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 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 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话说1960年6月底，毛泽东让刘思齐带邵华一起去大连看望毛岸青，并捎去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邵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的接待她们。听说你同邵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邵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 本传前边已经叙述过，邵华于193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她是张文秋和革命烈士陈振亚的亲生女儿，与刘思齐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刘思齐和邵华长大后，经常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玩。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经常骑车到邵华家里玩。毛岸青心粗，鞋子坏了，袜子掉在鞋里也不在意，张文秋经常帮他整理整理，还经常帮他兄弟俩洗衣服，做好吃的给他们吃。毛岸青于1957年10月在苏联修完学业归国后，从北京去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在闲暇时与姐姐刘思齐一起到大连去看望毛岸青。1959年秋，邵华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不久，毛岸青开始与邵华通信，他们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邵华此次青岛之行，最终接受了毛岸青炽热的爱情。她回到北京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转学到大连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同时照顾毛岸青的生活。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1960年这一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主持下，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事，没想到自己在33年前的一句戏言，竟然又成就了一对小儿女的美满姻缘。他没有去参加儿子、儿媳的婚礼，只送给了邵华一块手表、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作为对他们新婚的贺礼。 后来，毛岸青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工作，担任俄文翻译。他先后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 1960年7月初，毛远新高中学习毕业了，由于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学校决定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远新回到家中，对伯父说明了此事，毛泽东摇摇头说： “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立即说： “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着说： “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后来不久，毛远新凭着自己的真实成绩，果真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再说7月2日，毛泽东到达天津。这天晚上，他在专列上听取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 7月3日，毛泽东由天津直达北戴河，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7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 7月8日，彭真向会议报告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和中苏两党分歧问题。 7月16日，赫鲁晓夫为压服中共中央，以苏联政府名义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7月18日，李富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国内经济问题作了报告。 毛泽东在插话中说：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7月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情况。 7月25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政府对7月16日的照会做出答复，又通知中国政府说：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1390人，撕毁343份专家合同书和257项科研合同书，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而且还逼着中国政府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使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所折算的13亿美元债务。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使中国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并没有屈服，他说：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 “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后来，苏联在1961年逼迫中国在原协议规定的期限之前，偿还债务，主要是抗美援朝时期13亿美元的军火债务。毛泽东说： “一个钱也不赖，欠多少还多少。” 他还深情地说： “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 7月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最突出的粮食问题。 7月28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粮食问题，讨论尖端技术问题。 7月30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政府撤回专家照会的答复稿。 7月31日，中国政府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中央工作会议。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由周恩来作了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的报告。 1960年8月1日，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开英同志： 久不见，甚以为念。你的情况好吗？有暇望告。 祝好！ 毛泽东 毛泽东又在信封上写道：交 杨开英同志 毛寄。就让工作人员发出了。 杨开英自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收到毛泽东写给她6封亲笔信和赠给她的数笔款项。毛泽东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感到非常感动，荣幸终生。1973年，杨开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宣武区医院去世，终年58岁。 8月10日，住在北戴河别墅里的胡志明主席因昨晚总想着中苏关系的问题，没有睡好，就起得很早，想和毛泽东谈谈。可他见毛泽东房间里静悄悄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独自一个人去海滨散步。 毛泽东也是一夜没有怎么睡，起床后想去看看胡志明，当他听工作人员说胡志明去海滨散步了，便也来到了海边，与胡志明聊了起来。他说： “苏联不喜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搞完整的全套。但什么都靠别人，有时靠不住。外国援助，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经济建设上不能强迫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 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他列举了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做法，批评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同时，他也表示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对待苏联。他还说： “我们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怕，天是不会掉下来的。” 毛泽东对胡志明这次来为中苏两国劝和，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他是和平的使者。胡志明表示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又说： “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不太了解西方同志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说得好，我们也要注意批评方式。” 胡志明见毛泽东同意自己的看法，就随手拿起一盒烟，举在眼前说： “以请人抽烟为例，把烟递过去请人家抽，人家乐意接受。如果往桌子上一扔，说：‘抽烟吧！’有人就不乐意了。其实还不是一样，但各人的习惯不同。西方人对后一种方式总会不乐意。批评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讲话的方式使人不乐意，效果就不好。”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要用科学的语言，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志明补充说： “加上同志性。” 这时，太阳已经跃出地平线，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夺目。毛泽东、胡志明脱去外衣，并肩走下海，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穿好衣服，与来到海滨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一同进餐，边吃边聊。胡志明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越南参加国庆纪念活动和越南党的代表大会，他还风趣的对毛泽东说： “明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债明年春天还。毛泽东同志也一定去，这笔债也要还。时间你自己定。” “你们那里冬天怎么样，最低气温几度？” 毛泽东问道。阮春水在旁边回答说： “12摄氏度。” 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冷。可以偷偷的去，游一下红河。” 胡志明笑着说： “不公开，不秘密，用你曾说过的方式，非正式访问。至于红河嘛，水可能太浑浊，不好游呀！这要到时再说。” 8月10日下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小时的讲话。这是他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上唯一的一次讲话。他在会议期间心情沉重，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我很忙，文件多，生活上请你们多照顾一下。 