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卫合流 随着内阁学士刘健、谢迁在正德元年十月致仕，以及刘、谢的支持者在正德元年年底被清洗，刘瑾完全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可是，权威并不等同于权力。要获得与权威相匹配的权力，还需要得到武宗的授权。 刘瑾很快就做到了。他的策略并不高明，却很有效：他每日都挖空心思琢磨新鲜玩意儿，或者带武宗去好玩的地方，待武宗玩得入迷时，又捧出一大堆各司奏章请武宗批示，年轻的皇帝当然会觉得扫兴：“我要你有什么用？一再拿这样的事来烦朕！”（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于是，刘瑾不再打扰武宗，事无大小，都自己做决定，然后传旨施行，其中有很多事都瞒着武宗。从正德二年（1507年）正月开始，刘瑾已全窃大柄。[44](part0013_split_008.html#5SC-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刘瑾用事、厂卫合流的结果是，官民备受荼毒。 对官员们来说，忠于职守非但可能无功，甚至可能有过。监察御史王时中就是因为在巡按直隶、隆庆等处期间罢免了很多贪污腐败的守备太监，触犯了刘瑾等人的利益，成为东厂太监丘聚“附瑾立威”的牺牲品。正德二年二月，丘聚以王时中“酷刻太甚”为由，将其关入镇抚司监狱严加审讯，最后甚至给他套上沉重的枷锁，将他械铐在都察院门口达一个月之久。后来，王时中的妻子向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宇（王时中的上司，同时亦是刘瑾的心腹）哭诉，刘宇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刘瑾求了情。最终，王时中谪戍辽东铁岭卫。[45](part0013_split_008.html#5SF-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同月，江西清军监察御史王良臣因上疏为戴铣等人求情，也被打入镇抚司监狱。刘瑾弹劾他与戴铣党比相护，结果王良臣被廷杖三十，革职削籍。[46](part0013_split_008.html#5SI-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演的一幕更为荒诞。这日早朝结束后，朝臣来到金水桥南，跪听鸿胪寺宣读谕旨。谕旨将王岳、范亨、徐智等人定性为奸臣，谓其窃弄威福，颠倒是非，并斥责内阁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茞、艾洪、吕翀等53人，与王、范、徐3人私相授受，结党营私，伤残善类，变乱黑白，扇动浮言，行为不正。但谕旨十分“宽大地”豁免了诸臣的罪行，但警告他们以后不要重蹈覆辙，以免自取其辱。据说，这道谕旨实由刘瑾的亲信起草，但也有传言说是阁臣焦芳所写。[47](part0013_split_008.html#5SL-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立威行动的后果是，即便是内阁首辅李东阳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委曲求全。史载，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即金水桥南羞辱群臣的次月，刘瑾再次矫诏，命内阁起草敕令，授予镇守太监干预刑名政事的权限。根据旧制，类似敕令的颁布必先由六部奏准，再送内阁起草。但李东阳等人对这项旨令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刘瑾在北京朝阳门外修建玄真观后，李东阳甚至亲自撰写碑文，称颂刘瑾的美德。[48](part0013_split_008.html#5SO-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他甚至还用“刚明正直，为国除弊”八字称赞刘瑾，被很多有识之士鄙视。李东阳似乎也没有反对刘瑾的“白本制度”。这项制度指的是京外镇守、巡抚以下官员奏事要遵循的程序：他们必须先将奏本写在红本（红揭帖）上，呈给刘瑾过目，得到认可之后，再写在白本（白揭帖）上，下发通政司。[49](part0013_split_008.html#5SR-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然后再经正常的程序，由通政司呈给文书房。这项制度使国政大权全由刘瑾把持，使得内外廷臣只知有刘瑾，不知有朝廷。 不过，包括《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在内的大部分史籍同时也认为，李东阳的虚与委蛇，并非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禄位。《明史纪事本末》提到很多有关李东阳营救忠臣义士的例子。例如，东厂辑事官校以违例乘轿为由，将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逮捕入狱，经李东阳营救，二人保住了性命，只是谪戍而已。又如，都御史杨一清与刘瑾不睦，刘瑾寻了个“筑边糜费”（意即在修筑长城一事上花了过多的银子）的借口，将他打入诏狱，也是多亏李东阳的帮助，才被释放。又如，前兵部尚书刘大夏被刘宇、焦芳指控“激变土官”（意即刺激土著首领叛变），被打入锦衣卫监狱，经李东阳与王鏊等人解救，最终免死，只是发配甘肃卫。《明史》一言以蔽之：“凡刘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 既然连内阁首辅都不敢正面撄其锋，刘瑾自然更加嚣张，凡是忤逆其意者，都是他打击报复的对象，即便对方已经致仕也不放过。 早前提议诛杀刘瑾的户部尚书韩文虽已罢职回乡，但刘瑾恨心未已，以户部广东司遗失簿籍为借口，遣派厂卫官校将他械至京城，打入锦衣卫监狱，几个月后才有条件地将他释放。据说，刘瑾知道韩文为官清廉，家无余财，特意用“罚米法”来为难他，罚他大米千石，并命其输送至大同，以充军粮。经过数次“罚米”之后，韩文的家业荡然无存。 除了韩文，因“罚米”而受困的大臣，还包括致仕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曹来旬等数十人。为了上交“罚米”，这些大臣被搞得倾家荡产，有的甚至要借高利贷，以致家破人亡，缙绅闻之骚然。[50](part0013_split_008.html#5SU-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不过，刘瑾虽然可恶，却并非如《明史纪事本末》及《明通鉴》所载，是“罚米法”的发明者。早在宣德元年（1426年），因苏杭诸郡、海宁诸卫军饷不继，大理寺卿熊槩就提出了“出赃罚米”的建议，以解决军饷问题，宣宗批准了他的建议。[51](part0013_split_008.html#5T1-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大明律》也有规定，五品以上的文官，以及大大小小的土官，犯下笞杖之罪的，有俸禄者，照罪罚俸；无俸禄者，罚米。[52](part0013_split_008.html#5T4-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相较于官员们，普通百姓更是动辄被辑事官校鱼肉。《国榷》记载了一则事例：江西南康县本有端午举行龙舟竞渡的习俗，可是，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时，南康人吴登显等人却因“擅造龙舟”而被西厂辑事官校抄家。作者谈迁评论，自那以后，民间只要看到鲜衣怒马、操着一口京腔的人，言行举止都会变得小心翼翼，地方官吏向这些人偷偷行贿，地痞无赖则冒充这些人诈骗钱财。总之，善良的人们都活在沉重的氛围里，似乎不能自由呼吸。[53](part0013_split_008.html#5T7-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