘少奇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 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我虽然结过6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的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的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 “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的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月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6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 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73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已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主席又说，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啊！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8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员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4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这正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关于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主席的生日谈话一直没有向外面作过正式的传达。所以许多人都是后来从《王力反思录》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谈话’的。关于主席的这次生日谈话，现在有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和我的5个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忆，因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兴讲的，我们都没有做现场记录。5个版本中王力写的最长、最多，关锋写的最短、最少。关锋的版本是阎长贵转述的。据我所知，关锋本人还有个整理稿，应该比阎长贵转述的更详细，现存于其后人处。我认为，在5个版本中与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讲话时间也就是几十分钟。主席谈话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中间春桥、文元、关锋和我还插过话，所以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谈话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评论，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话是他的发挥，并不是主席说的。例如他说毛主席说‘一切企图阻挡工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驳斥。’‘他同陶铸分岐的实质就是这个。’我不记得主席这样说过，到1966年12月底，主席还没有公开批评陶铸。再如不能乱抓人的一大段话，我记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谈这个问题。王力在回忆中，对主席那天并没讲过的话，说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当时讲过的话，他却略而不详，甚或说没有。他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没记得听他说过’。这不对，除他之外，关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听到主席讲过‘全面内战’的话。 而且我还记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时，王力也议论过这句话，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这话的含义，可这时候他却说他不记得了。” 且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12月30日晚，陶铸在接见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师生代表时，双方先是为这次双向活动是属于“接见”的性质，还是“回答问题”？是录音或是记录？以及让几个学生发言等枝节问题，争吵纠缠了很长时间。学生代表说是要陶铸回答问题，并要录音。陶铸却坚持说是接见，反对录音，可以做记录。在这个过程中，陶铸非常愤怒，对学生表示抗议。最后双方商定，学生先提问题，然后由陶铸答复。下面是一些学生和代表提出来的问题以及陶铸答复的原始记录。 同学提问：第一，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11月26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查。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3点指示。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第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第六是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第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 同学提问：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同学提问：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为什么中南局在12月份还在散发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用意何在？