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说： “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说： “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说： “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说： “少看文件。” 邓小平说： “这样比较好。” 康生问： “《毛选》第4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说： “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说： “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是这样写的：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保粮，保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 我国的粮食生产，10年来一直是上升的。1958和1959两年的粮食产量，按最近核实的数字计算，增产的幅度也大大超过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1959年遭受到大面积的空前严重的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今年又有5、6亿亩农田连续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和风灾、涝灾等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在抗灾斗争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了灾害的损失，今年的夏季收成大体维持去年的水平，或者稍多于去年。事实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当前政治的和经济的形势是很好的。对于这个主要的方面认识不足，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粮食生产的指标偏高，估产不实；又由于粮食消费安排得不好，主要是用粮计划太高，管理不善，浪费不少，前松后紧，“前方吃了后方粮”；因而，1958和1959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而且，应该指出，今年的夏收已经到手，但是，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还没有过去，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很不好。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保证钢铁生产的同时，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粮食生产，并且做好粮食的征购调运工作，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发生严重的粮食问题，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计划的完成。为此，中央要求，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解决农业劳动力紧张的根本办法在于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应当加紧实行，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目前农业生产还几乎完全是手工劳动。由于两三年来抽调了相当大的一批劳动力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合同工，或者搞短途运输，一般是需要的，合理的，但是其中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又由于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战线拉的过长，占用的劳动力过多，社办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用人过多，又事事强调专业化，不按照农事忙闲灵活调配劳动力；财政贸易、生活服务、文教卫生和行政管理人员过多，脱产的青年少年学生增加过猛；再加上强弱劳动力的搭配使用又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结果，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质量也降低了。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中心关键。办法是：立即从县和人民公社着手，充分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实行精减，该停办的停办，该缓办的缓办，该减人的减人，该调换的调换（以女代男，以弱代强），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切实整顿县社工业、精减人员，一切县社工业都应当真正做到为农业生产服务。县社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除了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生产的以外，一般都必须同农业生产季节相结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这才是最合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县、社办的文工团和球队等等，脱产的一律停办，业余的在农忙季节也一律根据需要可停止活动，全力搞农业生产。县以上各级办的文工团也要大减，文艺会演在两三年内停止举行。农村学校应当放农忙假。农业中学不要发展过快。农村小学根据需要可采取二部制。能够参加辅助劳动的少年，在劳动力紧张的地区，应当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已达劳动年龄的超龄小学生都应当回到生产岗位，参加业余学习。同时，基本建设战线缩短了，合同工和临时工应该精减一批回农村生产，运输砖瓦沙石占用的劳动力、畜力和运输工具都应该大减，常年的基建队伍也要精减，坚决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去。在两三年内，各行各业都不允许在计划外到农村中私自招人，应当在技术革新和革命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解决增加生产和新建厂矿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并且节约出一部分劳动力派到农村中去。中央、省、专、县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必须大刀阔斧地精减。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严格控制。为了保证钢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应当首先从精减的职工中解决，不足之数，秋收以后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农村中临时调用一批。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除了为建立少数大豆、棉花和橡胶基地所必需的以外，一般暂停几年。总之，必须从城乡，从公社内外，尽可能地挤出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加强粮食生产，保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至少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0%以上。 二、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根本讲，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在同水旱灾害做斗争和增加农作物产量上，水利也确实起了巨大作用。这应该首先肯定。水利建设一定要搞，但是，一定要分期分批，讲究质量，讲究实效，并且要同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统一安排。去冬今春水利战线拉的过长，300个大型工程同时上马，材料分散使用，人力物力都来不及，许多工程搞了一半，有的主体工程完工了，不配套，不能发挥灌溉效益；还有少数工程因急于抢修，质量不好，被洪水冲垮了。这种做法并不是多快好省。而且，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7000万人，既增加了粮食消费，又影响了冬季积肥和田间管理，甚至到农忙季节，有些水利工地上的民工还下不来，影响了春耕播种，影响了当前的粮食生产。基本建设必须同当前生产统一安排。这一点，在农业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饭是天天要吃的，绝不能单纯强调水利等基本建设，而削弱当前的粮食生产。因此，中央决定，在今冬明春的100天中，调离本包产单位、不在本食堂吃饭的参加水利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的民工，全国总计不许超过1000万人，只搞续建工程和配套工程，新建项目一概不上马。而且，续建和配套工程也要先后排队，能够早发挥效益的尽先施工，不能一齐都上。不脱离本食堂和本包产单位的施工力量，也要适当控制。公路、航道、土铁路等等基本建设，都必须按照同样的精神坚决压缩，在今冬明春的100天中，上工人数最多不准超过300万人，工程项目也要按轻重缓急排队，不能齐头并进。非生产性的农村基本建设，一律坚决停止。 三、鼓足干劲，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现在正是大秋作物的盛长期，田间管理的好坏对秋季收成影响甚大。锄草、除虫和追肥，是当务之急，必须集中力量抓紧进行。草荒现象必须消灭。大力开展夏季积肥运动，保证秋收作物的追肥，准备秋冬播种的基肥。商业部门应该协同工业和外贸部门把计划供应的化肥尽快地调拨下去。局部地区的旱灾还没有解除，另一部分地区又遭到涝灾和台风的袭击，必须继续发扬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保证秋收。无论在遭灾地区和丰收地区，都要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抢种荞麦等晚庄稼和秋粮，尽可能地减轻和弥补灾害的损失。 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进行秋收、秋耕和秋冬播种的准备工作，广泛动员群众，认真讨论三秋工作的安排，按生产队按地块落实。安排好劳动力，准备好工具，保证精收细打，颗粒还家。还要准备好秋冬播种的种子和基肥，真正做到随收、随耕、随种，不违农时。必须估计到，今年秋收以后，将不得不抽调一批劳动力突击运粮，所以，更要及早做好三秋的准备工作，统一安排好三秋和运粮的劳动力，保证做到两不误。秋冬两季，各地就地开荒必须积极进行。基本建设多占地、早占地、占好地的现象必须制止。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保证明年春播用地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扩大秋冬播种，多种一季。必须认识，就明年来说，小春和夏粮的丰收，对于缩短青黄不接的时间，渡过粮食困难，关系特别紧要，所以，今年秋冬播种，特别是冬麦和夏收杂粮必须多种，种好，种得适时。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同时并举。 四、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棉花、油料、烟、麻、糖等主要作物的集中产区，必须尽力增加这些作物的产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必须坚持。农业的“十二个字”要统一安排。林牧副渔也要发展。当前正是种植饲料和采集野生饲料的大好季节，一定要抓紧时机，大搞饲料，储藏青饲料，发展畜牧业，发展猪、羊和大家畜，特别是养猪积肥运动必须继续坚持下去。积极多种瓜菜，搞好副食品生产。还要做好准备，开展一个比去年规模更大的“小秋收”运动。农产品加工和其他副业生产，今年冬季应当比往年搞得更多更好。这既有利于稳定市场，安排城乡人民生活，也可以增加公社的收入和社员的收入。增加社员收入，也就更有利于把农村劳动力稳定在农业生产上。 