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 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 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平安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话说1968年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 9月7日，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的、彻底的、干净的、全部的消灭他们。”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宣告：“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反复修改，在社论中加上了不少重要论断，他冷静地写道：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的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社论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的一段论述，他说：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平安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一文，文章中写道： “因为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9月12日，毛泽东在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上批示道：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中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还公布了毛泽东9月12日的批示。 9月中旬，中共中央刘少奇专案工作小组在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方面，已经搜集到了一些重要材料，主要有以下3个： 第一个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杨剑雄反省》材料。杨剑雄是在解放后被关押期间写出了这份反省。后来经刘少奇同意，把他枪毙了。 杨剑雄交代说：1925年12月16日，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回到长沙接儿子，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自批准将刘少奇“斩决”。刘少奇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立即邀约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和刘少奇的同乡、反动军阀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关于杨剑雄被枪毙一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说的：“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第二个材料是1927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后来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刘少奇安置在武汉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的董锄平所亲笔写的一份供词。他在供词中写道： “刘少奇大约系1926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1927年1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往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少奇这个工贼，强迫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 第三个材料是1927年担任刘少奇秘书的成柱周写了一份供词，全文是： “刘少奇在1927年6月27日前做好了解除工人纠察队的准备：6月20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副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6月26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草拟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事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6月27日就搞好了，6月29日缴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6月29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刘少奇在缴枪后的言行：6月29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讨论上述材料的会议上，总负责人周恩来说： “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正当江青和专案组成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查阅时，有关人员拿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原所长孟用潜的亲笔供词。这份供词就成为专案组搜集到的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的第4个重要材料。 孟用潜即孟坚，原来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他在“1967年12月28日”以前被群众揪出以后，写下了这份供词。 江青看过孟用潜的供词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只见孟用潜在供词中写道： “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3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区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对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1930年3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4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周恩来在看这份供词时，特别注意到孟用潜是在“1967年12月28日”写的，就是在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前写的，而不是专案组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他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在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来还是不放心，他又问道： “还有其它旁证材料吗？” 专案小组工作人员马上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还有在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周恩来看过之后，气愤地说： “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 江青说： “这里还有刘少奇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东北军阀张学良的旨意，1930年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成12条，用‘哈工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以煽动反动工潮，攻击社会主义苏联的罪证材料。” 周恩来说： “一并上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把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活动的有关当事人写的供词，整理成16开74页的材料，定名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准备提交给党中央、毛泽东和林彪等主要领导人。 9月16日，江青在这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上写了一个批语，她写道： “我愤怒！我愤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阶级敌人。” 9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 毛泽东在审改这篇社论的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他还删掉了这样一些话：“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他又在初稿上批示道：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9月19日，周恩来将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9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报告上批示道： “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拟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他将其中的第11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划去了，并且旁批道： “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下旬，毛泽东请周恩来安排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据毛远新回忆说：辽宁当时是全国主要的工业省，中央给了300个名额。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由我带队。代表团到京后，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毛主席要请一部分工人代表住到中南海来。周总理还说，他已经安排辽宁来的100名工人代表住到警卫部队一中队了，还有20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我随后来到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一中队，工人代表围住我诉说他们的激动心情。一个煤矿工人代表说，自己挖了一辈子煤，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压迫，新社会毛主席让我们当了国家主人，还请我们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一个鞍钢的工人代表说，我13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感到无上光荣。还有工人代表说住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 当晚，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些情况。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不打断，也不插话。等我把话说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我说：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 “还有吗？”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 “还有吗？”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摇摇头。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 “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 “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表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 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我感到委屈，辩解说： “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他指着我的鼻子，严厉地说：“而你，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了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主席接着说：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也包括我，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 “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 “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 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 “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 他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他说：“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说道： “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主席接着说： “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9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的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9月16日批示的刘少奇的材料后，写信给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语，他写道： “向出色的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9月30日，李宗仁应邀出席了国庆宴会。 