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 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1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 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话说正当李德和李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赶了过来。有人喊了声： “毛主席来了！” 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从西南边走来了。在人们的簇拥下，李德扭着李特朝毛泽东走去，一路推推搡搡，吵个不停。毛泽东说： “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李特怒气冲冲地说： “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 “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竖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李特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泽东是逃跑主义，数落中央红军丢掉江西苏区的罪行。李德见李特已经控制不住情绪了，一下子就把他紧紧抱住，任凭他怎样挣扎，也摆脱不了自己的控制。毛泽东让李德松手，正告李特说： “彭德怀同志率领的3军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李特闻言，有所顾忌，就未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说： “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根据地是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他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正在此时，彭德怀也赶来了，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信送给彭德怀，并让步说： “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4方面军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说： “可以，红军学校4方面军学员回去跟4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他转对彭德怀说： “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去，放他们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他又指着李特对彭德怀说： “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此时已经是1935年9月10日上午8时，红军大学中4方面军的学员大部分随着李特回去了，只有工兵科的4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跟着毛泽东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天到这般时候，叶剑英还没有跟上来，大家都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不久，叶剑英和二局局长曾希圣带着二局的全部人马赶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 部队在行军途中散发了毛泽东9日连夜起草并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他在告同志书中写道： “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在告同志书中号召红军指战员： “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这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都来了，许仕有跳着脚骂了起来： “他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 几个师长也随声附和，你一言我一语，唠叨个没完。 许仕有，小名有德，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许家洼（后属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许存仁是一个勤劳忠厚的种田好手，母亲李氏是有名的贤妻良母。许仕有少年放羊时，扒了恶霸李静轩地里的两个红薯充饥，被李静轩打了一顿，李静轩还牵走了他家两只羊。母亲上门评理，也被李静轩打了一顿，许仕有发誓要报此仇。他从嵩山少林寺学武归来的一个晚上，手提大刀闯入李家，将李静轩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山头的树枝上，摸黑跑上后山逃亡，投身于吴佩孚的军队。1924年农历三月初八，许仕有经当地一位妇女介绍与朱锡民成亲，后生有一子。在北伐战争时期，许仕有随其所在的北洋军阀部队起义，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回到家乡，成为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兵队队长，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成立后，他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后任红4方面军第4军第12师34团团长。1932年红4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失利后，向川陕转移。8月，许仕有在转移途中路过许家洼，回到家中见到了母亲和妻子朱锡民。朱锡民含泪送别了许仕有，后来被迫改嫁给一个以杀猪为业的王姓青年。1933年7月，许仕有任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后任红4军副军长、军长。 且说正当前敌总指挥部一片混乱之际，陈昌浩、徐向前接到了中共中央发给他们的电报，电文中说： “9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 电文中所说的“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指的就是那一天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名义发给张国焘的促他北上的那封电报。 9月11日，毛泽东率领红3军等各部陆续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地区。 俄界是岷山脚下的一个藏族区，红军一进入这个地区，藏族群众都躲起来了。部队先是断了食盐，接着是严重的粮荒。指战员们一天只能吃两顿饭，还是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菜、豌豆叶熬成的汤，警卫员端着这样的伙食犯了嘀咕，心想，让主席吃这样的饭怎么行呢？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便接过碗边吃边说： “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有听说上古的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部队与红1军会合后，毛泽东等人才了解到俄界是由一个杨姓土司控制的，这位土司是杨家的第10代传人，第19任土司，藏名谢代。自从14世纪杨家第一代祖先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世世代代向政府纳贡。谢代继任以来也按照传统向国民党贡献盐巴、粮食以及采炼出来的粗糙的金银。此前，经过红1军有关部门交涉，谢代答应也向红军敞开供应粮食，不用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只需要红军回送一些枪支弹药以装备他的武装。好在中央机关、红3军、军委纵队与红1军合在一起也不过六七千人，在这里住上三五天不成问题。这样，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就在俄界得到了一个极好的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 再说在9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左路军北上。电文中写道： 国焘同志： 1、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1、3军在罗达、俄界集中。3、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9月12日，张国焘在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转呈中央的电报中质问道： “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并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反占班佑。30团开班佑，在途与敌相遇，团长受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在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重要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何以至此？” 晚22时，张国焘又直接发电报给红1、红3军的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说： “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1、3军的。”