五、保证粮食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思想应当成为全体干部全党全民一致的认识，并且真正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国家计划指定用于农业的钢材，应当由农业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掌握，不许挪用。尽可能地迅速提高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小合成氨厂的设备制造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制造农药和生物药品的重要原料也要列入国家计划，按计划生产，保证供应。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基础上，按照自党自愿和不降低待遇的原则，动员一批技术工人下乡，把农机具的修配两迅速地建立起来，帮助农业技术改造，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当在市委的统一安排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支援农业，为农业、为粮食生产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的安排上，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妨害粮食生产的事，都必须禁止。 六、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安排粮食，必须从6亿几千万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口粮标准必须从低，其他消费标准也必须从低。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只有如此，才能既保证吃好用好，又节约粮食，留有余地。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任务必须坚决完成，城乡粮食销量必须严格控制。有调出粮食任务的省区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种子、口粮和饲料等留粮也必须落实，保证按低标准留够。国家、集体和个人，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3者的需要都必须落实。 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应当由基本核算单位统收统支，统一管理，全面管好。积极办好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公社和生产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增产节约的粮食，也归社队储备，鼓励社队增产节约，储粮备荒。丰收地区，更要反对浪费粮食，努力增加粮食储备。食堂必须有自己的菜地，保证一年四季都有菜吃。食堂必须养猪，每10人最少养一头。 城市人民生活也必须妥善安排。今明两年城市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因此，除了必须向城市人民进行充分的解释以外，各城市党委还必须注意加强各伙食单位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尽可能地节约用粮用布，并且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地解决一些副食品的困难。大的厂矿、机关、学校，应该有一个副职人员或者党委负责人管理生活。城市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社办福利事业，要分期分批地逐步发展，不要一下子发展过多，以免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 七、认真抓紧粮食调运工作，保证城市工矿区和必需出口的粮食按时供应。要把运粮放在运输的第一位，决不允许发生粮食脱销现象。必须努力做到，大中城市经常保持3个月，至少1个月的粮食周转库存。要求在征购粮食的同时，有计划地把准备外调的粮食集运到交通沿线。在今年秋收以后，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短途运粮运动，事先安排好人力、畜力和运输工具，到时候突击运输，保证粮食调运任务的及时完成。粮食部门要事先安排好粮食调运计划，并且对于粮食外调任务大而运输工具又很困难的地区，在运输工具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援。 八、要保证搞好粮食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还必须坚决肃清官僚主义，首先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农村中的“五多”，主要是从上面来的。表报已经成灾，有的公社甚至要用几十个人专填表报。开得好的现场会议本是一种好的领导方式，开得过多，则势必流于形式。有许多现场会议无准备，无领导，到会人数过多，大吃大喝，欢迎欢送，变成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的典型，必须坚决纠正。不深入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徒尚空谈的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必须完成。三反运动不能占农作时间，应放在农闲时间去做。各级领导机关和农业部门，都要紧紧抓住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重点产区，首先是粮食的重点产区，了解它的情况，帮助它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各级干部都必须到第一线去，深入田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对于生产领导的好坏，第一是不妨害下面，尽量不占用农作时间和睡眠时间；第二是帮下面的忙，要帮得好，帮得是“火候”，帮在“刀口上”，就是说，及时地帮助下面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就是好的领导。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加强队为基础的3级所有制，至少在5年内不要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加强公社的经营管理，认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把劳动力组织好，使用好，做好秋收分配，继续肃清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把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保证农业生产，首先保证粮食生产。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既要尽最大的努力增产粮食，又要切实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用钱，储蓄起来，应该成为社会的风尚和美德。一定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保证粮食不脱销，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并且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出现粮食严重紧张的局面。中央尖锐地指出当前粮食困难的严重性，同时指出这种困难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大好形势对于搞好农业生产是十分有益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不向困难低头，不松劲泄气，继续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更多地增产粮食，把人民生活安排得更好，更有力地支援工业，更好更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证国民经济更好更全面地继续跃进。 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 8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目前摆在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立即在全国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李富春同志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意见和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1960年第3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意见，各级党委应该立即根据这两个文件迅速地切实地布置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动群众，使所有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部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事业都在继续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很多。钢、粮、煤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都完成了全年生产指标40%以上。在农业战线上，虽然在去年的特大灾害之后，今年又遭了严重的旱灾和部分地区的水灾，但是由于全体农民的艰巨努力和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仍然取得了抗旱抢种的巨大胜利，并且使夏季作物保持或者略为超过去年的产量。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日益显出它的优越性。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正在稳步发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增产原料、材料和燃料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它们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在我们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遇到了一些困难。今年第2季度，在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11种甚至低于第1季度的水平。造成工业生产有某些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在今年第1季度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的情况下，产生了盲目乐观和松劲情绪；另一方面是由于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和一部分的工业力量，投入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影响了一部分小土群、小洋群的工业生产。由于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放松了生产管理工作，一部分生铁、转炉钢、煤炭等产品的质量，也有所下降；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不断发生。在基本建设方面，由于不少地方、部门违背了中央多次强调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把战线拉得过长，人为地造成了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的紧张。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还没有在各个部门全面地认真贯彻，而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又占用劳动力过多，以致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因此，完成今年农业生产的任务，还是极为艰巨的。