为什么中南局还有这么大的胆。（二）金明对中南局干部讲，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今天还说这样的话，让中南局干部与红卫兵隔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三）中南局王任重、雍文涛、张平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陶铸怎么看，根子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么几个月，为什么这么猖狂，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王任重在文化革命以前，特别在1961、1962年写的黑杂文，凡是在攻击三面红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要交出，文化革命中的黑指示要求陶铸同志责成中南局与湖北省委全部交出。（二）张体学是否篡改了3点指示，湖北省委的3点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陶铸同志在处理3点指示问题上那么不果断，不亲自主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至造成群众斗群众的现象，9月要求接见而未接见，10月份让余乃强与杜大公搞书面意见，与3点指示有原则出入，陶铸究竟站在那一边？（三）中南局为什么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指示，12月3日才向下面传达。 陶铸对上述问题答复说： 好！我们搞一个书面记录。合起来，现在我倒赞成录音，准确一些。（这时录音机坏了点）互相都是为解决问题的，我是支持你们的，不要误会，所有问题都能答复满意，也不一定，你们可以再提一些问题，我可以书面答复，或再开一次会，完全解决是困难，回答满意后你们可以早点回去搞革命。现在就提出的问题讲点个人看法。 （一）对王任重的看法：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看看。中央讨论，有这样一个初步看法。因为他现在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我只能认识到这里。（同学：中央文革副组长有没有撤？）还没撤，实际工作没让他，还挂个名，实际没有工作。同学们提出应罢官、打倒，罢官不仅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早就不是，罢官问题中央正在考虑，要主席和林彪同志最后决定。同志们今天的要求我可以反映，同志们要求打倒、罢官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最后会作出决定。文革小组副组长挂名，实际工作没让他做。关锋、戚本禹与湖北松涛等讲话，已讲王任重不做文革的实际工作，他的指示不能代替中央文革。那是11月讲的。王任重当文革副组长是中央提名，同意的，我一向对王任重印象很好，觉得这个人不错，比较信赖的，不是他自己要当的，也不是我提名的，因为我离开中南后，王任重代理第一书记。《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以前他那些反动文章，我未看，只看《羊城晚报》上登了前言性的东西，6月立即有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对他的笔记提出了批评。后来省委把这些人打成反党分子，这个人寄来材料我才知道，认为这是错误的，赶快要平反，于是就平反了。（同学：武大经济系杨家志同志被打成“反党”开除团籍）最近才知道，王任重的问题在这里，很多问题王任重都不向上反映，错误严重就在这里，同志们说：后台是谁，这我已看出，说后台就是我陶铸，陶铸是个大黑帮，要揪出来，还要我接见，我近70岁，形势看不出来吗？我认为这形势是不适当的，我讲，我不是王任重的后台老板，他是湖北省委的后台老板直接指挥湖北省委的。7月3日在东湖写给省委的那封信，7月19日到北京，他的信我未看到，中南局批准后我们看了提了意见，认为有问题，认为要反击5％学生右派，在新华社湖北动态我看。（同学：在中宣部看不到大字报，7月份中宣部要派工作队到……把7月3日黑信当作学习文件，陶铸是否知道）后来王任重那封信，作为报告给中央，中央把他改了，那时还是刘邓路线，什么“枪打出头鸟”“反击右派”都勾掉了的，发给各地参加文化革命的参考。中宣部是否印了这信，我不知道，如中宣部印了7月3日的信你们可以查。中南局批准时，我们提了不是人家是他的后台，他是湖北省委的后台，湖北很多宣传都是张体学直接与他联系的，王任重是湖北省委真正的后台，是否我怕负责任你们可以查。6月1日我来北京后，作为中央常委，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文办主任，忙得要死，中南的事不管，那时认为王任重是可以信赖，有能力，自己放心，他又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与中央文革很接近，我们只接触了三四次。武大保守派要刘×接见，我们不同意，后来马马虎虎弄走了，现在教育部要揪回来。保皇派我没有接见过一次，工作关系是有的，我是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决定由我、谭震林、刘宁一当中南、华东的联络员，他们发生问题来中央解决，由我们联络接见谈话，向中央反映。我与王任重的关系是相当紧的，我在中南局当了6年书记，他是第二书记，当然有关系。我在广东，他在武汉，在北京开会时在一起，武汉是9省中心，去得多，但从未在湖北省委直属机关作过一次报告，因为我信任他，认为他工作做得不错，你们可以调查，大概你们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呢？王任重是第二书记他管湖北，我何必多管，我主要管湖南、广西、广东多一些。他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我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央开会在一起，我不管他，他不管我。1958年他是3省协作区的组长，我是两省协作区组长，他管的范围比我大。再早我在部队工作，当过湖北军管会副主任，他是湖北省副省长，以后我到广西、广东去了。1959年以前我不认识他。 我要讲清楚，我对王任重很器重，很信赖，他讲话比我会讲，也很有条理，也有一定的政治工作能力，年青有为，是可以培养的干部，我走后中央决定提他为第一书记我也赞成，我对他是信赖的。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 如印刷40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3点指示作为9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5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后来他们来反映，觉得不对，为什么这样吹，不支持少数派，打击南下同学不对，要平反。