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 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 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 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 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 话说1974年2月25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来华访问，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 这一天，周恩来、王洪文陪同布迈丁，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将在西沙永乐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回南越。 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文章中说：晋剧《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招魂”，是“文艺黑线回潮”。 1974年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递交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 3月24日，周恩来将外交部的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审批。 是日晚，江青找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谈话，提出了反对邓小平为团长的意见。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在座的有周恩来、王洪文。 此前，周恩来陪同再次访华的老朋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一起观看了现代京剧《平原作战》。 3月26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对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事“保留意见”。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1974年4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 4月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和英萨利，柬方在座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中方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 毛泽东问乔森潘和英萨利： “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 在座的人都笑了。乔森潘连忙回答： “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西哈努克似有难言之隐，他说： “主席阁下是指将来。” 英萨利忙解释说： “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 毛泽东说： “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 他又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和宾努说： “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倒他们。” 毛泽东要乔森潘与英萨利明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的，不要吞吞吐吐。而西哈努克和宾努则是代表另一个党。他说： “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 西哈努克说： “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 接着，他又无奈地说： “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 毛泽东赞许道： “这样好嘛。” “谢谢主席”，西哈努克说：“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他们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他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泽东说： “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英萨利说： “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历在体会。” 毛泽东说： “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10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分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与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 他还向西哈努克建议说： “我还是劝你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我总是希望你进步。你们两位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 西哈努克说自己“是亲柬埔寨的”，毛泽东高兴地说： “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4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他和邓小平的联名报告及联大讲话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好，赞同。” 4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人谈话，提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尔后又说到了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说： “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 4月6日，周恩来等人与数千名群众在机场隆重欢送中国代表团。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飞抵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就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向全世界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拥向前去和邓小平热情握手。邓小平的发言，扩大了毛泽东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4月1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方式，发出通知说：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4月18日，傅作义在医院病危。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在罗青长的陪同下，到北京医院去探望傅作义。傅作义在昏迷中听说周恩来抱病来看望他，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了眼睛。周恩来俯下身，握住他那苍白无力的手，在他耳畔深情地说： “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 此时，傅作义已经不能说话，听到这真挚的话语，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第二天，傅作义在医院与世长辞。 在傅作义追悼会上，毛泽东送了花圈，以示悼念。 1974年春，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但他有着极大的毅力，不让工作人员为他请医生查病。他开始让工作人员为他读文件、读书、读报，按照他的意见，在一些文件上代为画圈或签署意见。 1974年5月7日上午，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赛达.桑格尔。会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现在的世界形势。” 5月11日晚，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布托。在座的有周恩来、王洪文。 5月18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 5月25日晨，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第一次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王海容。 希思在1970年出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为发展中英关系做了很多工作。1972年，他坚持和中国改善关系，使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下野后他仍致力于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工作。 希思一见毛泽东就问候道：“早上好！”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好！” 希思说：“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泽东说：“谢谢！欢迎。” 希思立刻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宾主落座后，希思兴奋地谈起他刚下飞机时的感受，他说：“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泽东问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回答说：“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泽东说：“我看还是要有。” 周恩来就说：“走的时候加。” 兼任记录的王海容问毛泽东：“不怕得罪威尔逊啊？” “不怕！”毛泽东说罢又转向希思，说：“我是投你的票的。” 希思高兴得笑起来，不住点头。他拿出一张达尔文的照片送给毛泽东。这张照片上有达尔文本人的签名和达尔文写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照片，同我的其它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希思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达尔文首次出版的《人类原始及选择》一书，这本书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 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嗯！”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毛泽东如此熟悉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而同攻击达尔文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让希思十分惊讶。