“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晚，中共中央在俄界（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一共是21人。 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次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机会主义错误，他说： “我们坚持北上的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1、4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初，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4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以后便不愿北上，又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1、3军带去走这条绝路。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1、3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争取苏联的帮助，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会议中间，关于对张国焘错误的定性和处理办法，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做法。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和通江县、南江县与巴中县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6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当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4方面军的干部。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想到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关系到1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人，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做工作，争取4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4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 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对于张国焘的处理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说： “4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 《决定》中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决定把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会议还建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以叶剑英、邓发、李维汉、蔡树藩为委员，研究部队整编方案。 9月13日，红1、红3军、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毛泽东等随红1军走在前面，彭德怀和叶剑英率红3军、军委纵队走在后面。 就在9月13日这一天，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张国焘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1、3军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30团遭到重大伤亡！”“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张国焘还威逼朱德、刘伯承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朱德吸了一口烟，心平气和地说： “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我举了手，是赞成的、拥护的。如果硬要我声明，那我就声明一下：我坚决拥护中央作出的北上抗日的决定。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硬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事。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老蒋看我们的热闹。我拥护北上，你们坚持南下，我就只好跟着南下。” 刘伯承也说： “从全国形势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还有川军，向南就会碰到他们，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走。” 会后，朱德对刘伯承说： “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9月14日，党中央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又致电张国焘，在电文中恳切地说： “中央先率领1、3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 9月15日，张国焘与陕甘支队背道而驰，发布《大军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部队向着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进发。 9月16日，毛泽东到达黑朵寺，他与林彪、聂荣臻接连3次致电彭德怀，部署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战斗计划，电文中说： “顷据2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1营驻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电报中所说的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此地古称天险，民谚云：“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而此时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以1个旅部又3个团的兵力，扼守着腊子口及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直至岷县，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红军陕甘支队的去路。红军陕甘支队若要北上甘肃，除了通过腊子口，别无它路。 红1军红2师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先头红4团，接受了夺取腊子口的任务。从地图上看，从红4团所在的位置莫牙寺到腊子口足有100公里，红4团决定连夜行动。 9月16日下午4时，红4团集合在路边的草坪上，政委杨成武对大家说： “同志们，军部命令我们担任先头团，在3天之内，必须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的前进道路扫清障碍，以便早日到达抗日前线。同志们，能完成任务吗？” “能！”“坚决夺取腊子口！”“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 战士们以雷鸣般的声音回答着。晚饭后，部队趁着夜色浩浩荡荡出发了，一直到次日黄昏，他们走了60多公里的路程才宿营。 9月18日凌晨2时，红4团饱餐一顿又冒雨出发，途中击溃守军1个营，俘虏20多名军官。 下午4时，红4团主力来到离腊子口几里远的地方，前方传来密集的枪声，红4团先头1营已经与守军打响了。王开湘和杨成武策马疾驰，来到腊子口前。1营攻不上去，又退了回来。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经来到距离腊子口300米远的朵里寺，等待红4团的消息。 林彪、聂荣臻、陈光、王开湘、杨成武立即带领全团的营、连长，来到前线观察地形，只见在腊子口前两山之间有一条河，水深流急，3米宽的河面上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独木桥。要夺取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独木桥别无它路，而守军在独木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涯上修筑了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1个机枪排，4挺重机枪对着红军必经的一片30—40米宽、100米长的开阔地。只有通过了这片开阔地，才能到达两边是悬崖峭壁、宽仅8米的腊子口的隘口。 林彪看了多时，面有难色。他心里想：这仗只能智取，不能硬打，可是又怎么个智取法呢？他转身问聂荣臻： “到腊子口还有何处可进？” 聂荣臻觉得他问得太奇怪了，明明知道去腊子口只有一条路可走，哪儿还有其它路好走呢？就没好气地说： “除非，除非飞过去。” 林彪闻言一震，马上从聂荣臻的话里获取了灵感。他不但不生气，反而拍手叫道： “好，飞过去！” 王开湘和杨成武听林彪如此说，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么险峻的山峰，我们又没有翅膀，怎么飞得上去？ 林彪回到军部，一直琢磨如何飞过去的问题。他又给杨成武挂了个电话，命令杨成武在“飞”字上下功夫，叫他只能智取，不能硬拼。杨成武、王开湘等人便在前线反复琢磨地形，终于发现了守军有两个弱点：一是守军的炮楼上没有顶盖。