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 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 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话说1932年10月16日至24日，红1方面军按照《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电苏区中央局，宣布撤销毛泽东红1方面军的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正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1932年1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对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批评说： “关于与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重复说：1、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2、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要公开加以批判；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害怕现在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会“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11月12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说：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申述自己的意见，他说：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泽东同志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且不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如何攻击毛泽东，又如何想利用毛泽东而害怕毛泽东回到后方有不好的影响，也不管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和周恩来之间如何相互指责与辩驳，单说那毛泽东早在10月间就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宁都。回到瑞金的东华山稍事休息后，因肺病吐血，他便经叶坪、古城，翻过长岭寨的牛岭，来到长汀县，与贺子珍一道住进了傅连璋的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 这是一座傍山的小楼。先头来这里休养的有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以粟和老部下陈正人，还有在漳州战役中摔伤的罗明。周以粟是因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挨整的。 傅连璋用X光透视认真为毛泽东检查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傅连璋又对他的痰做了细菌培养，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傅连璋根据他的病状，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可能，于是便精心为他设计治疗方案，要他多休息，增加营养，同时辅以药物治疗。 在休养期间，毛泽东和周以粟、陈正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谈论党内的“左”派幼稚病。据贺子珍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这样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这年11月间，贺子珍在老古井休养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傅连璋亲自为贺子珍接生，这是一个男孩。毛泽东给孩子取名叫毛岸红。 此时贺子珍正在患疟疾，傅连璋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这位奶妈是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做毛毛。毛泽东入乡随俗，也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而毛泽东的同事则称毛岸红叫小毛。 毛岸红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常常把他从奶妈的手里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母子俩身边，静静的凝视着。 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休养所物资供给部门的一些人知道毛泽东已经被撤了职，不管事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了，冷言冷语也开始了。为此，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光荣、陈金水非常恼火。贺子珍为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常常把因生小毛而照顾发来的一份营养品让给他吃。她还不时的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要一点东西。她又去找总务处傅公侠说明情况，傅公侠表示，毛泽东可以按以前的供给标准领取东西。 毛泽东时常躺在床上看书，护士劝他休息，他就笑笑说： “好，就休息。” 毛泽东常常带着警卫员走到老古井旁，和汲水的群众接触，有时帮老人或小孩汲几桶水，然后步出西门，帮农民踩水车、撒肥，了解生产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干部好不好？对苏维埃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既平易近人，又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因此农民都很乐意接近他。 毛泽东还到农会、商会、合作社开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此一时期的长汀苏维埃只注意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人民的生活问题不大关心，因此柴米油盐供应紧张。毛泽东的警卫员有时买不到菜，买不到柴，就发牢骚说： “这个地方什么都买不到，咱们走吧！” 毛泽东说： “这里有问题，咱们就一定要留下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领导者的责任。” 他找到长汀苏维埃的负责人，问他们： “供应为什么这样紧张，这样困难？” 负责人摊开双手，为难地说： “有什么办法？敌人封锁我们，东西运不进来。” 毛泽东耐心地说： “敌人的封锁，固然是造成我们困难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改进工作方法造成的。长汀苏维埃的100多名代表，过去工作热情很高，一开会就到。可是现在他们不高兴来了，有时只到会几个人。这不是他们觉悟低，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你们不愿意听，对于群众的实际问题，你们不关心，所以和你们疏远了。” 他指着汀江上一座破旧的小桥，说： “比如对面这座桥，已经坏了，走上去摇摇晃晃，挺危险，要不要修理呢？应该想到。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一件顶重要的工作。谁不关心群众生活，不问群众的疾苦，那么，扩大红军，支援战争，就是一句空话。不改变这种作风，是危险的。” 有一次，毛泽东正和长汀县委负责人研究工作，忽然看到一位老妇人挎着篮子从门口经过，就说： “我们要做到，老太太拿几个鸡蛋来就能换到盐，她需要什么都能买到，长汀就活了。” 毛泽东每一次调查之后，晚上就坐在灯下记笔记，写文章。警卫员见他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劝他在养病期间不要太辛苦了。他说： “同志，工作要紧呵，革命就是要辛苦一点嘛！” 警卫员就到傅连璋那里去告状，傅连璋说： “他的脾气我知道，劝也没有用。” 傅连璋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经常在下午5点至7点，陪毛泽东到长汀城边的卧龙山上去散步。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期间向傅连璋提议，将福音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傅连璋把贺子珍也动员起来了，他对贺子珍说： “主席这样长久下去，不但老病不能治好，还会患神经官能症，需要散散步，放松放松肌肉，呼吸新鲜空气，对毛主席有利的。” 贺子珍相信傅连璋的话，时常在晚饭后劝毛泽东： “今天月光不错，到外边走走吧。” 于是，毛泽东就放下手中的书，随着贺子珍一起去散步。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他叫警卫员将草稿一张张的都贴在墙上，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来阅读，提出补充修改意见，晚上还要请一些干部到家里座谈。