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 具体的历史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 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 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话说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魏巍撰写的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当即批示道：“印发全军！” 4月11日这一天，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1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李人林率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9兵团——笔者注）。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19日，毛泽东在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一份联名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济南反革命刺杀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汲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此后，这个批示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往全国。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歼敌78000余人。由于志愿军坚持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的运用坚守防御、战术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方略，把运动战和阵地战紧密结合起来，不是死守阵地、单纯防御，因而保持了主动，完成了防御任务，成功的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第5次战役。志愿军投入了15个军约100万的兵力。 此时，“联合国军”投入战场的兵力亦有百万左右。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到京。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4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侨乡鹤山视察土改，他以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4月14日，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报告土改情况，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并将农民献给毛泽东的礼物一并委托致公党的黄鼎臣带往北京。 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报告和礼物，立即复信给司徒美堂，他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后来，这封复信由粤中报制版刊出，侨乡农民也十分高兴。 4月28日晚，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他们是：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全权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全权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全权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恩来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底，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1951年5月1日，西藏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五一”节庆祝活动。 上午10时，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班禅及其他和谈代表们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的引导下，西藏代表向毛泽东呈上了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代表们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毛泽东亲切的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代表们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祖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克服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市委： 据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中反映，现在各地学校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若干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及人民团体，往往为了眼前某些需要，不顾国家长期培养人才的计划，不遵照中央的规定，随便抽调学生参加工作，致使学生情绪时常波动，学校无法按照一定计划进行工作。 二、在中等学校中，动员全体师生参加中心工作，常常停课数日以至数周，甚至有达两三个月之久者，极大地影响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 三、专署以下政府中教育行政干部常常全体被派去参加中心工作，根本不管教育，以致学校教育工作陷于长期无人管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在土改完成后，生产和教育是两件最重大的工作。各地对于上述妨碍国家教育顺利进行的情形，应即迅速加以制止和纠正。西南局于3月19日已发下关于学校教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决定，对上述一、二两点，已作了明白的规定，现转发你们供参考。对专署以下教育行政机构及其经常工作的建立与健全，亦望予以注意。 中 央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即颂 痊安！ 毛泽东 5月7日，毛泽东为转发谭震林关于杭州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毛泽东在批转谭震林1951年5月1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华东局转报毛主席的报告》时，除了上述批语，还在报告内写了6条批语： 在报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情况的部分，在“汉奸75人”后面他批道：“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 二、在报告谈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一段末尾批道：“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 三、在报告谈逮捕前后的宣传动员工作一段的末尾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批道：“不做好宣传工作，不要杀人。” 四、报告谈到虽然逮捕和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坚决分子还在顽强地反抗，已经发生向公安分局打枪、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转移群众反特斗争视线等。对潜伏的反动组织只是开始发现，有了一点线索，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在这里批道：“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 五、在报告说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这一段末尾批道：“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 六、报告还谈到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对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有意识地放后一步，而依靠其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工作。