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 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 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话说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10月2日晚9时，应邀来北京的周世钊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两个老朋友亲切的畅谈了3个小时。临别时，周世钊将他于8月10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当面交给了毛泽东。他在信中提出了8点建议，节录如次：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学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研究古今文史名著。……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的写出其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10月10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来到北京访问。 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0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 10月间，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要代表团负责人看望一下定居在纽约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他特别嘱咐说： “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愿望。” 毛泽东还委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他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时期的老朋友李振翩捎个口信，邀请他回国访问。 原来，李振翩在1929年去了美国，在那里深造。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曾多次掩护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时曾托张维给在贵州的李振翩捎信，可惜他没有收到。1949年，李振翩重返美国，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1956年，毛泽东问从湖南到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曦说：“在美国。”1971年，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细菌学家、病毒学家的李振翩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血统的人，介绍我亲身了解的美国，可能对您有参考价值。自然，我也要向美国国务卿说明我的见解。” 后来，林巧稚带着毛泽东的委托，在出席华盛顿各界的欢迎酒会时，和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忠见了面，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对他们的访华邀请。 197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上批示道：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在吴阶平的主持下，医疗组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争取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人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你们！ 此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疾不能亲自阅看的情况下，听工作人员读报告，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他能记住周恩来每天的失血量和施行第几次手术等等细节。 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他们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处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说：“快去办。”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关于1966届大学毕业生工资待遇等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周培源在报告中写道：1966届大学生（全国约80万人）毕业已6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工资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于低。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11月16日，中国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卢森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1月30日，周恩来在病中审阅了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写道：“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道： 拟同意，请送耿飈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2月1日，张春桥在中联部、外交部这份报告中批示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他在这一行字下面又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2月4日，江青看了周恩来和张春桥的批示后，在报告上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该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蔽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批林彪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 12月5日晚，毛泽东在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妻子王若林反映他丈夫自杀后还被除名一事的来信中，批示道： “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指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在王若水的信上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尔后呈送给周恩来。她写的是： “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的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在江青送来的批件上批示道：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12月10日这一天，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婉言谢绝了，他说： “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 12月17日，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约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他在谈话中先从王若水的信谈起，他说：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关于林彪的问题，毛泽东说：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12月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爱人李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的。” 12月18日，周恩来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指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他在信中写道：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3件事。1、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李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2、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3、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刚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1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信中央政治局主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和汪东兴，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在信中还说到了毛泽东关心的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又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因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 这一天，周恩来又约纪登奎、汪东兴谈话，和他们面谈了此事。 12月21日，中国政府同以工党领袖惠特拉姆为新总理的澳大利亚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 这一天，中国政府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2年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拟出了一个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周恩来当即在报告上批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过主席后再定。 1972年冬，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写信给周恩来，反映她仍然在囚禁中的丈夫的身体情况。 这封信经过胡耀邦、王震，辗转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给安徽省委负责人打电话，责令立即将李葆华放出来检查身体。3天后，周恩来又打电话催问落实情况。在他的干预下，李葆华终于获释。后来，李葆华担任了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林彪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新年献词》中再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同时强调说：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 自此以后，“革命委员会”内部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军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被新的意义上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政权形式取代了。 