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 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 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 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 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 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话说1962年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对困难要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估计不够就有危险。1、现在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2、要有秩序的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3、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4月24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曾将他的《词六首》送给臧克家征求意见，臧克家遵嘱在其中作了一些改动。因此，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度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以上通知，请你们研究执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中央。 4月29日，汪东兴电话通知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吴吉清说，下午2点到中南海，毛泽东要接见他。 这天下午，吴吉清准时来到了中南海，他随着汪东兴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面带微笑，握着吴吉清的手说： “35年到62年，27年过去了，小吴变成了老汉。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毛泽东又说： “你爱人是叫陈罗英吧？我记得她是湖南茶陵人，红6军团的。” 毛泽东问吴吉清在北京开会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吴吉清说，主要是商业上的成本核算，上缴利润和市场安排。毛泽东说： “成本是要核算的。你搞商业这么多年了，应该学会做社会主义的买卖嘛。” 毛泽东鼓励吴吉清要继续革命，要模范的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多做贡献。 再说1962年4月至5月初，一份份有关中国境内外的重要情报，摆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一是印度军队数次侵犯中国西藏边境地区，他们还侵入了新疆边境，挑起了武装冲突。二是盘踞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了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他们叫嚣要反攻大陆，并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5人“反共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对此，国内极少数的反共分子也蠢蠢欲动。三是苏联在中国伊犁地区制造了颠覆事件，胁迫中国边民五六万人进入了苏联。 最令毛泽东生气的是苏联还出兵阿尔巴尼亚，威胁这个敢于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小国。 这一天清晨，毛泽东牙也不刷脸也不洗，突然命令秘书召来了苏联大使。他在卧室里穿着睡衣，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怒斥道：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 结果，苏联政府被吓得在阿尔巴尼亚没敢放一枪，很快就撤了兵。此时，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一直没敢妄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 这个报告草稿第一部分是周恩来在4月25日送来的。他在附信中写道：“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毛泽东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上批示道： “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5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5月2日，《人民文学》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经毛泽东同意，在第5期上发表了毛泽东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6首词。郭沫若应编辑部之邀，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对毛泽东的词作了诠释。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小样后，觉得郭沫若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解释不妥，便全部删去了这一部分文字，在小样中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写了一段五六百字的解释文字，其中写道： “该词是在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 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可惜郭文没有按照毛泽东改过的文字改排付印，至今也没有人弄清楚是何原因。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他这一次的行程是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一直到7月6日才返回北京。 而此时的田家英在湖南调查中碰到一个新问题，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也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战胜经济困难。 5月初，田家英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反应非常冷淡，他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碰了钉子，只好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湖南去继续搞调查。 5月7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 5月11日，周恩来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上面报告中的分析，即从全国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的说，第3个五年计划就是个调整期。 刘少奇在邓小平讲话之后，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发表了总结性讲话，重申了“西楼会议”及其以后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他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住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5月24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经过修改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及他为中央批发这个报告主持起草的指示。 周恩来是在5月19日将这两个文件请李富春阅后，又附上一封信，立即送毛泽东审批的。他在信中写道：“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毛泽东在这两个文件上批示道： “退总理，照办。” 1962年6月3日，毛泽东给邵华写了一封信。 此前，邵华由于在北大的学业压力大，心里着急，因之情绪比较低落，就病倒了。她忍不住将自己的病情和烦恼告知给毛泽东。毛泽东为劝慰她，就在回信中写道： 你好！ 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6月3日上午7时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上邪》乃乐府.汉《铙歌》18曲之一，其词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杨成武、许世友等人。杨成武、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了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及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毛泽东说： “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敌人最多来15万人，再多也不可能。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出去。”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一、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妄图在大陆上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作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这次军事冒险，对我进行试探。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如果蒋匪帮敢于来犯，就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敌人也可能不敢来。不管敌人来与不来，我们都要认真地充分地作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轻率大意和侥幸心理。 二、蒋匪帮这次冒险进犯，可能增加我们某些困难。但是，敌人送上门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歼灭它的好机会。打胜了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军心民气，为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可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气焰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阴谋，有力地支援东南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过了长期的和平生活，从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将近13年，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已经9年，麻痹松懈的情绪有所增长。年轻的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这次战争，对扫除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松懈情绪，教育青年一代，考验我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强全国的团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多难兴邦”，这是经验之谈，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冒险进犯，是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是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我们应该打胜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胜这一仗。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蒋匪帮有刻骨的仇恨，决不允许已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3座大山重新压在自己头上。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就全局来说又是占绝对优势。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蒋介石是我手下败将，老“运输队长”，兵力有限，士气低落。我们有巩固的后方，强固的国防设施，以逸待劳；敌人是远离巢穴，渡海作战，困难重重。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蒋匪帮的进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是过的和平生活，由于连续3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暂时的严重困难，打起来以后，还可能增加某些紧张情况，蒋匪帮的突然袭击，特别在作战地区，敌人可能进行轰炸和空降的地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和困难，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蒋匪帮的进犯，一定要认真对待，弱敌要当强敌打，不要轻敌麻痹。 四、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已经指定的部队，应当迅速开赴前线。其余部队也应当积极作好参战准备，随时听候调动。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 五、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应当立即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党内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即将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蒋匪帮进犯我沿海地区的阴谋。