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 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 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 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话说李聚奎按照林彪的指示，命令红1、红2团仍在粤汉路以东继续防备粤军进攻，自己则带了红3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红1军团的前列。当他率部赶到乐昌时，远远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在路边谈话，就走上前去。周恩来见李聚奎来了，就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毛泽东也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监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城或其中的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自己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边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着毛泽东的指示，他心里百感交集。周恩来、朱德连忙说： “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自小家中贫寒，只读过一段私塾，务过农。参加平江起义后，曾救过彭德怀的命，是彭德怀的一员爱将。他从老部队红3军团调到红1军团红1师当师长后，红1军团长林彪对他不太放心，问他怎么才能当好红1师师长，他只一句话就说服了林彪，他说：“红1师师长就是红军第1师师长！” 1934年11月11日，中央红军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 红3军团在右翼先后攻占了宜章、良田等城镇。红1、红3军团两大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等后续部队继续前进。 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部署第4道封锁线，其计划是：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万一此计不成，第二步就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3县，构成一个三角形口袋，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全部和北路军的薛岳部、周浑元部、李韫珩部、李云杰部，共16个师77个团；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各派有力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堵截。至此，蒋介石共动用了26个师100个团近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成第4道封锁线，要求把中央红军“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11月14日，何键走马上任，将追剿军分为5路： 以刘建绪为第1路军司令，率4个师出湘赣边向全州以北的黄沙河地域集结，筑碉堵截。 以薛岳为第2路军司令，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域集结。 以周浑元为第3路军司令，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 以李云杰为第4路军司令，率两个师同第3路军周浑元部配合，由桂阳经嘉禾向宁远方向追击。 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经临武、蓝山、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5日，中央红军以8600余人的生命代价，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3道封锁线。此时，庞大的后勤部队的“坛坛罐罐”的拖累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以至于使整个部队经常失去到达预定地点的先机，给国民党军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机会。主力部队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攻击战，反而还要处处为他们掩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了，前面有波涛滚滚的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能否突破湘江，冲出重围，已经关系到中央红军自身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了。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红1、红3、红8军团及军委第1纵队为右翼；红5、红9军团及军委第2纵队为左翼；经嘉禾、蓝山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 部队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面对险恶的形势，反复研究了敌情，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新建议。他说：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又一次被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拒绝了。 中央红军右翼向道县，左翼向江华，继续前进。道县、江华两个县是潇水这一带的两大渡口。 11月20日，右翼红1军团派出红2师4团，在团长耿飈、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于次日拂晓占领了道县。左翼红9军团先头部队也占领了江华。 尽管毛泽东的多次建议未被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采纳，但他始终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个人所蒙受的委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在红4团占领道县、红9军团先头部队占领江华后，他再一次向“三人团”提出建议，他说：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桥头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北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他的建议依然没有引起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重视。 11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架设浮桥，准备渡潇水。 11月23日，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渡过了潇水，朝着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一带进发。 毛泽东坚决反对“三人团”要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他说：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即全州——笔者注）后，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博古、李德等“三人团”仍然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2、红6军团会合。 本传前边说过的任弼时、萧克率领的远征军红6军团，是在10月24日在黔东北地区与贺龙所部会师，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再说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要走的这条路早就被蒋介石算定了。除了原来的追剿军，蒋介石又纠集李宗仁等部20个师的兵力开往全州一线，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牵着中央红军硬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就在这时候，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李宗仁、白崇禧，眼看红军日益逼近广西，顿时慌了，为自身利益，为保卫桂林，置蒋介石的命令于不顾，不但不出兵，反而下令驻守全州的桂军撤往恭城、平乐，这就造成了全州、灌阳一带兵力空虚。此时的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已经到达文蒂、桂岩一带，距离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假若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但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依然让人们抬着从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加上在过了潇水后，他们又错误的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左翼变右翼，右翼变左翼。这一变队形，又延误了行军时间，错失了渡江良机。当红军前锋侦查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湘军已经抢先一步入城了。 原来，与桂系军阀亦有矛盾的何键得知桂军撤防，便致电蒋介石说：“全州以上，无兵守河”；并立即派湘军参谋长刘建绪率主力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红军晚了一步，丧失了有利战机。这样，国民党军队在灌阳新圩、全州咸水一线又是重兵麇集，红军要过湘江，已是插翅难飞了。李德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 11月25日，湘江战役打响了。中央红军红3军团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从兴安、全州间分为左右两翼抢渡湘江，跟湘军刘建绪所部打了两天。 11月27日夜，红1军团先头部队红4师和红2师各一部在兴安、全州间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湘江两岸的渡河点；紧接着，红3、红1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从左右两翼抢占要点，相继控制了界首与屏山渡之间30公里的江岸，只等后续部队过江。 