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 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 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 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话说1957年9月3日，毛泽东开始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第一站是河北省。 9月6日傍晚，从汉口方向驶来20多辆轿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汉阳桥头凉亭旁。 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走下汽车。他的后边跟着王任重。等候在桥头的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神采奕奕的走上公路桥，俯瞰武汉三镇。杨在田汇报说： “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 毛泽东问： “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说： “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 “不太多。”毛泽东说着往前走，往上游指着江中问：“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王任重说：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 “古代的黄鹤楼早已经毁了，现在所谓的黄鹤楼，实际上是在晚清时期所建的奥略楼，建筑简陋，因修大桥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恢复古黄鹤楼的雄姿。” “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毛泽东走到大桥中间，看着栏杆旁漆着灰、黑、天蓝3种不同的颜色，问道：“怎么还漆3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杜景云回答说： “这是让群众看的，我们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 毛泽东笑了笑，称赞道： “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问王任重： “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 王任重说： “我还没想好呢！” 毛泽东说他赞成灰色，还说灰色与江水比较协调。他接着转移了话题，问杨在田说： “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杨在田说： “有13000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4个。”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现在可以修吗？” “可以修。” “可以修了吗？” 毛泽东又重复的问，杨在田非常肯定地说：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光。毛泽东走到栏杆旁边，看着汉口方向说： “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他又问杨在田： “这里从水面到桥面有多高？” 杨在田说： “有40公尺高。” 有人插话说： “40公尺高，游泳时可以当跳板。” 王任重说： “当跳板太高了。” 毛泽东说： “对，不行，跳下去要落到岩层上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毛泽东来到武昌桥头堡的凉亭处，问道： “从这里可以下去吗？” 杨在田说： “梯子上的电灯还没有安好？” 毛泽东说： “好，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画册，说： “这是给我的呀？你们还有吗？你们不够就留着自己用。” 杨在田说： “这本书里还有一封信，是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 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 “这可要好好想想。” 王任重说： “主席，你就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上吧。” 毛泽东说： “到东湖考虑考虑再写。”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大桥工地送来了一幅“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9月11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从杭州住地驱车到浙江海宁县七星庙，观赏著名的钱塘江大潮。此时的潮水不是很大，但还可以看。毛泽东看了一会儿，便来到七星庙临时休息之所，赋《七绝.观潮》一首：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七星庙，在返回的路上要到钱塘江游泳。一行人便来到了大桥警卫部队驻地。毛泽东乘上船到了江心，立即脱衣下水，逆流而上。王芳等人不敢怠慢，也纷纷下水，尾随其后。毛泽东游过了钱江大桥桥孔。此时浪高水急，水又很凉，王芳等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毛泽东一面游，一面笑着说： “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 毛泽东一直游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闻家堰才回到船上。 后来毛泽东又去游过三、四次，其中有一次还是陈毅在汇报外事工作后陪他一起去游的。毛泽东这几次游泳，每次都是游过钱江大桥到六和塔才上船的。 且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在全国农村中逐步展开。中央认为：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整顿干部作风。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在工作上是积极的，有成绩的，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在联系群众、经手财政、管理生产、处理人事等问题上存在着某些缺点或错误。至于违法乱纪、错误严重的，则只占极少数。整顿干部作风，就是要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并把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带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多数干部，同那些违法乱纪、严重错误的极少数人分别开来。各地合作社对于这个整风的部署，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拟定，但大体上要依序采取如下的做法： 第一，先在合作社干部中，在党团支部中，充分说明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使干部们和党团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第二，放手让社员群众在社员代表大会上，生产队全体会议上，或全体社员会议上，对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第三，组织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小型会议，查清事实，分别缺点错误的大小轻重，分清责任，然后由犯错误的人在一定的群众会议上作自我检讨。属于群众误会的事，应该解释清楚。如果有地主、富农、投机商、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必须依靠群众，在适当场合加以揭穿。第四，党支部和上级工作组要按照惩前毖后（戒于前而慎于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群众在一起研究处理的方案。在群众的谅解之下，对错误并不严重而又表示决心改正的干部，不必给予处分，对于错误严重的，处分也要适当，使他们得有改正的机会。第五，合作社干部的改选，应该由社员群众自下而上地层层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党支部在选举方面的领导，不能采取指定的做法，但必须注意使合作社的领导成分保持原来贫雇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人，以利合作社的巩固和团结。 二、调整社和队的组织。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要力求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为此，它们的组织规模大小，应该照顾地区条件、经济条件、居住条件和历史条件，容许有各种差别，而不应该千篇一律。根据一年多的经验看来，在多数的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数社，有些距离较近的小村也可以数村一社。现在各地合作社的组织（包括某些大社在内），凡是业已经过考验，确实办好，而为群众所满意的，就应该稳定下来，不要轻易变动。但是，有一部分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是过大的，不适当的，应该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调整，或者把社划小，或者保持联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队）自负盈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按照各地方的特点，可以有所伸缩，过大不便管理，过小会损害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在调整社和队的组织的时候，必须注意各部分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经过充分的协商，提倡互助互让，调解分歧，恰当处理土地、农具、耕畜、水利、林木等等经济问题。在慎重地调整社和队的组织之后，就都应当长期稳定下来，以利生产和建设。 在社、队关系的问题上，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既要克服某些合作社过分集权的弊病，也要防止生产队权限过大、形成分散主义的偏向。 三、统筹安排，使全体社员各得其所。合作化后，除了灾区以外，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有一部分社员还只保持原来收入的水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社员因为劳动力不足或其他原因而暂时减少收入。对于其中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应该根据互助原则，适当安排他们在社内的劳动，或者适当帮助他们发展家庭副业。对于五保户，也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一些可能的轻便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劳动收入，只在劳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才由社用公益金给予照顾。对于极少数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可以在适当批评之后允许退社以外，应该根据互利原则，按期归还他们入社生产资料（例如农具、耕畜、果木，等）折价的款项；或者经过协商和群众讨论，按照不同情况，在不损害贫农、下中农基本利益的条件下，采取比例分红或其他可以妥协的办法，处理他们入社生产资料的遗留问题，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收入。对于有丰富劳动经验和较高生产技术的老农，要发挥他们的特长，按照他们在生产上的贡献，给以合理的报酬。对于从事手工业、运输业、渔业和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应该照顾他们的劳动特点，适当处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使他们得到合理的收入。 四、改善生产管理，拟定生产规划。全体社员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只有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依靠合作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整社工作必须不误生产。在正确处理内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各地合作社应该总结本社的经验，参考其他合作社的经验，根据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并根据中央关于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结合具体情况改进生产管理工作，克服缺点。同时，要发动全体社员，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且根据本地本社的特点，研究增加农业生产和发展多种经济的措施，实事求是地拟定下年度和长期的生产规划，作为全体社员努力奋斗的目标。合作社拟定生产规划，必须服从国家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指导，尊重其他合作社的利益，避免本位主义。