当时整个中南我不管了，他不仅是中央文革副组长，是北京的顾问，是在清华、北大、清华附中和师大附中试点，实际上文革小组根本不知道。6年来，他当中南局第二书记，我对他是很信任和器重的，认为是好干部，我是支持他的。不是后台不后台，文化革命中，他做了很多坏事，我不知道，要刘仰桥去武汉休养，要张体学用家史诉苦，而且张体学还退出会场，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想的办法。说张体学贫下中农出身，在很多问题上，张是瞒着我们干的，那时，我不管中南局工作，他不与我联系，当然与我有点关系，我是常委书记，我认为他有北京经验指导中南工作，不是很好的吗？ （二）电报问题：电报发了一个他曾来了一个电话，讲了他瘦了多少公斤，肝很痛。中央是曾经同意他休养的。后来红卫兵要他交待问题，中南局发来电报，说他病得很厉害，是不是让他休养一段，病稍好以后再检查，也得到中央回电同意了。（同学插话：是不是刘邓那个中央同意）当时刘邓的问题已揭发，他们在中央已经不担负实际工作了，王任重的养病，没有经过刘、邓，有的大字报说这是我提出以后，刘少奇批准的，那完全不是事实，而是中南局提出，经中央同意这个电报由我批办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不存在责任问题和包庇问题。后来我发觉王任重的问题严重，责成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带了大字报和材料去海南，王任重看了心里很紧张，和我通了一次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要检查，问题是很严重的。他问是否马上回广州，半天时间作检查，半天休养。我把他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也同意了。我又给中南局打了电告，告诉他们，王任重要回来作检查。他们后来派了飞机，于12月21日把王任重接回广州，开始和湖北的革命同学见面，听取批判，25日，王任重和湖北革命同学一起回到武汉。我们说，你先回武汉，因为主要问题在武汉，武汉同学对你意见这么大，应回武汉受批判，中央同意。（同学：但现在还不老实）你们要批判他，他才老实。一个电报，一个电话。（同学：第一个电报是你批发的吗？）是办公厅起草，我批，你们可查一查。李一清给我打了电话，他一来我就批评了他。 同学：要王任重出来是你见李一清前，还是后打的电话？ 陶铸：见李一清前打的电话，中南局知道这事，我打电话让派飞机去接的。关于电报问题，你们要问也是可以，那里来电报，我们起草是很正常的，因那时还去革命嘛，要我起草，我也就那么讲，不存在责任问题，不存在包庇问题，电报是由我批发的。 （三）关于9月8日我同南下武汉进行革命串联同学的讲话：3点指示我不详细讲了，那9个同学是知道的，原来我把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估计高了。听了王任重的假报告，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以为在中南局几个省、市中，湖北搞得不错，但未发现有这么严重。我讲：第一，我觉得把湖北的文化革命吹得那么高，很不好，要湖北省委端正思想，对武汉地区文化革命作正确估计，看到存在的问题，不要背骄傲自满的包袱。第二，保护少数的问题，对前段有些学校把革命少数派打成“反革命”，要宣布平反。第三，对南下同学的态度是错误的，要撤销一些谩骂革命师生的传单。王树成的广播讲话也是错误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欢迎他们和外地去串联的学生。当然我也讲湖北省委跟着毛主席是跟得紧的，工作做得不错，但没有讲“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句话，问题在于张体学只传达了对他有利的东西。南下同学只传达前面3点是对的。 （四）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上次你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来了，要求罢二人的官。我当时讲，是否分两条走，在雷行和刘江峰两人中先罢掉一个，把两人拆散了就不能狼狈为奸了，留一个，看一看，如果真的改正错误也还可以。还谈到现在不能马上复刊不要紧，用《人民日报》代替。刚才你们讲雷行躲起来了，不积极筹备报纸复刊。如果他们不改正错误，就彻底改组。 （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你们第一先按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和中央后来发出的补充规定，把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全部交出，你们接过来开出清单，把他烧掉。（同学：我们是指王任重的黑杂文，黑指示等）我分两步讲，我在接见中南林学院和中山大学来北京的造反派同学时说过：如果在补充规定公布以前把5月16日以后的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确实烧掉了，而不是转移，那等于他已偷偷地改正了，允许他偷偷地改正嘛！我原则上目前赞成把《湖北通讯》交给同学们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应该这样处理。但是这不是一个地区一个人的问题，牵涉到全国的问题，原来的规定上也确实没有讲到党内文件，刊物和5月16日以前的材料，我可以负责反映，同学们的要求，请示中央决定。各地党委如对抗中央指示，你们可以彻底揭发批判。 （六）对中南局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8月26号以前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在武汉停4个小时，湖北省委提出派工作组到武大我是赞成的。当时我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估计是较好的：①工作组派得迟、撤得早，不像北京那么早。②压制群众不那么多。③工作组起了夺权作用。群众斗群众不那么厉害。后来湖南一中，来了好多人，8月25号开了中南地区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在会上我们讲了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怕字当头，特别对湖南，我批判得很厉害，我对湖南省委保市委、保工作组进行了批评，还指出可以大串连，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但没有认识到中南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只感到领导不放手。