他和毛泽东谈起了中苏关系，他说：“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有经济困难，农业困难，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毛泽东说：“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则说：“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法国的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说：“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毛泽东说：“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思说：“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泽东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希思问：“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毛泽东说：“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因为1954年阿登纳（联邦德国总理——笔者注）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你见过阿登纳吗？” 希思说：“见过，我见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休假时，我和他谈了一整天。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泽东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 希思说：“它在非洲很不成功。” 毛泽东说：“丢了埃及。” 希思说：“在阿拉伯世界中，它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说：“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 希思说：“我想在你们这里，毫无影响。” 毛泽东说：“有些影响，林彪就是它的人呢。” 希思说：“我能否再问主席一个问题？中美关系今年将如何发展？自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泽东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希思说：“如果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在18个月以前就会劝他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但是他那时没有问我。” 毛泽东说：“他也有缺点呢！” 希思说：“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说：“我的缺点更大呢！8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说：“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泽东说：“还没答复呢！” 希思说：“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7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泽东说：“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说：“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泽东说：“好，很好。你们的艾登（1955年继丘吉尔为首相，在1956-1957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屈服于美国艾森豪威尔的压力而撤兵——笔者注）现在还在吗？” 希思说：“在，他很好，现在七十六七岁了。他至今仍对外交事务、国际问题极有兴趣。” 毛泽东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亏。” 希思说：“是的，吃了大亏。” 毛泽东说：“美国人拆台。美国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它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希思说：“是的，这是美国当时遏制世界其它地区的意图的一部分。现在它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那么怕共产主义干什么呢？我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思说：“我完全同意。” 毛泽东说：“美国人骂了我们20多年。” 希思说：“美国人和你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现在他们害怕你们的心理减少了，也就更爱你们了。” 毛泽东说：“怕得要死！基辛格第1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1次很紧张，第2次也还有点紧张，第3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希思说：“我们欧洲对此很高兴。主席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泽东说：“对。” 希思说：“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 毛泽东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希思说：“没有理由要怕欧洲。” 毛泽东说：“过去怕呢！” 希思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毛泽东说：“没有冤仇。过去不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八国联军。” 周恩来插话说：“还有俄国、日本、美国，8个国家代表12国，那是1900年。” 毛泽东说：“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他回头问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回答说：“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年。” 希思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交接。” 毛泽东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 他指着坐在不远处的王洪文和邓小平又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这次会谈，毛泽东给希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希思在回忆录中说：“当我1974年5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 5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拉扎克在会谈中说，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来西亚共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拉扎克说： “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动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 毛泽东回答说： “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 拉扎克说： “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 “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和他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至于你们各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你们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5月30日上午7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里会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毛泽东把谈话转入正题，他问李政道： “请告诉我，对称Symmetry何以那么重要？” 李政道看着毛泽东那炯炯的目光和好奇的眼神，认真解释道： “根据韦伯氏大辞典，对称指‘平衡的各个部分’，或者指平衡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形式美。这与中文对称的涵义是相同的。对称基本上是一个静态概念。” 毛泽东认真思索着李政道的解释，然后他从哲学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李政道后来在他的文章中追述了毛泽东此时的看法：“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社会变化是以革命（变化）为基础的，它是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毛泽东坚信他的思想在自然界也同样适用，而对称在物理学上占据着异乎寻常的位置，毛泽东因此而表示不解。” 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后，宾主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李政道深感自己的言辞乏力，难以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他的目光落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茶几上，见上面放着一叠纸和几支铅笔，灵机一动，立时拿起纸笔给毛泽东做了一个简单演示。 “主席请看。”李政道说着，把一枝铅笔放到纸上，用手指朝毛泽东的方向弹去，铅笔滚向了毛泽东那一边；随即他又向自己的方向弹了一下，铅笔又滚向自己一侧。他解释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 毛泽东一直面带微笑饶有兴趣的看着李政道的演示，他点了点头，又问道： “仅以对称原理为基础，真的能够表达宇宙法则吗？” 李政道解释了广义相对论的结论，他告诉毛泽东，这是爱因斯坦用平衡原理为必要条件，以对称为基础创立的。他还说，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毛泽东很欣赏李政道的这个试验和他的观点，他笑着说： “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 接下来，毛泽东和李政道还谈到了粒子与反粒子的对称性，以及它们由此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毛泽东感慨地说： “非常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自然科学了。” 他又回忆起他年轻时读过的自然科学书籍，说生物学家J.亚瑟.托马斯的著作他读得入了迷。毛泽东还说： “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 他们的话题从自然界的科学研究转入了人类社会。李政道趁机向毛泽东谈起了教育问题，强调教育、创造性和社会昌盛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对李政道的见解十分感兴趣，眯起双眼，认真听着，并表示赞同。他最后谈起了世界形势，他说： “我的看法就是世界大乱，山雨欲来啊！” 5月31日，李政道登上了返回美国的旅程，正当他准备上飞机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赶来了，说是代表毛泽东来为他送行的，并呈上了毛泽东赠送给他的一份礼物。李政道打开一看，竟是一套1922年版的J.亚瑟.托马斯的原著《科学概论》。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谈后，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6月间，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了。