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应当立即在群众中讲清这次作战的意义、目的和有利条件，彻底揭露卖国贼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这次进犯的阴谋，激发群众对蒋匪帮的新仇旧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坚定必胜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谈，讲清形势，鼓舞信心。要教育群众识破和制止敌人的谣言，防止少数坏分子煽动闹事，并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要通过这次战备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认真贯彻精简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这次粉碎蒋匪进犯的斗争，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本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强军工生产，满足前线需要。 六、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力支援军队作战。这些地区，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保证军队作战需要的粮食和柴火的供应；动员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为前线服务；组织短途运输，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地救护；组织沿海民兵准备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帮助军队送情报，搜捕空投特务，消灭空降匪军，保护工矿企业、仓库、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进行防空教育，组织群众防空。在岛屿和前沿地区，要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控制。对于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6月1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新华社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电讯稿，他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尔后，毛泽东要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将电讯稿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1962年），下榻在省委蓉园1号楼。省委安排由胡真负责接待毛泽东的工作。有一天晚上，胡真到1号楼检查对毛泽东生活安排的情况，毛泽东正在乒乓球室打乒乓球，胡真便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查看。胡真一进卧室，看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放着书，在床铺的里侧，也放着一排线装书，枕头叠得高高的。 毛泽东喜欢躺着看书，书放在床铺里侧的床边上，他需要什么书就能信手捡来。叠高的枕头，可作为看书的靠垫，看书看疲劳了，就可以顺势躺下睡觉。 胡真查看了一遍，从卧室里走出来，毛泽东正好从西头走过来。胡真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多次见到过毛泽东，甚至和毛泽东照过2次像，但那都是集体活动，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单独和毛泽东相处过，心里难免有点紧张。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话了，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真。”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这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 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和胡真紧紧握手，说： “接待工作不好做，我这次来麻烦你们了。” 胡真说：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应该做的。” “怎么不麻烦，这么晚了，你还要来检查工作，看看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切安排得都很好嘛！我要感谢你呢！” 毛泽东这么一说，胡真又紧张起来了，他说： “毛主席来湖南，这是毛主席对湖南的关心，我们要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又一次握了握胡真的手，然后挥挥手，带着微笑向他的卧室走去。 6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召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谈话中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10亿斤。 6月18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内部印发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电讯稿的内容，“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后来在6月23日、24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播发和发表了电讯稿，引起了世界轰动，美英苏等各国都表示不支持和反对蒋介石反攻。 就这样，毛泽东不费一枪一刀，非常巧妙的孤立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 6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对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在今后5年以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采取的方针，也是适当的。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发给你们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检查一次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必要的。各有关党委和政府，应当在最近期间经过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干部。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不看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民族工作中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因为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方针政策，并且要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务使同志们切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忽视了的要恢复，经常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凡属方针、政策、重大问题和重要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减，干部太弱的，要适当加强。 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对于汉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参照这个精神加以处理。 在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应当仿照此次中央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的办法召开会议，并且切实解决问题，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中央的批示连同乌兰夫、李维汉等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发至自治县委和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县委。《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发至自治州党委和有关的地委。 中 央 6月22日，毛泽东改变原打算23日离开武汉去青岛的主意，他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7天至10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汉谈话。请你安排。” 也就是在6月22日这一天，彭德怀把他用了数月写成的8万余字的长信，呈送给毛泽东。他在信中回顾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叙述了建国后和外国人交往的情况，要求中央查清“里通外国”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不能因为捏造了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历史抹黑。我有权力、有义务做这个申诉！” “若是为了我彭德怀自己，写不写，申不申冤，都没有多大意思。我在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么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的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可以派人调查吗？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 6月24日，在外地养病的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农村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交换意见，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表示赞成；周恩来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有林彪表示反对；加上在外地的毛泽东，在政治局7位常委中，反对派也只有2人。 6月3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他在北返途中，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河南的麦收还不错，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中，了解到山东的“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错，麦收42亿斤，比原来估计的29亿斤多了13亿斤。 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在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将调查情况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作汇报。他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确是个好办法。田家英的汇报刚开了一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 “现在情况已经明了啦。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实行分田到户。” 刘少奇分析了国内的严峻形势，他说： “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道：这个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此后，这个曾经投靠过彭德怀如今又投靠了刘少奇的田家英，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旨在分田单干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说：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据陶铸、柯庆施讲，主席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彭真闻听此言，立即表态说： “讲困难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 邓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说： “我倾向这样。” 在大家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说： “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取了刘子厚的汇报后，他说： “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预料。” 7月6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的搞，不如有领导的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他等到田家英讲完了，突然问道：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又问道：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见毛泽东如此严肃，知道事关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经向刘少奇汇报一事，自然也不敢说是刘少奇的意见了，他说： “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也是在这一天，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1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下午，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他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4年，否则需要8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6日这一天，江青看了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说： “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决禁演这出戏。” 