如果今后水旱灾情继续扩大，而我们的工作又没有充分抓紧，农业收成甚至还有比去年减少的可能。此外，在连续取得两年大跃进的胜利之后，我们一部分干部中滋长了一种盲目乐观、不重视具体困难、不深入下层研究具体措施、不及时抓紧和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不良风气，滋长了一种追求形式、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一部分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也有所增长。以上这些困难和缺点，虽然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但是，如果不认真努力加以克服，今年粮钢生产指标和其它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就有完不成的危险。 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的增产问题。目前粮钢的供求之间的矛盾是很紧张的。在连续两年的大跃进中，粮食的产量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凡是能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紧张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建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一般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工业用粮增加，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农业基本建设队伍用粮增加，种籽、饲料等也增加很多；特别是全民用粮计划定得太高，加以管理不善，前松后紧，浪费不少；因此，粮食供应仍然十分紧张。两年来钢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半以上，但是，由于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钢是工业的“粮食”，也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本建设的主要“粮食”。因此，必须首先调动一切力量和积极因素，保证粮钢的增产，并且厉行节约。这是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 当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就是要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动手，全面安排，立即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地鼓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反对盲目乐观和右倾松劲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踏踏实实地、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粮、钢和其它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而奋斗。” 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从苏联返回北京的胡志明，听取他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介绍。胡志明还情真意切的表示，希望中苏两党尽快举行会谈，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挽救面临危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胡志明的真诚深深感动了毛泽东，他紧紧拉着胡志明的手说： “谢谢胡志明同志，为团结奔走万里。感谢你！” 8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国家建委党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各大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党组提出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批准1960年下半年基本建设安排方案。 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刻不容缓。根据今年下半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方案，应当停建和推迟的项目，必须坚决停建和推迟；继续施工的项目，也应当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分批分期打歼灭战。这次计划调整后，非经中央批准，不得再增加项目。 中央已有过多次指示，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就不能够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今年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得还是过大，战线拉得很长，不能保证重点，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后来，直到今天还有些同志似乎还没有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考虑需要时多，考虑可能时少；考虑加工工业方面多，考虑原材料工业方面少。或者急于全面铺开，齐头并进，或者贪大贪新。总之，很多问题缺乏从全面考虑和从全局考虑。因此，中央再一次提出，必须下决心缩短今年的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特别是注意保粮、保钢和保国防尖端项目。各部门、各地区必须把中央的这些指示，立即传达到各基层单位，务必使所有的干部特别是基本建设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牢牢地记住中央的这些指示，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 中 央 8月24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说：苏联在华专家全部撤离回国。毛泽东大手一挥，大声说： “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8月30日，毛泽东嘱咐办公厅秘书室给吴启瑞写一封回信。 此前在7月19日，吴启瑞写信给毛泽东，寄来了她全家的合影照。信中还说她在无锡很难买到《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让秘书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样书和5张在上海拍的照片一并寄给吴启瑞。秘书在给吴启瑞的信中写道： 吴启瑞同志： 你寄给毛主席的信和照片，我们已送主席看过。主席送你一部《毛泽东选集》和5张照片，我们已另交邮局寄去，请查收。此复。即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0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报告中提出的今后纺织工业发展的方针，即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同时并举、家生纤维与野杂纤维同时并举、专业生产与多种经营同时并举、原材料的开源与节流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这个方针，就可以大大增加纺织工业原料的来源，加速纺织工业的发展。 今年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已经经过调整，该停办的项目应该坚决停下来，把腾出的资金和材料，用于增添改进产品质量的设备和发展人造纤维。人造纤维所需的原料材料，国家经委应该进一步安排落实，按时拨给。对大量利用棉秆纤维急需解决的棉秆剥皮机，各地应该抓紧时机，迅速赶制，所需钢材应优先调拨，生铁、焦炭等由地方根据中央计划，统一给予安排。为了适应今后国家少出口棉花、多出口纺织品，多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的需要，纺织部门应当迅速改装和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 今后，在安排纺织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组织生产和保证市场供应。 中 央 9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吴启瑞，他写道： 启瑞同志： 7月19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已寄出了，收到时请告。祝你健康！ 毛泽东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对苏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正值此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的报告。全体党员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的安排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开始研读这部伟大的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9月9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答复书》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吴冷西谈话，《答复书》最后定稿。 这一天，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把《答复书》交给了他。《答复书》一方面对苏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达到团结的5项建议。 邓小平还通知契尔沃尔科，中共中央参加由胡志明提议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将于9月15日动身去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9月13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林彪的意见，主要议题是研究军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林彪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峰。”“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 他还强调说： “思想工作，主要是抓活的思想。” 林彪在讲话中又提了4个第一的口号，他说：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工作第一。” 后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在全军倡导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他说： “军队同志，要特别注意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掌握毛泽东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观点，不能光学‘老三篇’。” 贺龙的提法和这些讲话，引起了林彪的严重不满。 9月17日至22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共举行5次，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 9月28日，中国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一天，缅甸总理吴努和参谋长吴奈温将军率领由370人组成的友好使团来华访问。 