有时请来的人多了，凳子不够坐了，他就把床从墙边挪开，让大家坐在四周的床沿上。有的人时间一长坐不住了，他就拍拍人家的肩膀，微笑着劝道： “同志，耐心一些呀。共产党的干部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工作。” 他有时还会指着某一段文字对某人说： “注意哟，这是批评你的，仔细看看，对不对？” 有时，他会对某人说： “看看，你的缺点这样改，怎么样？” 被批评的负责人往往会嘿嘿地笑着说： “对，批评得对。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改。” 毛泽东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握着他们的手说： “同志啊，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改得越快越好。”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督促下，长汀领导干部的作风很快就转变了。工农业和商业的情况有了好转。警卫员高兴的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你真了不起。” 毛泽东却说： “依靠人民，关心人民，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就在毛泽东帮助长汀苏维埃政府改进工作之时，中央苏区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了。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赣粤闽“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的命令：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调集40多个师，计40万兵力，分左中右3路进攻中央苏区。其具体部署是：由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由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6个师又一个旅为左路军；由余汉谋指挥的粤军为右路军；左右两路军分别担任福建、粤北地区的“清剿”，同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以第23师为总预备队；还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1933年1月1日，国民党驻抚州的前敌总指挥陈诚，按照蒋介石制订的先“清剿”金溪附近的红军、巩固临川、继之以主力向赣南推进的计划，命令第2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调第14师周至柔部、第27师孙连仲部及吴奇伟自己指挥的第90师，集结临川待命。 此时，毛泽东找罗明谈了一次话，其结果成为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借口，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闽西根据地的全盛局面已经遭到了破坏，原属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龙岩、永定、上杭东部地区，全部沦为红、白拉锯战的地区，情况很是紧张和复杂。在闽西根据地内部比较能与敌人作战的红军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8师和第9师共30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闽西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毛泽东面对这一形势，找到在福音医院疗伤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央红军取得3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然后对罗明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当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 毛泽东还说，在杭、永、岩等老根据地，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动员，牵制和打击广东、闽南两方面的敌军，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出院后立即召开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 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人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线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域，直接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1月4日，红1方面军红3军团和红22军乘国民党军调整之际，向南城以北的黄狮渡发起进攻，战至5日，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周浑元第13旅大部，俘团长周士达以下1000余人，其余部逃往南城。 1月7日，国民党军第27师、第90师由浒湾向金溪进攻，第14师向黄狮渡进攻，另以1个师由南城向东北出击，进行策应，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金溪以西浒湾地区。 红1方面军以红1、红3军团为右纵队，以红5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国民党军。战至8日下午，红1方面军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重创孙连仲的第27师，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此战红1方面军伤亡也很大，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才华横溢的红14军军长赵博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后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在瑞金的叶坪建立了赵博生纪念亭。 也就在这1月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部分人员迁入江西苏区。康生则受命去了莫斯科。 1月13日，博古临行前在上海另行组织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李竹生负责。 此后，张闻天首先到达瑞金。接着，博古和陈云、杨尚昆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掩护下，也到达了苏区。博古一行到上杭时，罗明去迎接他们。博古劈头盖脸的责问道：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回答说： “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听了，顿时心生不快，不耐烦地说： “不谈了。” 博古一行到了长汀，有人提议说，先去看一下正在长汀疗养的毛泽东，博古高傲的伸出小手指说： “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1月19日，博古、陈云、杨尚昆抵达瑞金，与张闻天等人会合。 中共中央局委员刘少奇也随之到了苏区。 此时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略微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他们决定：“对于毛泽东同志，需要最大限度的忍耐，并由同志们影响他，给他以充分的可能在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担任负责的工作。” 1月21日，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说：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迅速消灭赣江、抚河流域的主要敌人，全国各根据地必须协同作战，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建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的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博古等人在复电中说，集中所有的兵力，统统交付周恩来指挥，以应付“围剿”。为了加强防御，他们甚至把赣东北的红10军由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和方志纯带领调到黎川一线。 “负指挥战争全责”的周恩来及朱德、王稼祥等人，面对国民党军进攻的巨大压力，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毛泽东，毛泽东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 正是：哇喇喇四十万兵来势凶，黑压压乌云压境胆魄惊。