1月3日，毛泽东给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笔者注）写了一封回信。 海伦.福斯特是在1972年底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她在圣诞节前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说：“我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在1949年离婚）。在30年代，我在中国待了将近10年。我感到旧的历史阶段结束了，帝国主义完蛋了。我们全都感谢您为保持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友谊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做的一切。其中之一是您1936年至1937年与两个年轻人斯诺夫妇的合作和在埃德加.斯诺后来访问时您继续同他保持私交。每一个美国人了解美中友谊的这个短短历程，并由于这种个人的经历而感到同您和同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在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并去韶山之前，写这封信向您问候致意，我祝您身体健康。我回想上一次我于1937年在延安见到您的情景，自那之后我游览了陕西的万里山水，这片广阔的历史性的土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您为这片土地制定了宏图。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描写延安的书——1938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红区内情》。我在同一时期还写了一本书，并且带到北京来了。自那时以来，我出版了7本书，加上6本油印的书。在尼克松访华后，这些书都再版重印了。这表明美国的政治气候变了。20年中，我未能出版新书。” 海伦.福斯特随信寄上了她的著作《革命生涯》中译本及一张斯诺在北平盔甲厂13号写作《西行漫记》时的照片。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都已收到。书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你将受到欢迎。祝你新年快乐。” 不久，海伦.福斯特在长沙收到了毛泽东这封信。后来她回国后写成《重返中国》一书。她在书中说，由于她没有提出要求见毛泽东，使她失去了一生中许多机会中的一个。 且说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1月10日到访的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早在1960年，刚果在卢蒙巴领导下宣布独立不久，比利时就于7月上旬派兵武装入侵刚果，并策划其代理人冲伯宣布加丹加省“独立”，组织分裂主义政府。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卢蒙巴向联合国请求紧急军事援助，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操纵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勾结比利时政府和冲伯等，解除了卢蒙巴领导的国民军武装。卢蒙巴被劫持后，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代行总理职务。中国政府宣布同基赞加合法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1961年1月，卢蒙巴被杀害。1961年8月，美国支持阿杜拉成立“中央政府”，并诱迫基赞加到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阿杜拉政府中任副总理。9月中旬，中国政府召回驻刚果使节，两国关系中断。1965年11月，蒙博托发动政变，担任了刚果总统。1967年5月，蒙博托创立人民革命运动，自任主席。1971年10月，蒙博托宣布把刚果民主共和国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奉行“不左不右”、“积极中立”的对外政策。1972年3月及其以后，蒙博托先后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及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积极寻求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经过半年的接触和磋商，两国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2年11月24日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且说蒙博托身材匀称挺拔，头戴豹皮帽，手持象征权力的黑檀杖，一副军人风度十足的样子，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握着蒙博托的手说： “欢迎你！” 蒙博托说： “我为有机会同您会见感到高兴。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向您表示敬意。” 他见毛泽东打量着他头戴的豹皮帽子，就解释说： “根据我们党（人民革命运动——笔者注）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豹皮帽子。” 接着，他又指着随行人员头上的豹皮帽子补充说： “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的是假豹皮。” 毛泽东风趣地说： “豹皮，吓人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与其他客人一一握手，尔后徐徐入座。毛泽东说： “卢蒙巴，他没有来过。” 蒙博托说： “对。他没有来得及。” “我们支持过卢蒙巴。”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 蒙博托说： “让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吧。” 毛泽东说： “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呢，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有法子反对了。” 蒙博托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赞扬蒙博托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 蒙博托说： “时间不等人啊！” “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 “本不应该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只是那时美国逼着要那样做。” “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 “对，只有几个星期。” “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会见结束时，蒙博托赠送给毛泽东一本介绍扎伊尔艺术品的画册和一盒扎伊尔矿石样品。他解释说： “这本画册是展现了扎伊尔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矿石样品是说扎伊尔有着丰富的矿产。所以，我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也等于把我的祖国介绍给您。” “好！好！这个礼品好！” 毛泽东连声夸奖着。 事后，蒙博托对周恩来说：“我很欣赏毛主席坦率的性格。”后来他还说：“能够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从毛主席的智慧源泉中汲取教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领袖像毛泽东主席那样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执政经验、斗争经验和胜利经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斗争经历和深刻思想，使他成为世界历史的伟人。” 1973年2月1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客人黎德寿。黎德寿说： “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 毛泽东说： “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1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 2月4日，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问章含之说： “给行老的钱送去没有？” 章含之说： “今年没有送。” “为什么？” “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元。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 “是吗？怪我没说清楚，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章含之说： “我父亲不会收的。当初说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收10年嘛。” 毛泽东说：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的一点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他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管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还多少。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母的遗产。” 第二天，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 他派一位秘书给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章士钊送去了2000元，章士钊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种特殊的弥足珍贵的礼物，激动的对家人说： “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息。” 2月17日晚上11时，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国宾馆会谈。周恩来突然对基辛格说： “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 基辛格一行是在2月15日来到中国的，这已经是他第5次访华了。 且说基辛格、洛德坐上周恩来的车子，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向市中心。此时，街道上已经没有了行人，车子很快到了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向左一拐，穿过红色宫墙，进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住处的门廊下面。这里看不到有任何的警卫措施。周恩来陪同基辛格、洛德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进入会客室。毛泽东迎上前去，走了几步，他说： “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 基辛格说： “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说： “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下了请帖了。” 