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国家计委党组首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上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29日来华访问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代表团。他在会谈中说： “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法国不承认我们，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支持你们，为什么不同你们往来。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另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远道而来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参加首都人民欢度国庆的活动。 1960年10月1日上午，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诞生11周年。 毛泽东和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缅甸总理吴努和吴奈温将军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也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斯诺是在1942年2月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触怒了蒋介石，被迫离开了生活13年的中国。1942年，他又两度来到中国，但未能见到毛泽东。在50年代末，斯诺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访华。在中美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请廖承志通过群众团体，以艾黎的名义邀请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后来，已经移居瑞士的斯诺在1960年6月间获得了访华的签证。6月28日，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国访问，首先到了北京。中国发生的一切他都很感兴趣，先后在北京、包头、上海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还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且说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重逢时，他紧紧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说： “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 斯诺说： “21年了。” 他们一边交谈着，一边观看着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欢庆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庆祝活动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斯诺过一段时间到中南海他的家里做客。 下午，周恩来和吴努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10月2日，首都各界10万人民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争端的良好范例。” 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成立于9月间，详情见后——笔者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给所属大中企业党委，组织干部认真阅读和研究。 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执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地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最近时期，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按照中央的指示，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已经和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就是这种经验总结的一个好的典型，特别是他们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面的新经验，很值得各地重视。希望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并参照他们的经验和作法，结合当前企业的中心工作（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和增产节约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总结自己的经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 在总结经验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是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必须坚决执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使集中和民主正确地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偏废。目前有些企业在正确地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强调发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经验的时候，对于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和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注意不够，因而出现质量下降，事故增多，管理工作相当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有些企业在注意抓质量，抓安全，整顿规章制度的时候，又出现简单恢复旧章，片面强调专业管理和行政命令，而忽视依靠群众和发扬群众参加管理经验的重大意义。各地必须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研究具体措施，改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克服或多或少存在的各种倾向。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有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肃清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各地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中 央 10月5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同志： 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4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2本，1本给你，另1本交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艰苦朴素”。 10月10日，毛泽东看到湖北和福建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他写道： “湖北涌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亲自见见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开始在家自学，准备继续考大学。1958年，她因受到大跃进运动的感染，放弃了高考，不顾家人的反对，到北京化工厂当了一名徒工，这一干就是两年。1960年7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到她的经历后，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文。文章写好后，她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便在8月1日给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叶伯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去当通讯员。早几天，他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关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为社里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当过徒工的，对徒工生活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帮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时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有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两个多月了，既没有消息，文章也没有寄回来。现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天下午3时许，王海容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页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给叶子龙的稿子，忙叫了一声： “主席公公！” 毛泽东见王海容来了，招呼她坐下来，将手中的稿子递给她，顺手拿起了一支香烟。王海容忙起身为他点着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页一页的翻起稿子来。在稿子的第1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不仅为她拟了标题，还给她起了一个笔名，那两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几段文字完全是毛泽东重新改写的：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11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做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泽东又和她谈到了工厂，谈到了学校，谈到了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下午5点多钟，当王海容辞别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时，大街上已经是华灯初放，她的心情显得格外清朗和舒畅。 后来，王海容的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发表时，编者们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将毛泽东修改的几段话引出来，作为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10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关于战犯第2批特赦和减刑名单的报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5批战犯。这是后话。 且说10月22日，斯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菊香书屋作客。