1968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军民和各地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巴卢库对毛泽东说：你们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说： “工人阶级在各个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巴卢库问道： “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 毛泽东说： “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 他还说： “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写道：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报道的名单接着是“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其次写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一次，江青在中央领导人中的排序又从第9位进到了第6位。 据纪登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毛主席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识的树立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威信。特别是自决定打倒刘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国全党奠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她周围团结了一批类似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识的为他们最后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地位在扫平障碍。” 10月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 10月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在这些坏人手里。” 关于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 “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还说：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10年到20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 前边已经说过，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在庆安县柳河创办的一个农场。此时，柳河五七干校已经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还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9月30日对柳河经验的批示，毛泽东写道：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中还写道：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此后，“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参加干校的不仅有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有革命委员会中的新老干部，还有大、中、小学的教员和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还把他的小女儿李讷也送到了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五七干校用特殊的学校形式，使社会主义时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制度化。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牛棚”。 10月间，毛泽东接到章含之和另一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的来信，反映外语学院的混乱情况。毛泽东立即派北京市委领导到外语学院了解情况。他还批示说： “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出席会议的133人中，有原中央委员40人和递补上来的10名中央委员，共计50名，超过了法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的半数。另有9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其他参加会议的74人是：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 此前，康生为了提出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人员的名单，按照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汇总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江青见那些被打倒的还有那些靠边站的八届中央委员，一共有57人，就建议说： “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 康生说： “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煞得了？当初，刘少奇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党内嘛，再加上蜕化变质的一些人，现在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所以，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 江青说： “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合法的程序召开。是不是让一些犯错误的人也参加全会呢？” 江青的意见得到了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支持。于是，他们一起向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了汇报。毛泽东看过名单，听了他们的建议，说道： “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看不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这就叫做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我早就和外国同志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党内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人，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基层，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好办法。” 林彪说： “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 周恩来也说： “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讲深讲透，做好犯错误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让他们深刻认识错误，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这次全会开好。” 就这样，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员名单。同时还决定，对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不能参加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行处理。 再说周恩来在13日开幕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说： “这次全会的目的，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接着，他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一是讨论确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形势；四是讨论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谈形势。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10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来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张鼎丞——笔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是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我的意见，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而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3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3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这一天，毛泽东还提议，将会议前起草的党章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10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由康生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时，将草案中原来所写的“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一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逢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 编者按中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释说：“吐故”，就是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作为“废料”清出去。“纳新”是把“优秀造反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选拔“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党员”，参加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 编者按中还第一次提出了要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10月31日，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了党章修改草案。 草案中提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提法被八届十二中全会接受了。尔后将提交给党的“九大”讨论通过。 八届十二中全会审议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供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以132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了审查报告和1项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表决中投这1票反对意见的人，就是中央委员陈少敏。 全会还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宣布： “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公报是这样写的： “全会严肃的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败‘二月逆流’和今春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审查报告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呐。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说他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毛泽东除了上边点名要解放的任继愈、周谷城、谈家桢、吴晗、翦伯赞和冯友兰以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上海的苏步青、刘大杰，广州的杨荣国。 