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火车开得越快，我就越安全。” 话说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亲自用红铅笔书写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行动计划分上、中、下3策：上策是用各种手段，把毛泽东谋杀于南巡途中，他按党章规定，合法接班。中策是谋杀计划如果失败，他就南下广州，另立中央，造成南北割据局面。下策是如果上中策都不能实现，立即逃亡苏联。 这一天，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了北京，向“联合舰队”成员宣称：“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 也就在9月8日夜晚，毛泽东得到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他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碍事，妨碍人家走路。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他们来看望毛泽东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泽东刚吃过夜餐，已经是午夜了，他突然把汪东兴叫来，说： “立即把专列转移。” 汪东兴问： “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转到上海。” 汪东兴建议转到绍兴，绍兴在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毛泽东说： “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乘务员岳素花回忆说：“9月8日，完成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空军基地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夜场电影，连放两部片子，一直演到了半夜。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基地的临时宿舍倒头便睡。在睡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忽然一下就清醒了。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喊我。我赶忙应声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我们的赵队长。他小声嘱咐我说：‘别开灯，快点起来，赶快带上所有东西上车。’这时，其他同志陆续也醒了，我们麻利的收拾好东西，悄悄上了列车。按主席乘车的要求，我们检查了各项工作，列车长便通知机车启动。机车启动之前我们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惊动基地的同志，所以机车发动的轰鸣声使他们突然吃了一惊。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赶紧跑过来一探究竟。还没等他开口，专列工作人员就把按规定算好的菜钱包好，顺势递到了他的手上，此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9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转移到了绍兴。 在这期间，也就是在9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正在紧锣密鼓的密谋谋害毛泽东的方式和策划如何攻打钓鱼台。 在北方，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王飞说： “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 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讨论来讨论去，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在南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估计毛泽东在9月25日以前不会离开杭州。他们商量如何行动，有人说：“最好用飞机轰炸！”于是，林立果就命令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轰炸毛泽东的专列。 9月9日，在上海的于新野对王维国通报了杭州的行动计划，他还说： “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于新野、王维国觉得，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王维国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 于新野说： “我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你可以把你的教导队带上去，在驻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 王维国向于新野表态说： “首长的命令，我一定坚决执行。” 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性，于新野和王维国二人又去看了一回地形，在上海动手的方案初步确定下来了。 9日下午，于新野乘飞机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了在上海动手的新方案。林立果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同意了这一方案。 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 “王飞很有带兵经验，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叶群也以林彪的名义，给黄永胜送去了一封密信，她在信中写道： “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 9月10日上午，叶群和黄永胜通话的时候，曾经问黄永胜说： “林总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到了吧？” 黄永胜说，他没有见到这封信。叶群交代说： “林总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乐观和保护好身体。有事你就找王飞同志，他会给你详细指示的。” 再说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准备出发了，他突然对汪东兴说： “走啊！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 “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 “为什么呀？” “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上保卫。” “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你的意见是……” “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毛泽东打断汪东兴的话说： “还有一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说： “马上就通知他。” 汪东兴通知了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就去布置专列的事儿。 下午1点40分，专列由绍兴开往杭州。 下午2时半，南萍、陈励耘等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道别。毛泽东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汪东兴也参加了。毛泽东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 “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时任空5军军长，毛泽东对他很熟悉。陈励耘慌忙接口说： “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泽东针对南萍和许世友的矛盾，说出了寓意深长的一番话，他说： “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他接着说： “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红军30万，到陕北剩下25000人，当时中央苏区80000，只剩8000。