毛泽东一见他的面就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诺高兴地说： “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却故意说： “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 斯诺强调说： “从那时以来，你的窑洞稍微扩大了一些。”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说： “这次你去延安，看了当时我住的窑洞。听说是扩大了。” 斯诺说： “我是指的全中国。” “那是要比窑洞大多了，情况好了一些。现在是要把中国搞得进步一点才好。”毛泽东微笑着说。他吸了一口烟，又关切的问道：“你的女儿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给过我她的照片。” “她今年9岁了。” “怎么才9岁？”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了婚，西安是我第二个妻子的孩子。” “我收到你的一次还是两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我在1950年写过一封信，那是通过陈翰笙转交的，我想到中国来，想写主席的传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打算。”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记起来了。那时时机不好，正当抗美援朝的时候。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的事不是还没有解决吗？大概要过一时期才能达成协议”“我希望有一天会达成协议的。” “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在保安的时候，你曾告诉我说渴望到美国一游，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现在还有这个兴趣吗？” 斯诺转换个话题问道。毛泽东转对坐在一旁的国家卫生部顾问马海德诙谐地说： “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67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97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接着，他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个微妙的政治信息，他对斯诺说： “我很想到美国旅游，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去游泳。” 斯诺说： “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97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泽东说： “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 接下来，毛泽东向斯诺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变化，谈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还谈到了中苏关系以及目前国家面临的困难。斯诺说： “10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40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了。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 毛泽东说： “中国有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变化在革命方面，在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所以只能说有变化，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再加上过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他还说： “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当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护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 后来在11月15日，斯诺带着丰硕的成果离开了中国。1962年他出版了《大洋彼岸》一书，以后曾被翻译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在这本书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美、苏、日等国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再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4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纷纷对他进行批评，指责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0月26日，有关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他的心在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工作人员都扭过脸去，偷偷擦眼泪。毛泽东看看大家，声音哽咽着说： “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 卫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见大家面有难色，就解释说： “人家逼债，我们少吃一点肉，争取3年内把债还清。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 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向工作人员郑重宣布了2条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艰苦奋斗。他说： “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大家都说：愿意。毛泽东严肃地说： “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蛋，用猪肉和鸡蛋出口换机器。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毛泽东给自己的饮食做出了新规定： “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护士长吴旭君劝毛泽东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毛泽东说： “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吴旭君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只好每天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增大素菜的量。毛泽东还是不让，每顿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原来用大米、小米合做的“二米饭”。 有一次，毛泽东带机要秘书罗光禄等人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他叫工作人员同他一块儿吃中饭。毛泽东发现餐桌上有一盘肉，立即叫来管理员问道： “大家都没有吃肉，为什么给我们搞肉吃？” 管理员解释说： “前天招待外宾宴会，按规定准备两桌菜，因为临时人数有变动，省下一桌菜，剩下2斤肉，才让主席和同志们打打牙祭。” 毛泽东听说大家都分吃了一点，就没有话说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泽东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不得不嘱咐厨师添了一盘红烧肉。毛泽东要高智陪客，高智给客人们夹了红烧肉，给毛泽东也夹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高智又夹了红烧肉给客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吃红烧肉了，于是又给毛泽东夹了一块，谁知毛泽东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吓得高智再也不敢给他夹肉了。 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讷每月口粮只有27斤，根本不够吃。在一个周末，江青塞给女儿一包奶粉，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是下不为例，以后不许再往学校带东西。据卫士尹荆山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讷，见李讷脸色不大好，就问她说： “是不是生病了？” 李讷不好意思的小声说： “尹叔叔，我饿得难受……” 尹荆山听了很难过，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银桥作了汇报。李银桥想办法搞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讷送去了。李讷接过饼干，看看四周没人，抓起两片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的将包包好，藏了起来。 毛泽东知道李银桥去看了李讷，就把他叫进屋里，盯着他问道： “去看李讷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你给她送什么了？” 李银桥不好隐瞒，只得照实说了。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 “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李银桥小声辩解着。毛泽东把桌子一拍，高声说： “我的孩子就不许送！” 李讷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这是为了能让她有机会和爸爸妈妈见见面，也是借机为她改善一下生活。大师傅每到做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一点的菜，让她稍稍解解馋。自从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人实行三不政策后，李讷周末回家，大师傅照例加两个菜，可质量却明显的下降了，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了，那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许多。餐桌上甚至连毛泽东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 在李银桥送饼干不久的一个星期六，尹荆山利用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说： “主席，李讷回来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微笑着说： “嗯，那好，那好。” 尹荆山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稍一犹豫，小声说： “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这一顿晚餐，炊事员搞了4菜1汤，还有辣子、酱豆腐等4个小碟，他还得意地说： “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时，李讷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和爸爸谈话，她说： “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哩。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 毛泽东轻声说道： “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他还开玩笑说： “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说罢，就拉着女儿来到饭桌旁。