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锦衣卫：降酋安置所 在人事制度方面，正统年间的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变化。 前文已经提到，在洪武以及永乐年间，归降的外族（主要是北方部族）首领一般会被安置在锦衣卫带俸任职，只是有的担任虚职，有的担任实职，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洪武时期，他们被安置在南京锦衣卫。在永乐时期建都北京之后，他们被安置在行在锦衣卫，即北京锦衣卫，因为这样能够更有利、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降明的蒙古首领沙哈巴子、火者阿力二人，即被安置在北京居住，在锦衣卫带俸任职，职务分别是试百户以及试所镇抚，皆为虚职。[42](part0008_split_011.html#368-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正统二年（1437年）三月，来自土鲁番的南忽力等人也被安置在北京锦衣卫任职。[43](part0008_split_011.html#36B-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不过，至迟从正统九年（1444年）九月开始，这种安置制度有了改变。正是在这个月，前来归降的蒙古头目孛罗失里，以及他的兄弟乃颜台完卜林等七人，则被安置在南京居住，分别被授予南京锦衣卫千户等职务。[44](part0008_split_011.html#36E-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从此以后，将降酋安置在南京锦衣卫似乎成为制度。例如，正统十年（1445年）八月，降明的沙州卫鞑靼哈密里火者等人授职南京锦衣卫带俸；正统十一年九月，降明的撒马儿罕回回亦林的阿卜答里，被安置在南京锦衣卫；[45](part0008_split_011.html#36H-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正统十二年十一月，降明的鞑靼阿儿脱台（他原本是也先的手下）被任命为南京锦衣卫带俸所镇抚；[46](part0008_split_011.html#36K-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正统十三年正月，降明的朵颜卫火儿赤台等人，以及卜剌答儿并伯都等人，都被安置在南京锦衣卫支俸；[47](part0008_split_011.html#36N-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降明的回回百户卜儿罕丁，也被安置在南京锦衣卫带俸；[48](part0008_split_011.html#36Q-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景泰四年（1453年）八月，降明的答失苦咄（脱脱不花可汗的部下）被授予南京锦衣卫带俸所镇抚的职务。[49](part0008_split_011.html#36T-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被安置在南京锦衣卫的降酋，同时会被赐予银两、衣服、牛羊、食米、房屋、床榻、器皿等财物。 这种变化可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归降的少数民族头领被安置在南京，而不是北京，是因为朝廷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贸然将他们安置在北京，有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事实上，降而复叛、出卖情报的鞑靼头领不在少数。将他们安置在南京，可以考验他们的忠诚度。如果通过考验，又有军事外交上的需要，他们便有机会受到重用。 顺带交代一下锦衣卫建制上的变化。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包括锦衣卫在内，北京与南京的文武衙门的印信，重新改回永乐十九年（1421年）的定制：北京诸衙门印信上的“行在”二字终于抹掉了，南京诸衙门的印信则增铸“南京”二字。[50](part0008_split_011.html#370-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 不过，包括诏书在内的政府公文以及史籍，仍然在北京文武诸衙门的名称前冠以“行在”二字。 此外，锦衣卫官员可以使用的皂隶的数量，在正统末年也有了新的规定。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兵部奉旨重新拟定官员合用皂隶数。以文职官员为例，一品、二品可用皂隶12人，三品可用10人，四品可用6人，五品、六品可用4人，七品至九品可用2人。包括五府管事都督、锦衣卫管事指挥、镇抚司管事镇抚在内的武职官员，比照文职官员的规定。而事务比较繁忙的锦衣卫直堂等官，则继续遵照旧例执行，即锦衣卫直堂可用皂隶20人，镇抚司直厅可用五人，看监可用32人，经历司直厅可用4人。 英宗之所以重新规定官员可用皂隶数的标准，是因为听闻不少官员私佥皂隶，逼迫他们为自己谋取私利，有些官员有皂隶六七十人，有的甚至有二三百人，希望通过重定标准，澄清吏治。[51](part0008_split_011.html#373-ac909a2fa25443949eb3f0694aef70d7)