生产规划应着重利用本社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基本建设，例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等，为扩大再生产准备必要的条件。 以上的整社工作，应该从现在起到明年春耕以前，逐步进行。这是巩固合作制度的重大关键。各地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完成这个任务。 9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他写道： “正确执行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曾是我们实现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顺利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今后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保证。” “所有上述这些调整各社员之间，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之间具体经济利益的工作，都必须通过社员群众的讨论和有关方面的充分协商，使之合情合理地得到贯彻。我们应该教育干部：在合作社内部，首先必须依靠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坚决保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巩固合作社的基础；同时又应该切实注意上中农的利益。我们还应该向贫农、下中农说明，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于上中农合理的经济利益给以适当的照顾，甚至作必要的某些让步，更好地团结他们，求得更顺利地巩固合作社，这是符合于自己的长远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教育上中农，为了自己将来更大的利益，他们也应该照顾贫农、下中农的利益，贫、中农团结在一起，坚决办好合作社。应该指出：上中农是劳动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占农村人口20％左右，生产技术较高，对于一部分老下中农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对他们的团结。但是，他们（特别是入社前有部分剥削收入的老上中农）有较多的资本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具有动摇性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合作化的高潮时期绝大部分加入了合作社，现在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要退社，并进行一些不利于合作社的活动。因此，我们对待上中农不只有团结的一面，还必须有批评改造的一面（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许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决不许可迁就这些动摇的上中农。我们一定要加强思想领导，批判这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犯右倾的错误。但是在经济上，我们应当适当照顾这些人的合理利益，认真执行互利政策，而不应当损害他们的利益。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犯左倾的错误。总之，我们对于上中农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首先巩固合作社内部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加强对动摇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在多数农民与上中农之间坚决贯彻执行互利政策这样3个条件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团结全体农民、巩固合作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 9月16日，95岁的著名画家齐白石病逝于北京。 齐白石晚年唯一的愿望是要活到120岁，他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齐白石病重期间，写信劝他说： “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要节劳，少见客。” 毛泽东还多次派秘书田家英代为探望齐白石。齐白石对田家英说： “希望在身体恢复健康之后，能够有机会到毛主席身边，照一张合影像。” 然而，遗憾的是齐白石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要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 9月中旬，毛泽东在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及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从杭州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洗尘。 此后，毛泽东请陈毅先后邀集来30余位教授、学者、专家座谈，周谷城也在其中。 周谷城来得比较晚，他刚一进屋，毛泽东就招手要他到近前。陈毅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 “老朋友，老朋友。”毛泽东微笑着拉周谷城在他身边坐下，又关切的问周谷城：“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吃得消吗？” 周谷城回答说： “还在复旦，身体倒还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他见周谷城点点头，又问道：“材料呢，地下的，还是……” 周谷城知道毛泽东是问他用不用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便说： “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它地下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晃了晃，说道： “关于逻辑，我看你的论文说得最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见毛泽东还是像以前那样鼓励他，便苦笑着摇着头说： “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都冲过来，我可真有些受不啦。”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谷城的肩头上，说道： “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说： “我的意见赞成者很少，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笑笑说： “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周谷城半信半疑地说： “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继续下去。” 毛泽东说： “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刊物，好像叫《教学与研究》的杂志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可见你是不孤立的。” 周谷城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每天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情况，还是这样了如指掌，便惋惜地说： “我没有看见。” “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周谷城说： “意见虽然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害怕，要积极的写。” 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起身对工作人员说： “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一起。” 周谷城随着毛泽东来到餐厅，坐在毛泽东右边，两人一边用饭，一边交谈。提起青年时代，周谷城说： “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周谷城说： “嗳，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 9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虹桥路一个宾馆里会见了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微。他们一见面，毛泽东就指着赵超构诙谐的对在座的人介绍说：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一句话消除了赵超构的拘谨。毛泽东转对赵超构说： “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大家认为你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就很好。” 他又问赵超构： “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坦率的回答说： “写了两次检讨，花了两个礼拜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日子很难受，连晚上也是睡不好啊！” 毛泽东听了，笑起来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 “好啊，紧张一下好，好就好在晚上睡不着，那就可以多想想嘛。狗肉是很香的，但没有吃过狗肉的人总是怕吃，当吃过一次之后，才感到其味无穷，常想再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点像吃狗肉一样，从不习惯到习惯有一个过程，等到习惯了，就会领略到它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希望赵超构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更好的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他用自己的体会告诉赵超构说：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 毛泽东和众人一起共进晚餐。 9月18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国棉一厂。厂长黄宗林和厂党委书记迎上前去，紧紧的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说要看看工人们的大字报，黄宗林领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字报区。毛泽东首先看到的是一位老工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驳了整风中的错误言论，还提出要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讨论。毛泽东认真看了这些内容，他说： “好啊，老工人讲得对！” 他问身边的黄宗林： “鸣放已经1个多月了，现在全厂正在展开争鸣吗？” 黄宗林作答后，毛泽东又停在一张题为《百丑图》的漫画前面，边看边问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 此时，毛泽东来厂视察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下了早班的工人们纷纷拥来，围在毛泽东周围，热烈的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也响了起来。毛泽东微笑着向人群招手。 毛泽东继续看大字报，他在一张批评黄宗林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前仔细的看着。黄宗林介绍说： “我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在我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我。这大字报就是批评我这种作风的。”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更多的接触群众。” 毛泽东在食堂门口看着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不好的。黄宗林告诉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21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 毛泽东一行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正在那里排队等候的工人们立刻鼓起掌来，队伍里也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缓缓的走着，举起右手，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毛泽东离开上海国棉一厂，返回北京。 