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4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1次、2次、3次、4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4方面军的人，1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4方面军就灰溜溜了，1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泽东还带着警示的口气说： “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毛泽东有针对性的对在座的人说： “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汪东兴插话说： “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问： “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指1946年7至8月间，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七战七捷——笔者注）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毛泽东不信，说： “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 “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泽东说： “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泽东又谈到陈毅，他说： “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谈到北京军区时，毛泽东说： “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在座的几个人都说： “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说： “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针对许世友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又说： “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他问南萍： “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 “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说： “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4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泽东说： “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早在2点50分就抵达了杭州车站。 毛泽东一行上了专列。陈励耘来到车站后，自觉心中有亏，神情很不自然。他竟未敢接近毛泽东向他告别，只是握着汪东兴的手问： “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 “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车。” 后来，陈励耘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杭州驶向上海。 6点10分，专列经过近3个小时的行驶，进入上海市，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旁边。毛泽东没有下车。 汪东兴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在毛泽东乘坐的本务车周围，全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战士。在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建有机场的一个油库，假若油库着了火，专列跑都跑不掉。汪东兴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他安排好后回到车上，毛泽东说： “要南京部队司令员许世友来上海谈话。” 汪东兴要张耀祠去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马上来上海。不巧，许世友下乡去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马天水、王洪文和王维国。谈话结束后，王洪文就住在专列旁的房子里，他还要汪东兴也搬到车下住，汪东兴谢绝了。 此时，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的“联合舰队”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意思是毛泽东到了上海，王维国上了专列。 林立果等人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下手的时机到了。有人说： “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领教导队冲上专列，乘着混乱先把汪东兴等人杀死，然后再干掉他，或绑架他！” 有人说： “如果炸油库不成，就在专列通过苏州硕放铁路桥时，炸掉桥梁和火车！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宣布是坏人搞的。” 周宇驰说： “如果炸硕放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烧！用四O火箭筒打火车。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就会车毁人亡。我和王维国也到铁路沿线看过了地形。” 此时，在上海坐镇指挥的江腾蛟，知道无论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成功与否，自己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下不了决心，在北京的林立果那一伙人，提出的几个方案都被他否定了。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乘飞机赶到了上海，由人领着乘车直奔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没有让王维国上火车。他和许世友、王洪文、马天水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他说： “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认识不到，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的等待嘛。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他还说： “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在搞分裂，不搞团结。” 谈话就要结束了，许世友表态说： “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时已是下午1点时分，毛泽东说： “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同志，你们请许世友同志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酒。” 许世友说： “汪主任，你也去。” 汪东兴说： “不去了，谢谢。”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对汪东兴说： “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岳素花回忆说：“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通知我们马上开车。列车工作人员赶紧放下碗筷，各就各位。” 且说汪东兴陪同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一块儿下车，看到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里等待着毛泽东召见。王维国见到了众人，表情异常。王洪文把他拉上专列，在车厢门口与毛泽东握了一下手，汪东兴便把他送下了专列。毛泽东这种时而召见、时而不召见的策略，使王维国不知所措。 汪东兴送走马天水、许世友、王洪文后，马上回到车上见毛泽东。毛泽东问： “他们走了没有？” 汪东兴回答说： “走啦。” “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不通知他们了吧？” “不同他们打招呼。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岳素花回忆说：“过了几分钟，张耀祠又来问：‘车为什么还没开？’列车的领导说，已经和铁道部联系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车命令后线路才能开通。张耀祠焦急地说：‘主席要求马上开车，一切听主席指挥。’” 下午1点12分，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 岳素花回忆说：“前驱车首先开动了。按照常规，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前驱列车要开出一个区间，主席乘坐的本务列车才能启动，两列车之间必须间隔十几分钟的距离。可这次前驱和本务列车几乎同时启动，只有采取前驱列车提速，本务列车慢慢开动的办法，在运行中拉开距离。” 毛泽东此次巡视，先后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市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据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说，他一直参加了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很费精力，几乎每天要同五六个人谈话，有时谈到深夜时分。 此时，毛泽东虽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计划，但凭着他政治家的直觉，必须提前结束巡视，尽快赶回北京。 