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 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话说毛泽东对坚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红色政权充满了信心，他深信这是对中国国情切实把握的结果。但在党内掌握党权的那些人会怎么看，是支持还是责难？他心中不免有几分不安。 192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塘边村分别致信湘、赣两省省委并转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井冈山斗争“剧烈”、“阔大”的情况，报告了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申述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理由。他在信中写道： “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病医疗万难，正随时解此难点。” 关于成立湘赣特委一事，毛泽东诚恳的向中央剖白心迹，他写道： “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宵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期间，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 关于今后工作的打算，他写道： “1、普遍发展6县之党。2、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在军队中建立坚强的党。5、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3日1次。……8、多派同志来工作并请省委随时指导。” 毛泽东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天日可鉴。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又招来了上级的全面非议。详情容后再叙。 就在这6月中旬，蒋介石命令江西军阀朱培德和湖南军阀何键联合“进剿”井冈山根据地。朱培德便调集第6军胡文斗部杨池生的第9师及第3军杨如轩的第27师共5个团，以第9师师长扬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4次“进剿”。湖南国民党军第8军第2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 毛泽东得知赣军即将进犯，立即赶回永新城召集军事会议，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研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歼灭赣军主力，尔后乘胜反击打破第4次“进剿”的作战方针。在反“进剿”的第一阶段：1、示弱诱敌，将4军主力28、29、31团全部撒出永新，由地方党组织赤卫队、暴动队袭扰进犯永新之敌；2、声东击西，由毛泽东、朱德率28、29、31团主动出击，佯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迫使湘敌不敢轻举妄动，诱使进占永新的赣敌进入根据地；3、袁文才、王佐等带领第32团依然留守根据地，密切注视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两部的动向。会议结束后，第4军各部依计而行。 果不其然，杨池生、杨如轩率部由吉安进占永新城后，见工农革命军西征酃县，以为有机可乘，就迫不及待的部署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由杨池生的1个团守备永新县城，1个团经烟阁、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1个团在永新城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由杨如轩的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杨池生的前敌指挥部设在白口。 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5公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毛泽东得知赣军主力已经从永新出动，立即与朱德等人率领28、29、31团急速返回宁冈，部署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方案。 6月20日，毛泽东在古城主持军事会议，制订了如下歼敌方案：1、由朱德、陈毅率29团、31团1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杨池生的1个团；2、由王尔琢率28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杨如轩的两个团；3、由袁文才、王佐率32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坛山上，配合作战；4、由永新、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待机；5、由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在永新龙田、潞江一带扰乱赣敌，并监视湘敌。 6月21日，毛泽东率31团第3营奔赴龙田、潞江一带，其余部队亦分头作战前部署。 6月22日，进攻宁冈之敌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经新、老七溪岭合击宁冈。 6月23日上午，工农革命军第29团和31团第1营控制了新七溪岭要地，打退了左路之敌1个团的多次冲击，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敌右路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 是日下午，第28团攻占了老七溪岭制高点，将杨如轩的两个团击溃，王尔琢率部乘胜追击，直捣杨池生设在白口的指挥部，歼敌一部后，插入龙源口，切断了左路赣军的退路。此时，29团、31团第1营已将左路杨池生的1个团击溃，并跟踪追至龙源口，在第28团协助下，将其全部歼灭。 工农革命军各部乘胜进占永新城，打破了赣军的第4次“进剿”。 此次反“进剿”，工农革命军歼灭赣军1个团，击溃其两个团，缴获步枪4000多枝，重机枪7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战果最辉煌的军事胜利。 后来，根据地人民曾经这样赞颂工农革命军第4次反“进剿”的胜利：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3个整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使湘赣边界进入了全盛时期。