9月19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它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关于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笔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来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说： “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 9月20日，毛泽东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谈话，回忆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 “4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5月20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 9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人数共计416人。 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决定中说： “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是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单位产量，防治旱涝灾害最有效的一项根本措施。多积肥，多施肥，是保证增产的可靠办法。为了更好地迎接第2个五年计划的到来，实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在今年冬季，集中大力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工作。这个运动，应该成为随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 “必须全面总结过去几年来，特别是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水利建设高潮时期的经验教训。应该首先肯定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的兴修水利高潮，成绩是很大的，扩大了灌溉面积1亿亩。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成绩。要用生动的由于兴修水利而显著增产的事实，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发展水利建设的必要性，说明合作化后的有利条件和如何努力克服困难。特别要注意总结和介绍已有的先进经验，表扬劳动模范，鼓舞士气，提高信心，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同时，对于过去运动中的缺点，也必须适当地指出。1955年冬和1956年春高潮时期的缺点主要是：在规定水利任务计划时，有些地区数字偏大一些，与当时的农、副业生产结合不够，有些地方未充分与当地群众协商，有过某些强迫命令的现象。其次是工程多样性和因地制宜不够，有些地方强调工程的单一化，如过分强调打井，计划定得过死等。此外，对当时的兴修水利运动的具体指导不足，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纠正缺点不够，因而有些地方曾经产生了浪费劳力，引起群众不满的现象，这些缺点，在今后运动中，应该尽力避免。” “在兴修农田水利的同时，必须同样地大力展开冬季积肥运动。这也是实现农业增产的一项根本措施。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领导各地农业社，制定可行的积肥造肥计划，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和鼓励积极造肥的政策，动员群众，保证如期实现。” “冬、春两季是开展农田水利和积肥工作最有利的季节。1957年计划完成的不够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动手晚，错过了兴修季节，应该引为教训。为了保证今冬明春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胜利，各地应立即动手准备，积极进行。各省、自治区应将进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和国务院。” 9月下旬，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老朋友周谷城寄去了《教学与研究》等几本刊物。周谷城翻开一看，凡是引用了他的意见的文章，毛泽东不但都替他折了角，还做上了记号。周谷城捧着杂志，自言自语地说：“有毛主席支持我，我不怕。” 1957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纂》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 “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 “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国外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做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这样写的： 这次会议的评价：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大胆的改，彻底的改，坚决的改。 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四十条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10年了，要完成“四、五、八”。 6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4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5年突击，3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4无国。 人口问题：3年试点，3年推广，4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值得一阅。 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10年计划，10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交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8年，18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10年，到第5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被毛泽东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一个典型——笔者注），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1次3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 军队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10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为例。 毛泽东这个讲话后来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题目是《做革命的促进派》，全文与上述提纲一并抄录于此，供专门研究毛泽东者参考：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3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3级或者4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3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6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像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3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6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7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3年一小改，5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12年，过去了2年，只有10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3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400斤、500斤、800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3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3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5%）、公益金（5%）、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20%，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20%。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1%。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4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10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4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10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内（科学规划也是12年，还有10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3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25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8年，加上10年，是18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10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34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8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3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3、5万吨的钢厂，7、8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3、4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3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帐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5月1日，还有这么多时间。5月1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5月1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6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3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说要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90%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2%左右。”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轻有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 央 1957年10月15日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0月间，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办好了转学手续，进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毛泽东一直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可是劝儿媳改嫁的话又很难出口，于是就在刘思齐转学后，趁着她和李敏、李讷等几个小姐妹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故意提醒她们说： “你们可要考虑找对象啰！” “没人要呀！” “上哪儿去找啊！” “我们找不着哇！” 几个女孩子往往害羞的乱嚷一通。毛泽东就笑着说： “那你们就主动点嘛！” “怎么主动呀？” “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 毛泽东依然笑眯眯的。刘思齐也开玩笑说： “那抓个麻子怎么办？”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毛泽东却说： “只要人品好，又有什么不好！” 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俄文翻译李越然： “李银桥呢？” “我在这儿。” 