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 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 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发出《为请缨援绥抗战致蒋介石电》，电文中说： “每念家仇国难从集一身，早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 他向蒋介石提出请求： “迅颁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电文上用毛笔批了6个字：“时机尚未成熟。”而后又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5分钟之坚定力也。”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向东北军和17路军施加压力说：如再不积极进攻红军，便将他们调往安徽和福建。 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有一天，周恩来通知耿飈，军委调他到4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问他有什么意见。耿飈见周恩来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便说： “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1方面军好，4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恩来告诉耿飈说： “毛主席要和你谈话。” 耿飈心想，大概是为去红4军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准备着挨批。可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却笑着对他说： “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耿飈随着毛泽东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泽东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飈说： “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军去哩。” “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1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耿飈问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着耿飈，严肃地说： “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飈却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嗨，”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4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飈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很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起草并发表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吾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即胡宗南——笔者注）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1、2、4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已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8个团向绥东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 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12月2日，张学良自驾军用飞机，单身一个人，不带枪、不带卫兵，飞到洛阳。他此行抱必死之心，准备向蒋介石强谏，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曾放出话来，蒋介石如果不满，可以将徒手的他随时随地当场打死，故谓之“尸谏”。 他们的话题是从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的“七君子事件”开始的。张学良问蒋介石： “他们犯什么罪？如果说他们有罪，那就是爱国之罪！” 他指斥蒋说：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猛地一拍桌子，吼道： “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如不然，就把你换掉！” 张学良面无惧色地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吗？其实骂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在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 他逼视着蒋介石，大声嚷道： “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不许抗日，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蒋介石冷冷地说： “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张学良毫不退让，说：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 说罢，他一转身，“咣当”一声，摔门而去。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12月2日这一天，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查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革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再飞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成进攻西北中共红军。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领导人中的“抗日派”孙科说：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孙科字哲生——笔者注）先生。”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300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原注称：“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犹不悟也。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初，毛泽东还在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着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随从的警卫员贺清华他们几个人也跟着旁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也明白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天气太冷了，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写书时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终于等到了规定的烤火时间，贺清华这才为毛泽东领来了木炭，生起了炭火。 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他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可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便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猛然见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的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他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几天后，毛泽东就停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写作。据他自己讲，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只完成了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要写，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功夫再写，就搁笔了。 且说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7日晚，张学良只身前往临潼华清池拜谒蒋介石，就抗日、联共问题，再一次向蒋介石苦谏，他说： “日本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目前共产党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而且愿意拥护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说到痛处，张学良泣不成声：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是为了维护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 尽管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他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欺骗。最后，他竟然说： “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的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1万多人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并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马上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请蒋介石接见这些游行学生。不料蒋介石竟在电话中怒斥他说： “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张学良怕出事，乘车追赶游行学生到十里铺，在壩桥的一个土坡上向学生讲话，劝学生回城。他说： “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 12月10日，张学良来到华清池，把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但不理会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反而斥责张学良说： “你失掉了国府大员的身份，站在学生立场说话，你必须以武力弹压，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制止这些学生。” 12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张学良说：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兵谏之前，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往临潼华清池。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里，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混战中，蒋介石的秘书萧乃华、少将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陆军上将兼广州行营参谋长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死的死，伤的伤。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见蒋介石住的3号厅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惶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们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所在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 与东北军捉蒋的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蒋介石嫡系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他们随即致电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宋美龄、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周恩来急匆匆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此时刚刚躺下休息。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两份电报，迅速浏览了一遍。只见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电报上写着：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看罢，他对周恩来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都说应该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再打内战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他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此时，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激动地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按计划将事先拟好的抗日救国之8项主张通电全国：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5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8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 杨虎城 朱绍良 马占山 于学忠 陈 诚 邵力子 蒋鼎文 陈调元 卫立煌 钱大钧 何柱国 冯钦哉 孙蔚如 陈继承 王以哲 万耀煌 董英斌 缪澂流 叩 从上边签署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原定的东北军、西北军几名领导人之外，又加上了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军政要员。他们的目的是想增加通电的力量，但这样做并未收到预定的效果，那么多的中央军政要员突然反蒋，反而令人产生了怀疑。同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军投靠。53军军长万福麟不仅未按命令执行，还将拟率部去扼守黄河大铁桥，控制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予以扣押。在洛阳的黄大定也归顺了中央军，让出了洛阳。在潼关附近的冯钦哉通过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等联系，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瑶的“讨逆军”得以通过潼关进入渭南地区。 且说在12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人继续开会，他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 “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的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等表示赞成中央的决定。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他还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领导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央军委也向内部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转到了金家巷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里。 