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6月下旬的一天，扮作商人模样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和省委秘书长杨开明，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了井冈山根据地。二人上山后，杨开明去了湘赣边界特委所在地宁冈，杜修经则在先前来到根据地的省委巡视员袁德生引领下，前往永新找毛泽东。 袁德生，1894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佃农家庭，6岁时父母双亡，1916年到安源煤矿当采煤工。毛泽东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后，袁德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参加工人补习学校，加入安源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参加了安源路矿大罢工，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5年先后到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底回湖南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回湘赣边界配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 且说在6月30日，杜修经在永新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出示了中共中央1928年5月25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大纲》中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毛泽东表示接受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中的这一指示，把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由于各根据地之间讯息不通，红军番号相同的较多，如贺龙在这6月间建立的湘鄂西红4军，鄂豫皖根据地在1931年建立的红4军等——笔者注）。杜修经又交给他一封密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4军攻永新整军后，立即向湖南发展，由袁文才同志守山，并由28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详见特委通知，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此致敬礼 湖南省委 6月26日 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指示，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的。他知道，6月间刚从湘潭转移到安源的湖南省委推举的廖保庭（湘潭人，原是一名安源煤矿工人，后在10月间脱党，在职仅5个月——笔者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省委书记，而实际负责任的则是省委常委林育英与贺昌二人。这一封指示信就是出于林育英之手。 毛泽东曾经说过湖南省委是“喝米汤的省委”。他最烦心的就是这个“喝米汤的省委”，不但尽搞瞎指挥，而且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些“钦差大臣”们已经使他吃尽了苦头。他也非常清楚，此时南方的统治阶级尚处于稳定时期，红4军主力如果“向湖南发展”，远离根据地，必将不利于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可这是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尽管如此，处于两难之间的毛泽东，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会轻易让步妥协的。他提议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和研究湖南省委的来信。 杨开明应召来到永新参加联席会议，见到了被他取而代之的姐夫毛泽东，心里是既高兴又有一丝不安。 杨开明，号一青，又名克敏，1906年1月17日出生于板仓杨家老屋。他是杨开慧嫡亲叔叔杨昌楷的儿子，被杨开慧称为“一弟”。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工作时就认识他。那时候，杨开明经常去长沙清水塘22号看望姐姐和姐夫。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杨开明曾积极协助他工作。 毛泽东看出了杨开明的心理矛盾，便推心置腹的对他说： “省委要4军‘立即向湖南发展’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的下次进攻。” 6月30日下午，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上的中厅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原湘赣边界特委成员，有红4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等；有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珍、刘作述、贺子珍等；还有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和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以及湖南省委巡视员袁德生等，共30多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杜修经先是传达《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精神和湖南省委“6、26”指示，接着，他以特派员身份要求边界党组织坚决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做好组织红4军主力远征湘南的工作。 袁德生在发言中也主张红4军应按照湖南省委“6、26”指示，“立即向湖南发展”。 根据地的与会者们听了“6、26”指示，感到非常意外，又见杜修经、袁德生都强调要坚决执行之，无不面面相觑。毛泽东开始发言了，为了缓和一下会场气氛，他以特有的幽默语调不急不慢地说道： “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中国有一句古话，‘闭塞眼睛捉麻雀’，我看这个指示很有点这个味道。