毛泽东继续说道： “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那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吧，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林彪曾在全会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 再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说： “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天晚上，周恩来和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江青高兴地说： “真是大快人心，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毛泽东说： “叛徒、内奸、工贼这3顶帽子，对刘少奇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对我们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摆在那里嘛。”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头说：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时了，群众发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刘少奇这是罪有应得，主席不必感到遗憾。” 毛泽东说： “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刘少奇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呢，还是后来变了呢？把刘少奇的问题揭发出来，中央最高层又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这些问题如何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解释？” 江青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很少有顾虑，她说： “刘少奇到现在也不认为这3顶帽子能戴在他头上。在他看来，1925年被捕后释放，托托人，写个保证，认个错，保住了活命，还可以继续革命，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问题，那更好说，当时的党中央就是强调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破坏和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大局。1929年，刘少奇认为不这样办脑袋早就搬家了，吃点小亏占了个大便宜，何乐而不为？” 周恩来说： “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对，刘少奇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满脑子都是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核心还是为‘我’、为自己。” 江青接着说： “叛徒理论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利己利人的事大张旗鼓的抢着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隐秘，不被别人发现就可以了。他们参加革命是如此，当内奸、工贼、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生命的重要，个人价值的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者恰恰相反，他们把集体，把革命事业看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融入革命集体才有价值可言。”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所以，我才强调斗私批修嘛。” 周恩来说： “江青同志可是为专案工作出了大力，没有江青同志，我这个总负责不可能把中央交给的任务完成得这么好。” 毛泽东说： “你不要老是表扬她。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斗争，没有你掌舵，怎么能搞出这么多铁一般的事实？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嘛！” 周恩来说： “经过这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这种魄力和胸襟，才能这样无私无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现在主席又号召‘斗私批修’，这是培养和造就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恩来讲得很好。全国混乱了一阵子，打了两年内战，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经过自上而下的整顿，也可能会整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来。”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到了1968年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以后，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林彪对我说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人心思治，谁也不愿意这么无休无止的折腾了。’我说：‘看毛主席的打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斗批改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呢。’林彪说：‘那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谁也受不了。顶多开完九大，就该结束运动。不然就会犯运动就是一切那样的错误。’” 再说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全文，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向全国各地传达。周谷城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听录音，当他听到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时，心情非常激动。听完录音，两个《文汇报》记者赶到周谷城身边，问他： “怎么样？你听了感到怎么样？” 周谷城颤抖着声音说： “很好，很伟大，很能感动人。” 记者追问： “哪些地方感动人？” 周谷城说： “很诚恳，很能感人。” 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在北大也放了两天。一些师生们说： “毛主席保了翦伯赞！” “翦伯赞快要解放了！” 驻北大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向翦伯赞和他的夫人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说： “毛主席保你了，你要感谢毛主席。” 翦伯赞一家人很快迁回到了燕南园，组织上还派一位姓杜的退休工人给他做保姆。翦伯赞非常感激，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毛泽东看了说： “翦伯赞的信写得很好嘛！” 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将翦伯赞的夫人接到市委大楼，向她讲述了毛泽东有关翦伯赞的讲话精神，要她好好照顾翦伯赞的身体和生活。翦伯赞夫人非常高兴，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大型毛泽东像章，她问丁国钰，自己能不能戴？丁国钰说： “怎么不能戴，完全可以戴。” 翦伯赞夫人当即把毛泽东像章佩带在自己的胸前。 此后一连几天，是翦伯赞夫妇难得高兴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一位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不通过北大工宣队领导，为调查刘少奇的一件事，多次找上了翦伯赞，要翦伯赞交代他所知道的刘少奇的问题。翦伯赞交代不出，他就威逼，拍着桌子说： “你不老实交代，我们给你拿出人证、物证、旁证，你就得去坐牢。” 他还指着外面他坐的车，吓唬翦伯赞说： “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车，就抓你坐牢！你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 翦伯赞急了，举起手张开五指说： “我的手只有这么大，我能掩尽天下耳目吗？” 另一个组员威胁道： “你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翦伯赞冷笑一声，转身对那位负责人说： “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我要实事求是。坐监牢，我不怕。国民党时代我不怕坐监牢，今天，我更不怕坐监牢。我死都不怕，还怕坐监牢吗！” 翦伯赞的精神被接踵而至的解放和威逼击垮了，一天晚上，他交代杜师傅明天晚一点叫他起床，然后，自己热了一锅奶，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的高效安眠药速可眠放进去，夫妇俩一并喝了下去。 人们在翦伯赞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个纸条，一个上面写道：“我实在交代不出来，就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个纸条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极为震惊和气愤，指示一位中央负责人，把专案组的人叫到人民大会堂，狠批了一通。毛泽东责备他们说： “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也批评他们说： “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狱？你们对毛主席不忠！” 后来，那位副组长到北大检讨了两次，又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后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1968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解放以后几十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 11月间，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 据毛远新回忆说：“11月，我病愈出院，在回辽宁前去看主席，主席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我谈了病情，又说了未让我参加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经过，感觉有点丢人。” 他所说的感觉有点丢人的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在国庆活动结束后，辽宁工人代表团回去了，他却因病住进了301医院。在10月13日那一天，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到医院看望他，并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接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二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的人都向毛远新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与他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毛远新不行，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里没有毛远新的名字。曾绍山对工作人员说：“中办通知我去301医院接毛远新同志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查一下。”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过了十来分钟，那人回来说：“经过核对，参会人员名单里确实没有毛远新同志，请回去吧。”毛远新甚是尴尬，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返回了301医院。第二天，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管理员吴连登，带着水果点心来医院看毛远新，说是主席专门派他们来看他的，并转达主席的话，要他静下心来好好治病。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毛远新这才明白，他那一次被当众拒之门外的是党的中央全会。毛远新回忆说： “主席问：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说： ‘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是曾绍山接我的，说中办通知我参加会议，到了会场又不让进门，很多熟人都打了招呼，别人怎么看？’ 主席微微一笑：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 ‘我确实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我继续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会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 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 主席皱了一下眉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什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 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主席问： ‘还有吗？’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我嘟囔着。主席又问了一遍： ‘说完了？还有吗？’ ‘这是故意要我当众出丑，下不来台嘛。’ 主席说：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嘛。’ ‘没了。’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主席依旧不动声色，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熄灭了烟头，说道： ‘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毛泽东为什么要勾掉毛远新的名字呢？原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员，均为中国共产党“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毛泽东认为侄子还不够格。后来在1969年，毛泽东再一次勾掉了毛远新的辽宁省九大代表的名字。1973年毛远新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并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毛泽东在审查代表名单时，还要勾掉他的名字，周恩来坚持说：他是辽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要带辽宁代表团参加十大，不能再勾掉了。毛泽东后来是这样对毛远新说的：“我让了半步，同意你当十大代表，但不能当中央委员。” 这正是：立党为公真伟人，炼就子侄铁汉身。后来非毛造谣者，竟污领袖是唯亲。 再说毛远新听了伯父的解释，在回忆中说： “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说： ‘那……那我什么意见也没了。’ 主席说： ‘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 ‘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主席接着说： ‘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 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主席说： ‘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 主席边说边把右手向上一挥。我说： ‘我记住了。’ 主席接着说： ‘我估计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护士长代表我去医院看你了嘛。’ ‘当时我只顾憋气了，没想过你派护士长去看我的用意。’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的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 主席说： ‘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传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了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 主席摇了摇头，说： ‘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得对，认真地说： ‘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 ‘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3遍呢。’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说：‘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5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 ‘那你制止了吗?’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 ‘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说：‘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 ‘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 ‘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林副主席呀。’ 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 ‘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 ‘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 ‘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 ‘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 他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我对杨迪说： ‘放心，我会处理的。’ 我继续按原定的提纲讲下去。最后，我说： ‘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 ‘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再说11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过去我们打了22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22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3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11月17日，胡志明委派范文同来华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接待了范文同，就越南和美国于5月31日在巴黎开始的和平谈判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约翰逊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100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他是留了一手的。他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他也不穷追，所以那是他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他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他是知道的，但他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 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题目是：《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中写道：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 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来说，对工人运动来说，对学生运动来说，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来说，再有5年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参加这次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 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湖北省委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4个字： “此件照办。” 196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 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 《经验报告》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该厂原党委副书记李某，“过去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运动中把他当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他虽然是旧市委派来的干部，但与黑线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的问题。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1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在上面特意加上了两段重要文字，他写道：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的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这个通知后来在12月26日向全国各地发出。 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对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要求进行了报道。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原来，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主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会宁县城镇居民的行动，使毛泽东异常兴奋。因为他早就在思考着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城镇里的中学生在复课闹革命以后，一部分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只能在家里吃闲饭。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苏修叛徒集团还企图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如果城镇知识青年也像会宁县城的居民一样，到农村安家落户，不正是一个安排、锻炼和保护他们的最好途径吗？于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毅然做出了这个既能保护一代青年避免战争牺牲、又能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还可以改造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带有战略性的战略大部署。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写道：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时候，中共中央也一再号召城镇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还专门为此题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的指示和这个题词，鼓舞、激励了一大批有志知识青年。共青团中央又进行了“组织城市青年下乡的试验”。这年10月，一支有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接着，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开了上山下乡的先河。到60年代，这一运动继续发展，涌现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他们奔赴农村、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说12月22日当晚，北京四中的学生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 此后，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率先闯路，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后共有1800万青年参加了这一运动。这一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了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还进行了知青国营、集体农庄试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形成了20世纪最为壮阔的青年革命浪潮。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部署？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将他那青年时期的独特的社会活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的特殊形式的再现，也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红卫兵大串联那种活动的又一种形式的延续，还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野外生存训练。可是，有不少人却把它与所谓的“牛棚”等同看待，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与那些人相反，一位旅美的知识青年却是这样评价他的那番经历的：“我以前认为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耽误了自己学习专业的最好时间，现在却有了现代化新认识。”“我很是庆幸自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有机会走出象牙塔，溶入底层老百姓，经历了不平静和不同。我在内蒙古草原插队7年，7年的插队生活，给了我坚韧、乐观、向上、潇洒的性格。草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美好的回忆。”“我这7年的插队经历，在美国成为可以大卖大吹的资本，甚为周围众人羡慕赞叹。”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