基辛格问道： “听说主席阁下在学英语呢？” 毛泽东答道： “是啊，我只会几个单词，比如Paper tiger（纸老虎）之类的。” 他的巧妙回答，立时引得众人开怀大笑。只听他又说道： “杜鲁门和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 基辛格说：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 “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我们对外交往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互相信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讲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讲到此处，毛泽东又开玩笑似的对基辛格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说： “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我们也需要嘛。”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的座位说：“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手携手）。” 说着，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基辛格则说： “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 “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 “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说： “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也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可以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思想力量’的‘影响’。你们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说： “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的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美国总有些人想把祸水向东引。” 基辛格解释说： “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并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回答说： “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说： “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说： “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认为基辛格讲的是“老实话”。事后基辛格则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半钟。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书房里会谈的大幅照片，并用了一个横贯全页的大标题来报道这次会见。 2月20日，邓小平携家人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2月21日，毛泽东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他走到多日不见的朱德面前，热情的与朱德握手，问候道：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7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老干部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 “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此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尔后，由解放军总政、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了一个360人的名单。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逐个研究。 3月9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呈报给毛泽东。他还在送审稿上写道：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发出。 3月中旬，曾志在临潼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写了一封信，汇报她在临潼干休所的情况。她在信中写道： “临潼干休所是军队的，都是不在职的军人，不完全按照在职的军人待遇，他们每年只发1套军装，没有领章。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来是做地下工作，也转为军人，穿上了军装。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1套军装。” 不久，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就把曾志接到了西安，他在谈话中说： “你的信，主席和总理都作了批示，同意你回北京。你若想继续工作的话就在西安，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回北京就不好再做什么工作了，你自己选择吧。” 曾志最终选择了回北京。 3月18日，曾志带着女儿、小外孙和外孙女，离开临潼，回到了北京。 3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这个报告是国家计委在1月5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定的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该方案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四三方案”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有26个，这是继新中国建立初期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四三方案”提出了引进技术设备要遵循的6条原则：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学习与独创相结合。3、有进有出，进出平衡。4、新旧结合，节约外汇。5、当前与长远兼顾。6、合理选址。 《四三方案》在毛泽东批准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 3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还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当有人汇报说，一些人议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气愤的驳斥道： “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 “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 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 3月2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邓小平的情况，他写道： “他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3月29日下午，周恩来陪同邓小平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这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3月30日，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告给毛泽东。 3月末的午后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中看到了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非常糟糕的生活情景。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对我说：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 不久，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 “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迟群来后，江青对他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 “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另据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中记载：1973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此后，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1973年4月1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国家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他还说： “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见接待。” 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中强调说，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核。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周恩来和邓小平步入宴会厅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坐在一起。这是邓小平6年后复出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邓小平以及记者们对于此事的报道情况：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会未散就抢先急匆匆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4月15日，毛泽东观看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彩色电视转播工程图样。 4月19日，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巴雷斯来华访问，邓小平参加了接待工作。 4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切维里亚时对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说： “外交人员要搞好驻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那里的情况。不要老住在大城市，到乡下跑跑，中国的乡下，墨西哥的乡下，研究社会情况和社会问题。” 他还对埃切维里亚和墨西哥驻华大使安基亚诺说： “你们也要多跑跑，多看一些真实情况。” 埃切维里亚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和精神领袖。”“毛主席由于对人类事业做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4月间，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关于中美谈判的汇报。