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过来。毛泽东站住脚，指着李越然和李银桥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 李越然和李银桥忍不住都笑了。原来，毛泽东即将去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杨尚昆为了使李越然能够更好的完成翻译任务，特意安排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让他进一步熟悉领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毛泽东望了二人一眼，又对李越然说： “今年5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笔者注）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李越然赶紧说： “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 毛泽东说： “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会见。 原来，苏联在前些时提出要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他们并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反对后，又于10月28日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 毛泽东就这份宣言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他告诉尤金说： “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的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苏共宣布为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毛泽东说： “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 毛泽东最后说： “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笔者注），值得考虑。 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会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1、要团结；2、要和平，反对战争；3、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4、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它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他又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 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和宋庆龄分任正、副团长，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此前，毛泽东还点名要山东的老中医刘惠民随行，刘惠民带了一大堆中药来到了北京。 莫斯科派了两架图-104飞机来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穿着工作人员为他此次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做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却还是1948年那一双橡胶底皮鞋。他和宋庆龄、翻译李越然、李银桥等卫士及医务人员同乘一架飞机，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则乘另一架飞机。 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赫鲁晓夫快步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又是拥抱，又是吻面颊，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场面依旧感人。 迎接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其它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把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介绍给他们，说道： “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的。”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方面组织了200万人上街欢迎他。毛泽东谢绝了，他说：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 赫鲁晓夫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苏联方面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说：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40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的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所说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他说着伸手指指头顶，在场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到翻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就在毛泽东说过此话不久，美国人在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卫星，果然就地爆炸。1958年1月，苏联又把重达1120磅的第2颗卫星送上了轨道。美国在这一年的2月1日成功发射的“探险者一号”卫星，也仅仅只有8.2公斤。闲话打住。 再说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在机场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尔后，二人同乘一辆小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捷列姆诺伊宫，这原是过去沙皇的住处。宋庆龄被安排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则被特意安排在沙皇的寝宫下榻。他拒绝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来的马桶。 苏联人因为有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不吃死鱼的教训，这一次早早准备好了活鲤鱼。就这样，毛泽东看了为他的下属安排的房间后，还是以不喜欢豪华为由发了火。他叫来翻译李越然，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 李越然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杨尚昆，让杨尚昆好好去劝劝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大家议论到了三国时打仗死了多少人的问题，郭沫若说：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有六七百万。” 毛泽东说：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到原籍，他所见到的情景是：‘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第1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2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毛泽东便全力投入到了外事工作，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秘书林克到他的寝室帮他学英文。有时在休息时间，也把林克叫来，帮助他学习。他对林克说：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11月3日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 “尤金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我们，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 “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90%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我建议，由我们的小平同志，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12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的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修改宣言的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说： “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它国家的情况很难，评论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亚非国家。” 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者。 赫鲁晓夫考虑到波兰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说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他还说： “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 赫鲁晓夫又说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殷勤招待他，与他交谈，并多次陪同他进餐，联络感情。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说：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了拒绝。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名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他还说：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抵抗，而应该后撤。” 毛泽东的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他问道： “你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平静地解释说： “就是有目的的撤退，准备打1年、2年甚至3年的持久战。如果你们后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国内事务时，说道：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道： “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搬动第2个手指头，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继续说： “第二个是邓小平。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说： “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毛泽东说： “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说罢扳下第3个指头，接着道：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但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要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 毛泽东问： “谁可以代替他？” 赫鲁晓夫说： “将由柯西金取代他。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两人走到一起攀谈起来。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 11月6日上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和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中午，苏共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午宴。毛泽东举杯向各国代表团团长祝酒。