结果呢，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 接着，他陈述了红4军不能去湘南的6条理由： “第一，在红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正在多方洗刷‘冒险的流毒’，改变、克服了过去某些同志存在的流寇习气，树立了在根据地作艰苦细致工作的风气。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4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4军之改造必更困难。 第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4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而不是像湖南省委所估计的那样，湘南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如果红军冒进湘南，孤军深入，则难免不被强敌所围攻，甚至有被敌军吃掉的可能。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 第三，在根据地方面，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住。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4军非常危险。 第四，4军第3次打开永新后，永新、宁冈等地，各项工作进展迅速，收效显著，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此种主张决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 第五，目前要去湘南解决经济问题，实为不可能。不要说别的，去湘南，吃饭问题都不好办。因为在湘南暴动时，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款子亦被筹光。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第六，经过多次战斗，伤兵增至500，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此亦最大困难之一。” 宛希先对省委的意见也力持异议，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议论非常热烈。争论的结果，绝大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有百弊而无一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形成一个决议，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大家同意不同意？” 于是，联席会议就拟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抵制湖南省委指示的决议。决议中说： “红4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由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被敌人消灭。” 杜修经、袁德生是少数派，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得表示同意联席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又提议说： “我们要尽快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一份报告。” 大家推举由毛泽东负责草拟报告。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 1928年7月4日，毛泽东在永新完成了“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的草拟工作。报告在联席会议决议的基础上，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了政治、敌情、根据地、历史经验、经济、伤员6个方面的情况和理由，重申了在新军阀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红4军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不能前往湘南的意见。在报告的末尾，毛泽东又恳切的写道：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就在毛泽东刚刚写完这份报告的时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新的危机又来临了。 原来在赣军杨池生部和杨如轩部第4次“进剿”新败之后，朱培德于6月底与何键约定：由赣军第3军王均、金汉鼎部5个团，第6军胡文斗部6个团，共计11个团，会同湘军吴尚的第8军第1、第2两个师，“会剿”井冈山根据地。进攻时间定于7月7日，赣军两部从吉安、安福向永新进攻；湘军第8军两个师则自酃县向宁冈进攻，得手后，再攻永新，与赣军会师。 7月4日这一天，湘军第8军第1、第2两个师提前出动，由茶陵、酃县进攻宁冈砻市和新城。 毛泽东根据湘赣两省敌军利益不尽一致的这一特点，提议采用“按左抶右”的战法，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打破敌人的“会剿”。为达此目的，他和朱德等决定，红4军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由他率领第31团经拿山返回宁冈，袭扰湘军；一路由朱德、陈毅等率领红4军军部及第28、第29两个团，由宁冈佯攻湘敌巢穴——酃县、茶陵，威胁其后方，迫使湘敌回援。然后，两路主力一东一西，两下夹击，集中力量打击即将来犯之赣军。 会后，毛泽东即率红31团和地方武装从永新县城周围地区撤出，向宁冈进发，待回到茅坪时，湘军因一路求战不得，已由宁冈进击永新。毛泽东率部跟踪追击到永新，袭扰湘军，并准备切断湘、赣两军的联系。 7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主力大队红28、29两个团攻克了酃县。湘敌十分惊恐。 此时，红28、29团应乘胜再攻茶陵，迫使吴尚第8军回援，然后再回师永新，与红31团夹击赣军，“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引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笔者注）。”可是朱德、陈毅却改变了原来与毛泽东商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放弃攻取茶陵，率红4军主力大队折回宁冈，增援永新的红31团。 新的作战计划一传达，部队中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情况。