毛泽东对此批道：“这样做很好。”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204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刚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 央 笔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这一刑名被列入了新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并告中南局： 兹将中南局4月23日关于地主参加劳动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处理这个问题。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它技能，可以从事教书或其它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它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但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则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但他们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使其出处明白，行踪清楚，不得改名换姓，改变成份籍贯，到处鬼混。对于那些狡猾的至今不表示服从而表示顽抗的地主，则应继续加以斗争，使他们服从，并在可能时，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在土地改革后，适当地处理地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望各地加以注意，并将经验报告中央。 中 央 5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组织和建立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兹将中南局4月4日关于新区组织合作社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中南局在这个电报中提出了新区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乡村受土改影响，地主富农已不敢也无力经营土产运销，私营下层商业倒闭，有很大破坏，而国营贸易也无力全部解决土产运销的问题，因此，农民土产品销不出。农民在贸易上第一个要求是把土产卖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卖土产的价钱。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由党和政府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来推销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井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杜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而不必过分小心，束手束脚，使农民的困难不能解决。为此，中南局4月4日电报中所提出的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些说法是不妥当的，例如：“三分社会七分资本”等。望各地加以考虑，并立即试办。如可普遍推广，应立即予以推广，以便能及时地解决农民的问题。同时，为了使新区合作社组织不致太乱，并避免过多的失败起见，特提出以下各项原则，望各地注意掌握： 一、农村合作社在党的区委领导下以集镇为基点建立基层社，在较远乡村设立分店。 二、合作社以推销土产为主要任务，在土产推销之后，再购回社员所需要的物品卖给社员，而不要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其他经营上，忽视土产的推销。并须特别注意为那些滞销的土产品打开销路。即使经销这些土产品没有多的利润，亦应尽力经营，而不要只注意在那些行销的土产品上去与人竞销。为了使这个目的明朗起见，合作社的名称在最初甚至可定为土产推销合作社，而不要定为供销合作社。 三、合作社股金，由需要推销土产者自愿交纳，并可用土产品交纳，要推销的土产品多者多交，少者少交，无土产品可销只购买消费品者可更少交，可分数等，由社员民主决定每等最低限额，但愿多交股金者，可以不加限制。 四、合作社盈余分配，暂时亦可只分两部分：即公积金和股金分红。其余社员福利基金、文化教育费等暂时可不要，以后再说。如此，股金分红亦可提高到盈余的40-50%，公积金占50-60%。 五、土产品在本地推销，基层合作社可以自办，但远地推销必须依靠省县合作社或国营贸易机关。因此，必须建立省县合作社才能为土产打开远地销路。为此，基层合作社的股金和公积金必须提一部分交省县合作社作为远地经营土产的资金，交多少可由下级社民主决定。同时，为了经营土产品的大批远地推销，上级与下级合作社的资金和国营土产公司的资金可以互相调配统一使用。 六、为了补助资金缺少的困难，对土产品应多作代销、赊销、定销，少作现销。特别对滞销的土产品应该如此。赊销与现销比例，由合作杜和社员自由议定。 七、合作社在掌握土产品后，出卖土产品应依照下列原则：1、国家及合作社需要的、在市场上缺少的物资，应优先卖给国家及合作社，并须降低利润若干卖给国家及合作社（无利润或利润太少者不降低），不得高抬价格，优先卖给私商。2、国家及合作社不需要或要不了的物资，可以向市场推销并卖给私商。并可设立批发的及零售的销售店进行广泛的推销。为了便利推销，减低成本，伸长销路，可以有计划地开设加工工厂，并可用租赁、合营、代加工等办法利用私人的工厂、工具和技术。 八、合作社不要兼办信贷业务，农村信贷将来应由银行领导办理。中央已另有通知。又为了使合作社业务不脱离群众起见，应坚决反对合作社去经营那些与推销土产和供给社员必需品毫无关系的而只是单纯地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交易。 掌握以上各项原则去经营合作社的业务，同时又注意合作社组织上的民主生活（每个社员一个表决权），就不会使合作社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而且也不能把这些办法看作是资本主义路线。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而这种合作杜商业经营的目的，则是为了推销土产井换回社县的必需品，它虽然也有利润，但追逐利润并不是它的目的，就是说，它对于那些利润不高甚至没有利润但社员迫切需要的土产推销，它也要去经营，而对于那些虽有高的利润但对社员土产推销和必需品供给无关的交易，也不要化费资金和人力去经营。这就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经营的路线。因为它在根本上不以追逐红利为主要目的，股金分红的比例稍大一些，也不改变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望各地根据以上各项试办，并将意见和经验报告我们。 中 央 5月15日，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了一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镇反工作的决议。 原来在5月10日，公安部为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批示和5月8日起草的《决定》，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并将会议决议草案报请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加写了几段话，主要有：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的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5月15日，毛泽东为了准确掌握镇反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在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2000多个县委和市委书记，都给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5月15日这一天，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萎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的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见在朝鲜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结束其在全球战略上的不利地位。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请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毛泽东看了戚本禹起草的秘书室工作报告，就必须重视人民来信问题在给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3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5月15日、16日，《人民日报》连续转载了《文艺报》5月10日刊登的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杨耳所撰写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并加了编者按，号召文艺界对《武训传》进行深入讨论。 