他原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了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6月下旬，江青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调查研究，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她在天津视察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她在信中还写道： “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6月24日，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信，批示道：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的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7月17日，毛泽东准备到南方去休养，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他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说：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4人小宗派呢！” 因为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常年住在钓鱼台，在钓鱼台办公，所以江青解释说： “现在登奎同志也搬进来了。”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你要搞多数人的工作。你那里要当心，不要搞成小集团。” 毛泽东说罢，又朝众人说： “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 最后，毛泽东又对大家说： “我看她的问题并不大。但是要注意，不要小题大做。”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18日，毛泽东抵达南下的第一站——湖北武汉，下榻于武昌东湖宾馆。此后他在这里住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7月下旬，毛泽东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人解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就解放了吕正操，宣布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委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看望从山西省侯马回到北京的杨成武。汪东兴告诉杨成武： “毛主席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周恩来见到吕正操，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对杨成武说： “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4次，毛主席才答应。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3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1974年8月1日，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招待会。叶剑英致祝酒词。罗瑞卿、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很久没有露面的一批人，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 前边已经说过，罗瑞卿在1966年3月18日从3层楼的平台跳下去，所幸他大难不死，只是摔断了一条腿，安了一个假肢。罗瑞卿被解放出来后，有一次到医院去看病，要司机把车开到天安门广场。当他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时，叫司机停住车，要下车给毛泽东像敬礼。但因腿有伤残，不能站立，随行人员劝他不要下车，他只好同意了。于是，他让司机开着车缓缓的从天安门前驶过。罗瑞卿默默的举起右手，深情的向毛泽东画像敬礼，一直到看不见毛泽东像了，他才把手放下来，泪花还在眼中闪动。后来，罗瑞卿在毛泽东逝世后，悲痛万分，在北京参加了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他拄着拐杖，用一条腿站了一个多小时。罗瑞卿很想写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表达自己的缅怀之情。几经酝酿，开始撰写《回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近四十年我直接接触到的若干片段》，遗憾的是，他只写了一个开头，就于1978年8月3日病逝了。 再说宴会结束后，周恩来把杨成武留下，他们在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说： 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 杨成武的眼圈湿润了，他说： “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摆摆手，说： “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于毛主席。” 二人来到北京厅落座后，周恩来沉痛地说： “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这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有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迎接尼克松、基辛格，没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 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 “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 他还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8月间，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检查，他的双眼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尤其以右眼为重，左眼稍轻。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 在此前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只能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一直由张玉凤给他读文件、信件和书报，生活也由张玉凤照料。 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医生给他服用药物，配合以滴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一情况，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只有负责领导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周恩来情急之下，派人将自己用的一副褐色塑料框眼镜，送到东湖宾馆给毛泽东戴，他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送来的眼镜，很是感动，他戴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此后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时间里，毛泽东默默的承受着右眼几乎失明的痛苦，他从不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以沉闷的表情，相反，在与人接触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来解除别人的担忧、紧张和顾虑。 中央负责人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组织有关人员录制了毛泽东喜欢的陈亮、张元干、岳飞、张孝祥、辛弃疾的11首古诗词唱片，让毛泽东能够以耳代目，满足他学习与思考的需要。毛泽东非常喜欢听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了很多遍。他特别爱听岳飞第27代孙、上海昆剧团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杨春霞演唱的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向邓小平问起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 “今年能开吗？” 邓小平说： “主要是人事问题。” 9月9日晚，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将军和夫人。陪同会见的是李先念。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对李先念说： “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连在一块儿，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 李先念没有任何反应。 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说： “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9月17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接待。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将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来信批给王洪文，他写道：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毛泽东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面、没有见报的宋任穷、伍修权、欧阳钦、林铁、胡乔木、孔原、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薛明、范瑾等人。 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2000多人的名单，毛泽东又想起了萧华、侯宝林等人，他说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中。毛泽东还问起国民党元老、曾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商震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 另外，因为周恩来住院治病，毛泽东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中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这一天，周恩来在医院里审阅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他又加上了“起义将领4夫人”：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另外还有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笔者注）。 9月30日晚，中外来宾4500多人来到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了隆重庆祝建国25周年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席致祝酒词。 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报道了国庆招待会的盛况。 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 “10月3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 10月4日下午，王洪文接到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张玉凤在电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亲笔记录了这样一句话： “主席说：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安排。毛泽东在考虑谁是最佳人选？是否要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此时的第一副总理有着双重重要含义：一则现在总理病重，第一副总理要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二则四届人大必须要解决能够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问题，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成为总理。 