原来，《海瑞罢官》是吴晗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邀撰写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有一句唱词是：“将我罢官理不平”。1961年1月，《海瑞罢官》剧本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时由北京京剧团公演。此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有的文章说海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失败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纪纲”，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和报刊上的文章，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的。 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读《海瑞罢官》的剧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剧本后，对毛泽东说： “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如果硬要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对之进行批判，以后就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了。”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 “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他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找河南、山东、江西的负责人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他还表明了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最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就这样，由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单干的那个《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讨论就流产了。 7月9日、1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7月10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说： “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此时，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带职锻炼，“做点实际工作”。不久，胡耀邦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胡耀邦离京前，毛泽东嘱咐他，要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跑跑，搞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上来。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7月17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当涂和宿县的情况看，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好一个性情耿直的邓子恢，他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竟然连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也不予理睬。这次谈话使毛泽东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怀，在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杨尚昆谈话。据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重述了他昨天向杨尚昆谈到的那两个问题。 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在23日、24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泽东同准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还批示道： “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他决定将这一草案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后来一直开到8月24日，整整1个月。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北戴河95号楼会议室，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说： “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出现的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 “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转向三北地区的负责人问道： “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当毛泽东在反对分田单干问题上处于少数派地位之际，当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的时候，他要先与地方上的负责人分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先“吹吹风”。这是毛泽东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据保留下来的不完全的谈话记录记载： 1962年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其他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说： “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100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8月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在座。毛泽东说： “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他在讲到分田到户问题时说： “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请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了3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我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极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谈。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情况如何，以后再说。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谈了3年，1959年——1962年，4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现在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20%？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 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的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毛泽东还谈到了积累与消费、集中与分散、民主与集中以及敌我之间的矛盾。 为了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也叫做中心小组，其成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从8月9日开始到8月20日的12天内，中心小组开了8次会，会后由中央局第一书记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不垮得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 有人插话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毛泽东说： “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某某揭露邓子恢问题。毛泽东说： “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5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957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苏联从1921年到1928年单干了近10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1935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插话说：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毛泽东说：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3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16户，我们一个生产队20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28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10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1953、1954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53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1958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3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1957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6月刮起12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58年算半年，59年、60年大跃进。60年开始搞十二条，61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13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邓小平发言说： “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止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利害。” 刘少奇发言说： “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1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5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毛泽东插话说：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8亿斤，全国都增产。” 刘少奇接着说： “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5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插话说：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少奇接着说： “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插话说： “恐怕还是1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20%到30%，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5年到8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么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的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说到在经济上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插话说：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接着说： “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泽东插话说：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60%搞集体半集体，40%有领导的下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8月12日，毛泽东找来1961年庐山会议印发的中央农村工作部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在会议上重新印发，他在一大段批语中批评了邓子恢，而且还算了邓子恢在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的老账以及在1955年砍20万个合作社的旧账。 