这说明我那时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9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9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中南局不仅搞得不好，完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严重恶果，我当然有责任，虽离开了中南，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对中南文化大革命我当然有责任，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未提到错误路线这一高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提到路线高度，但也没有完全改正。我在中南那么久，中南的问题与我有关。中南局的班子是我培养起来的，为什么没有好作风，问题这么严重未揭露出来，对中南地区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中南局一张大字报也没有，问题当然很大了。王任重在什么地方，中南局几个书记都不肯说，说不在广州可以，应该说在海南岛，本来你们可以不来北京，金明、陈郁他们又不打电话报告中央。李一清来，只说是王任重的问题，但未讲是要知道王任重在什么地方，几个书记都撤谎，那是错误的，这是严重的错误。还有同志们提出，金明的讲话我不清楚，如果这样那是很坏的，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材料，这完全是明目张胆地破坏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是极端错误的，我不清楚，你们彻底揭。 中南局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不知道。中南局写了一个检查，写得很坏，没有内容，不像检查，我打电话，指出这是政治错误，是谁讲印的，要彻底检查，要作深刻检查。为什么这时候还印谭力夫讲话，印湖北日报以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的社论小册子，这是严重错误。你们可责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印，不老实你们就批判他们。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同志们提出，为什么我管主编？因为报纸办得很坏，今年2月我管了一个月，组织了一些文章、社论，有些作用。 同学：中南局现在已同意复刊！ 陶铸：你们觉得复刊好还是不好？ 同学：现在不是复刊不复刊的问题，而是中南局在挑动群众斗群众！ 陶铸：这我看到一份电报才知道，要彻底揭，以后处理，群众斗群众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背主席指示。挑动是坚决不允许的，要彻底查办，究竟是谁搞的。 同学：你同不同意复刊？ 陶铸：我说最好不复刊，看以后怎么样，如改组得不好，就不办算了。 同学：要彻底改组！ 陶铸：我支持你们封：办得不好，何必办呢？放毒，又不支持文化大革命。 关于王任重给广西师范的电报：这份电报我是看过的，但记不清究竟是在发出以前还是发出以后看的，我再查一查。（注：经查明是王任重起草，送给我看过。同意发出的。我没有修改。）这封电报，是压制革命群众，给韦国清打保票。其中谈到“要警惕敌人挑拨离间，谨防扒手。”更是镇压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严重的错误。我同意了这份电报，我要负责。 （八）张体学在不在北京，我不知道，如在北京，你们带回去。你们查，如查出在北京，你们带回去。如在北京，应告诉中央。省委第一书记来北京，是擅自离职守，怕字当头。 （九）关于广州市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劝架队”“扫流寇”（同学：把广州造反的学生当流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我查一查关于“劝架队”,今天广州来电话，我才知道。马上打电话，中南局、省市委负全部责任。马上把群众斗群众制止下来。（同学：湖北省委组织了200多人的敢死队，都是高干子弟）我不知道。与西城纠察队一样的应解散，搞法西斯暴行决不允许，我查一查，严肃处理。（同学：我们缴获湖北省委的《情况简报》是第77期，专记少数派的情况是黑材料，我们要求把77期都缴出来给我们批判。）（同学：是省委驻京办事处搞的。）要交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王任重、雍文涛、金明、张平化的历史经过就是这样。王任重原来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我信任他，不是私人关系。金明原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财政部副部长，过二年调去中南局，如讲两句话（即“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结果。”“谁把中南局机关文革情况向红卫兵讲，谁就没有好下场。”）是非常错误的，你们彻底揭。张平化原来是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后调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调他到中宣部。后来，王延春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张平化自己要求回去请罪造反；中央同意他回去。雍文涛原来是中南局秘书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文办没人，华东调扬××，华北调刘××一个大区调一人，中南调张平化、雍文涛（文办副主任），文化革命中犯错误不少，以前认为不错。社会主义关有些人还过不了，这次要革自己的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相当多的人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同志们也许怀疑，王任重是你的第二书记吧，金明、雍文涛、张平化又送回去，你去干什么。讲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当时决定各大区抽一宣传部长，中南抽了两个，张平化已经回去了。在文化革命中能否成为革命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审查大批判，才能考验出来。 关于联络站问题，我赞成武汉少数派（革命造反派）搞少数几个人，也不见得每个学校每个红卫兵都要搞联络站。