有人说，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形势大好。外交部长乔冠华诗兴大发，当即写出了3句诗，可第4句却写不出来了。毛泽东拿过来一看，笑着说： “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 他又转对乔冠华说： “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上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 乔冠华诗中的首句是说廖承志在4月前些时率团访日。第二句是说韩叙正访问美国住在“五月花”旅馆。毛泽东填上的后两句，说的则是乔冠华在1967年被群众勒令到王府井大街卖报纸的故事。那时，他把整摞的报纸丢在地上，然后溜之大吉，再自掏腰包上缴报纸钱。毛泽东将这一趣闻填在了诗中，倒也大有解颐得趣之妙。 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 原来早在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等不正之风。李庆霖在信的末尾写道： “毛主席，我知道你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的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李庆霖的信几经辗转，最终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看着李庆霖的来信，两眼慢慢的红了起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曾经对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3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写道：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9日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写给李庆霖复信的精神，主持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周恩来深情地说： “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后来在6月10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印发全党。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回到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住处，她看到书桌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是特意为毛泽东印制的大字本。 原来，毛泽东随着年龄增大，他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看小字本书籍感到非常吃力，于是他就自己花钱，将一些书籍改印成了大字本。但他要看的书籍太多了，毕竟不可能将他想看的所有书籍都印成大字本。没办法，就只好就借助于放大镜。他最早使用的是九三学社赠送的一个象牙柄的放大镜，柄上还刻有“敬呈毛主席”的字样。大概是用的时间太长了，后来这个放大镜的柄断裂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找人修一修。于是，工作人员便将断裂的放大镜送到上海光学仪器厂维修。因为不便公开放大镜主人的名字，他们就用白胶布把柄上的字缠住了，并对光学厂的人说：“这个放大镜是位外宾的，因为下午2点钟要离开，请抓紧时间修好。”光学厂的师傅们把白胶布撕开，这才知道了这个放大镜的真正主人，厂领导十分重视，专门组织一个班子维修放大镜。因为这把镜子倍数太小，架子又沉，不适合老年人用，他们便重新调整了放大镜的倍数，把镜面加大，还将断裂的象牙柄改成了优质塑料柄。同时，出于对领袖的崇敬，他们又做了两把新的放大镜。工作人员如约来取货，发现1把变成了3把，非常高兴。毛泽东用过后也感到比以前的好使，很是喜欢。后来，工作人员在卧室、大厅这些毛泽东常常看书的地方，各放了一把放大镜。这样，毛泽东用起来就更方便了。工作人员在他外出时也总忘不了为他随身带上放大镜。 再说毛泽东见江青翻看他的大字本的《十批判书》，就另外送给了江青一本，说： “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说罢，还顺口给江青吟诵了4句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20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筹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前边已经说过，中共中央早在1972年就准备在“十.一”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没想到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将整个工作计划打乱了。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葬身荒漠，6个政治局委员也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这就需要尽快提前召开党的“十大”。 根据九大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的规定，“十大”是可以而且必须提前召开的。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些刚刚站出来的老干部。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周恩来在会议上宣布，此次会议的任务是： 1、筹备召开党的十大。2、讨论批林整风运动。3、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还说： “从九大到现在已整整4年了，经过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召开十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 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廖承志、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出来工作，参加“十大”。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因为曾希圣已经去世。毛泽东说： “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现在他死了，应当全面的历史的看，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还宣布了一项经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通过的更为重要的决定： 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在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王稼祥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大为感动。 原来，王稼祥在文革中主动在家中校对英文和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他将发现的错误一一作了修改，寄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希望下次再版时予以订正。粉碎林彪集团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检讨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他是有功的人。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成立了3人军事领导小组，我，你，还有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他和张闻天不一样。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早点让他站出来工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说：“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毛泽东很快就指示周恩来说：‘要保护王稼祥。及时的解放他，让他站出来工作。’周恩来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让王稼祥揭发林彪，王稼祥说：‘林彪的历史和表现，毛主席最清楚。他的历史虽然有过污点，但是那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也不是圣人。他能够在毛泽东还没有经过大的风浪时就认为毛泽东注定是我们的领袖。林彪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恰恰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我们这些人是在经过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正确的时候才把伟大的领袖推举出来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至于林彪和陈伯达后来要篡权，要谋杀毛泽东，自然是人神共愤的坏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揭发、批判他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等人的汇报后，呵呵大笑，他说：‘还是老实人说得好，我也没想到林彪会这样。我们都不是神啊。’毛泽东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他曾经对王稼祥说过：‘你放心，我胸中有数，你不要背什么包袱。历史问题有人愿意提就让他们提去吧，完全不让别人讲也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做法肯定会得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的。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 再说周恩来在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评价。王稼祥听到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激动地说： “我犯的错误不少，我没有什么功。是毛主席几次三番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随后，毛泽东又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央委员学习班，还让周恩来亲自去办。 5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 “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好。要认真看书学习，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要懂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 “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 毛泽东还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籍贯做考证，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熟读《三国志》，他历来很欣赏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曾在《三国志》上多处加了批语，如：“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做土皇帝，孟德不为也。”