原来从4月下旬开始，在文艺界出现的有关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观看了这部影片后，感觉《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这一事实，说明在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思想遗留。他再也按奈不住了，便问江青： “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江青回答说：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审查的。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呢！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 “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武训传》剧本和影片进行了认真研究。她找到周扬说： “《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并没有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扬听罢，不以为然，他以为是江青在挑刺，便说： “你这个人啊！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汇报，这才不得不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的文章并加上编者按。 《武训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说来话长，这部电影是由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编导、由赵丹主演的一部传记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绰号“豆沫”，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后来，他名字中的“训”字，是清政府在其死后为表彰他“行乞兴学”而赐给的，意在“为天下后世训”。 武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流浪乞讨。稍长，他曾给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训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羡慕富家子弟进学堂念书，有时到私塾学堂附近逗留、观望，往往招来欺凌、侮辱和被驱逐。由此他以为没文化是受苦受难的根由，便决心行乞兴学，好让穷人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免受富人的欺压。他为了攒钱“兴义学”，讨得富人的施舍，便装出笑脸，任人拳打脚踢，竖蜻逗人乐，学狗爬任人骑，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围观、取乐。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屈辱都能忍受。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他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给他放高利贷，购置土地租给农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债、收租，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办起了3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为“义乞”、“乞圣”。 导演孙瑜在谈到编导电影《武训传》起因时说：“远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的感动了我，于是就改编成了和现在大致相同的《武训传》电影剧本。” 这部影片自1948年夏开机拍摄，后因淮海战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厂经费困难，被迫停拍。1949年2月，上海昆仑公司买来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部分胶片。全国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艺术界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价值，脚本由编导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仑公司完成拍摄，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城市放映。仅两三个月间，北京各界观众就多达13万人次左右，绝大部分人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痴迷。在此期间，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训和影片《武训传》，说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这些文章还颂扬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武训坚韧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有某种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重在革命武装，一个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深深的受到感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发表赞扬或者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30余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与《武训传》放映的同时，1951年还出版了3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一本是由李士钊编写、孙之隽绘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由柏水撰写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些书同样受到了赞扬。郭沫若也曾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作了序言。 直到1951年3月底，文坛上才开始出现了对《武训传》的不同意见。而对《武训传》的严肃批判，则是贾霁在4月下旬打响的第一炮。文艺界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陆定一为部长、周扬为副部长的中宣部就开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和《不拿枪的敌人》。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月间，各种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展开了批判。 出版于4月25日的《文艺报》第4卷第1期发表的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赞扬歌颂的。5月10日，《文艺报》又在第4卷第2期发表了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一文。杨耳在文章说：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但总的来看，此时的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还是一片赞美和歌颂之声，持否定意见的文章只是少数。这便是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5月20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的位置上。 《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了这篇社论的主题。