省办事处也被封掉了，原则上赞成全省整个少数派搞少数人搞联络有必要的，按中央规定办事。 王任重专案小组要中央派，你们可以从你们方面揭发，收集材料，这是可以的，不要中央批准，你们完全有权利搞，没有什么困难。红卫兵介绍信到处都可以去。（同学：要调查他的材料有困难，他是什么地方人？）河北定县，你们到孝感很近。原来在济南工作，谁不让去？经费问题不大，这要省委支持你们，革命造反派省委支持你们吗（答：不支持），我坚决支持你们造反派。（同学：中南局派飞机送4个保皇派到北京，要物质待遇）要他们表态，坚决支持你们革命。（同学：你对武汉12.23反革命游行有什么看法？）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 问题的关键是湖北省委、中南局、王任重，怀疑我是否包庇王任重，支持你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如中南局现在支持你们，那也就好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错误还是两条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很坏，两条路线问题，他不仅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不继续发展下去，改正错误，还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要改正错误，支持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你们还可以帮他们改正错误。并且要公开承认，彻底改正错误，支持你们革命，这个问题解决了，彻底批判错误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就大进一步。江苏几万保守派围攻省委，省委还是不动摇。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为不能来。绝对不能脚踏两只船，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中央也做工作，你们也做工作，坚决把湖北的错误路线批倒批臭！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 （同学：广州形势紧张，我们要求回广州） 陶铸：可以！我支持你们。 同学：我们来北京后，留下的人遭到围攻。 陶铸：要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就要垮台，你们去广州，我赞成，中南局为什么不可以炮轰（同学：用什么形式）打电话，或你们去，我叫他们来，如中央同意，有点决定作用。（同学：可要马上打，如打人问题）马上用中央名义发，昨天给安徽打电话。（同学：现在有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整群众）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来整革命派，要解散。群众中思想左一点右一点是允许的。我们告诉广州，要严肃处理。你们回去，在中南局不能马上决定的，报中央决定后再告诉你们。先把谈话要点整理出来同你们对照，看有变动没有？希望能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作用。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主席不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而且为即将来临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针。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理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我4个人，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我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祝酒辞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我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主席在审批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再作修改。说明主席也是同意我们所做的改动的。” 在元旦这一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驻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 后来，彭德怀在1973年4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4月26日做了切除手术，在1974年11月29日病逝，终年76岁。 且说在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原来，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的6冲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月2日，毛泽东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的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欲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是否准确，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关于毛泽东生日谈话部分有重大变动，其原因在于笔者此前只看到了《王力反思录》中的相关内容，别无选择。关锋在给戚本禹的信中说：“王力的两本厚书《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目前，《戚本禹回忆录》已经问世，张春桥等人的回忆材料也已公诸于世。相比较而言，这些材料是更可信的。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鹰，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这就是本章修改的依据。笔者以为，一个背叛了毛泽东的人，即使是当事人，他出书的目的及其所提供的材料都掺杂了一定的政治因素，这是后人不可不警惕的。所以，要写出一部信史，不但要仔细辨别所获取的材料的真伪，而对于材料提供者的人品之优劣，也是不可不加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