“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等等。他在同子女谈话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也曾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在1959年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还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弊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所以，毛泽东是很欣赏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 毛泽东最后又引用了《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说： “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 再说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原则两个问题。 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代表既要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新干部，“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老干部”。 会议通过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请示中提出了这次修改的重点是总纲部分，关于林彪的一段话要删去。要求按照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赞成3个里程碑的提法。增加毛泽东近年来的若干指示和第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5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十大”筹备委员会，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十大”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会议确定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由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6人组成；执笔人是张春桥。 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改小组则由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 自此，“十大”的筹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了。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 “看到主席身体很好。” 毛泽东说： “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 关于美国问题，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6月17日，周恩来在给张春桥的信中说，毛泽东听了他关于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乔冠华从外交部下了班，去看望正在恋爱着的章含之。章含之见乔冠华神情慌张的进了她的传达室，便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只听乔冠华说： “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 章含之第一次看到乔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不知所措，问章含之怎么办？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 “既然我承诺了对你的爱，我不会改变，你需要我，我会留在你的身边。” 乔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章含之说： “那可是主席的决定啊！” 章含之故作轻松地说： “由我来向主席汇报吧。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 后来，章含之向毛泽东表达了不想去当大使的意思，毛泽东也没有坚持他自己的意见。 6月21日，毛泽东在叶飞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给叶飞“分配工作”。 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 “我们都是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 1973年7月1日凌晨，章士钊在香港因统战工作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享年93岁。 章士钊是在5月中旬乘坐北京的一架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据章含之回忆说，1969年，章士钊的夫人奚氏因肺炎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其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便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 章含之还说：“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我回去问父亲：‘你还去得了吗？’父亲说，他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 章含之回忆说：“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 93岁的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虽然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3夫人殷氏，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据章含之回忆：“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你想，在那个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帮家人、护士、警卫，再加上93岁的老人，能不轰动嘛！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笔者注）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 章含之说：“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 章含之说，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张群和陈立夫的代表已经到了”，到香港的第二天，章士钊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 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要回北京。章士钊交代她说：“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章含之还说：“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在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说章士钊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就传来了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经流亡美国多年靠养鸡卖蛋为生的陈立夫在1973年写了篇文章，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用辜君明的化名发表在香港《中华月刊》上。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蒋介石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也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在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便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说是欢迎毛泽东访台，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开创第3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便找来邓小平交待说：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可是在两个月后，蒋介石就于4月5日因病去世了；后来周恩来、毛泽东也于1976年先后逝世，这次国共双方的互动又就此中断了。 再说章含之在处理了父亲的后事之后，把父亲留下的那些最好的书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章含之说： “行老的那些大量藏书，你打算如何处理？” 章含之说： “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已决定捐给文史馆？” “拿走没有？” “通知他们2个月了，还未来搬。” 毛泽东说： “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它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得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它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 7月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二人。王海容、唐闻生也在座。他对王洪文、张春桥说： “你们两个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能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又说：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就被杀死，要么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他还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变中日关系。” 王海容、唐闻生插话说：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 毛泽东说：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这样的：郭沫若早在30年代提出：商代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到了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提出中商代是奴隶社会说。1951年，郭沫若重申了他的西周奴隶制说，拉开了与西周封建说争论的序幕。1952年，郭沫若提出了战国封建说。1973年，郭沫若重申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间，即公元前475年。 毛泽东说到李白的《古风》第3首时，颇为动情地说道： “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 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转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宏论？且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