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 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话说在1931年2月间，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红1方面军和江西苏区的第2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亲自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行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以期彻底消灭红1方面军，摧毁江西革命根据地。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第1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的1月16日，就以其远大的战略眼光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军会实行再次“围剿”。因此，他和朱德等领导人一起，马不停蹄，积极部署红1方面军为第2次反“围剿”战争做准备。 此时，红1方面军的人数虽然减到了3万余人，但经过第1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几个月的休整，广大指战员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也得到了加强，潜伏在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肃清，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也已经被拔除，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红军。 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方面军红字第1号关于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们在第一期龙岗、东韶两役，已经把进攻革命势力的白军打退了。现在，敌人为了要维持他们将要灭亡的生命，要向革命做更残酷的进攻。 训令从鼓动、会议、训练、给养4个方面对“现在应准备的工作”作了详细部署。关于训练，训令提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主要有：“按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1次。”“每天早操一律做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点名时做军事讲评。”“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隐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蔽身体。” 遵照这个训令，红1方面军各级、各部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指挥员会议、军医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战时参谋工作、军事训练、给养补给、伤员收容救护等工作，使各项作战保障和战地勤务工作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毛泽东还在总部驻地宁都县黄陂背后山堂村举办了训练班，从各部队抽调骨干参加集训，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他和朱德等主要领导人亲自讲课。毛泽东讲课时，分析形势，介绍敌情，讲解红军的战法。他用木炭当笔，白墙为黑板，讲着，画着；学员们则用木棍做笔，大地为纸，听着，画着。 与此同时，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召开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作了详细讨论和规定。会议确定建立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并把苏区划分为10个游击区，明确区分了任务。会议要求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队、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 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举行第1次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在国民党军严密包围的形势下，只有放弃以东固一带为中心的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把红军主力拉到赣江以西，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分散到苏区以外去打游击战，把敌人引出苏区，从而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退出河东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他说： “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只有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高度集中红军的兵力，打敌人最薄弱的一环，才能取得胜利。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是能够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的。” 这次会议，与会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月20日，毛泽东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签发了总政治部第4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工作》。他在通令写道： 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攻守形势。“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2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岗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才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攻势，强迫着他变成一条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在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败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下，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炼。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他在通令中分析了敌我形势和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6个有利条件，他写道： “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岗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地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方反动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7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2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2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争取。” 毛泽东在通令中又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要求召开士兵会、誓师会等。还规定了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的口号：1、勇敢冲锋！2、拼命杀敌！3、拥护共产党！4、拥护苏维埃！5、活捉何应钦！6、打倒蒋介石！7、二次战争胜利万岁！8、工农解放万岁！ 红1方面军各部按照通令要求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下召开了士兵动员大会，还同地方群众一起召开誓师大会，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第2次反“围剿”战争政治意义的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鼓舞了斗志。 此外，红1方面军各部还以很大力量进行了筹储粮款的工作。在地方上，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和俘虏收容所。 毛泽东接着又主持起草了一个通令，提出了地方游击队在配合红军作战中积极完成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10项任务的方法。 这正是：布成天罗网，单等饿雀飞。 垂下香饵钩，要钓大金龟。 3月下旬，国民党进剿军分路推进到江西中部，在苏区周围已经集结了18个师又3个旅，其主要兵力有：以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19路军（蒋光鼐未到前线，由其第60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以王金钰为总指挥的第5路军，以孙连仲为总指挥的第26路军，以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8路军；还有韩德勤的第52师和第5师一部（4个团）、刘和鼎的第56师、张贞的第49师、香翰屏的第62师、周志群的独立旅等，总兵力多达20万人；在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的800里战线上，形成一条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号称“八百里防线”。 蒋介石吸取前次“长驱直入”的教训，命令进剿军主力部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要“于国民会议开会前肃清朱毛”。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进剿军分4路向闽、赣苏区大举进攻。他们在进攻中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按照蒋介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二三公里、5公里或10公里；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坚固的碉堡工事和进行“驻剿”，龟缩在碉堡里想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去打他们的“乌龟壳”，然后把红军逐个击破。在政治上，每到一地，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欺骗宣传和恐怖统治。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又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耕牛，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与上述3个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军多方派遣特工人员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根据地军民关系，扰乱红军后方。 就在这4月初，正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时候，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了闽、赣苏区。 原来，取得了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王明等一伙人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便对各地各级机关实行所谓的“改造”与“充实”，向全国各苏区派出了“钦差大臣”。除了前边所说的来到江西苏区的项英和此次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外，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在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由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在鄂豫皖苏区开始了疯狂的“肃反”大屠杀（详情将在后边叙述——笔者注）；夏曦则是在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了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苏区中央局，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省委，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3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指挥员，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且说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先是到了福建长汀，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的热烈欢迎。