毛泽东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立果一伙所有人的预料，他只在专列上过了一夜，就离开了上海。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此时，车站的警卫人员将毛泽东发车的消息，报告了正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 “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惊讶地问： “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说： “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许世友吃了饭，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准备到车站接毛泽东。 且说专列驶过苏州车站，平安掠过硕放铁桥。毛泽东不让停车，于是，专列一路风驰电掣，奔向南京。 岳素花回忆说：“列车开动以后，速度越来越快，车厢内晃动得厉害。主席身边的服务员反映，主席桌上的书都掉地上了。机务段段长找到列车领导说，这样开法，司机很担心，怕保证不了列车的运行安全。列车领导回答说，一切听从首长安排，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安全。” 毛泽东还亲自来看望专列司机，他问司机，火车能不能再开快点，司机面有难色。毛泽东向他解释说： “你的火车开得越快，我就越安全。” 司机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开着火车向北京方向全速飞驰。 下午6点35分，已是傍晚时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南京。列车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说：列车提前10分钟到达。毛泽东说： “早10分钟也好啊。” 此时，许世友已经从上海飞回南京，在车站上迎候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汪东兴、张耀祠下车来见许世友。许世友问： “主席下不下车？” 汪东兴说： “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专列在南京站只停了15分钟，又继续奔向前方。 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已离开上海，正在北返途中。林立果闻讯后大吃一惊，不由得连声叫道：“糟糕，糟糕！” 他立即找到一个师长，要他把部队调进北京，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他又找到一名飞行员，要那个人驾驶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也被拒绝了。林立果绝望地说道： “全完了！没有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林彪获悉上海没有得手，立即做出了9月13日凌晨南逃广州的决定。 原来，林彪一伙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同时，早已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调动了8架飞机，以备在万一失败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国外。可没想到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消息很快便接踵而至了。 9月11日晚9点45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蚌埠，停车5分钟。 9月12日零点10分，专列到达徐州，停车10分钟。 9月12日2点45分，专列到达兖州，没有停车。 9月12日5点，专列到达济南，停车10分钟。张耀祠奉命下车在车站给杨得志打电话，杨得志出去了，没找到。专列继续前进。 9月12日7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德州，停车20分钟。 9月12日11点40分，专列到了天津西站。毛泽东叫停车，他嘱咐张耀祠说： “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 张耀祠当即下车，在车站打完电话，刚回到专列上，车子就动了 9月12日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丰台火车站，毛泽东下令停车，把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4人叫上了专列。 毛泽东一路上甚是疲劳，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李德生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正题，他问道： “我还能不能进北京？” 毛泽东是有意给他们传递信息：林彪一伙在北京有阴谋活动。 李德生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起过，陈伯达搞的那个“天才论”语录没有发给他。毛泽东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现在他看见了李德生，又想起了此事，就转对李德生说： “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1年说3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接下来，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重述了南巡讲话中的主要内容。他还对众人说： “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济南的时候，就让汪东兴通知我们到丰台站等待毛主席。那时我已经得知毛主席要在国庆节之前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全会上将补选张春桥等人进常委和当副主席。这也是谢富治悄悄告诉我的。所以，我心中有数。9月12日中午1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进站，随后我们上了他的专列车厢，毛主席简单询问了北京的情况，对我和纪登奎、李德生、吴忠说：‘这次回来要下决心解决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处理的一些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一个陈伯达，这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几次庐山会议，去年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们的气势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要分裂中央，搞掉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为什么要搞他们呢？无非他们坚持听我的话，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这就使陈伯达及其后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 吴忠则回忆说：“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再说毛泽东在谈话结束后，要李德生去执行一项任务：从38军调1个师到南口。李德生立即部署了1个师的调动。 下午3点36分，毛泽东的专列停了两个小时后，由丰台出发，驶向北京市区。 4点5分，专列驶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上了轿车（据张耀祠回忆说：他特意看了一下手表，是下午4点整），尔后安然回到了中南海。 汪东兴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周恩来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他感到很诧异，问道： “你们怎么不声不响的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呀？” 汪东兴说： “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我以后当面汇报。”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政局如何变化，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亲自指挥并演绎出一个至今让笔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像乘务员岳素花所说的：“‘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当时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誓言。所有工作人员不论冬夏，不分昼夜，只要中南海一声令下，立刻出发。从来没有人埋怨、叫苦，也从没有人讲自己的家庭困难。每一个人都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实践着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但事实上，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毛主席保卫了我们。”此言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