他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的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出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毛泽东这一尖锐的批评，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去描写人和社会矛盾，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的措辞激烈，批评尖锐，对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颂扬武训及《武训传》的人们是一个巨大震动，使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上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短评中说：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的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和《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的、热烈的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此后，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立即通电全国，停止放映《武训传》。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运动。这次讨论和批判，集中在3个问题上： 1、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2、《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3、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历代反动派表彰武训，是想老百姓都象武训那样服服贴贴当“顺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颂和学习的。 于是，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以及戴白韬、梅朵等人，纷纷登报公开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也作了检讨。郭沫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一文。 然而，此时的周扬却依然说： “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做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 胡乔木也说： “《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毛泽东没有想到批判《武训传》的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说： “看到了吧，有人还想秋后算账呢。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子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省级军区，军分区，兵团及军师党委： 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对工作人员政治教育的深入，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特别是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与深入，目前所有混进我们机关中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主要是一部分留用人员和一部分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已处于一种极端紧张不安的状况中。有些人亟求洗清嫌疑，或交清历史，卸掉包袱，好专心为人民工作。有些人亟求声明坚决与反动党派断绝关系，重新做人，或者立功赎罪。有些人苦闷失眠，神经失常。有些人逃跑、自杀。只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仍怙恶不悛，冒险作破坏活动，或企图长期埋伏、待机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很多人已难安心工作，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也将因而难以顺利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从现在开始，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我们组织的纯洁性。为此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清理的范围，应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打击的对象，主要应是各种反革命分子。清理的重点和步骤，首先应该是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然后是一般的机关，最后是所有部门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在政府系统和民主党派及各种带统一战线性质的机关、团体中，应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各项法令为政治思想武器，在北京应由全国委员会常委，在城市应由当地协商委员会等机关负责组成总的领导机关来主持。在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亦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委员会，应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必要时可建立党组来加强领导。但在党内和青年团内，政治上、思想上仍应以党纲党章或团章为标准，并由党委或团委来领导。 二、因为目前工作极为繁忙，同时在若干地区和若干部门中，又缺乏强有力的老的骨干，因此，除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外，一般地尚不应采用普遍审查的方法，对所有工作人员都逐个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应该首先采取整风方式，即从学习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和由首长作报告开始，经过思想酝酿，然后号召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向国家（或党）交清自己的历史，坦白出隐藏的问题，并检举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嫌疑分子、或别人隐藏的问题。在首长报告时，应对所有人员说明：过去对历史有隐瞒和夸大者，应声明改正；没有说清楚者，应补说清楚；与反动组织有关系、进行过反革命活动者，应自己坦白出来；有反动违法物件者，应自动交出来。如此，有罪者可以减罪，罪轻者可以免罪，无罪者可以卸掉包袱，并可进一步取得人民和国家的信任。如果不说老实话，有问题不坦白，将来在任何时候被发现，均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如果知道别人有反革命行动或有反革命嫌疑，而不向国家机关适当的人报告，并加以隐瞒，亦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经验证明，这样作了以后，有问题或隐瞒历史的人，即可大批自动坦白或被别人报告出来，因而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并把很多人的政治面貌弄清楚。 对于已经坦白的人，领导机关应该及时地按其问题的是非轻重和坦白的忠诚程度，分别作出适当的结论。使已经彻底坦白的人安心工作，以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并使领导骨干和审干中的积极分子能够集中力量，继续审查问题严重或坦白不彻底的分子。 三、采用上述方法，有问题的人，可以坦白一大批，但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或有严重罪恶的反动分子，除在被迫情况下避重就轻地“假坦白”以外，一般是不会坦白的。因此，对于证据确凿但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有血债的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和恶霸地主，应该加以逮捕审判（逮捕时应向所在单位的群众宣布理由），对于反革命的嫌疑分子或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分子，应从要害部门、机要部门坚决地调开，集中训练、审查，或调往非要害部门工作，由主管部门继续加以侦查。对于历史不清楚的人，应进行调查，以便弄清他们的历史。 四、我们的政府是各个革命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联合的政府，同时又有大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和党员只占较少数。因此，在进行清查时，必须切实注意经过思想酝酿，以老的和其他一切可靠的干部为骨干，依靠多数组成队伍，一方面要号召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中间一切有问题的人，老实坦白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防止把这种运动简单地变为“老干部整新干部”，“党员整非党员”，“工农干部整新旧知识分子”，或“专整留用人员”的运动，致使党员或老干部陷于孤立。