他走到南斯拉夫的卡德尔面前时，说道： “我们同你们的区别，只是你们有胡子，我们没有胡子。” “你们不断的攻击斯大林，我们就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毛泽东利用午间休息的半个小时，第一次会见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下午，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作为外宾第一个发表了演说，他说：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的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关于如何对待苏联的经验问题，毛泽东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的、创造性的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的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最后说：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毛泽东的演讲，先后赢得了全场2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当他从讲台上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赫鲁晓夫立刻激动的上前与他握手、拥抱，感谢他的夸奖。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天纪念会议上的一些情景，他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在他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再说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波兰的哥穆尔卡继续会谈。关于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问题，哥穆尔卡说，草案中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说来，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哥穆尔卡担心这次会议通过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解释说： “这个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国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上午，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活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检阅台极为显眼的位置上，他的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宋庆龄、邓小平也站在检阅台上。而在其它国家的代表团里，只有一人被安排在检阅台上。 苏联的群众游行队伍，在行进到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情不自禁的高呼： “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7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就苏共要法、意两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意在宣言上签字，但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陶里亚蒂的意见，与毛泽东3日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党的态度的主张不谋而合。毛泽东表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毛泽东又说： “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 陶里亚蒂表示，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 我在1946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他又说：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11月7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成为一位最受大家尊敬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谈举止，使与会者们无不倾倒。 11月8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由苏联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宋庆龄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 是日下午，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继续会谈。他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中、苏、美、英关于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问题，他说： “苏联在15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到2500万吨，第4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到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 高兰回答说： “15年后，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 11月10日，中苏双方对起草的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次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3日，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宣言草案。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讨论时的情况，他写道：“5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10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的讨论。到9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回会场，开到10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1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11时再到会场，开到12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中国的“大跃进”一词首次见诸于报刊，并且这第一次是出现在具有很高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里。在苏联参与访问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某某某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提法很好，拿来我看看。” 那位领导人立即拿来了刊登有《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的《人民日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读了这篇社论，非常高兴地说： “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他说着在这篇社论的旁边写下了一个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大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12国党的代表团。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有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2次，第3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那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11月15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宣言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争论了一天，在几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国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主张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 下午5时，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上讨论的情况。 下午6时半，毛泽东在杨尚昆陪同下来到哥穆尔卡的住处，与他进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说： “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 哥穆尔卡也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 毛泽东问道： “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提问，而是说： “我们提出了4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3个存在分歧。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有各自决定。”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毛泽东说： “其它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 哥穆尔卡发牢骚说： “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 毛泽东说： “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全体。” 哥穆尔卡说： “是这回事。” 毛泽东耐心的劝道： “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哥穆尔卡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他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 毛泽东说： “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他又说，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 毛泽东解释说： “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 哥穆尔卡说： “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 毛泽东说： “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 哥穆尔卡说： “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的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关于‘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这句话，毛泽东建议，可以改为‘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企图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哥穆尔卡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在3个有分歧问题上的修改，基本上都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 哥穆尔卡笑着回答说：没有。毛泽东接着说： “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说： “我没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最后申明说： “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一下。” 哥穆尔卡真诚地说： “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 毛泽东说： “我准备见你一次。”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 11月1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 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又被称之为《莫斯科宣言》。 这天下午，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隆重开幕。 11月17日，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举行第2次会谈。