二是隘口上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山顶上没有人。 王开湘、杨成武回到部队立即召开红4团士兵大会，反复研究如何夺取腊子口。他们最后决定，由政委杨成武在正面指挥红6连组织突击队攻击；团长王开湘率两个连迂回到敌后，由只有十七八岁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战士、也是飞夺泸定桥勇士之一的绰号“云贵川”，领头攀缘绝壁，实行奇袭。这就是林彪所说的“飞过去”。 王开湘、杨成武将作战计划报告给陕甘支队副司令林彪和红2师师长陈光。林彪、聂荣臻、陈光又观察了地形，马上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 黄昏时分，迂回部队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几条长绳，每个战士身背冲锋枪，腰插十几颗手榴弹，在王开湘团长的带领下首先渡过了腊子河，在太阳落山前，开始攀登悬崖。 正面的攻击也即将开始，毛泽东同陈光、萧华、杨成武亲自看望了20个突击队员。 夜间，战斗开始了，在6连连长杨信义、1营政委胡炳云的指挥下，突击队长王良太带领突击队员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有恃无恐的守军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战士接近桥边时，突然投出一大堆手榴弹。进攻失败了，只剩下王良太和另一个突击队员。王良太负伤7处。 王良太，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1月参加红4方面军川陕保卫营，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红33军98师294团2营1排长。1935年3月，他随部参加长征。红1、4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他被调到中央红军部队。 这时候，毛泽东和林彪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询问突击部队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杨信义和胡炳云又指挥6连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力量进攻，可连续攻了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杨成武命令停止进攻，只进行牵制性射击，等待迂回部队发出信号，再一齐总攻。 团参谋长李英华指定3个通信员专门瞭望右岸悬崖上空，怀表上的时针指向3点、4点……右岸高峰上突然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砰、砰、砰”正面阵地也接连发射3颗信号弹。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6连和山上的迂回部队同时发动了猛烈进攻。 9月19日，红4团在晨曦中攻占了天险腊子口。他们当天穷追猛打45公里，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和食盐2000斤，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红军自从过草地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饱饭，同时也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大家欢欣鼓舞。 毛泽东登上腊子口，对战士们说： “就是这样的‘天险门户’，也经不住我们红军的攻打。” 红1军参谋长左权召来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交代他们说： “你们连立即出发，目标是前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 毛泽东接着说： “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粮食’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梁兴初和曹德连接受任务后，两人一商量，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朝哈达铺进发。 接着，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陕甘支队也离开腊子口，向哈达铺进军，途中需要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雪山——岷山。 岷山和夹金山一样，山上终年积雪，气候恶劣。从山下到山顶必须攀登近15公里的陡峭山路。整个部队在宣传队的鼓动下，情绪很高，大家唱起了《上前线歌》、《反攻胜利歌》和江西民歌。队伍爬到半山腰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紧接着，天空出现了几架飞机。毛泽东命令道： “大家散开！就地坐下，用步枪、机关枪对空射击！” 国民党军的飞机扔下了20多枚炸弹，就飞走了。因为它不敢低飞，投下那么多炸弹只炸死了两匹马和1头驮粮食的牦牛。毛泽东望着身边的战士们，打趣地说： “敌人又做蚀本生意了，他们要是不走，我们可就有飞机肉吃了。” 这天下午3时，红军胜利登上岷山山顶。下山时，红军陕甘支队指战员们都因最后脱离了雪山草地感到无限欣喜。毛泽东后来写出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著名诗句，正是这种心情的充分表露。 此时红1军先头部队侦察连已经抵达了位于昆仑山东麓的一个小镇哈达铺。说来也是巧合，梁兴初、曹德连率领侦察连到达哈达铺时，鲁大昌的1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报纸、衣物，曹德连带着战士们把他给截获了。聂荣臻骑着李先念送给他的骡子随红2师进驻哈达铺，曹德连便将这一应物品交给了聂荣臻。聂荣臻一看，这些报纸还都是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天津《大公报》上登载着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被称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报纸上还说：“全陕北23县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聂荣臻看罢非常高兴，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到毛泽东那里去。 李维汉骑马来到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正在这里休息。毛泽东见他来了，就招呼道： “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 李维汉下马凑近一看，毛泽东几个人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刊登着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一问才知道，这报纸是聂荣臻刚派人送来的。 关于陕北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是知道一些的，但那仅仅是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早期在陕北闹红时的情况，因为中央与陕北一直没有无线电联系，所以后来他们如何发展、是否还存在就不清楚了，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听到了有关刘志丹的一些传说，那也只是传说而已。现在看了报纸，毛泽东才知道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不小的苏维埃根据地，著名的群众领袖、红26军军长刘志丹还仍然统率着他的部队，坚持斗争，而且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25军居然也到了陕北。他笑容满面地说：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欲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以后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虽短，却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报告和会议决定确立了正确处理党内、军内重大矛盾的方针，为在路线斗争中争取教育多数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此前，毛泽东曾对李特等人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提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当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4方面军的干部。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想到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关系到1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人，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和主张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此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就不会有后来2、4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师，更不会有1、2、4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