同时，为了防止逼供信的偏向发生，并使有问题的人容易坦白起见，除典型的报告外，一般的不应采用大会坦白方式，应尽量采用小会坦白，书面坦白，或向主管部门、向直接领导的首长坦白的方式。除开对于那些已有确实材料拒不坦白的分子，在审查时可加以追问外，对于其他一切人的坦白，均应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经验已反复证明逼供信的结果，总是使问题越弄越乱，必须坚决反对。 五、现在流行的有“被斗户”“被镇压户”“党团分子”“留用人员”“流散军人”“会道门分子”等口头语，这些口头语，用在整顿队伍清理机关工作人员中，是不妥当的和有害的。我们在清查中间，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应根据他本人的政治态度、思想状况、工作表现和具体的经历来处理他的问题，他们的家庭状况和过去的出身，只可以作一种附带的联系的观察，而不应笼统地根据他是不是“被斗户”等关系来处理他的问题。此外，在处理各项坦白问题时，必须采取严肃的和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粗枝大叶，尤其不可不分是非轻重地大批地洗刷新旧知识分子。 六、清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都是一种繁重细致的工作，都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同时，现在又是在极端忙碌的工作过程中来进行，因此，在运动开始后，各部门领导同志间必须有适当的分工，必须指定一定首长专门负责领导，根据各地初步的经验，一个单位从学习文件、听报告到坦白完毕，约须四、五个星期的时间，最紧张的时期是二、三星期以后。那时，即不得不停止若干工作（如停止半天工作，或轮流停止工作二、三天等）。但不可拖得时间太长，以免影响工作太大，及发生逼追或僵持的现象。关于审查与工作时间的配备，可由各机关首长按照具体情况决定。 七、全国各地除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作一次初步的清理外，并应对于首脑机关、要害部门进行重点清查，取得经验，以便在今年冬季进一步地加以清查。 5月21日，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6轮谈判，双方顺利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在这个协议草案中，达赖喇嘛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 5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将来自湖南的客人文涧泉、文运昌一行接到了家里。 原来在5月17日，文涧泉、文运昌和王淑兰持毛泽东的邀请电到了长沙，当晚下榻在省委交际处。5月18日，文家兄弟等在长沙休息1天。5月19日，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文家兄弟和王淑兰，还有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在长沙工作的陈国生，乘开往武昌的特快软卧列车，经汉口直达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在惠中饭店住下。 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开车去惠中饭店，把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和陈国生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会晤。毛泽东把夫人江青叫出来作陪，向客人作了介绍。众人寒暄已毕，毛泽东问道： “十七哥怎么没有到北京来？” 在毛泽东的5个表兄中，十哥文泮香已于1949年作古，此时仅存4人：十一哥文涧泉、十六哥文运昌、十七哥文梅清，二十哥文南松。文运昌非常直率地说道： “这一次你又没有邀请他来，他怎么好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 “那么我再派人去接他来，他总会来吧？” “会来，会来。” 文氏兄弟连声说；毛泽东又亲切地问道：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 文运昌回答说： “前天到的。” “住在哪里？” “住在惠中饭店。” “北京怎样？习惯吗？” “习惯，这里风景很美，空气很新鲜。”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就是1950年4月那封信么？收到了。” “我没见你回信，所以，又给二十哥写信，特意提到你。” 毛泽东所说的给二十哥的信，就是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儿子、他外婆家最小的表哥文南松的复信。文运昌见表弟再一次提起此事，便说： “我怕打扰主席的工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 “原来如此。”毛泽东朗声笑了，他说：“十六哥要求推荐工作的事，我没有办到，还请你多多包涵呐！” 文运昌摇摇头，说： “主席工作繁忙，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工作问题已经托人解决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解放以来，找我解决问题的亲朋好友很多。解决了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干脆都不干预。不过，就是家里有困难的，我都给予一些帮助。我是国家主席，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不能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你也不能例外。”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文运昌顺口说了一句。毛泽东转身问陈国生道： “带了什么东西来？” 陈国生闻言一惊，自己来京时走的匆忙，忘记带礼物了。毛泽东一问，她有些窘迫，就很歉意地说： “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 “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想起，毛泽东向来要求来京的亲友不要带任何礼物，而要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件家乡的书信来，以便了解乡下的情况。陈国生这才说： “我们带了一些情况。准备向您汇报。”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先莫慌，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和江青与客人共进午餐。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道： “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说： “高小毕业。” “我也是高小毕业。” 江青说。陈国生接着说： “我在茶厂的抗美援朝动员会上登台发言，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就对毛泽东说： “她参加了动员会，还做了控诉报告哩！” 毛泽东点点头，他一直关注着两位表兄吃饭。午饭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还不习惯城镇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有些不悦，埋怨江青说： “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他们不吃的搞这么多。” 江青连忙说： “没有菜，两位表哥多喝杯酒吧。” 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倒酒，一边故意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 “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 “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这是你们在乡里吃不到的哟！”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说： “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等人询问了地方工作，又询问了外婆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说：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待我很好。舅舅教我读书识字，舅母在油灯下纺棉花，我就在旁边听外婆和其他长辈讲故事，就在油灯下看小人书。可惜现在他们不在了。” “难得主席一片孝心！有您这样的外甥，我们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欣慰不已了。” 文运昌毕竟读过不少书，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毛泽东又说： “十一哥，十六哥，你们过去为我受过牵累，吃过不少苦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人老了，身体差了，应该享受享受。” 