双方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 杜克洛：现在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毛泽东：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 杜克洛：这很难说。 毛泽东：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3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美国？ 杜克洛：对这3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 杜克洛：他们都怕战争。 毛泽东：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 杜克洛：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毛泽东：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杜克洛：需看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 杜克洛：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 毛泽东：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10年到15年的和平。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几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11月17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头天刚下过大雪，太阳高高升起，天气格外晴朗。 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及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受到了在莫斯科及其它城市读书的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热烈欢迎。 被接见的一名留学生记录了现场的详细情况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节录如下： “下午6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详的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的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的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的，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的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的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的，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详的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详的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 ‘同志们！我问你们好！’ 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 ‘世界是你们的！’ 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的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 ‘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得不成个样子了嘛！’ 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 ‘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 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又说：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 一句话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的向大家说： ‘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8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10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4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13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13亿基本分布在3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3亿当中已经有7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6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6亿4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 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说： ‘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 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40周年，一共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64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 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做硬起头皮顶住。’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得又会心的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8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的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过了第2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2200到2400万吨。到第4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4000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15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的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5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 ‘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 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微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的说： ‘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 这时我们又不由得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详的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 ‘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5次。’ 又问： ‘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3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 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 ‘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么样呀？’ 又嘱咐说： ‘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 ‘怎样？咱们走吧！’ 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研究生王蕙菁则详细记录了毛泽东此后的活动： “由于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容纳不下而在楼下俱乐部剧场里坐着的几百名留学生，只是通过麦克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未亲眼见到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同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想见见他们，于是毛主席在大礼堂讲完话后，便专门从大礼堂走向俱乐部剧场。在那里，他微笑着向留学生们说： ‘我只给你们讲3句话，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之后，毛主席一行从俱乐部出来，上楼到位于大礼堂楼上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参观。而我是从大礼堂出来向楼上自己的宿舍走去。这时，我发现他们显然正朝着我的宿舍方向走来，顿时，我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我立即跑步迎上前去，向中央领导同志们问好，我伸出手先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欢迎您！’ 他用那宽大的手与我握手，并说： ‘你好！’ 随后，他们便陆续走进我的房间。一进屋，毛主席先看了看我书桌上放着的书，然后看到沙发上放着的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他关心的问： ‘你们这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报纸？’ 我一一作了回答，并说： ‘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很及时，这张《人民日报》就是11月14日的报纸。’ 他老人家听后很满意。之后，他便坐在沙发上，乌兰夫、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也先后入座。我的房间不大，十多位领导同志已坐得满满的。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还在站着，而长沙发上毛主席右侧身旁还有一个空位，我便请邓小平同志入座。他示意自己不坐，让我坐。可我怎能让中央领导同志站着，而我却坐着呢，所以，我还是请他就座。这时，毛主席风趣地说： ‘你坐这里吧！他是总书记，就站着吧！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 这句话使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我就幸运的坐在毛主席身旁右侧。”“看到他真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像是一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的工人、农民那样的红润、健康，并带有光泽，只是两鬓略有少许白霜。看到这，我非常高兴。这时，他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 ‘祖籍是河北省。’ 然后，他又指着代表团的同志们问我： ‘这些同志你都认识吗？’ 我笑着回答说： ‘认识，是从报纸上见过。’ 于是，他从自己的左侧坐着的同志一一向我介绍，说： ‘这是我们党蒙古族的优秀党员乌兰夫同志’，‘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杨尚昆同志’…… 接着，他又关心的问起我的生活，毛主席风趣的谈话时而引起我们大笑，气氛轻松。后来，我想为领导同志们备茶，毛主席说： ‘不喝了，看看你的邻居。’ 于是便走向与我同在一个单元的苏联研究生谢斯卡科娃的房间，并同她亲切谈话。 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走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满了闻讯前来的苏联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宽敞的走廊通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争着伸出友谊的手，问候着，毛主席和他们握手，问好。聪明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晚上8点钟左右，当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走向莫斯科大学正面大门时，人们越集越多，纷纷向他们致意，欢送毛主席一行，待他们的车队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大家才从门口返回楼内。”