界首是一个有400多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中央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在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然是总司令，却只有遵令行事的份儿。 此时湘江水位正浅，有些地方还可以趟过去。可那些辎重令人大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 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骂他们是“纵匪西窜”，严令李宗仁、白崇禧“速以大军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又重新调回5个主力师回防堵截红军。 至此，蒋介石的铁三角又猛烈地收紧了：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的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而由东向西冲过来的则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就在28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出了总攻击令，乘红军“半渡而击”。湘军第1路由全州向觉山铺地区的红1军团红2师阵地发起进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攻，与红3军团先头部队展开了激战。湘、桂两军在蒋介石调来的大批飞机的支援下，相互策应，企图夺回中央红军的渡河点，聚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国民党军队用几百门大炮轰击红军阵地，加上飞机轰炸，把红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他们的炮火每一次延伸，成营成团的部队就向红军阵地轮番发起冲锋。一时间，在湘江至潇水100公里内的战场上，天上是飞机横行，来往穿梭；地面是枪炮轰鸣，人喊马嘶，昼夜不绝。 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的湘军。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在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敌人像风暴摧折的高粱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了；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主要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社会上一直流行的说法是：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红3军团所属的红5师，原是由红7军所编成。他们负责坚守在灌阳附近距离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中革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4夜。” 红5师阻击的是桂军精锐第7军的两个师和湘军第15师的一部。红5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就是桂军第7军的老对手。然而，他现在要以1个师对付近3个师的劲敌，困难可想而知。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一起来到红5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表示：“人在阵地在。” 桂军以7个团加6架飞机反复冲击，却拿不下新圩、杨柳井一线阵地。白崇禧感到非常奇怪，是红军什么部队在阻击？他们经过了长途跋涉，哪儿来这么强的战斗力？他的部下报告说：是彭德怀3军团的5师，自师长李天佑以下，很多都是参加过百色暴动的广西人。白崇禧这才恍然大悟，说： “真是冤家路窄啊。” 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李天佑才奉命将阻击任务交给红6师，率红5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这一战下来，红5师伤亡的人员多达2000有余，将近占全师的一半人马。 此时在红1、红3军团掩护下的界首渡口，也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与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待机渡江的指战员们，一个个脸色发灰发黑，一双双眼睛充满迷茫的神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军衣或便衣，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戴着红五角星帽子，有的光着头。江边上到处散乱不堪地扔着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担架、各种书籍、野战医院的屎盆、尿盆以及从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各种物品。河滩上布满了人体、马匹的残骸和大大小小的弹坑。在一个2米多深的弹坑旁边，竟然躺着30多具尸体。许多伤兵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有的一动不动，多数人却在那里痉挛、哼哼、呻吟。 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着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迫击炮弹不断的向红军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雨点似的向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飞机刚一飞走，红军的工兵部队就冒着枪弹抢修浮桥。浮桥刚刚架好，工兵们还没有爬上岸，飞机又来了。炸弹把新架设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混合着尸体，在波涛中沉浮，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 在整个江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戴着八角帽穿着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漂浮着一匹匹战马的尸体，漂浮着一顶顶斗笠，漂浮着很多散乱的文件和书页，也漂着一页页“蒋委员长劝降令”。 11月30日，毛泽东随军委第1纵队渡过了湘江，他对谢觉哉说：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 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结束了。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共双方劲旅激战长达1个星期之久。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共计死、伤、被俘3万余人，其中被俘的人员多达7000余人。 在此战中，发挥“铁拳”作用的红1军团减员不少。红9军团伤亡大半。红3军团第18团整整1个团被国民党军切断，未能过江，大部战死。红5军团红34师负责湘江之战掩护任务，部队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国民党军包围，最后全师覆没，少数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也大都遭到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毒手。红8军团这支刚刚诞生于突围前夕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之后，仅仅剩下了1000余人。 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 “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 他们痛心地问： “照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有历史评论家说：湘江战役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事实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被“左”倾机会主义所排斥的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人们是在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刘伯承也曾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的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的博古，也感到了事情不妙。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突破第4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这正是：博古年少气如虹，纸上谈兵敢称雄。 忍看满江血如碧，湘水便是赵长平。 欲知中央红军余部前途如何凶险？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请诸君重读一下毛泽东在湘江战役之前的3次建议。他在宁远时建议说：“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他在11月21日建议说：“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桥头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北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他在11月23日建议说：“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这3个建议的基本点，都是要改变中央红军转移的方向，摆脱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另选战场，打破围剿，重回中央苏区或在湘中另建根据地，这无疑都是正确的，是一条阳关道。而掌握中央红军命运的“三人团”却置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于不顾，非要走独木桥，这种近似愚蠢的决定，最终葬送了数万红军指挥员鲜活的生命。历史上这一类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颇多，领导者实为犯罪，可人们往往以错误论之，实在是太宽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