12月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2月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 “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 12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领衔发表由他起草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全文如下：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为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8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 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 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 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20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而此时的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却正在搞着策反的小动作，15日致电劝西北军冯钦哉倒戈有功的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对其加以赞扬，并要冯钦哉转发他写给杨虎城的电报文稿，企图间离杨虎城与张学良，且想通过杨虎城营救蒋介石。电报内容如下：樊军长崧甫弟鉴： 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惟杨虎城身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劝杨就近营救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着，即盼图之。并附托冯转杨一电，文曰： 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先后奉上各电迄未得复至深系念。自介公被劫持以来，中央同人极端愤慨。群以为吾兄追随介公有年关系最切，得吾兄保卫当不虞有他。惟时已数日迄无表示，中外惊疑至深且巨，意之环境所关不得不稍有所待。汉卿真意何在，道阻不得其详，弟意以为救国抗敌之念既同，则所有问题当不妨开诚商洽。当此外患重重之际，若陡挟介公一人以居奇，则恐愈久愈陷纠纷。不特陡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且亦贻民族以无穷之祸。中央负全国安危之重责，为求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出以断然之处置。在他人别有作用甘为虎伥固无论矣。惟念吾兄革命历史素极光明，忖以私心绝不甘与之玉石俱焚，实在意料之中。是以为今之计，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而吾兄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殊勋，党国利赖讵有涯涘。冯钦哉兄与吾兄相从，历有年所，今竟力主正义，薄海同饮，证实观人及友之道，即料知吾兄必早然计及矣。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旋乾转坤化戾为祥，端赖吾兄非他人任。忝在神契敢布腹心。 弟 孔祥熙 咸 此电请托冯密为转去，仍盼随时电告为祷。熙 咸 12月16日凌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从保安去延安乘飞机到西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难。而且大凡要革命的都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要革自己的命。翻遍人类历史，不但要革别人的命，而且要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这才是真革命。蒋介石常常把革命挂在嘴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他所说的“革命”，就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他哪里知道，报应马上就要到了！蒋介石是这样，像蒋介石一样甚至还不如蒋介石的一类人也会是这样。古人云：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可以说任何爱做梦，做美梦的“革命”者们，到头来都不过是痴儿说梦罢了。 第116章 “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 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 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 手启 12月17日晚，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恩来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恩来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是日晚至次日，东北军两个师撤离延安，红军81师进入延安，接替了东北军的防务。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先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尧，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指示中还说明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作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的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月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恩来，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并告知红军愿意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致电中央，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径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共产党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共产党方面人员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还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 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4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1月15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 敬颂公祺 ! 毛泽东 敬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复信中写道：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2月22日于陕北苏区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19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 12月23日上午，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共产党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看了共产党的提案，表示他个人同意，同时表示还须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这天下午，南京、西安和中共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方面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我党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南京、西安、中共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诺。周恩来非常高兴，谈判结束后，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0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 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 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寅 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卯 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 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 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午 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 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 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 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周恩来，全文如下： 子 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 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 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卯 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 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恩来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恩来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他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怕夜长梦多，再生不测，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 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轿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恩来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飞向了洛阳。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庆阳地区待命。 12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对张杨的训词》。训词称：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它之人更可知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祗知有国不知其它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就扣留了张学良。 12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了使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个正确的认识，专门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他说： “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有人担心地问： “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此前，毛泽东鉴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经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回到部队中去。所以他又对这些即将奔赴到前线去的学员们说： “我送你们一根打狗棒，就是4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听说有些可能被留在红大当教员的人写信给总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便话头一转，又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说有不少同学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翼蓝天，鱼翔水底。好嘛！不过——” 他突然提高了语调： “这里我郑重宣布：凡是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没写信的可以出校。” 刘亚楼、张爱萍等一些写报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哭笑不得。只听毛泽东又说： “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这里也是广阔的天空，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不少写报名信的学员，还真的被留下来了，其中就有刘亚楼、张爱萍。组织上安排刘亚楼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他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的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 “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 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 “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 毛泽东说： “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 刘亚楼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 毛泽东认真地说： “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的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 12月27日，中共中央对内发了一个《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示》中说： 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的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六）在严肃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起草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10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10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3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3字改为革命派3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10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君不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请看后面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真理报》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一怒之下，他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中共中央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奉若神明；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是又要坏了大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