毛泽东转对陈国生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过些好日子。” 陈国生忽然想起为舅母毛泽建修墓的事，就说： “泽建舅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只有一块石碑。我们想把墓修一下。您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说一声？最好请政府拨一笔钱。” 毛泽东想了想，婉转地说：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同志。现在刚刚解放，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修墓呀，况且全国有那么多烈士！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为他们修墓，我都不让修呢！” 陈国生听毛泽东如此说，便不作声了。毛泽东问起堂弟毛泽峻的情况，文运昌说： “毛五阿公住在林场，婆婆老倌相依为命，没有钱，生活困难，饭都吃不饱。” 毛泽东说： “我听泽连说过，毛五阿公想带一个礼，可是他没钱。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寄点钱去。你们回去后，也代我问问他好。”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泽东休息，客人们就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外。 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陈国生回到惠中饭店，毛泽东又派人给他们送去一筐蜜橘、鸭梨、红枣等水果。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的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全权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朱德副主席主持了签字仪式，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4人和西藏地方政府阿沛.阿旺晋美5人，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李维汉和张国华，一见面，他就高兴的对二人说道： “好哇，你们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毛泽东话锋一转，关切的向张国华询问道： “进藏部队能否吃饱肚子？” 张国华汇报说： “部队生活是苦一点，勉强可以吃上饭，但情绪很好，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完成进军西藏的艰巨任务。当然也有个别部队嫌进藏艰苦，不想到西藏去。” 毛泽东说： “去年我就讲过，你回去再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你去不去？” 张国华汇报说： “昌都战役后，等待谈判结果的进藏部队，一面休整训练，一面开荒自救，解决吃粮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解放全西藏的教育，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并掀起了学习藏语、突破语言关的群众性学习运动。”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好！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等候着班禅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们的到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人一到，毛泽东就热情的和他们一一握手。班禅向毛泽东献上哈达和礼品。礼品中有红缎锦旗一面，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绣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另有绣在黄缎子上的献词一份，镶嵌“毛主席万岁”的金盾一座，藏制长寿铜佛一尊，藏制银满扎（状似银塔——笔者注）一套及金丝缎、藏香等西藏名贵产品，还有20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珍贵礼品。 毛泽东把班禅和代表们请进客厅落座，通过翻译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年龄及在政府中的职务，还问他们到北京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代表们站起来回答时，毛泽东让他们坐下说话，还让他们吃糖、喝茶、抽烟。毛泽东问： “你们和李维汉谈得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说： “谈得很好，已经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这是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毛泽东又问： “你们怕不怕革命？” 有位代表说有些害怕，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 “你们不要怕，革命是解放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1千万人，现在藏族人口减少到1百多万人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呀？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也是这样，你们怕什么呢？你们不用担心民族衰亡。” 毛泽东又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鼓励代表们为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做贡献。毛泽东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共产党是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来找我们。” 晚上，毛泽东为庆祝协议的正式签订，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又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谈了话。他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你看，国民党把工布江达以西也划给西康省，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我们把它改过来，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这样就符合历史，你看怎么样？” 工布江达这个地方就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庄园，他满意地说： “中央的修改符合历史事实，我完全拥护，感谢中央对西藏的关怀。” 这天晚上，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西藏的5位代表；中央的4位代表及有关人员。毛泽东让阿沛.阿旺晋美坐在他的右边，让第10世班禅大师坐在他的左边。应邀作陪的有朱德、刘少奇、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在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接下来，朱德、李维汉、班禅、阿沛.阿旺晋美也先后讲了话。班禅身着黄袍走上讲坛，真诚地说：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的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与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宴会上亲自为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大师夹菜，亲切异常。 5月25日，毛泽东正式发布训令，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必要兵力进入西藏，以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 毛泽东指示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说： “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毛泽东将他写给达赖的亲笔信交给张经武，让张经武转交给达赖喇嘛。 张经武，又名张仁山，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国华，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冠三，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欲知西藏和平解放能否顺利实现，后来情况又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