自从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与任弼时分手后，一晃就是3年多，二人在此时此地相见，自然免不了一番寒暄。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1925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和《实话报》总编辑。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成为王明“左”倾宗派集团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交谈时，对他的理论功底颇为赞赏，说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还兴致勃勃的挥笔写下了他那一副根据地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队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他将这副对联送给了王稼祥。王稼祥高高兴兴的接过对联，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自然是心生钦佩。在与毛泽东几次会面后，王稼祥觉得毛泽东与中国和俄国其他领导人不同，毛泽东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讲的道理既简单明了，又很新鲜和具有说服力。 4月17日，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在宁都青塘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议只开了一天，首先听取了“三人团”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通过了5项决议： 1、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2、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3、关于1、3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4、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5、关于CY（共产主义青年团——笔者注）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开始在苏区传达贯彻，开始了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攻击和否定。其主要内容是： 1、肯定毛泽东主持的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1军团前委和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认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直到新余的罗坊会议，才“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2、依据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草案》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指责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过去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土地路线，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 3、指责此前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 4、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强调“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 就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根据地挥起了整人的大棒。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正在进行中，而中央派来的这些人却不懂军事，还要依靠毛泽东来指挥打仗，所以，还不能在工作中对毛泽东实行排挤。 接着，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 苏区中央局和“三人团”中的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多有非议。在主张退出苏区的人中，一些人还提出了一种“分兵退敌”的主张，要把红1方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他们说，分散兵力“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 另有一些人甚至提出要红1方面军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斯大林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既反对红1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主张，也反对“分兵退敌”的主张，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仗，打破敌人的“围剿”。 严重的意见分歧使扩大会议无法作出决定。毛泽东建议把会议进一步扩大，让各军的军长、政委都参加。 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去了前线，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项英、王稼祥3人主持工作。 4月19日，毛泽东、朱德鉴于严重的局势，下令红1方面军于20日开始转移，向龙岗地区集中。 4月23日，国民党围剿军已经大军云集：第19路军之第61师主力和第60师进到江背洞、龙岗头；第5路军之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进到富田，第43师进到水南，第54师进到严坊；第26路军之第27师进到招携，第25师进到界上、横石；第6路军之第8师和第5师一起进到广昌及其周围地区，第24师进到广昌、南丰之间地区。 4月23日这一天，红1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龙岗地区。毛泽东为便于捕捉战机，毅然命令各部西移20公里，到东固地区集中，伺机消灭富田之敌王金钰部。 话分两头，就在这4月下旬，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 4月25日是星期六。是日晚，国民党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花天酒地的度周末，中统机关接连收到了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指名要徐恩曾亲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钱壮飞一看事关重大，当即翻译了电报，不禁大吃一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了。 原来顾顺章是在3月份护送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返回途中于4月24日路过武汉的。他竟然违反组织规定，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所表演魔术，被一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发现了。王竹樵跟踪到他的住地，特务人员一拥而上，当即将他抓获了。顾顺章叛变后首先出卖的是武汉的党组织，在武汉的10余名共产党员干部先后被捕。 钱壮飞知道顾顺章熟知党内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叛变对党威胁甚大，便立即派秘密交通员、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告急。刘杞夫第二天到了上海，可星期天不是同党中央接头的日子，在万分焦急中挨到4月27日，这才将这一紧急情况转到了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及顾顺章熟悉的党内干部、联络关系。 无独有偶，国民党则是因为把顾顺章押往南京延误了对上海下手的时间，这才为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脱险提供了机会。原来顾顺章想立大功，提出要求把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到了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顾顺章向蒋介石全部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的情况。蒋介石立即命人抓捕共党要人，之后他又问顾顺章： “我们打红军主力，总是找不到。红军打我们总是一打一个准，是什么道理？” 顾顺章说： “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军纪律坏，共军纪律好；一个是国军的情报不断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给他的秘书钱壮飞，而钱壮飞却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闻听此言，气得破口大骂： “娘希匹，还不快把钱壮飞抓起来！” 此时，不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就连在南京的钱壮飞也早已远走高飞了，唯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总书记向忠发却出了问题。他在4月27日接到顾顺章已经叛变并要他立即转移的消息后，还想见情妇杨秀贞一面。他见了杨秀贞后当天没有走，就住在了那里。4月28日早晨，向忠发到附近静安寺一家车行叫出租车，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了出来。顾顺章曾供认向忠发右手有一指是半截的，叶荣生看见向忠发的右手指便知他正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为了一笔赏金告发了向忠发。特务们将向忠发押往善钟路巡捕房，向忠发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和杨秀贞的住处，致使2人同时被捕。特务在向忠发的带领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幸亏周恩来、瞿秋白早已转移了。后来在6月24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按照蒋介石的批复，将向忠发就地枪决。向忠发在临刑时跪地作揖求饶，但他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无耻叛徒并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怜惜，就此一命呜呼了。 这才是：匹夫枉自为魁首，临危犹思夜风流。 原本一只癞皮狗，求爷告奶也断头。 再说4月28日这一天，顾顺章跑到国民党监狱里认出了被关在那里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在1930年4月19日在路上遇到特务搜查，回避不及，抓破自己的面容，化名为王作林。他被捕后在狱中1年多未被认出，此时正有可能被释放，却被顾顺章认了出来。国民党要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叫做王作林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国民党将恽代英拉到监狱里的广场上执行死刑。恽代英拒不下跪，挺起胸膛高唱《国际歌》。他还说：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个刽子手吓得双手发抖，开不了枪，不得不换了一个刽子手行刑。恽代英身中数弹依然高呼：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正是：身居洋楼发指示，大难来临各自飞。 又见英雄就大义，原来向顾是泼皮。 欲知中共中央后来情况如何，且看后边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31年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在根据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要“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而他与任弼时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在所难免了。此后，毛泽东的日子愈加难过了，直至后来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丧失了对军队的一切指挥权，一连坐了4年的冷板凳，眼睁睁的看着他一手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最后不得不放弃而实行战略转移，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才真切的领略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同时也对他的“同志”们进一步加深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