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妖书案 陈矩籍贯安肃（今河北徐水），为人平恕，识大体，颇有贤名。明史上著名的“妖书案”，就是他经办的。 这起案件发生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二日。阁臣朱赓在家门外拾到一册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该书借“郑福成”之口表达观点。“郑福成”并非真有其人，而是暗指郑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立为太子。《续忧危竑议》的大意是，神宗虽然在两年前的十月已经将恭妃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未来的明光宗）立为太子，但这并非神宗本意，而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一定不会就此确定太子人选。神宗之所以让朱赓进入内阁，是因为“赓”“更”同音，暗示自己有了易储的心意。由于此书极其诡妄，时人谓之“妖书”。[28](part0015_split_006.html#7B8-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妖书案”的实质是立储之争，然而牵涉其中的，不仅有神宗的两位妃子及皇子，还包括楚恭王朱英㷿（明太祖第六子楚昭王朱桢世系）的儿子朱华奎，宗人朱华趆，及内阁首辅沈一贯，阁臣沈鲤、朱赓，礼部侍郎郭正域，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王之祯，锦衣卫都指挥使周嘉庆等人。这些人属于不同的派系，互相倾轧不已。 阁臣之间的矛盾主要与楚王的继承人问题有关。隆庆五年（1571年），楚恭王去世，朱华奎继任楚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宗人朱华趆揭发朱华奎并非楚恭王之子，神宗诏令有司彻查。首辅沈一贯支持朱华奎，次辅沈鲤及其门生郭正域则支持朱华趆。双方各执己见，互不妥协。 神宗听闻“妖书案”后震怒不已，敕令东厂、锦衣卫及五城总捕衙门严行访缉，务在得获。在这个过程中，政敌之间互相打击。缉校则唯恐天下不乱，于是捕风捉影，大案频发，株连甚众。 首辅沈一贯欲陷害沈鲤、郭正域；锦衣卫左都督王之祯（他大概在万历二十三年前后接替许茂橓执掌锦衣卫事）等人则因为素来与周嘉庆不睦，便指控后者是“妖书案”的案犯；在东厂任事的锦衣卫百户蒋臣捕获疑犯京师无赖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扬捕获疑犯僧人达观、医者沈令誉等；锦衣卫同知胡化则称，妖书是某官阮明卿的手笔；其后，厂卫又捕获疑犯毛尚文等。这些“涉案人员”都不简单：例如周嘉庆的舅舅是吏部尚书李戴；沈令誉与郭正域过从甚密；僧人达观则经常游走贵人之门，与郭正域有仇；毛尚文则是郭正域的家仆……再加上案情复杂，于是久久无法结案。 最终，为了顾全大局，陈矩不得不将京师无赖皦生光定罪。据说，皦生光曾以包继志为名，伪造诗词，勒索富商包继志，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语。陈矩的想法是，即便皦生光与“妖书案”无关，但前罪已当死；再者，若这起案件迟迟找不到主犯，圣上必定非常愤怒，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到牵连。于是，为了保全沈鲤、郭正域、周嘉庆等人，他不得不牺牲皦生光。[29](part0015_split_006.html#7BB-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据说，陈矩提督东厂期间，平反了许多冤狱。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去世，神宗赐祠额曰“清忠”。在他之后担任东厂太监的是李竣与卢受。 用《明史》的话说，东厂在万历中后期的表现不算恶劣，原因在于，自冯保、张诚等人相继获罪之后，东厂官员深感畏惧，行为有所收敛，不敢像以前那么放肆。另一方面，神宗对东厂势大也颇为不安，故职位有缺时也不做补充。到了万历中后期，“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30](part0015_split_006.html#7BE-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