前面已经说过，红29团是由宜章农民军组成的。在这支队伍中，不少人思想上都存在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和家乡观念，前些时传达的湖南省委“6、26”指示，更助长了这一部分“政治动摇”的人们的地方主义情绪。他们本来就想打回老家去，此次打下酃县，已经到了湖南的大门口，听说又要返回江西，就以贯彻湖南省委“去湖南发展”的指示为借口，纷纷嚷着要回湘南去。 7月12日晚，红29团的士兵委员会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代表会议，决定由酃县去湘南，明天就出发，并找好了向导。 随红4军大队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在永新联席会议后，仍念念不忘把红4军拉到湘南去，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趁毛泽东、宛希先等人远在永新之际，不但不出面制止士兵委员会的错误行动，反而“导扬第29团的错误意见”，怂恿他们去湘南。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也在一旁推波助澜。 这天晚上，陈毅在城边的一条小溪里洗了澡，回到部队就听说29团打回老家去，立刻去找朱德。此时，王尔琢已经将29团的情况报告了朱德。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决定先找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研究一下对策。不一会儿，胡少海、龚楚来到了军部。朱德问起29团的情况，胡少海说： “士兵委员会要闹事，要回家，向导都找好了。” 龚楚瞅瞅朱德，又看看陈毅，说： “怎么说呢？我看29团官兵回湘南是必然的，拦是拦不住的。” 陈毅责问道： “永新联席会议你是参加了的，通过了的决议要不要服从？” 龚楚说： “永新联席会议我是少数服从多数，可是永新联席会议本身就不服从上级党部湖南省委的指示，现在29团广大官兵要求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向湘南发展，我没法制止。” 胡少海也趁机说： “我们与其再回到井冈山挨饿，还不如去湘南发展的好。” 王尔琢见已无法说服他二人，便向朱德建议，召集一个有29团士兵委员会代表和28、29团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以解决29团要回湘南的问题。朱德、陈毅等人事先没想到要严格控制参加会议的人员，龚楚、胡少海竟把29团大多数干部和士兵委员会成员都召集来了，再加上杜修经，在与会人员中形成了多数派。朱德虽然极力晓之以理，对29团的返乡行动多方予以劝阻，但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了。多数人提出要到湘南去，不少人又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此时，杜修经也再次亮出湖南省委“6.26”指示的王牌，并以上级代表身分推翻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要红4军大队往湘南发展。 据杜修经后来回忆说：朱德马上写信给在永新的毛泽东，报告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永新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立即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回信，派专人送到红4军大队。毛泽东在信中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7月14日，驻守永新一带的湘军吴尚部担心红军大队再攻茶陵，便陆续经莲花向茶陵撤退；而此时由吉安、安福地区来犯的赣军11个团，正向永新开进。 7月14日这一天，朱德、陈毅研究了毛泽东的来信，为了先稳住杜修经、龚楚、胡少海等人，将队伍拉回到永新，和毛泽东一起解决29团的问题，他们允诺部队先由酃县绕道遂川，去解永新之围，然后再有计划的去湘南。这样，红29团才暂时停止了返乡活动，和军部及28团一起由酃县向宁冈开进。 7月15日，赣军11个团进入永新城及其周边地区，接替了湘军的防务。 毛泽东指挥红31团及永新赤卫队、暴动队，以四面游击的方式，不分昼夜袭扰敌人。 7月15日这一天，红4军大队行至酃县、宁冈交界处的沔渡，又由沔渡到了酃县水口，红29团的士兵喊着“打到湘南去”、“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又吵闹起来。红28团虽然不同意去湘南，却也节外生枝，提出要到赣南去。 陈毅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意见，以红4军军委书记身份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说服教育工作。不少与会者都把目光投向特派员杜修经，希望他表态。杜修经这两天看到红29团、28团的情绪，觉得不回永新已是人心所向，大局已定，便微笑着不说话。陈毅也多次目视杜修经，希望他起来作解释；杜修经依然是微笑不语。陈毅看看朱德，又看看杜修经，见他们都不表态，只好提出先让杜修经去找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部队的状况和要求，然后再决定部队的去向。龚楚拍着杜修经的肩膀说： “省代表，你去！我们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们就走了。” 这正是：冷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阴霾涌动，遮蔽半天晴空。 欲知红29团能否返回湘南，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朱德和陈毅等人在兵乱之际，控制局势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釜底抽薪，千方百计的一个一个做龚楚、胡少海等29团的上层工作，让他们吸取4月间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等人回湘南被杀的教训。可他们不但没有釜底抽薪，反而在兵乱之初要实行民主。此时此地还要讲什么民主？即使要讲民主，也应该先做好28团干部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很好的配合军委说服29团，同时严格控制参加第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人数。正是有此一失，才让龚楚等人钻了空子，致使29团干部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在会议上占了人数上的优势，岂有不失控之理？惜哉！水口之乱，并非偶然，正是这种失控局面的延续，要想挽回已是万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