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说： “嗯，今天一起吃饭。” 李讷刚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嗅了嗅，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做成的，她深深的吸吮着香气，说： “啊！真香啊！” 她望着父母粲然一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江青望望女儿，又望望毛泽东，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毛泽东望着女儿，说： “吃吧，快吃吧。” 李讷往嘴里扒饭，饭太烫，她嘴里含着饭，咝咝的向外吹热气，吹了几下就咽下去，烫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 毛泽东轻轻的笑着，笑得很不自然。李讷瞟了一眼旁边的卫士，腼腆地说： “在学校里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 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很低，脸上已经变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的往女儿碗里夹菜。她那白皙的脸色已经有些苍白了，目光直直的望着女儿吃饭。李讷在父母面前从不拘束，也无须保持形象，她狼吞虎咽的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扫过桌面，看看饭菜还剩多少。卫士们看着看着眼睛酸了，喉咙也堵塞了。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啊！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开始还陪着女儿慢慢的吃着，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渐渐的，他不说话了，终于停下了筷子，怔怔的望着女儿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 李讷的嘴终于离开饭碗，诧异地问。毛泽东说： “哦，人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青年人。” 他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着身子看报。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泽东，把剩的半碗米饭倒进李讷的碗里，瞟一眼毛泽东，起身离开了。卫士们看到她眼眶里已经溢满了泪水。 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了一块番薯……” 毛泽东还没讲完，李讷的心思只在吃饭上，也没注意父亲讲话，就说： “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完。”毛泽东好像不敢看女儿，用左手在桌子上点了点，说：“‘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李讷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在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的夹起，朝嘴里送。她说： “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哩，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吃3个。” 她比划了小碗口那么大。毛泽东没有看，还是盯着报纸看。 “今天的饭菜真香啊，可惜……”李讷望望盘子，又望望尹荆山，说：“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转过脸去，泪水夺眶而出，朝着厨房跑去。 “唉，李讷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员嘴里念叨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馍头。尹荆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讷。 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的看看爸爸，掰一块馍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瓶，将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了让她喝。毛泽东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的响了两声，站起身，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他站在院子里凝视着那7棵古老的柏树，久久一动不动。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卧室，估计她是为李讷的事而来的。尹荆山忙退出来，在外面侍立。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尹荆山想了想，便进去替毛泽东倒茶，借机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他断然地说：“和全国人民比起来，她还算是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毛泽东深深的叹了口气，不无忧伤的说道：“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正是：国家有难，人民苦情，领袖律己与民同。 不忍见饿儿竟有这般吃相，卫士落泪，父母动容。 谁个不怜膝前女，只缘我是毛泽东！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大师傅想办法弄来了一条鱼，可是这条鱼看样子只有半尺来长，身子又扁又平。他还特意说了一句： “主席好长时间没有吃鱼了。” 一家几个人都不动筷子，想把鱼留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奇怪的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 “吃呀，吃鱼啊！” 他见几个人还是不动筷子，便把筷子伸向放着鱼的盘子，招呼道： “吃，我来带个头。” 李敏、李讷、毛远新只好慢慢的吃了起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后来，李讷因为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毛泽东说： “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也还算不错了。当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有人就沮丧，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年轻人，嘴上还没有毛哩，我比你们的年纪大。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难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想？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不久，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体重已经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说1960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毛泽东审阅修改完了《紧急指示信》，他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变”的“5年”改为“7年”，并加了一句：“在1967年我国第3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1年以前，坚决不变”；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的“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将原稿中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将原稿中“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在原稿中“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在现阶段”之后，加上了“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一句。 毛泽东将修改稿立即退还给周恩来，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定稿。”“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这12条指示是： 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0、有领导有计划的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他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11月5日，在聂荣臻指导下，以张爱萍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酒泉发射场成功的组织了中国自己制造、使用新的推进剂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1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并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委员会，对苏共的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为代表团做好理论上准备工作。 后来在11月10日至12月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开有81个国家兄弟党参加的会议，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苏共中央利用这次会议，公布了一份长达60000多字的信件，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暴露出苏共中央要控制一切、指挥一切的态度和目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错误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苏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批评。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所缓和。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批评不得、一切由苏共说了算的局面。 再说11月15日晨，毛泽东看了关于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他写道：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5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5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尔后，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3级下决心（坚决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12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毛泽东在指示中所说的“12月上旬或中旬”的会议，就是后来在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8日，毛泽东同时会见了古巴、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厄瓜多尔和日本等国的新闻界朋友。 