10月6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在座的有邓小平。 10月11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月12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前往湖南。 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经过300多公里的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很疲惫，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的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湖南省委负责人华国锋握手，他说： “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毛泽东在乘车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他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着秋色依然的山麓，毛泽东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毛泽东入住在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楼。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他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茂盛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自此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休养了114天。 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华国锋虽然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可他还兼任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10月15日清晨，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见窗外天色已明，就放下手中批阅的文稿，起身踱出门外，朝6号楼外的土坪上走去。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很快跟了上来。张玉凤问道： “主席，你要到哪里去？” 毛泽东信口回答： “到橘子洲看看。” 张玉凤知道去橘子洲路程甚远，她连忙让人去叫醒警卫人员陈长江，告诉他毛泽东要去橘子洲；又让人去通知服务人员，赶紧准备好车子，做好准备。 毛泽东一行乘轿车从接待处出发，经过小吴门、五一广场、湘江大桥，驶往橘子洲。 一路上，毛泽东不时透过窗帘观看市容。轿车驶近湘江大桥时，陪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曾彩谋，用一种得意的语调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我们现在修了湘江大桥，城里的交通方便多了。” 毛泽东瞧了瞧她，又看了看前方大桥的身影，满意的点了点头。曾彩谋继续介绍说： “湘江大桥是1971年开始修建的，只1年就竣工了。” 毛泽东笑了笑，表示赞许。 轿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了下来。此时，云层低垂，江波涌动。前边下车的人，立时感受到了些许袭人的凉意。毛泽东挪动着身子，想下车看看。工作人员劝他说： “主席，风太大了，您会着凉的。”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下车。工作人员撩开窗帘，让他坐在车上向四周察看。毛泽东神情庄重的察看着十分熟悉而又眷恋着的景物，久久凝视着它们，一声不响。就这样，他默默的看了一会儿，无可奈何的又乘车照原路返回了住地。 此后，毛泽东每天早、晚总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沿门前的草坪散步，习惯的吸着烟边走边聊天。他有时是一边走，一边沉思；当思绪集中时，便要停着脚步，一言不发的静静的想事情。这时，工作人员就不再说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 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例会。此时，周恩来正在住院治疗，没有出席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政治局内部围绕着“风庆轮事件”，发生了一场风波。 原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风庆轮在1974年5月4日由上海港启程远航。交通部为了加强领导，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到船上工作，由李国堂任政委，顾广文任政治干事。李国堂、顾广文在风庆轮航行途中与船员们谈话，对“样板戏”等问题颇有微词，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人提出要李国堂、顾广文批判在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问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于是，双方就在买船还是自力更生造船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主张造船的一方说，中国的造船业已有一二十年制造万吨货轮的历史了，早在50年代，就已经制造出了万吨级货轮。风庆轮就是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李国堂、顾广文一方则说，中国的造船业落后，造这艘风庆轮号，就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他们的根据是：周恩来在1964年曾作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还在1970年指示说，发展远洋运输事业的立足点要放在国内造船业上，但当国内造船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时，可以适当的买进一些船舶，以掌握远洋运输事业的主动权。 9月30日，“风庆”号远洋轮完成任务，胜利到达上海。 姚文元为了不使对风庆轮胜利返航的宣传淹没在国庆宣传中，便有意将这一宣传活动安排在国庆节之后进行。此时，有关人员将李国堂、顾广文的言论向领导作了汇报。于是，李国堂、顾广文2人就被扣在上海，进行批判。 10月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还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发表了许多欢呼赞扬的文章；并分别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一些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2日，姚文元将整理出来的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批交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10月13日，江青在审阅《国内动态》清样时，看到了《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文章中说风庆轮远航过程中，交通部派去的领导人说，制造风庆轮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她马上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行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 “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康生、姚文元也都在信上批道：“完全同意。” 这就是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论风波的起因。在这天晚上的例会快要结束时，江青提出讨论风庆轮事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应该对交通部少数人的“洋奴哲学”给予批判。江青看邓小平还没有发言，就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问邓小平说： “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小平本来就瞧不起江青这些人，他见江青这样问，依然没有搭理她。江青立时火了，追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也火了，他回敬道：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 说着站起身来，又说道：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拂袖离开了会场。张春桥说： “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政治局会议至此不欢而散。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回到钓鱼台17号楼，商量如何对付邓小平。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告邓小平的状。因为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要在10月20日去长沙会见毛泽东，中国方面出面接待他的正是邓小平，邓小平当然要陪哈特林一起去见毛泽东。江青认为，与其被动，不如让王洪文抢在邓小平之前飞往长沙。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它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附江青同志的3份材料。” 10月18日上午9时，王洪文飞往长沙。 下午2时，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王洪文汇报说： “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事件，江青同志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王洪文接着把风庆轮事件和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他还说： “总理现在病重，住在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从王洪文的信中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现在又听了王洪文的汇报，便说道：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一定要按主席的指示办。傍晚时分，王洪文又回到了北京。 10月18日晚，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江青通知王海容、唐闻生也来参加。江青是想利用她们陪哈特林去长沙的机会，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她交代王海容、唐闻生这样汇报： “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江青同志发生了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着谈工作为名，搞串联。”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感觉事关重大，就先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昨晚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周恩来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了。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党内发生的新矛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