看毛公羽扇轻摇，面授机宜，管教你舒愁眉，破重兵。 毛泽东热情接待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他点燃一支香烟，对着地图沉思了一会儿，说： “敌人虽然有40多个师，近40万人马，分3路进犯，其实只能算3个师，4万人马。” 周恩来大惑不解，轻声问道： “此话怎讲？”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在敌人3路人马中，右路军余汉谋部，系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向与蒋介石不和，出兵助战，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一定不肯为蒋介石尽力。左路军蔡廷锴部，以19路军为主，19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不会全力进攻红军。因此，这两路军不足为惧，交给地方红军就行了。” 朱德闻言已经会意，周恩来、王稼祥也有所悟。只听毛泽东又说： “中路军是敌人围剿的主力，然而总指挥陈诚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为人骄狂，排斥异己，先是吞并郭宗华43师，后又改编了川军52师。所以中路军十几个师中，只有第11师、第52师、第59师3个师，自成一纵队，听命于陈诚，其余各师，都害怕被陈诚吞并，一定不肯卖力。可利用敌军派系冲突，设法消灭陈诚这3个师，那么敌人近40万大军，就会自行瓦解。因此，我说敌人近40万军队，只能当有4万人。” 朱德不解地问： “如果先打陈诚的3个师，不就犯了兵家大忌吗？孙子兵法最讲究避实击虚，在敌人几十万大军中，以第52、59、11师战斗力最强，其中第11师又居冠。” 毛泽东笑着说：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至此，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已经心领神会，于是就联名发布了《关于向北行动的工作训令》。训令中命令红1方面军由黎川向北行动，寻机歼灭江西南城县黄狮渡和资溪县嵩市地区之敌，占领金溪，吸引金溪西南两面敌人决战。 《训令》中还说：这是冲破抚州地域之敌的围攻线、破坏敌之部署、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关键。 也就在1月21日这一天，罗明根据他在长汀、新城和连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向福建省委写了一个《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如何巩固发展闽西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和打破敌人的第4次“围剿”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其内容是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相符合的。 罗明把《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送交福建省委后，自知这些意见是不符合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进攻路线”精神的，是不会轻易被采纳的。因此，后来他又根据实际情况，于1月底又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因为福建省委又被称为闽粤赣省委，所以罗明在报告中的称谓是闽粤赣省委。 罗明在报告中进一步坦率的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在报告中旗帜鲜明的写道： “不注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此时，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信，反映新泉游击区应当适应斗争形势，精简机构，合并群众组织，以便集中领导。 一天下午，红10军政委邵式平和方志纯（方志敏的堂弟——笔者注）带着方志敏的委托，从黎川出发，前往瑞金汇报赣东北党组织和根据地的工作。在博古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明了来意，将一份详细汇报材料送到博古手上。博古翻了一下厚厚的材料，不满地说： “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方志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辩解道： “首长说这个材料什么都有是对的，怎么又能说是什么都没有呢？” 邵式平见他有些激动，连忙拉了他一把，对博古说： “请首长先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二人出了博古的办公室，方志纯问邵式平： “怎么办？” 邵式平说： “走，找毛主席去。” 说罢，二人便一起向沙洲坝走去。方志纯、邵式平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毛泽东对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的高度评价，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在屋里办公的毛泽东听说有人来找他，立即走了出来。只见他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但洗得很干净。他那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眼睛深沉、睿智而祥和，清癯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方志纯和邵式平走上前去，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用他那双温暖柔软的大手握着二人，连连说： “欢迎，欢迎。” 然后拉着他们进屋里坐下，亲切地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方志纯、邵式平的紧张心理。他们告诉毛泽东说，红10军已经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 “哦——”毛泽东显然有点惊讶，但他此时的处境和身份不便多问，只是说：“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 接着，他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地理，还让方志纯、邵式平画了个草图，一一作了说明。他听了高兴地说： “你们那里很好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方志纯、邵式平起身告辞。毛泽东望着他们不解地问： “怎么？不谈呐？” 邵式平说： “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 毛泽东站起身笑着说： “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又说： “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方志纯、邵式平自然是求之不得，便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方志纯和邵式平。谈话一开始，他就问： “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方志纯、邵式平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被王明一伙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就说： “是中央调我们来的，您不知道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 “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 说罢，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又关切的问： “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方志纯、邵式平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毛泽东点了点头，说了声：“好。” 方志纯、邵式平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大队、中队。到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基本形成了。这次红10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筹建一个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毛泽东说： “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 方志纯、邵式平没有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和敌人打阵地战，而要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指示，他们总还是想着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好对付国民党军的碉堡，就说： “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个仗再说吧。”