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转发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很及时很正确的，要求各级党委也像辽宁一样切实安排市场，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中央提请你们注意，辽宁省委所提出的问题，各地都有，带有普遍性。农业受灾减产固然是生活用品缺乏的重要原因，但是许多同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日用必需品，例如，食盐、煤炭、火柴、灯泡、糊窗纸、缝衣针、炉筒子、眼药水以及锅，碗、盆、筷等等发生脱销现象；修理、缝补、理发、洗澡等服务行业也发生排队现象，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 我们党是一贯关心群众生活的。近3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在不断跃进的形势下，稳定国内市场，安排好6亿5千万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央在1958年提出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群众的干劲越大就越要关心群众生活等一系列明确的口号。必须指出，能不能保证国内市场的继续稳定，能不能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性条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切实安排一次市场上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上一定要把生活必需品安排上去，保证必要的燃料、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绝对不要把生活必需品挤掉，在服务业方面，一定要调整充实并且适当发展，便利人民，不要有丝毫忽视。在商业部门应当注意商品的清查和调整。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生产需要，又要考虑生活需要，不得偏废。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快好省执行党的路线和高举三面红脚的问题。中央相信，只要各纵党委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快下决心，断然处理，市场供应情况一定能够扭转过来。你们打算怎么办？请速报中央。 中 央 11月28日，毛泽东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为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抄录如次：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做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道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太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候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3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的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这一天，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文《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后，立即要求《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回信，信中写道： 看到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详细解释这6条结论呢？对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 信末原署“毛泽东 1960年11月28日”。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自11月21日出现钢、铁、煤及运输生产逐日下降的情况，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如果完不成生产任务，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号召下，这一年的钢产量到年底最终达到了1866万吨。 12月17日，毛泽东要学习英语，他给秘书林克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2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毛泽东 1960年年底，一部分省份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已经让毛泽东寝食难安了，可就在此时，他身边也发生了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事儿，菊香书屋里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整风活动，由此，引起了后来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重大变化。 这次小整风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据高智说，他知道的几件事有： 一名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书房打扫卫生时，他看见书架上有那么多的书，没有给毛泽东打招呼，就拿了1本回去看。毛泽东一生极珍视书籍，在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唯有书籍舍不得丢。这一次，他发现少了书，非常生气，就对这位工作人员发脾气说： “不懂规矩！” 他又交代汪东兴说： “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于是，这位工作人员被送到农场劳动去了。后来，毛泽东问起对这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情况，当他得知被送到了农场劳动，很不满意，就说： “他还是个娃娃么，怎么能这样搞呢？”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这位工作人员又被送到了空军，不久入了党，成为了一名部队干部。 还有一件事，叶子龙的老战友请他吃饭，他就常常带上高智等一些人去一道吃。这些事就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人际关系。 鉴于这些情况，毛泽东找来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谈话说，他发现身边有老鼠，要求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清除老鼠，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于是，汪东兴就立即召开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开展了小整风活动。 在一次会议上，汪东兴指责一些人说： “你们到了外地，到处要东西，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 他又转向高智说： “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高智见汪东兴点到了他的名字，就把事情的原委叙述了一遍。 原来，高智在上半年跟随毛泽东到武汉，听张管理员说厨房的肥皂不够用，就问武汉的负责人，能不能买一点肥皂？那时候供应非常紧张，武汉的负责人听高智这样说，就非常支持。张管理员从他们那里买来了肥皂后，对高智说，别的同志都买了，你不买点？于是，高智也就买了1条。 高智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检讨说： “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汪东兴依然不依不饶，他要高智提到高度上来认识错误。高智说，我再也提不到什么高度了。汪东兴就狠狠的批了高智一顿。 汪东兴和高智的矛盾，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原来，高智有一次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汪东兴来了，他说要看看毛泽东的文件，高智一口拒绝了。高智心里说： “主席早有交代，这些文件连江青都不许看，主席批给她的文件她才敢看，不是批给她的她就不敢看。你是警卫局负责人，你怎么能随便看？” 可他嘴上却说： “杨尚昆主任和叶子龙主任没有交代，我不能给你看。你要看，得有他们的批准。” 汪东兴闻言，一脸愠色，扭头就走了。此后，他俩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高智一忍再忍。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就站起来指着汪东兴说： “1条肥皂，我提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还有菜子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1斤菜子油，你这是啥意思？” 汪东兴见高智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儿，恼羞成怒，就指责高智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高智也是又急又气，他大声说： “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这是胡说！” 两人争论的这件事起因是，有人起草了一个如何做好毛泽东的秘书、安全保卫工作的文件，征求高智的意见时，高智提出，可以把顺序改改，安全保卫一条放在最后。 汪东兴见高智不认账，就质问他说： “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在最后，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高智也不示弱，他说： “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小整风中，像这样的争论尽管不少，但是争论归争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小整风之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谈出来的问题，经统计之后，从他自己的稿费中拿出近万（一说2万余元）元，派专人下去，从天津开始，然后是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一退赔并道了歉。 欲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有什么变动，待以后详述。 东方翁曰：1960年正是3年自然灾荒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数月不吃肉，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着实感人。他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对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最心爱的小女儿李讷也严格要求，从不给予任何的特殊照顾。本章所叙述的李讷周末回家吃饭一节，我是边写边流泪，改一次哭一次，以至于泣不成声。由此联想到所谓盛世里的那些权贵们，据说也是很体恤老百姓，并时时体察民情与民同甘苦的。但是在这个“和谐”盛世里，老百姓的儿女交不起学费，毕业即失业，而他们的儿女，又有几个不送到昔日最强大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如今据说是“同舟共济”的“伙伴”那里去“深造”去镀金呢？人们常说两个社会两重天，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