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坐在他的位置上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 “同志们，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 他列举了第2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发生的10件大事，证明上述判断。这10件大事是：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 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说：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他在谈到1946年蒋介石向解放区进攻时说： “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他还说： “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国宣言上签字，使13国缺少了1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他又说： “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在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问题，毛泽东说道：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一个小时的演讲结束了，会场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11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与陶里亚蒂举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问道： “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意大利有多少钢？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 陶里亚蒂说： “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问： “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 他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 “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 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的回答后，又说： “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 陶里亚蒂说： “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问道： “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 陶里亚蒂说： “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可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收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意见。” 毛泽东说： “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 陶里亚蒂说： “我完全同意。” 11月19日，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那时，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 “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15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11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来看望毛泽东。这是双方的第3次会谈。哥穆尔卡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18日的演讲。毛泽东解释说，他曾经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只好坐着讲。他还说： “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 哥穆尔卡说： “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 毛泽东说： “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过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 哥穆尔卡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他还抱怨说： “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毛泽东耐心的解释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他又坦率的对哥穆尔卡说： “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揑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赫鲁晓夫同哥穆尔卡一样没有听懂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弹的论断。后来，他说毛泽东是“疯子”，是“战争狂人”。与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帕森斯将军说： “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再说毛泽东在会谈中将话题转到了这次会议上，他问哥穆尔卡： “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 哥穆尔卡说： “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 “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的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毛泽东又说到了共产国际，他说： “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说： “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 “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3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共产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他说：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很大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 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有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 哥穆尔卡说： “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 11月20日中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在告别讲话中，再一次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 他还对前来送行的60多个国家共产主义的头领们说： “中国有个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看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是日晚，苏共中央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 回到驻地，毛泽东征询赛福鼎的意见说：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赛福鼎回答说：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毛泽东点点头，又说：“俄罗斯人过去压迫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11月21日，毛泽东、宋庆龄率领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 “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就这样，毛泽东乘坐二等舱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国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刘日新同志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恢复计划经济——答某某周刊记者问》中说：“‘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计划为3856亿斤，实际完成3901亿斤，超过计划45亿斤，超额1.2%完成计划；棉花产量计划为3270万担，实际完成3280万担，超过计划10万担，超额0.3%完成计划。计划制定的精确度如此之高，真是不可多得，对经济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刘日新同志在这次答记者问中还说：“计划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由于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高，五年计划四年提前完成（1928-1932）。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爆发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美、英、德、法、日等大国的生产力倒退几十年，而苏联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由一个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进大国，钢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些伟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同时，苏联及后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影响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市场经济陆续向计划经济学习。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挽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实行新政，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实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甚至开辟田纳西州作为计划的实验区。这一切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战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走第三条道路，也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计划的法国，比不搞计划的英国、美国的经济速度要快很多。1951年-1955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法国为6.6%，美国为4.4%，英国为3.8%。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国民收入倍增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日本的计划对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促进他们的经济在不太长的时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了重要作用。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企划厅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编制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经过六个五年计划，韩国即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刘日新同志所说的这些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不肖子孙都不能掩盖、不能抹煞的。后人读一读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听一听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能不振聋发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