8月13日，罗瑞卿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到了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毛泽东插话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插话说： “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说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插话说： “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8亿到10亿斤。” 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说是看到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毛泽东插话说： “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30万人只留下2万8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说，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4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说： “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做调查，只调查了1个公社的1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1个队，连1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6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8月15日，李富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他还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10年。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64年扫尾。” 后来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果然实现了全面好转，实际情况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谭震林在这次会上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则发言说：过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出现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8月17日，李先念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讲到了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接着说： “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540万吨，今年进口470万吨，减少了70万吨。逐年减少。” 毛泽东插话说： “减少了70万吨，就是14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进口粮食减少70万吨，明年能减多少？” 周恩来比较谨慎，他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70万吨，再看一看。李先念接着说： “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4倍。” 毛泽东说： “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李先念检讨说： “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 毛泽东说： “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8月20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 “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笔者注），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做结论。”“我们要和风细雨的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7世纪40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还说： “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陈毅作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尔后，历时1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以较大的精力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他的讲话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准备。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 8月26日，中共中央开始举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会议后期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6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预备会议一直开到9月23日才结束。 1962年9月9日8时32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指挥导弹部队某部岳振华等，一举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飞机残骸坠落于距南昌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跳伞被俘，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 周恩来给刘亚楼打去电话祝贺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下来了。” 9月15日，首都北京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一时间，此事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的认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价”。有些国家的驻京记者活动频繁，总想弄清楚中国究竟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国U—2飞机的。这在当时还是一个谜。 9月18日，毛泽东为日本工人朋友们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他写的是：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这幅作品带标点符号长达近百字，分写在8张宣纸上，前5页属正文，落款占3页。整幅作品文笔雄强豁达，以劲直之笔为主，略带圆转之笔，纵势结体挺拔傲岸。 9月20日，岳振华随刘亚楼等人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听取汇报中多次鼓掌。岳振华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连声说： “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9月22日，阎长贵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撰写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这是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年多来的第一篇习作。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9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把他的堂弟毛泽荣从一家宾馆里接来中南海。 原来，毛泽荣早在1962年8月中旬就来到了北京，这已经是他第4次进京了。毛泽荣自从上次从北京回到家乡后，常常请人代笔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的一些情况，有时也难免被人利用，甚至为“右派”说情。1957年，他因“替右派翻案”，致使后来他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宴请了许多父老乡亲，唯独没有通知他。当毛泽荣闻讯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求见“主席三哥”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韶山经宁乡到长沙去了，毛泽荣唯有叹息不已。毛泽荣这次到北京后，一住就是十几天，还未见到毛泽东。他多方打听并催促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毛泽东。 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来到宾馆，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他急匆匆走进会客厅，对着坐在那里等他的毛泽东喊了一声：“主席。” 这次他不再喊三哥了。毛泽东起身与他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叙话。毛泽荣说： “主席，我这次来，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毛泽东说： “我现在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你还是到宾馆住一段时间，等我稍微得闲，请你来吃餐便饭，我们再好好谈谈吧。” 兄弟俩这次见面，仅仅只有5分钟。 毛泽荣回到宾馆，一直等待着中南海的通知。后来毛泽荣被接到菊香书屋这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毛泽东家中十分热闹。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小夫妻俩回来了。小女儿李讷从学校里回来了，在医院养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毛泽东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向毛泽荣作了介绍，并让孩子们向毛泽荣叫五叔。 江青兴致很高，亲自做了饭菜，而且是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做成了湖南风味。毛泽荣满以为三哥请他吃饭，可以开开洋荤。哪知道桌上摆的全是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有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不知道毛泽东因为全国人民在过苦日子，正在带头不吃肉哩。 吃饭时，毛泽东不停的招呼毛泽荣吃菜，毛泽荣却吃不下。毛泽东吃得挺香，一边吃饭，一边和他拉家常。 “泽荣，你年纪大了，到外边走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况，你不要来京。” 毛泽东认真的说着。毛泽荣却说： “主席，我本来也不想来打扰您，只是我家有困难，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边又无儿无女，只有两个孙子年龄还小。所以，我才来北京找您。” 毛泽东放下饭碗，温和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党的主席，我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你有困难，还是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荣听着毛泽东的话，默不作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现在大家都同甘共苦，全党上下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说到此处，加强了语气： “当地人民过得去，你也过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 饭后，毛泽东一家和毛泽荣合影留念。毛泽东身着呢子大衣与毛泽荣并肩站着，左右两边分别站着李敏、李讷和孔令华。江青亲自为他们照相。而后，江青把照相机交给摄影师，身着呢子大衣，头戴头巾，也站在毛泽东身边，和大家一起合了影。 毛泽荣临走时，毛泽东交代他说： “你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就回去，好好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这段时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 毛泽荣此次在京，重游了京华名胜。宾馆服务周到，乡下生活哪有这般舒服，因此他流连忘返。毛泽东得知此情，便叫秘书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给毛泽荣，要他回家。 毛泽东又给杨林公社写了一封信，让毛泽荣顺便带回。他在这封信中嘱咐当地政府说，今后毛泽荣来京，要经他的许可。 毛泽东给堂弟买的这件羊皮大衣，外面是用蓝色卡其做成的，里面铺有纯羊毛，制作精细考究。毛泽荣回到家乡后，每次穿上这件大衣，都会不无荣耀地说： “这是我三哥送给我的。” 毛泽荣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接到信后，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从他稿费中拿出200元，寄给毛泽荣。秘书室同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写给毛主席的信，已经主席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你家庭生活补助。此款另交邮局汇去，请查收。主席说，毛泽连夫妇不要来北京。请你转告他们。此复。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2年9月25日 欲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