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又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吗？” 方志纯、邵式平见毛泽东回到了座位上，就把话题又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来，汇报了红10军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说： “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 “跟中央说了没有？”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 “要跟中央报告。” “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方志纯气愤地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还挨了一顿训呢。” 接着，他把在博古那里受到的冷遇说了一遍。毛泽东严肃地说： “这就不对啰。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嘞！” 说罢，他转向邵式平问： “你学过军事没有？” 邵式平回答说： “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史地的。” 毛泽东赞许的笑着说： “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说罢，他把话题转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上，问道： “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了没有？” 邵式平汇报说： “1930年5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垱要塞。” 毛泽东插话说： “那是太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邵式平接着说： “我们在马垱要塞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就不同了，它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很好。你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啊！可就是那么一些人瞎指挥！”毛泽东又鼓励他们说：“你们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工作做得很好，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做宣传的。打完这一仗，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可遗憾的是，红10军很快便被改编为红11军，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又被留在中央苏区了。方志敏虽然重组了红10军，但由于失去了主力红军的支持，赣东北根据地不断被削弱，最终被王明路线断送了。 1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电告红1方面军总部，要求红1方面军主动出击，西渡抚河，攻占国民党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抚州、南昌；电报中还告诫周恩来、朱德说： “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中央的指示。” 1月25日，红10军奉命南渡信江，到贵溪上清宫与中央红军第31师会合，组成红11军，下辖31、32、33师，计4500余人，归红1方面军指挥；军长周建屏，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邵式平。 1月27日，周恩来因不同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瞎指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说：在国民党军进攻部署尚未就绪、侧重坚守城防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红11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军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部队为好。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会议，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为中共中央局，博古为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 193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局通过中央工农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二号训令。训令中说： 根据地内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土地分得好的地方，“要组织突击队、查田队去检查别区的或别县的土地，发动他们重分或对调”。 训令特别强调：在分田和查田中，“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为了争得战争的指挥权，致电中共中央局说：连续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为取得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局应该常给前方原则上方法上的指示，而具体布置似宜属于前方。 2月4日，中共中央局不顾在前方的指挥者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一再要求，还是强令他们率领红1方面军攻打南丰，进而威逼南城、抚州。胳膊拧不过大腿，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 2月8日，中共中央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中说：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4次“围剿”，将是反革命力量同革命力量的最后决战，在这一决战中我们的胜利将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这一胜利将开始我们直接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阶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决议要求根据地最大限度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在全国各个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赣闽两省在3月20日以前，必须输送10000名新战士到前方。 决议还提出了在苏区进行查田运动的口号。中共中央局提出的所谓查田运动，就是要使“左”倾冒险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内得到全面的贯彻，从而彻底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政策。 2月9日，红1方面军开始向南丰推进。 2月10日，博古以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身份，在《红色中华》第51期上发表《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一文，提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号召“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开展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全线的进攻。”博古还在文章中高唱：我们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合奏最后胜利的壮曲！” 欲知博古等人还要如何瞎指挥，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1933年1月19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中央苏区，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进一步加剧对毛泽东迫害的标志，毛泽东只能置身于战争之外，去做一些地方群众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继1927年上半年之后，再一次开始了。 毛泽东修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草稿的方式方法可真够绝的，他不但把草稿张贴在墙上，请最普通的老百姓提意见，还要请被批评的人来核实参悟。这种改文章法一举两得，真可谓是史无前例，唯他独有。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